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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无穷阐释的可能
死亡：无穷阐释的可能
郑晓江
第一，人类对死亡问题的思索与解决生存问题的努力共始终。
自从人脱离动物界之后，在自觉到“生”的同时，便一定意识到了“死”：无数动物的死、自己同类的死，以及草木的盛衰、山河大地的毁坏崩塌等等。所以，人类学的研究证明，原始人有关死亡的崇拜、祭祀、禁忌等的活动是相当频繁和复杂的，丝毫不亚于有关生存方面的活动。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尤其是科技和医疗技术的发达完善，人类越来越自觉到“死”，越来越希望改变“死”，甚至征服“死”，虽然这种努力终会失败，但在这一过程中，人类相当程度地延长了寿命，改善了健康状况，从而从“死神”手中夺取了一块又一块地盘。这些可说是人类“死亡”意识存在及愈异强烈的坚实基础。可以预料：人类生存一日，死亡意识就将伴随一天。实际上，“生”与“死”互为定义，无“生”虽无“死”，但无“死”也一定没有“生”。人类要提纯生命质量，获得较高的生活水平，就一定要在“生”时常常去思“死”、探“死”，求解死亡之谜。进一步探究，古今中外人们对死亡问题的探究有不同的侧重点和社会文化背景。人类文化中最早最系统地考虑死亡问题的是宗教，从某种意义上说，“死”是许多宗教派别得以建立和发展的前提。因为人类感到最无能为力的事大概莫过于“死”了，“死”透显出“黑洞”般的静默、那种恐怖和狰狞，使人情不自禁地涌现出透心的“凉”和深入骨髓的恐惧，尤其是盘旋于人们大脑中那挥之不去的焦虑。于是，佛陀由“死”坚定了出家创教的决心；基督徒由耶稣之死来升发对“天堂”、永生的信念，等等。除宗教之外，古希腊哲学，西方近现代哲学，存在主义等，以及中国传统哲学，都有着丰富的对死亡问题的阐释，以至于有一句流传甚广的话：“哲学就是学习死亡”。
为什么“死”成为宗教与哲学特别关心的问题呢？因为长期以来，人们认为“死”是无法经验的事物，古希腊大哲伊壁鸠鲁说：“当我们存在时，死亡不存在；死亡存在时，我们已不存在了。”由于“死”的无法体验、无法重复、无法用语言来精确地描述，故而对“死”的认识难以上升为建立在客观存在事实基础之上、且能在实验室重复再现和用语言、逻辑精确表述的科学，因此，“死”成为了宗教和哲学共同热切探讨的课题。宗教用非理性剖析“死”，哲学用理性求索“死”的本质，它们虽然不能提供有关“死”的实在的科学化知识，却能给人以卓越的死亡智慧。历史上许许多多的英雄豪杰、志士仁人，以及宗教信徒，或视死如归，或赴火蹈刃，死不旋踵，或以坦然、安详、无憾的心境迎接死亡的降临，这种死亡的行为恰恰源于某种宗教性或哲学的死亡智慧。
到了近代，尤其是现当代，人类已不满足仅仅对“死”作神秘的宗教及玄远的哲学的解释，而心理学的勃兴和医学治疗技术的突飞猛进又给满足人类这种愿望提供了可能和手段。由此，濒死经验与临终关怀的探讨遂崛起于西方发达国家。
“濒死经验”研究的勃兴实质上与医学科学及技术的进步有关。人类最早判定“死”是以呼吸停止为标准。在中国古代的丧葬仪式中，首先要用新絮放在死者的口和鼻上，新絮的纤维是否摇动成为判断死亡的依据，所以，“死”在中国又叫“断气”。但是，古今中外的传说和书籍中，大量记载了“死者复活”的故事。实际上，根本就不是“死者复活”，而是以“断气”、甚至心脏停止跳动判的“死者”中有许多是“活”者。因此，到了１９６８年，美国哈佛医学院特别委员会的报告正式把死亡定义为“不可转的昏迷或脑死”，包括４点判定标准：没有感受性和反应性；没有运动和呼吸；没有反射；脑电图平直。同年，世界卫生组织的国际医学科学委员会把死亡定义为：“对环境失去一切反应，完全没有反射和肌肉张力；停止自发呼吸；动脉压陡降和脑电图平直。”目前，这种定义正普遍被医学界和社会所接受。
死亡定义的不断更改，以及被视为“死者”而又复活的事实告诉人们：首先，无数的“活者”曾在历史上被作为“死者”处理掉；其次，脑死亡的定义肯定不是人类对死亡所下的最后结论，随着科学的发达，死亡肯定会有新的意义，换句话说，现在被认定为“死者”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活人”。因此，在发达国家，许多死者被冷冻起来，他们希望科学发达之后能够让他们死而复活。可见“生”与“死”的界限实际上是模糊的，人们对无声无息、心脏停止跳动者和脑电波平直者重新又分析是应该的和必要的，它开辟了人类认识死亡的崭新途径，是心理学科的重大发展。
临终关怀的研究，主要起因于这样一种思考：人生不仅仅是生命体在时空中的延续，也不仅仅是人对物质的获取和消费，还是一种人“生”之日起便迈向“死”的生命过程；人类既要追求优生和优活，还必须获得优死。由此产生了临终关怀的心理医学的治疗术。它要解决的问题是：面对“死亡”，人类最先产生的心理反应是恐惧和焦虑，如何使将死者摆脱这些心理病态，对“死”保持乐观顺应的态度，这是“临终关怀”所要解决的头号问题。其次，“死亡”降临时，死者的亲属和好友要承受生理与心理上的巨大痛苦，有时甚至酿成悲愤过度而自杀的悲剧，因此，如何对他们进行心理上的正确引导，使之顺利接受死亡的事实，重新勇敢地生活下去，就成为临终关怀所要解决的另一重大问题。再次，临终关怀还担负着对社会大众进行死亡教育的任务，通过出版有关死亡的教科书，开设有关死亡的课程，帮助人们认识死亡现象，树立正确的对待死亡的态度。当代许多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严重的自杀问题。由于就业、经济状况、离异等等原因，高自杀率成为西方社会普遍现象。据美国心理学家估算，每１０万人口一年中自杀的人数约有１０－３０人。因此，帮助人们建立正确的生死观，减少自杀率也成为临终关怀的重要任务。１９８２年，日本上智大学戴根教授发起成立了“生与死思考协会”，每月举行一次聚会，帮助那些丧亲者倾吐悲痛、互相安慰、分担痛苦，起到了积极的劝导效果。许多人正是在该会的帮助下，从丧亲的巨大打击中恢复过来，重新过上了正常的生活。
与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在死亡问题上特别关注“濒死经验”与“临终关怀”不同，今日中国在死亡问题上突显的是“安乐死”。这导源于二个原因：一是传统文化的制约。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强烈的血缘宗法性，尊尊、尊长、尊死是基本的人伦规范，因此，采取某种医疗手段结束长辈（尽管是患了绝症，痛苦不堪）的生命，不要说实际上这样做，就是有一点这样的想法也是罪过，为社会文化传统所不允许。在中国，有关社会伦理方面的事件常常会成为公众关心的焦点，于是，“安乐死”问题引起普通百姓极大兴趣就是势所必然的。此外，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之类的观念也阻碍着现代医学人体器官移植的正常开展。二是科学飞速发展造成的困惑。据医学资料说明，本世纪中叶以来，医疗技术在抢救呼吸骤停等方面有了惊人的发展，许多心脏停止跳动，呼吸停止数十小时的病人亦可在现代科技的帮助下“起死回生”，但其中为数不少的人从此只能靠耗费巨大的人工器械维持心跳，成了所谓“植物人”。此外，还有无数的绝症病患者和重症者，医学还无能为力。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尤其是有如此巨大的人口压力的国度，解决这些矛盾不能不成为一个十分尴尬的大问题。张爱平认为：“９０年代将是生命科学大发展的年代，提供一种值得追求的文化思想和价值目标是必要的。倡导人们珍惜生命而正视死亡，直面生亦能直面死，‘恬于生而静于死’，把死亡当作一种自然宁息来承受，建构起合理的心理适应机制。对于参透了生死之道的人，丧钟永远不会为他而呜。”顾海兵先生则指出：“在我们的整个科学及教育的体系中，只有生的教育，而没有死的教育；只有优生学而没有优死学；只有计划生育而不‘计划’死亡；只有人生观而没有人死观；只有生的崇高而没有死的光荣。试想，如果没有死亡，人口数量无限制增长，地球资源被吃光用尽，人类还能生存发展吗？因此，死亡的不可避免是人类延续的必要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讲，死亡是伟大的。”
问题提得相当尖锐，也发人深思。在一个有着悠久重生传统的国家，面对一个缺乏死亡的悲剧精神的民族，倡导“安乐死”、“人体器官移植”，开展诸如“濒死经验”、“临终关怀”的研究，不可避免地会有许多曲折和困难，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民众逐渐具备了必要的知识素养和心理结构，已经热切地关注死亡的各种问题，死亡教育和临终关怀亦步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里。进展也许是点滴而缓慢的，但历史的车轮永不会止息。有着深厚文化传统的中国将一定会创造出可贡献给人类的死亡学知识及死亡的操作技术。
当代西方人和东方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对死亡问题表示出如此的兴趣，其最深层的原因则在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在生活水平大幅度上升的基础上，进一步渴望改善“死”的状况。换句话说，这是由“生”的变化导致的改变“死”的企盼。具体包括以下几方面：提高医疗水平，控制非正常死亡，尤其是降低自杀率；提高人们的健康状况，推迟死神的降临；对濒死者进行心理治疗，使其坦然地面对“死”和接受“死”；对死者的亲属进行精神安抚，以期减轻和消解巨大的心理悲痛；对全民进行死亡教育，使人们拥有关于死亡的各种知识等等。这些努力的实质都在于提高人类生命的质量。
现代人正日益意识到，“生”“死”是密不可分的，是人类生命的两极，改善了“死”的状况、解决了“死”的诸种问题，也即意味着人“生”质量的提高，人生幸福的更多获取。于是，欧美学术界已经形成了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死亡学”（thanatolgy）。它以死亡为研究对象，包括死亡的方式、死亡的时间、死亡的善后等问题。还涉及诸如死亡与医学诊治、死亡与伦理、死亡与道德、死亡与法律、死亡与经济、死亡与宗教等等。近年来，“死亡学”在我国也日渐受到人们的重视，可以预见，死亡学的探讨和发展，将极大地促进人类解析“死亡”的现象，改善人类自身的死亡状态，提高人类生命的质量，促进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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