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离诺奖还有多远：看日本电影《野火》所想到的
花了两个晚上，把1959年出品的日本黑白宽银幕片《野火》看完了，这部电影说的是太平洋战争期间，莱特岛上的日军散兵游勇，如何在极度困难的生存环境中，越来越丧失人性，并退化为类似野兽的野人的。
影片结尾时，主人公见到他的同伴把长期欺侮自己的长官杀了，并生食其肉，弄得满脸胡须上都是血，这时，主人公再也无法忍受这种人变成野兽的状态，于是向正在烧着山火的当地村民投降，他最后仍然倒在南亚地区山民射向他的仇恨的弹雨中。
意味深长的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这部日本左翼电影却并没有任何宣扬左的意识形态教条的色彩，作者是不露痕迹地表达了日本人对战争的深刻反省。这种批判精神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后的日本电影中已经很少见到了。而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日本的左翼力量还很强有力的。
我难以忘记电影中的主人公那迟钝、多疑却又敏感的眼神，那个由于营养不良而苍白的、长满胡须的面庞，那个因为饥饿而摇摇晃晃的步态，那有气无力的、如同舞姿般的、举手投降的背影，实在令人回味无穷。
不知为什么，我第一次发现黑白宽银幕战争片所具有特殊魅力，也许是它单纯色调更显得朴素无华，因而给人以历史风格的真实感。也许是它把人们注意的视线，从彩色转向电影所记述的生活内容本身，也许是艺术家刻意暗示，那是一个没有色彩的战争时代，也许是想请观众以观察纪录片的感觉，去观赏这部艺术片。当然，尽管有这样一些优点，最大的原因可能还是一九五九年日本还没有普及商业彩色片。
我过去在想，为什么日本已经出了好几个诺贝尔奖文学家，而中国却一个都没有。在我看来，那个叫高行健的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其实可以不怎么算数。他的作品只是仿效欧洲后现代主义的文化膺品，洋人可能出于于对十几亿中国人没有得过奖的遗憾与欠疚，而一定要给中国人一个奖。这种投票的潜意识动机，可能起到相当的作用。再说，译成欧洲文字的中国作品本来就不多，瑞典的评委们又免不了以欧洲人的文化审美观来看作品，于是高先生就有幸成为得奖人了。
其实，至少我周边的国人中，我发现并没有谁为这样一个黑头发黄皮肤的同胞获得诺奖，而感到自豪过。因为他的作品实在太不接地气，确实没有什么中国味。（据报道，这位作家后来曾对记者坦言，他在法国多年，已经不了解中国，也不关心中国，他更关心的是欧洲文化。他也没有看过后来得诺奖的莫言的作品。这些信息有助于我们理解后现代主义对他的影响。作者2019年附言）在我看来，凡是没有本土特色的文学作品，都配不上真正意义上的诺贝尔文学奖。就我个人而言，我实在不太看好中国的后现代主义者，后现代主义充满价值相对主义、虚无主义与个人主义，它对人文价值的解构，当今时代来说，至少是一种舶来的、超前精神消费。
看了《野火》这部电影，我对国人没有得诺奖这个问题似乎略有所悟。其实，总的说来，日本艺术家比中国同行，似乎更能领悟艺术与文学的真谛，而中国的“文以载道”的义理传统，实在太强大了，太深入我们国人的骨髓了。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最讲求高调的“政治正确”的民族，在这样的文化中，人失去了他的复杂性，矛盾性与内在的精神张力，而总是充当为某种大道理的符号，从“饿死事大，失节事小”，到“三民主义，吾党所忠”，到喊着“向前冲啊”，其中的人，都是意识形态化的符号，都是彼时彼地的“大道理”的代码或诠释物，或是大道理的教化宣传插图。而真正的文学就是写人，写活生生的人。写充满性格复杂性与多面性的处于特殊文化中的人，中国艺术家们总做不到这一点。
这又使我想到了国人的雕塑，我常常在想，中国人的雕塑水平在本国所有造型艺术中，其水平也是最低劣的，中国人似乎先天缺乏雕塑艺术细胞。
例如，我在西安秦始皇陵参观兵马俑时，那大门前见到的秦皇塑像，实在是丑陋粗糙之极。又如那个江浙的黄道婆纪念馆前的黄道婆像，它是如此的“高大全”，完全没有个性，几乎可以与“样板戏”相比美，而湘西张家界那里的贺龙铜塑像，连形似都成问题，更不用说是神似了。如果我们把莫斯科郊外的新圣女公墓中那一具具具有人性美的雕像，与中国公墓群中的雕像相比较，可以说是艺术水平上的天壤之别，不要不服气，对比一下就高下立判。
注：这是莫斯科新圣女公墓中苏联英雄卓娅墓前的雕像
看看中国人的雕塑作品，那始终是改变不了的概念化。所有这些都不过就是人们心中的已经固化了的政治概念或文化概念的符号。
为什么中国人雕塑艺术自古以来就如此落后？这是因为，雕塑是所有造型艺术中，最容易体现符号化功能，中国的道统意识形态，最需要通过雕塑来实现宣传教化。
多年前我对中国雕塑艺术就有这个看法，过去在博物馆参观时，我甚至觉得匈奴人的雕塑水平都胜过同时代的汉朝。中国总体的雕塑水平与世界其他民族相比，确实有点汗颜。看看那些佛寺、孔庙、道观与宗祠中的呆板僵化的佛像与神像，就知道这种差距已经由来己久。
看看那些生硬粗糙、充满匠气的塑像，再想想电视里的“手撕鬼子”，你就能心平气和地理解，为什么我们离真正的诺贝尔文学奖还那么遥远。
（《战争影片中的人性与诗意》之四，2006年我的思想日记，2019年7月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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