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文化都被钱收买了;诗也是,书法更不例外…
非物变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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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文化都被钱收买了
冯骥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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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内涵不是用金钱能堆出来的。一个艺术家创造的作品是要进入市场的，但是一个艺术家的追求却不能太市场化。文化从来不是流水线能够打造出来的，文化要靠时间和心灵悉心酿造，是一代代人共同的精神成果，是自然积淀而成的，知识分子对我们这个时代负有文化责任。
越是快速发展的时候，文化产业对社会影响越大，对整个社会文明提升的作用越大，我们不能牺牲全民的素质以换取高GDP，然后将来让低素质的人挥霍GDP。
我们的文化都被钱收买了，我们反过来又拿文化卖钱，这是多么可怕的恶性循环!
文化产业仅仅是大众消费文化层面的文化，它不是一个民族文化的峰顶。一个民族文化的峰顶是不能够轻易进入产业，也不能产业化的。
摆阔、夸富、拜金、显摆、张扬、挥霍，从面子工程到城市审美，如今的文化圈充满着“暴发户”式的张扬。我们这个民族，富起来绝对没有问题，但是富到哪里去，却是一个问题。我们一定要富得文明，不失我们的气质，不能“暴发户”。
偶尔作画，时入画界，愈来愈多地听到一个热门话题：谁的画价高？比如谁的画一平方尺已经两万三万，谁的画今年一平方尺又涨三万五万等等，听起来很吓人。但细心地去看，这些画儿并没有任何变化和进步，因何涨价呢?
想了想方才明白，原来画价遵循的不是艺术规律而是市场规律。市场的规律是有人买就有市场，就涨价;没人买没市场，就猫着价。进而才明白，为什么当今画界总是热衷于使用各种招数炒画，如同房地产开发商爆炒楼盘，其实都是为了卖价，为了多多赚钱盈利。
我这么说，并没有指责的意思。想发财也不错，但这是市场的事，是市场行为，而非艺术上的事。市场有自身的规律，并不与艺术的规律同步。比方说大画家的画价要高要贵，理应如此，市场的原则是按质论价嘛，质(艺术)应该是第一位的。
可是如果把这道理倒过来呢?便成了谁的画价高谁就是大画家。这就麻烦了。因为这一倒，“价”就跑到前边去，成了第一位的，成了衡量画家的尺度。于是都往画价上使劲。别看提高画的水平很难，拔高画价却很容易，想个高招儿，炒一炒，就上去了。房价不就这么炒上去的?这一来，谁画价高，谁名气大，神气十足;谁画价低，不好卖，谁在画坛上也就灰头土脸没面子。
不知不觉间，拍卖行的价目表(一说销售指数)就给画坛排座次了。这就导致前几年一位极有才气的青年画家，迫于在市场上一时找不到财路，压力太大而自寻短见。记得我听到这消息时气愤得大喊大叫，一时却又说不清谁是“杀手”。
还有一件事印象也很深。也是前几年，从媒体上得知当世画家的一件作品而且是一件很平常之作，竟卖了一千多万。我当时就想，多伟大的艺术品卖这么高的价钱，相当于一座工厂！如果拿山区的老农的收入来衡量，一个老农干活一年收入五千元就蛮不错，可是拿这幅一千万元的画一折算就不可思议了。这位画家一挥而就之作，得要一个老农干上两千多年，从西汉一天不歇一直干到今！
我们的艺术市场合理吗?
有人把书画市场的无序归咎于并不真正懂画的收藏者群体，待到整个社会的文化素质提高了，市场秩序就会渐渐井然。也有人认为当前的“书画热”的关键是因为这些东西可以作为“软黄金”，成为用来洗钱的美妙的工具。据说有人拿画送礼时还附上拍卖公司出版的印有这幅画五位数、六位数价码的样本。这些破烂的事先不说了。
还有另外一种说法，颇引起我的思考，便是我们现今的书画市场缺乏真正的艺术经纪人。真正的艺术经纪人应该既懂得艺术又懂得市场。他们不是一心赚钱的画贩子。他们有向社会推介优秀艺术品的责任，就像奥地利大画家马克斯·魏勒的夫人。魏勒夫人是一位欧洲著名的艺术经纪人，她结识魏勒时，魏勒名气还不大。她立志要让世人认识这位杰出的抽象主义画家。而如今这位享誉全球的大画家就是给这个极具眼光的女经纪人通过市场手段推介出来的。
真正的艺术经纪人是艺术家与市场中间可靠的桥梁。不像我们现今的画界，画贩子不可靠，常常只好由画家本人亲自出马，亲自策划、推广和营销自己。
艺术家一旦充当自己经纪人的角色，他就会被市场异化，时时察看市场的眼色，不知不觉顺从市场的口味。有一位在市场上卖得高价的画家，风格和内容始终不变。一次我问他因何总也不变。他的回答让我吃惊。他说，他的画一变，就会被人当做假画了。他已经完全向市场投降。艺术服从市场而不再服从心灵和艺术本身，他的艺术自然也就止步不前。
艺术生命的本质是自由，是因为艺术家的心灵是自由的。然而市场会用金钱收买你的自由。你伸手拿到钱的同时，小心自由被收缴了。弄不好只能乖乖的或者媚俗，或者一个劲儿地重复自己。
我们期待一种健康的、良性的秩序在市场中建立，期待市场的规律与艺术的规律合二为一，期待着价格与价值同步，但这只是一种理想。即使艺术市场已经很成熟的欧美和日本，真正的艺术家还是需要清醒地面对艺术和背对市场。如果天天张望画价，天天“功夫在诗外”，可能在市场上会取得一些“成功”和实惠，但付出的代价一定是对艺术理想的彻底放弃。
“画作没进步，但画价为啥猛涨”
“画家聚在一起聊什么？聊谁的画价高，而非谁的画质好。”“我仔细看他们的作品，没有进步，可画价怎么就猛涨呢？”
在商品文化导向下，少数艺术家放弃“画质越好价钱越贵”的艺术规律，而是屈从于市场规律，挖空心思通过炒作提升知名度以推高画价。于是，一些文艺工作者向市场看齐，感觉提高绘画水平难，但提高画价并不难。“当文化躺在市场里，没能吸引市场，则只能向市场妥协。”
“我的挚友—画家吴冠中先生在世时经常和我通话，但他从没谈过他的画价。”一次创作油画后，吴冠中乘公共汽车回到驻地，因怕油画蹭脏别人或被蹭坏，索性用手拎着画伸到车窗外，一走就是俩小时，到站时胳膊已经麻木……“我知道，艺术在他内心的分量有多重。”
俄罗斯若没有托尔斯泰、契诃夫、柴可夫斯基，它的文化至多可称‘高原’，没有‘高峰’。中国倘若没有李白、杜甫，没有唐诗宋词、四大名著，文化也就矮了一大截……
“任何一个民族在伟大时代里，必须有文化高峰。而高峰的显现需要文艺精英。”冯骥才说，“文艺精英的内心绝不会与市场对接，而与国家、民族、社会相连。他们，不偏爱艺术中的自己，更爱自己内心里的艺术。”
冯骥才，1942年生于天津。作家，画家，文化学者，文化遗产抢救者。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民进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天津大学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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