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卫峰：诗歌口语的虚妄
我较奇怪的是无论是批评还是倡议，将对口语的使用当作一种阵营的划分是否必要和合理？到底有多少诗者在写作伊始，就要考虑是用口语还是用书面语方式，并藉以表明自己的“阵营”的呢？
诗歌口语的虚妄
赵卫峰
【1】
在网络及《星星》看到沈奇关于口语的文章。他说，“跨越世纪的中国当代新诗，以‘民间诗歌’立场的全面确立和‘网络诗歌’的迅猛发展为标志”，我以为这“标志”之说欠妥。表面上，网络载体虽使诗歌创作“空前多元、空前自由、空前活跃”，实是指诗歌写作在遭遇网络这一新传媒后，呈现出与传统的和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相平行的自由化与个人化状态，诸如娱乐性、游戏性和平面化单线行进的倾向即与网络的驱动有关。亦即这种现象主要是传媒所致。
真正对诗歌起到衡量作用的应是与时俱进的公办与民办纸媒。“一团混沌，枝叶纷呈”是跨世纪来中国诗歌的总体状态，网络的出现使其在一大团“混沌”中趋于“中性”，但不是促进了“民间”（即沈文所谓口语诗风）的繁荣。
就世纪之交的诗歌而言，所谓“民间”在随意延伸后在当代传媒的大袋子里早已含糊不清、模棱两可。在此即便不去管这个词的是是非非，某些约定俗成的所谓“民间”印象如今由于民刊与网络的发展，在脱离长期形成的现当代文学体制后，其实已转变成了一种无序和个体写作格局——认识也因此变化了。当然我更相信这一局面的产生原因主要是如今的诗人比之以往更靠近了叫做诗的久违的东西，他们对此也日益有了独立的理性的性认。
联系全文，沈文的推断是清晰的：跨越世纪的中国当代新诗以“民间诗歌”立场的全面确立和“网络诗歌”的迅猛发展为标志，口语化叙事这路诗风不仅有若干优点并能以日常视角取代庙堂立场，亦即“民间诗歌”，“以日常视角取代庙堂立场”便是所谓口语的真正意义。我并不同意此说。近在网络上看到张桃洲先生文章，其转引王晓明相关文章也谈到，更早时期的胡适等提出“口语化”虽然相对幼稚却是出于启蒙需要，带有深厚的精英主义色彩，而80年代中期的口语写作已缺乏这种历史的动机与合理性，主要是对朦胧诗的“反叛”与抵触。
大约推崇者亦看到口语在延续20年后堆积的弊端，这同时也是近年来诸多有识者均认识到的症结。因此他的批评指出并无新意。但我较奇怪的是，无论是批评还是倡议，将对口语的使用当作一种（民间）阵营的划分是否必要和合理？到底有多少诗者在写作伊始，就要考虑是用口语还是用书面语方式，并藉以表明自己的“阵营”的呢？
近年来，“语言特色”作为评判诗歌的一个主要条款渐被评论悬置了！比如近看一些有成绩的诗人、或读到一些佳作时，是否一定要先甄别他们是以书面语还是口语为工具的？又如何能细分他们是“民间的书面语”还是“知识分子的口语”？
在承认口语及叙事的历史作用并举例说明后，沈文指出：“……由韩东们开启，复由伊沙们予以‘中兴’的这一路（口语及叙事）诗风”，“转换话语，落于日常，以口语的爽利取代书面语的陈腐，以叙事的切实取代抒情的矫饰，以日常视角取代庙堂立场，以言说的真实抵达对‘真实’的言说，进而消解文化面具的‘瞒’与‘骗’和精神‘乌托邦’的虚浮造作，建造更真实、更健朗、更鲜活的诗歌精神与生命意识，是‘口语诗’的本质属性。”
——这里我当然知道“口语诗人”队伍不乏优秀，如韩东等江南才子，如巴蜀部分60后诗者，但我感到了“口语”这词的无辜。
【2】
就我粗略的阅读印象，似乎很难界定单纯的叙事或非叙事之诗，一首诗如以单纯的口语方式其实根本不可能，从周伦佑、西川、翟永明等诗作中，是很难严格地区分出是只使用口语还是书面语的。一个优秀的诗人，一定是一个能聪明地打破、或有效地将口语与书面语有机融合的人——诗歌之所以称为语言的艺术也正说明了这点。
诚然，运用口语会使读作双方产生对对象更真实亲切之感，或有消解文化面具的快感及语言带来游乐兴趣，它常以反讽和自嘲语气、色情意味和对典雅句词、典型的有代表性的日常用语的挪用以及对时尚的调侃作为方法。
但这是有时效性的，且是否用口语这种方法，肯定不是沈奇所说的区分“日常与庙堂”的标志。如果与诗无关，口语什么也不是，一旦与诗融通，它既是表达的工具，又是表达本身。它甚至也就是新的书面语。
就诗歌而言，书面语与口语并无优劣之分，如果一首诗存在优劣之分，在内力之外，主要责任应在于表达上的失衡或无力，或说是同等条件下的语言技术差异。
“比起书面语，口语负载着更多新鲜而真切的现实信息量，且因其具有亲和力与普适性而易于流通，便于接通新人类，打通新媒体，是以一旦倡行就会一发而不可收拾，成为近二十年来先锋诗歌与年轻诗人之创作的主要驱动力……”这其中几个观点我觉得也可以商榷——
比如，书面语负载的现实信息其实同样是价值的，否则它也不可能负载所谓“信息”！这里其实还有一个关键的标尺：时间！我们亦常在网络看到诗人们对中国古诗引用和对典故的分解、对古词曲形式的揉捻与仿效而另生艺术效果，我们能说这是口语还是书面语方式呢？
重要的是书面语与口语之间根本就不可能有一个先在和明显的边界线！何况媒体语系（包括影视、报刊、意识形态等复合的社会性时尚、时政话语和一定规则的文学范式语言）随时都会自然调整这种莫须有的分界。
比如“坚挺”在不同使用场合可分别是医疗术语、色情意味专用语，也可出现在经济领域、政府工作报告中……而“唿悠”、“搞笑”等经传播这么用力一载送，现在能说它们是口语还是书面语？
其实，书面语的融化能力或许比口语更强大！其实，当我们在写作所谓口语诗时，也就是将日常语言引入书面语格式，这是一种需要！正如现下聪明的写手也常将书面语、口语和公文或新闻语式运用揉捏在一起，让人芜尔：我服了YOU……
【3】
如果认为“口语”是“近二十年来先锋诗歌与年轻诗人之创作的主要驱动力”，这也值得商榷。口语确实因种种原因而契合现代人尤其是现代青年的语言心理取向，“影响所及，导致大量的追随者簇拥”。
但，与人相较“工具”应该永属被动的一方；而且我们知道，中国诗歌方法的局部变化和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调整，常会被评者引以为新，或冠以先锋民间之名，如果从诗歌外的视角来看，这种变化其实又是某种微不足道的诗歌内部说事而已。
这种类似立场观点的优劣争执往往只产生内部的热闹，并会矫枉过正，如口语诗人在指责“高蹈晦涩”之诗时，可能会忘了后者的参照功劳是重要的。正如我们在对泛滥成灾的口语诗不满意之时，它也就恰好起到了参照物作用。诗歌的进步正是这样才成为可能。不过，就“口语”概念，也要被划分为民间和非民间的，作为诗歌修辞策略的“叙事”也要被分为民间化叙事和书面语的泛学院化叙事的！？这大约不是如今评论的初衷。
我曾说口语概念的引进或“重新被注意”说明我们对原生态语言、对日常性生活状态的反思与重视。口语是方言中的灵动部份，相对于一个方言系统（可将之相对扩大）的全面，口语主要鲜活于局部，润滑于日常生活的缝隙。甚至也可说它本身就是生命、生存和生活的细节。而今关于口语概念争论，实属审美观、价值观的差异，大点说也是文化认同的差异，而相关的人们的分歧却避开了根本，把视线集中于“工具”之上了。
诗歌中的书面语与日常用语，只要和谐相安无事，只要能产生反应即可。而写作者的一个任务则是对语言就像化学家对物质那样不停地做着选择搭配取舍的试验。只要是能成为诗能为诗所用就是可以的。但不是每个诗人都可以。
当年艾青曾提倡过“口语”，亚里士多德亦说过“口语是内心经验的符号，文字是口语的符号”，内心经验当然与具体的生命、生存与生息息相关，世纪之交来诗歌对口语的“衷爱”，体现的更是生命、生活与“自我”在“今天”的重要和真实——其出发点应非为了构造与所谓庙堂对立的某某立场吧？可以这样来推论：内心经验如何更好地表达和传送出来，是口语写作者个人的问题而不是口语自身的问题。亦非是否使用口语的问题。
当口语诗歌在这个时代的通俗文学阵营里终于站稳并随传播恣意延伸，弊病也就接踵而至，比如“口水话”的散漫与色情话语的越发放肆的分泌。也就是，口语在对实际的生活层面的反复亲近使它获得诗意的同时也消解了诗意……这大约是表明口语诗歌一度值得肯定的某种打破、转折、催化作用已完成？
随着叙事手段的兴盛，对口语的争论一直未间断，如今，争论在逐渐显出离题与偏颇的同时，也逐渐显出了某种多此一举，其实，不妨问，现在，你能用什么标准，从一首诗中分辨、挑选出所谓的口语与非口语来？因而严格地说——其实，并没有“口语”这种东西了，当它恰如其分地置身诗中时。有的只是来自评论角度的因各自需要而预设的某种前提。
【4】
世纪之交以来，享受性或通俗性（无贬义）诗歌的一个重要变化，是散文或散文诗化特征的加重，一旦“叙事”口语就得进入，或说不得不依靠口语方式（即对小说、戏剧、散文和散文诗的借鉴）。虽然在初期它增添了内容（信息）的新鲜感并对诗歌样式有一定程度开拓，但由于当代传播（及对物质化生活的认同与依赖）的帮倒忙，它体现出的先进性为时不久便变得停滞，从内容上，诗人与诗歌对现实与现时不再反讽、不再反抗，以响应时代为荣、以顺从时尚为乐，游戏与娱乐性是有了，但文化观念与创新精神却相应落后或不一定同步。
口语及叙事在中国当代诗歌进程中延续已久，以10年为一个阶梯往回看，一个个诗歌波浪的先后覆盖是为必须，那么下个时段会出现什么？
近10年来，中国诗歌四处求助，跟在其他学科、其他艺术门类的后面，甚至更多地紧贴于时尚文化的屁股后面和物质基础的肉体表面……在“借债”！总体看10年来诗歌成绩平平。
就口语而言，如伊沙式的诗歌方式，作为值得记忆的新鲜方式的它竟然在诗界“长生”20余年；即便不用苛求伊沙及当代传媒，在全球化、城市化、信息化等大背景下，一种创作方式的“长存”似也证明新一代诗者创新的无力、读者的被动及拥戴者的愚昧。从这点来看口语的另些作用恐怕更有意思。
（2007年5月于贵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