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有礼：日本的托克维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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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钦佩美国政府的分权化框架，也欣赏这一结构襄助下勃勃生长的公民社会。阶层僵化现象这一旧世界社会分层特征的减弱，也让他赞赏有加。但他知道，平等主义的冲动，如果走向极端，就会播下毁灭的种子。用他的话来讲：
托克维尔的洞察力是如此深邃——今天如果有人想要了解19世纪30年代美国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美国的民主》就是必读之作。
更鲜为人知的是另一位作家，他在35年后（19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内战后重建时期）研究了美国。他来自半个地球之外的日本，名叫森有礼。他的书出版于1871年。以一个独特的外国视角，他从对美国的敏锐洞察中，和托克维尔产生了共鸣。该书名为《美国的生活和资源》（Life and Resources in America），应该得到比以往更多的关注和赞誉。
本文探讨森有礼及其思想和他对美国的观察。我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美国的生活和资源》中的原文，特别是由阿拉巴马大学伯明翰分校著名历史学家范·桑特（John E.Van Sant）编辑、注释和介绍的2004版。这是了解此人及其时代的一个极好起点。
我将引用并向感兴趣的读者强烈推荐的其他资料有。阿利斯泰尔·斯维尔（Alistair Swale）不可或缺的《森有礼政治思想：明治保守主义研究》（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Mori Arinori:A Study of Meiji Conservatism）、唐纳德·基恩（Donald Keene）详尽的《日本天皇：明治和他的世界，1852-1912》（Emperor of Japan:Meiji and His World,1852-1912），以及伊万·帕克·霍尔（Ivan Parker Hall）的宏大传记《森有礼》。
日本简史
出于可理解的原因，美国人是欧洲中心论的民族。他们大多数人的祖先，都可以追溯到欧洲各国。对于邻近的拉丁美洲，我们的兴趣在上升，部分原因是移民，尽管在理解世界上这部分地区的历史和文化方面，我们仍有令人遗憾的不足。我们对远东的一般知识还要更加有限，类似于我怀疑日本人对非洲的理解一样。因此，可能有必要介绍一下背景知识。
随便问一个美国人，他对20世纪前的日本了解多少，你听到的可能不会比这更多：日本曾自闭于墙内，直到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马修·佩里（Commodore Matthew Perry）率领一支舰队出现，迫使这个国家开放门户。他的使命就是：让日本人接受本国与世界的外交和贸易关系。这确实带来了日本近代史的开端，但往往是以对日本不利的“不平等条约”为标志。
黑船来袭
这是对日本历史上一个关键事件基本准确但大为简化的解释。当佩里敲开日本大门时，日本政府已经奄奄一息。这个被称为江户幕府的军事政权，自1603年以来，一直在内部实行僵化的阶级制度、封建经济和彻底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幕府甚至禁止传播基督教。佩里远征之后，幕府仅仅又存活了15年，由于日本人怨恨其刻板政令以及对恢复天皇作用的普遍愿望，幕府灭亡被加速了。
江户幕府被推翻，最后一任幕府将军被赶了下台（任职仅一年之后），日本迎来了1868年明治维新。这一创举使14岁的睦仁登上大位，史称明治（一个意味着“开明统治”的术语）天皇。睦仁在位直到1912年去世。事实表明，在日本迄至当时的122位天皇当中，他的任期或许是最具影响力的。这个国家从封建的孤立状态，转变成大体上和世界接轨的市场经济，在国内也更加宽容。
年轻的森有礼是这些深刻发展中的一个关键领导者。
才华出众
这个富有魅力的人到底是谁？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他短暂的一生都是非凡的。1847年8月，他出生在一个武士（世袭军事贵族）家庭，18岁时进入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学习。在伦敦大学，他学习了海军测量学、物理学和数学，并首次接触到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和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价值观。这两种观念，对他的后半生影响很大。他在明治维新的感召下回到日本，急切地想把他在英国学到的很多东西在本国推广。
在伦敦期间，他参观了一所盲人学校，这所学校由一家民间的基督教组织运营。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因此赞扬基督教在这个宗教盛行的国家协力创造了“非凡的启蒙”。他还对政教分离原则大加赞赏，表示如果人们不再崇拜沙皇，如果政治和宗教彼此互不相干，俄罗斯将获益匪浅。他坚决捍卫世俗政府和宗教的完全自由。
日剧《津田梅子：印在钞票上的留学生》中的森有礼和津田梅子（日本千元钞票上的女性）
他的传记作者霍尔指出，森有礼“对基督教作为一种文明化的社会力量，以及对履行自身信仰誓言的个体基督徒的个人正直，都怀有深刻的印象”。
森有礼日益重视自由主义和基督教价值观，促使他将矛头指向从中国传入日本的儒家思想。孔子最重要的弟子和解释者孟子，支持自由贸易、低税率和自由放任经济，这也是两千年后森有礼所赞成的。但森有礼对儒家思想中更加浓厚的国治主义色彩持有不同看法。他写道：
“顺从是儒家道德学派的主导特征，是中央权威的最重要杠杆之一。它对社会的恶劣影响，体现在延缓了自力更生这一重要精神的发展，破坏了家庭生活的幸福，培养了卑躬屈膝的念头。”
1867年8月，森有礼从伦敦的游历中抽出时间访问了美国。当时他只有20岁。四年后，他被任命为日本驻美第一任公使，他在这个职位上干了两年。
《森有礼政治思想：对明治保守主义的研究》一书的作者斯维尔透露，24岁的森有礼认为“年轻使自己特别不适合于担任天皇的使者”。在国内政府中，他当然不乏批评者，尽管如此，他还是加强了两国之间的良好关系，同时以其智识深度和与生俱来的好奇心，给美国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无法证实森有礼是否是历史上被任命为一国驻另一国公使最年轻的人，但如果不是，他肯定也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公使之一。他此后的简历，也同样令人印象深刻。
驻中国公使，1875年。
1875年，创办了日本第一所商学院，也就是今天东京一桥大学的前身。
驻英国公使，1879年至1884年。
1885-89年，日本文部省大臣。
不幸的是，他不可思议的职业生涯在1889年中断了。年仅41岁时，他被暗杀了。
日本的托克维尔？
在森有礼的个人藏书中，有一本托克维尔的《美国的民主》。作为一名如饥似渴的读者，他很可能对这本书从头至尾都很熟悉。他对美国的一些观察，也就当然地，听起来很有托克维尔的味道，比如说这些：
“美国无与伦比的发展和日渐强大的力量，秘密就在于，政府在实际运转中被限制在最狭窄的范围内；它是人民的代理，而非主人。” “一个繁荣、幸福和长盛不衰的共和制政府，只有在生活其治下人民有德行和受过良好教育时，才能得到保障。”
在结束公使任期返日途中，他在英国停留，拜访了当时最重要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斯宾塞是《社会静力学》（Social Statics）和《人与国家的对抗》（The Man Versus the State）的作者，总体支持古典自由主义思想。从两人著作中可以看出，斯宾塞对他年轻的日本朋友影响颇大。
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
斯宾塞谆谆告诫森有礼，不要把人民逼得太急，以免自由主义改革引发反弹。在和这位英国知识分子相处之后不久，森有礼就放弃了他长期以来的呼吁，即废除使用日语而代之以英语。他接受了一个更渐进的改革议程，尽管他回到日本的时间很短。1879年，32岁的森有礼被任命为驻英公使，在那里工作了近5年。
在两任公使间隔的几年，森有礼在日本组建了明六社，成为初任社长。斯韦尔指出，它是“日本启蒙运动中最重要的机构之一”。尽管各成员观点有明显差异，但总体上，明六社在日本文化背景下寻求促进温和的自由主义改革、道德教育和自律、宗教宽容、拒绝迷信和拥抱理性、私有产权，以及对日本和世界各地方的联系持开放态度。
闭关锁国的德川幕府消失了，随着明治维新的到来，这些一度不可思议的观念，在日本生根发芽。森有礼倡导这一新方向，尽管偶尔也会有看似矛盾的国治主义包袱。例如，由于他认为日本人在知识和观念方面远落后于西方，他支持政府在教育领域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他认为，在全面政治改革得以实施和维持之前，某些道德和知识方面的先决条件必须扎下根来，尽管是谁——政府还是私营机构——最有能力完成这一任务，还值得商榷。
背景在这里十分重要。森和明六社伙伴们试图改变的社会，才刚从一种道德、社会、经济和政治黑暗中走出来。例如从传统上说，日本妇女各方面都从属于男子；改革者希望替两性争取更平等的权利和条件，但知道这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在另一领域，即外交政策方面，在森有礼有生之年，日本从封闭社会过渡到了开放社会。改革者知道，一个与全球经济联系的新经济体诞生，将是一个磕磕绊绊的过程，需要民众达成共识，曾经被隔离和保护的企业，现在也必须参与市场竞争，否则就会惨遭淘汰。
用斯维尔的话说，森有礼是“一位改革家，具有激进的，而且在大多数方面呈现自由主义特征的目标”，但他还是主张尊重日本历史和文化的渐进式政策改革。他认为，政治改革应尽可能通过广泛同意来实现，而不是自上而下，突兀地强加。在这方面，他受斯宾塞影响，认为除非首先培育出社会和文化的必要转型，以充作法治的后盾，否则法律和治理的变革，就会走向失败。因此，他同时受到来自两方面的攻击：一方面是对他温和态度感到不耐烦的日本自由派，另一方面是认为他过于激进的守旧分子。
所以，现在你知道了森有礼是什么人，以及他的一些信念。接下来，我们将探讨他在《美国的生活和资源》一书中对美国的看法。但首先请允许我先以这段话来挑起大家的好奇心：
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美国政治给森有礼留下了十分负面的印象，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认为，今天美国的堕落程度会让他甚感遗撼。那个时候，他认为国会主要由“纯粹趋炎附势的政客”组成。他写道：“这类公民已经大大增加（…）可以说，这个国家遭遇的几乎所有麻烦，都是他们打小算盘的自私阴谋造成的。”
大变局
1853年7月，海军准将佩里率美国舰队驶入江户港（现在的东京）时，长达250年历史的日本武家政权的日子已屈指可数了。历史学家范·桑特写道：“日本社会正从内部解体。”
佩里提出了日本向世界开放贸易和外交关系的要求。德川幕府迅速屈服了。此时，幕府的软弱也就暴露在了所有日本人面前。自17世纪初以来，德川幕府以僵化的阶级制度、世袭特权、封建经济和几乎完全与世隔绝的方式来束缚日本。不满的人中有稻农，他们在压榨性的大米税下劳作，收成的一半被征收。对于菲尔莫尔总统那届美国政府在佩里远征中寻求的目标来说，时机再好不过了。
在接受英国《帕尔默尔报》采访时，森有礼提炼了19世纪中期日本正在发生的戏剧性转变：
在幕府被1868年明治维新废除后，森有礼在日本社会的自由化进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森有礼眼中的美国
从一个年轻日本游客的独特视角，美国在南北战争之后的几年里，变得活跃起来。《美国的生活和资源》出版于1871年，读罢不免让人想起法国人托克维尔19世纪30年代对美国更早、更著名的调查——《美国的民主》。
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
尽管森有礼对美国的建国原则深为赞赏，但总体上对于美国的公职人员表示失望。他认为，美国人似乎更关心他们地方和州的政治家质量，而不是那些联邦一级的政治家。
也许一位理想主义者对人类现实感觉失望是不可避免的。森有礼为政府设定了一个高标准，史上没有任何一家政府，能完美地达到这个标准。
既然国家的首要任务是维护正义，从而保护每个人所有合法权利，特别是那些与财产和良心自由有关的权利，那么可以得出结论，每一项立法行为都应该如此构思，以便有效地实现这种结果。
他在19世纪60年代末访问美国，也就是在担任公使之前的几年，使他看到了民主治理的缺点。例如，他注意到：
“当一个年轻人决定过政治生活时，他的头一个愿望是当选州议会议员，然后成为该州州长，从那个职位，他认为自己有资格进入美国参议院（…）一般来说，在这个国家，衡量公职人员的职业生涯，更多的是看他们狡猾或成功地管理选民，而不是他们的能力。”
如果你对这段引文的反应是“历经万变，不离其宗”的话，那么很遗憾，你是正确的。我认为这一事实是保持小政府的一个极好理由，我想森有礼也会同意。他看到了美国政治生活中一股中央集权的暗流和权力追逐不体面的滋长，他认为这“毫无疑问是对共和国的巨大不利因素”。
“它们自然会干扰政府机器的正常工作，是美国人民中长期存在并持续存在下去的激烈政治分歧的主因。更重要的是，它们导致了各式各样的腐败；就在我们写下这几行字的时候，纽约人民正为发现该市和该州国库被盗取了数百万美元而大为震惊，这直接源于谋求官职的弊端。”
森有礼对美国的移民、农民、工匠、企业家和家庭主妇的看法，远比对国家的政治阶层要乐观得多。他写道：“美国无与伦比的增长和日渐强大的力量的秘密，是政府（…）被限制在最狭窄的范围内。”此外，他接着说,
“它是人民的代理而非主人（…）殖民地成功的条件，是移民依靠自身力量和责任，通过自我努力寻求繁荣，如果不受干扰，他肯定会找到这种繁荣。尽管有坎坷、有失落，他还是会走自己的路，最终实现自己的目标。”
森有礼赞许地用几页篇幅，介绍了美国农业社区大量“娱乐和节日”——包括新英格兰“制糖嬉戏”、中西部“玉米剥壳”、大西洋沿岸“烤蛤蜊”、南方“烧烤”，以及全国各地常见的其他活动，如“玩球”、“骑雪橇”、“盖房子”、“射击比赛”，以及正如他所说的，“让参与者失去信誉的斗鸡”。他认为美国私人生活和公民社会非常欢快和健全，并把特别的赞美保留给了某一个节日：
“重中之重的习俗，也是美国人民最普遍认可的习俗，就是庆祝所谓的感恩节（…）在所有享受感恩节的所在，没有一处能比得上一名成功农夫的家。这个节日的主要目的，就是承认万能上帝的仁慈，以繁荣昌盛来给这片土地上的劳动者加冕，这个节日特别令人高兴的地方就在于，所有分散的家庭成员聚集在一个屋檐下。”
卡尔文·柯立芝总统在20世纪20年代说过一句著名的话：“美国的事业就是做生意。”森有礼也会赞成。此外，尽管偶尔有奸诈之徒，但森有礼认为，“商业上的长久成功主要取决于品格。普通美国商人，是值得尊重并得到普遍尊重的人。”此外，
“他一诺千金，为了维护自身信用，不惜做出最大财产牺牲。他心胸宽大，对所有认为正确的事务，都慷慨解囊（…）当遭遇挫折时，他会从头再来，也许会改变他生意的性质，但不会承认自己被困难压倒，通过获得最终的成功，来证明自己的能力。也许在美国人的性格中，没有任何特征比他们的进取精神更引人注目。”
40年前，美国人的乐善好施让托克维尔目瞪口呆。这同样也让森有礼深有感触。特别是商人，他写道：“他们以无休止的活动投身于商业，就是这些人，也通常乐于将其剩余资本用到各种慈善、宗教和教育机构。”
森有礼指出，大量的私人、慈善和通常以信仰为基础的活动，是美国的一大成就:
“如果要介绍医院、孤儿院和寡妇之家以及该国其他慈善机构的情况，将占用更多篇幅，但我们可以说，这些机构数量众多、资金充裕，而且有效运转，毫不逊色于世界上的任何其他机构。在必要时，来自各地区的人，都能找到一处方便的地方，在那里可以得到照顾，无论他们的烦恼是贫穷、事故、疾病还是任何其他不幸的结果。”
英年早逝
森有礼开始担任日本驻美第一任公使，当时他只有24岁。在接下来15年里，直到他去世，他还将担任该国驻华公使、驻英公使以及文部大臣。
上文解释了从1603年到1868年明治维新期间统治日本的旧政权——即德川幕府——的解体情况。它的经济政策，使日本笼罩在封建阴影之下，几乎与世隔绝。在最后几十年里，幕府还故意采取货币贬值政策，一再降低主要货币单位——“小判”的黄金含量，从而破坏了日本社会稳定。幕府最终放弃了黄金，转而采用了以铜为基础的货币体系，以便进一步实现通货膨胀。
“小判”，日本江户时代的金币
幕府垮台后，明治政府就要面对物价暴涨的直接挑战。1871年，《新货币法》获得通过，它引入了日元作为国家交易媒介，并与黄金紧紧捆绑。白银作为辅助货币。顺便说一下，“yen”这个字的意思是“圆”。
据我的朋友、千叶商业大学教授和东京公共部门会计研究所主席吉田靖称，森有礼在向健全货币的过渡中发挥了作用。
明治时代开始时，前政府的过度支出和货币贬值导致了通货膨胀。森有礼成立了商业培训学院，专门培养一批新的商人阶层，以便建立一种无通胀的自由经济。他认为，消费品和服务的生产、复式簿记以及货币和商业的诚信，将比政府的计划更快、更好地实现日本经济的现代化。
今天，历史学家们仍在争论的一个问题，就是森有礼个人在多大程度上接受了基督教。他开始教导和实践一种道德体系。他的一些同胞闻风而来，问他是否成了基督徒。霍尔在他的《森有礼传》中引用了他的典型回答：“我努力活着，让人们认为我是一个基督徒。”这表明他接受了基督教的道德规范，但也许没有信奉基督的神性。从各方面记载看，森有礼一生都具有正直的个人品格，至少深受最虔诚基督徒生活方式的影响。
森有礼出生在封建和孤立的日本。然而，他旅行和学习得越多，就越热衷于我们今天所认定的“古典自由主义”原则——有限政府、法治、私有产权、自由市场和个人主义。他开始推崇私人企业家精神，认为这是进步和创新的引擎。请看他根据自己在美国的经验所做的这一观察：
“在美国的公立学校中，没有一所教导商业的基本原理，因此，民间建立了所谓‘连锁商业学院’。这些私立学院数量不少于40所，从缅因州一直延伸到路易斯安那州。教学课程非常完整，涵盖了商业生活所需的一切。且由于这种联合是在一个主旨下进行，其规则如下：学生在完成一个学校的学习课程后，可以在不增加额外费用的情况下，到连锁的另一所学校继续学习。”
这些美国商学院给森有礼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从美国归来之后，他就创办了日本第一所商学院。今天，这所学院被称为一桥大学。一桥大学被广泛认为是日本学习经济学的最佳场所，也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学之一。他还创立了明六社，日本第一个知识分子社团。明六社是一家非正式“智囊团”，出版评论期刊，以促进“文明和启蒙”。
今天，大多数美国人对19世纪美国教育的一般理解是，直到政府开办义务教育和公立学校之前，美国教育一直是有缺陷的。然而，现实情况恰恰相反才对。在我国第一个世纪，教育令人惊讶地茁壮成长；而在过去百年间，政府对教育的介入，产生了一场全国性教育危机。
森有礼，来自一个历史上教育都由政府垄断的国家，将美国更自由的教育机构视为成功的典范。1860年，森有礼指出：“与美国学问相关联的最显著特色，就是报纸杂志的流通，各阶层人士都在阅读，据估计，仅报纸发行量就达到了10亿份。”1860年美国总人口只有3200万。他表示，美国是一个读书人的国度：
“在美国人中间，阅读书报的习惯几乎是普遍性的，据说要胜过英国或法国。每个家庭，从富有的商人到最贫穷的农民，一般都可以找到他们想要或买得起的藏书。对于那些买不起所有想读书籍的人来说，在各地城镇，都有流通图书馆，只要花一点点钱，就可以当场阅读或借书回家来阅读（…）1860年，全美有27730家图书馆，其中收集了近1400万册图书。”
阿拉巴马大学的历史学家范·桑特解释说，森有礼对美国政府的看法，并不像他对其私营部门的判断那样积极。范·桑特写道：
“他在19世纪的美国看到，‘直接’民主是如何导致一种分赃制度的，在这种制度下，不合格的、不称职和没文化的人，仅仅因为支持赢得选举的候选人，就获得了政府任命，个人自由和权利都是好的，但品行有问题的不合格者，不该管理政府。”
此外，森有礼对政府的律师印象极差。用他的话说：
“美国律师（…）与国家法律的制定和一般政府事务有很大关系。一位有能力的美国评论家说，他们中很少有人是政治经济学、公民政治学和世界历史的研究者。从他们举行的立法讨论和制定的法律中，就可以痛苦地看出这一点。”
森有礼对美国的总体看法可以说和40年前托克维尔一样值得称道。我们年轻的国家，他这样描述道：
“（…）本世纪和全世界的奇迹之一。其疆域之广、资源富足，各民族和平融合，智慧和知识无限传播，还有其人民的自由和世界性格，都使它在各国中享有显赫地位。”
在他最后一次担任公使（1879-84年，驻英国公使）之后，森有礼回到了日本，后来成为明治政府内阁的文部大臣。在那里，他推动了现代教学方法、商业教育和宗教宽容。当政府其他大臣试图在学校推行神道教之流的宗教思想时，森有礼坚决予以反对。范·桑特写道：“他一贯认为，宗教信仰是个人私事，不该受到政府提倡或阻挠。”
1889年2月11日，明治天皇宣布推出《明治宪法》。为“现代日本”揭开序幕，这是一个对日本国家具有巨大意义的公共事件。不幸的是，森有礼没能活着看到这部宪法的诞生。
那天早些时候，当森有礼准备离开去皇宫参加庆典时，一位名叫西野文太郎的年轻人，获准拜见森有礼，就时局发表看法。西野瞅准时机，从和服的袖子里抽出一把利刃，往文部大臣腹部刺了两刀。森有礼血流如注，数小时内辞世。刺客的作案动机，是为了报复他心中森有礼对传统神道教的不敬。
森有礼在41岁时英年早逝的命运嘲弄，也没有被日本人所忘却。一个为了把他的国家从封建阴影中带出来而付出了这么多努力的人，却成了这些阴影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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