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前，津巴布韦曾被誉为撒哈拉以南余粮最多的国家，“非洲农业发展的样板”。（注：来源《非洲社会主义新论》，教育科学出版社，1994，P406。）然而， 同样一片土地，在2000年采取激进土改之后，却再也无法让全体国民果腹。
在穆加贝担任津巴布韦总统期间，就发生了著名的“津巴布韦2008年大饥荒”。曾任中国驻津巴布韦特命全权大使的袁南生，发表过一篇文章，讲述了他所亲历的这场饥荒。
关于饥荒的严重程度，文章这样写道：
(津巴布韦的)穆本盖圭外长开门见山地对我说：西方国家的制裁，加上旱灾，导致津巴布韦饥荒越来越严重，350万人缺粮（笔者注：该国总人口约1600万），每天都在饿死人，请求中国政府提供紧急粮食援助。我回复：立即向中国政府报告。 “对津巴布韦的饥荒，使馆不仅早就掌握了不少情况，而且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南非政府向津巴布韦政府捐送了15万个裹尸袋，用来安葬饿死的饥民。当时，粮食和其他食品奇缺，有钱也买不到，不仅大米、面粉、玉米等主食买不到，肉类、蔬菜、鸡蛋、牛奶断供，连油、盐、醋等所有调味品在市场上都见不到，这给驻津巴布韦外交使团，包括中国驻津巴布韦大使馆，解决吃饭问题和举行外交招待会等，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当时，津巴布韦成了全世界恶性通货膨胀最严重的国家。我亲眼目睹了津巴布韦通胀的过程。仅仅几个月时间，津元如同滚雪球一样，从一周一贬到一日一贬，从一日一贬到一日数贬，津巴布韦储备银行发行的纸币面额，则由100元、1000元、10000元迅速发展到1亿元、10亿元、100亿元、1000亿元。到2008年7月时，通胀率竟写下天文数字：百分之二点三一亿。2009年1月，发行100万亿津元大钞，创下货币史上的一项世界纪录。我在津巴布韦期间，从１美元兑换3万津元一路飙升到了250万亿津元！由于通货膨胀太快，买一个面包有时需要几十上百万津元，面值几十上百的钞票，要装一竹篮才能把一个面包买下来。越到后来，人们越不愿意接受津元，在这种情况下，各种形式的以货易货便卷土重来，以致有人甚至连搭车都拎着两只活鸡充当车费；
再次，是粮食危机与安全危机交织。公开抢劫甚至抢劫杀人的案件层出不穷，中资企业、华人华侨商店成为被抢劫的主要对象之一。湖南省派出的驻津巴布韦医疗队驻地被抢，湖南省卫生厅派出的前往津巴布韦慰问医疗队的出访团组也接着被抢。不少人不顾保护野生动物的法令，为了度过饥荒，公然猎杀大象、犀牛、狮子等保护动物；
最后，是粮食危机与霍乱、瘟疫等交织。饿殍遍野导致霍乱和瘟疫流行，不仅津巴布韦老百姓谈此色变，即使是外交官员对此也忐忑不安。 “……饥荒开始后，使馆将部分花园和草地改为菜地。花工是当地雇员，由种花改为既种花，又种菜。(…)使馆将养孔雀的地方改为鸡舍，自己养鸡，多的时候养了90多只鸡。(…)”
“津巴布韦本来是农业大国，为什么会发生史无前例的饥荒呢？津巴布韦独立后，是一个黑人掌握政权，白人控制经济命脉的国家。如果黑人对白人农场主的政策失当，津巴布韦农业经济就会遭到严重破坏；如果维持原状，广大黑人就不能实现‘耕者有其田’。
面对土地控制在白人手上的情况，广大黑人越来越强烈地要求土地改革。2000年3月，津巴布韦老战士强行占领1200个白人农场，并发生多起流血冲突，津巴布韦土地问题成为国际焦点问题。4月，议会授权政府无偿没收白人农场（笔者注：有材料称公投并未通过）。
不仅如此，穆加贝总统还废除了宪法中关于白人拥有20个固定议会席位的规定，剥夺了他们的政治特权。同年5月，穆加贝签署宪法修正案，允许政府在无须给予赔偿的情况下，征收白人农场主的土地，分给无地的黑人农民。这些做法招致了英国等西方国家的不满，它们不仅减少或停止对津巴布韦的投资和援助，而且还对津巴布韦实施经济制裁，先后有三四百家西方公司从津巴布韦撤走。激进的土地改革造成了农业衰退，并直接危及人民正常生活。政府无偿没收土地的做法，挫伤了白人农场主的生产积极性，迫使大批白人农场主纷纷出走或撤资。
无地黑人农民在得到土地后，不仅缺乏资金和生产资料，也缺乏生产技术和经营农场的能力。由于经营不善，全国农产品产量大幅度下降，导致整个国民经济开始急剧下滑。粮食短缺成为恶性通货膨胀的诱因，恶性通货膨胀反过来又使各行各业，特别是农业形势不断恶化，由此形成恶性循环。”（袁南生，《巧妙应对津巴布韦饥荒》，《湘潮》2017年第04期。）
这段表述，对饥荒的成因做了政策罗列。下面再简单回顾一下这些政策出台的权力逻辑：从1980年就开始执政津巴布韦的穆加贝，为何要在2000年启动暴力土改？在独立时，穆加贝接管了白人政体创立的一系列汲取性经济制度。这其中包括许多对价格和国际贸易的管制、对国有工业和强制性农业市场委员会的规定。国家就业率迅速提高，ZANU-PF（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的支持者也有了工作。对经济的严格管制很适合ZANU-PF的精英阶层，因为这样一来，那些有可能会挑战精英阶层政治垄断的独立的非洲商人阶级就难以出现。当然，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使得白人成为了主要的商业阶级。在这段时期，白人经济的主要力量，特别是高生产力的农业出口部门，并未被触动。但是，穆加贝（在政治上）失利之后，情况就不是这样子了。 “管制和市场干预的模式渐渐地不可持续了。1991年，经历了一次严重的财政危机后，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支持下，津巴布韦开始进行制度变迁。不断恶化的经济绩效最终导致了对ZANU-PF的强烈的政治反对：民主变革运动(MDC)爆发了。1995年的议会选举毫无悬念，ZANU-PF赢得了81%的选票和120个席位中的118个，有55个议会成员以全票当选。次年的总统选举甚至展现出了更多的肆无忌惮和欺诈行为。穆加贝获得了93%的选票，但是他的两个竞选对手埃布尔·穆佐雷瓦( Abel Muzorewa)和恩达班宁基·西托莱(Nda-baningi Sithole)在投票前就退出了候选，他们控告政府的高压政治和舞弊行为。“为应对其政治控制的垮台，穆加贝发动了对白人土地所有者的全面攻击。从2000年开始，他鼓励和支持了大量的土地占领和征用。这些征用和占领活动通常由退伍军入团体领导，据说，这些团体由以前参加过独立战争的军人组成。许多被征用的土地给了这些团体，但是也有许多被征用的土地流向了ZANU-PF精英们。
穆加贝和ZANU-PF造成的产权不安全导致了农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力的崩溃。随着经济的崩溃，现行政府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大量印刷货币以获取民众的支持，这就导致了严重的高通货膨胀。（…）津巴布韦元从流通中消失了，成了毫无价值的废纸。”（德隆·阿西莫格鲁、詹姆斯·A.罗宾逊《国家为什么会失败》）
据《华盛顿时报》的报道，2001年，津巴布韦财政部长曾公开承认存在“隐约的危机”，希望寻求援助。
同年10月，穆加贝宣布津巴布韦放弃市场经济制度，回归计划经济，“那些生意做累的人可以卷起铺盖滚蛋了”。政府对玉米、面包、黄油……等商品实施价格管制，勒令其降价，结果，“三天之后，面包、食用油和人造黄油在这个国家就绝迹了”。政府的应对之策是加大管制的力度，农民的应对之策是放弃种植那些被严格价格管制的农作物（那会削减他们的获利、甚至使他们无法获利），据《纽约时报》2001年7月18日的一篇报道：“（津巴布韦的）官员们说，一些农民已经开始转向种植大豆和辣椒了，玉米的价格被控制得太厉害，更多的农民会放弃种玉米，所以，明年短缺的情况会更严重。”政府操控舆论，将责任归咎于外部力量的“阴谋破坏”的同时，津巴布韦的农民们正悄悄将自己生产的粮食卖给黑市或者国外的经纪人，而不是津巴布韦国家粮食市场委员会。（乔治·B.N.阿耶提《解放后的非洲：非洲未来发展的蓝图》）
诺奖得主阿马蒂亚森通过研究发现：贫困和饥荒，只可能发生在实行封闭和管制的国家或地区，自由市场国家是不可能发生饥荒的。从一个农业高度发达的国家，短短数年内沦为只能依靠外部援助勉强度日的国家，津巴布韦的历史不仅是阿马蒂亚森研究的素材，也成了他的思想的反面教材。结论是简单而清晰的，然而，津巴布韦的灾难，绝不是第一个，很有可能也不是最后一个。未来是走向自由富足，还是开启灾难之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阿马蒂亚森等思想家的态度。在西方，阿马蒂亚森无人不知，他曾被《时代周刊》评为世界最具影响力的100人；他被誉为"东方的亚当·斯密"、"经济学界的特蕾莎修女"。他的思想，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地方走向自由和富足的源泉：阿马蒂亚森指出："扩展自由既是发展的首要目的，又是发展的主要手段"，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评价发展的最高标准；阿马蒂亚森拓展了经济学的边界：他以自由为原点，将经济学与伦理学融合，自由的边界在哪里，他的思想就延伸到哪里，正义、民主、医疗、教育、性别歧视等话题，都被引入经济学的视野；阿马蒂亚森说：作为经济学家，我关心人类自由和所有可行能力的发展。为了远离贫困和饥荒，拥抱自由与正义，我们力荐阿马蒂亚森的作品。包括《正义的理念》《以自由看待发展》《身份与暴力》等五部，识别下图二维码，可一键集齐，共享这位思想者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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