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爱磊 | 家校联系的“关系化”及其社会再生产效应——一项针对农村家长学校教育参与低迷现象的民族志研究
家校联系的“关系化”及其社会再生产效应
——一项针对农村家长学校教育参与低迷现象的民族志研究
谢爱磊
(广州大学 粤港澳大湾区社会发展与教育政策研究院， 广东 广州 510006)
摘要 在家庭与学校之间建立较为紧密的合作关系常被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视为一项积极的政策工具。但研究指出：家长——特别是来自农村地区的家长，参与学校教育的可能性较低。以一项持续时间较长的民族志调查为基础，对农村家长学校教育参与中的“关系化”策略的描述发现，由于正式的学校制度和组织关系总是镶嵌在更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在受制度支持的组织关系本身结构性弱的情况下，其所蕴含的切事的非个人性的内容容易被私人关系的运作规则所替代。由于“关系化”策略本身往往意味着持续的投入，这导致一般农村家庭由于欠缺市场能力或基于理性计算而缺乏动机与教师保持联系，这完全可能成为重要的社会再生产工具。立足中国本土现实，在概念化方面尝试突破已有研究常采用的“强关系”、“弱关系”的两分法，强调关系本身的社会建构性，分析其可能的社会再生产效应，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 家校联系；关系化；社会再生产
一、背景与问题
相关研究一再指出，家庭与学校之间的良性互动非常重要，家长积极参与子女教育有助于他们改善学业。正是因此，政策制定者和学校管理者常将家校合作视作重要的政策工具、期望通过增进家校互动以有效降低学生学业失败的概率。问题是不同社会和文化背景下的研究却又表明，较低社会经济地位的家长一般较少参与学校教育，在中国背景下的研究，结论也基本如此。例如，研究指出，农村家长一般较少参与学校教育且不太可能与教师或学校的工作人员保持经常性联系。尽管不同省市相继出台了不少政策倡议或鼓励家长与教师保持定期接触、积极参与学校教育，但研究依然指出，农村家长缺乏动力建立和维持与学校的联系。
研究人员所描述的农村家长教育参与“冷淡”景象与大众传媒所传达的景象之间有着巨大出入。例如，相关报道指出，为了能够让孩子获得竞争优势，不少家长甚至通过向教师送礼等方式帮助孩子“营造”所谓“好”的学习环境。研究人员与大众传媒的叙事差距提醒我们，政策制定者和家长可能对何谓教育参与有着不同认识。虽然前者可以制定正式规章建议家长如何参与学校教育，但后者依旧会按自己的方式行动，选择一定的策略来影响学校教育的结果。此外，研究也一再表明，教育参与还有着明显的阶层差异——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家长一般缺乏动力或能力建立和维持家校联系。这提醒我们要认真审视农村地区的家长参与现象，尤其要深入了解他们参与学校教育的独特形式与阻力。
已有研究指出，不同社会阶层家长在参与学校教育方面的差异可以通过他们不同的“市场能力”加以解释。从结构功能的视角来看，对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家长(例如工人阶层或少数族裔)较少参与学校教育最直接的解释是他们缺乏资源和知识。冲突论视角解释的关键词是“排斥”。相关研究指出，较低社会经济地位的家长可能更容易受学校排斥。这些研究虽然有助于我们理解不同阶层的家长在参与学校教育时面临的基本阻力，但大多基于英美等国的文化和历史现实。针对中国本土现实的研究又少有细致的经验分析。
制约家长参与学校教育的经济和文化要素是在一定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下透过一定的机制发生的。为了在中国本土背景下考察这一机制，本文将关注的焦点放在“家校联系”这一话题上。尽管家长参与学校教育的方式有多种，但建立和维持家校联系是近年来农村社会兴起的一种新型家长参与策略，意在帮助子女获取教育竞争力。本文将综合社会学研究领域针对关系的研究和文化工具箱理论，以提出的“关系化”概念系统分析一般农村家庭建立和维持家校联系、深度参与子女教育的阻力，并初步探讨其之于社会再生产的意义。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基础
(一)教育参与的群体差异：从市场能力到社会网络分析
立足结构功能视角的研究指出，诸如工人阶层与少数族裔等弱势群体的家长较少参与学校教育的最直接原因是他们缺乏相关的知识与资源。因为教育参与通常要求时间、精力、技能和知识，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家长在这些方面通常处于弱势。此外，家长的教育参与度与学校的政策和教师的行为也有关联，假设教师和学校能够鼓励家长并在必要时给予帮助，他们应当会比较积极地与学校合作。但立足冲突论视角的研究则指出，较低社会经济地位的家长较少参与学校教育的原因在于他们更容易遭学校排斥。因为，首先，在学校中占据主导地位的针对学业的价值观都是中产群体所信奉的。较低社会经济地位的家长可能会因此而觉得与学校有疏离感，认为自己不受学校欢迎而不愿意介入孩子的教育过程中。其次，在一个主流话语体系为贤能主义的环境中，学校教育的失败往往被看作智力上的不足或者“观念落后”。也正是因此，当来到学校时，受教育水平通常较低的他们可能要面临“智不如人”的心理压力，教师也可能对他们持较低期待，认为他们的教育参与并非好事。再次，在学校工作的专业人员也通常为中产阶层，他们一般只接受他们所认可的教育参与方式且通常没有商量的余地。并非所有家长都完全认同这些标准，对于在学校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规范，较低社会经济地位的家长甚至可能心存排斥。
不难发现，早期针对不同社会阶层教育参与行为差异的解释主要涉及家庭的“市场能力”，经济和文化资本是常见的解释变量。在分析美国中产家庭的教育参与现象时，拉鲁(Lareau)曾提出“家庭与学校密切联系”的概念，这为引入社会资本概念讨论教育参与现象提供了可能。拉鲁在提及家校联系时，其本意并非完全指“社会网络链接”，而是指由于家长参与学校教育而在家庭和学校之间形成的紧密合作关系。但近期的研究则进一步地将针对这种合作关系的分析“网络化”，亦即转向分析家长与教师或者学校的工作人员由于相互合作而形成的关系网。
将家校关系进行“网络化”分析的优势在于，它有助于研究人员借助社会资本概念和相关领域的成果来分析教育参与。实际上，社会网络结构差异会导致不同的生活际遇这一论断在社会学研究中并不新鲜，它们关于社交网络如何影响个体际遇的讨论对于理解社会的结构性压力如何转化为不同阶层父母具体的教育参与风格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例如，近期有研究从林南等人针对社会网络阶层化特点的判断中获得灵感，指出来自农村社会较低社会阶层的家长较少参与学校教育，一个重要的解释是：他们与教师并非属于同一个社交圈，这让他们鲜有机会对子女的学业施加影响。边燕杰一再指出，社会网络对个人工作找寻的结果有着重要影响。当提及社会网络时，他特别强调的是私人性质的强关系网——个人的而非由制度支撑的因科层制结构而形成的切事的关系——的重要性。在针对农村家长参与学校教育的研究中，发现也基本类似——私人关系网络非常重要。研究人员指出，有必要对家庭与学校之间所存在的正式和非正式的联系加以区分。他们认为，在农村社会，家校之间所存在的私人性质的联系恰是实现社会排斥、获取教育竞争力的重要手段。
(二)私人关系的重要性：制度分析与文化分析
近期研究对家校合作过程中私人关系动员的过程有着比较多细节的描述，但是，相关研究并未直接回应这一理论问题：家长倾向于使用私人关系网络，其原因是什么？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引出了关于私人关系在当代中国社会缘何重要以及是否会继续重要下去的理论争议。对这一争议进行简要梳理有助于我们理解私人关系在教育系统中的作用及其机制。
关于私人关系缘何重要以及是否会继续重要下去的争议，第一条理论研究路径深受新制度主义研究的影响，关注的是制度的角色。研究者对私人关系和其他有正式制度支持的基于科层制的切事的社交网络进行了区分，认为在改革开放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私人关系颇为重要的原因在于制度“尚未完全发育成熟”，由此产生了私人关系得以广泛应用的空间。例如，在针对转型期劳动力市场工作找寻结果的研究中，边燕杰将这一机制概念化为“制度洞”并指出，私人关系之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其有利于信息的快速流转以及事关有决定权的关键人士能否给予帮助。边燕杰着重的制度背景的分析，在更早期其他学者的研究中也可以觅得线索，例如，白威廉(William L. Parish)曾指出，20世纪60年代左右，科层制体系本身受到削弱，其结构的松散促使个人需要依赖自己熟悉或者信任的人。魏昂德(Andrew Walder)、戴慕珍(Jean C. Oi)以及王大伟(David Wank)则进一步借用“庇护关系”概念来描述这种现象。与边燕杰的思路不同，这三位学者在使用这一概念时，着重描述的是私人关系的作用而非成因，而边燕杰发展的“制度洞”概念则较好地解释了私人关系重要的原因。在制度主义分析者看来，随着规章制度的逐步发展和成熟，在一个发育成熟的市场体系当中，“如何做”将会超越“认识谁”——普遍的契约性关系将会取代特殊主义的关系，私人关系的重要性程度将会逐步减弱。
对此，对关系持文化分析取向的研究者并不认同。在他们看来，中国人是在一个重视关系的文化环境中社会化的，人们把处理关系当作行为的重要准则。也就是说，虽然制度分析者指出当代社会中人们使用关系的动机在于制度空间，但文化分析者却认为这些行动偏好是由文化塑造的——关系的创造和维持是由文化塑造出的有组织的行动，因而它必然会持续下去，不必然受制度变迁的影响。文化分析者常追述的文献源头是梁漱溟、费孝通与杨联陞的作品。金耀基、黄光国、翟学伟、任柯安、阎云翔、杨美惠的研究也常被引述。梁漱溟将伦理与关系并称，认为关系是对中国社会加以组织的基本方式，强调包含在社会关系当中的道德与情感。费孝通贴近社会科学分析范式的概念化努力——“差序格局”，则更清晰展现出一个纵深多维的中国传统社会结构格局——网络结构本身横向上亲疏有序，纵向上尊卑长幼。
针对私人关系的制度主义分析给予了在概念上区分由制度支撑的因科层制结构而形成的切事的关系和私人关系的可能性。在近期研究中，社会资本被看作一个过程性概念，网络(结构)、网络的动员以及行动的目的/结果被看作这一概念的三步骤。若以此为参照，则早期立足制度主义的分析都未对网络动员的具体过程给予充分关注。如此，在理论层面，制度不完善是否会必然导致家长在教育参与的过程中动员私人关系，其发生过程又是如何，则无法得到充分回答。在概念层面，麦宜生曾努力在制度和个体行动之间补充一个可连接两者的概念以帮助理解私人关系为何被加以使用。在针对转型期缘何中国律师行业中私人关系常被加以使用的研究中，他提出了“政治嵌入性”的概念并指出，由于公共部门的工作人员依然掌握了律师所依赖的资源，因律师行业改革而从国家工作人员变身特邀律师或兼职律师，或国有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由于与公共部门有私人联系或自身身处公共部门而能够链接公共部门和私人领域，从而能够获得更多的工作便利。尽管麦宜生的研究极具理论意义，但他忽视了关系动员的一类情形——在之前没有嵌入的私人网络的情形下，公共部门与私人领域之间是否有发生联系的可能性？同针对关系的其他制度分析一样，关系网络本身被他看作既存的社会实质且不可改变。如此，个人关系虽然可以嵌入组织关系当中，但两类关系基本上各自独立运作。因此，对于之前没有嵌入性网络的人而言，与公共部门不太可能发生联系。而这一点颇值得怀疑。
(三)文化工具箱——理解私人关系发生过程的一个综合性框架
针对关系的文化主义分析将关系带入了特定的文化情景当中，它让研究者能够立足本土文化现实理解社会网络中所包含的“权力”与“义务”的具体实现形式，理解日常生活中关系使用的基本动力。不过，针对文化分析的理论思路，一个常被提及的质疑是，社会行动者是否会毫无保留地接受传统给予的观念？这一质疑相当重要，因为它关系着行动者是否在遇到任何社会情形时都会诉诸私人关系。深受这一思路影响的研究者在开展研究时较少地讨论关系的具体使用过程，较多地关注关系概念的文化内涵及其对华人的社会和心理意义。这一着力点有其重要启示——关系本身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和心理建构。这一观点，尤其体现在费孝通关于差序格局的分析过程中，也体现在后来者(例如任柯安以及阎云翔等人)关于关系生产“实践性”的分析当中。关系体以每个“己”为中心，关系本身富有伸缩性，其所维系的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可以由个人重新认识并加以调整。
斯威德勒(Swilder)指出，在理解文化之于社会行动的意义时，需警惕一个基本误区，即认为文化赋予了社会行动以目的与价值，并把作为文化内核的价值观当作行动的最终驱动力。在她看来，人们的日常行为是一连串的行动链条，而行动链中的一个个单元行动都不是一时的决定，行为不是行动者依据实时情形一点一点拼凑的结果。她将串联起来的一连串行为视作“行动策略”。文化的角色则在于它形塑着行动者构建行动策略的能力。串联行动的逻辑至少要先验地存在，而文化则给了行动者串联和组织行动的资源。在一个急剧变迁的社会环境中，过去的文化模式为新的策略提供了可以汲取的资源，但行动与文化处于“若即若离”的状态。文化或许为新策略(行动链条)提供了行动资源，但行动链却可能依据外在不确定的环境做出改变。
上述分析为理解家长建立和维持与学校的联系时为何诉诸关系以及如何诉诸关系提供了基本的理论思路。当家校之间缺乏制度性链接又无其他文化资源可供调用以指引行动的情况下，家长可能结合传统文化给予自身的行动链选择动员私人关系为子女获取教育竞争力。但当家校之间已有一定的制度性链接时，家长也可能依然会以传统文化给予的指引选择动员私人关系，部分原因在于他们可能对家校之间的制度性链接缺乏认识，认为其与私人关系无异，或者认为私人关系更有助于达成行动目的，并对制度性链接加以改造。在后文中，我们将结合上述假设，对经验数据进行分析，并进行概念化尝试。
三、数据与方法
本研究所使用的资料和数据来源于一项持续时间较长的田野工作。该田野工作采用民族志的研究方法。第一次田野工作的时间在2008年冬季至2009年夏季。为了了解和掌握新的变化趋势，2013年夏季，笔者在当地回访了一个月；2017年、2019年以及2021年，笔者又分别利用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在当地就不同家庭的教育参与状况做了一些新的观察和了解。后期的努力让笔者有了较好的更新数据的机会。更重要的是，重新进入当初田野工作的场域也让笔者有了纵深的时间感并得以重新思考当初观察的有效性和意义。
在调查地中县，农村户籍居民一直占当地人口的绝大多数。在全国人口快速城镇化的背景下，中县农村人口比例在过去三十余年间只稍有下降。例如，2002年，当地的农村户籍居民约为86.8 万，占中县总人口的比例为90.7%左右，散居在当地的22个乡镇，250多个村落，到2016年，农村户籍居民的比例依然高达近79%(同年，全国农村人口的比例为42%)。中县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是中国发展大背景下一个普通县域经济发展的缩影。改革开放以来的农业去集体化进程以及对外开放带来了经济的持续增长尤其是非农经济的不断发展。1997年前后，中具农业总产值7.5亿，工业总产值约为8.4亿，而到了2009年，前者增长至约37.8亿，后者则增长至约103.4亿。2016年，前者进一步增长至59亿，后者则增长至391亿。随着社会财富的持续增加和非农工作机会的不断增长，中县农村地区的居民收入一直持续增长。尤其是最近几年来一系列惠农政策的实施让当地居民的生活状况有了很大改善。2020年全年，中县农村常住居民人均现金收入约为15000元，而在2000年与2009年，这一数字分别约为1200元和2500元。
在田野工作中，笔者所使用的数据收集方法主要是文献资料收集法、访谈法和田野日志。所收集和分析的各类文献资料包括：中县所属省、市相关部门刊发的统计年鉴、地方志；统计部门通过互联网官方网站公布的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数字；中县相关主管部门(例如教育局等单位)组织编撰的地方志、教育志；调研时期当地出版的报纸以及笔者调查的教育机构所印发的校报、宣传册以及家校联系手册等。对这些出版物的系统分析是了解当地社会与教育背景、相关教育制度与政策的主要手段。
具体的田野工作是从中县东南部一个小村开始的。笔者在当地人的帮助下建立起初步的人际关系网络，之后，在此基础上逐步地扩展访谈范围，将田野工作的地理边界拓展至两个乡的三个村以及两个乡的政府所在地。研究初期选取研究参与者时使用的是“撒大网”策略，亦即使用滚雪球抽样，以接触更多的参与者。在有了初步的数据之后，再在数据分析的基础上不断聚焦问题，修正相关概念；并依据前一阶段对受访者背景的了解缩小访谈范围，将对象限定在那些能够突出社会背景差异，同时能够提供丰富信息的22个家庭身上。访谈的具体形式大多为半开放式深度访谈。对于访谈内容，笔者采用的是事后整理笔录的方式，很少录音。田野工作快结束时，在征得参与者同意的情况下，对每位研究参与者做了一次总结性访谈，了解他们参与子女教育的形式，与教师或学校相关人员的联系以及他们对于这些联系的理解。长时间接触和深度访谈所获得的数据，其独特的价值在于，它们以当地居民为主体，让研究者有机会获得“内部人的视角”——从他们的角度出发来理解自身行动的意义，这为理解他们为何选择是否与教师保持联系提供了新的视角与可能。在田野工作中，研究者撰写的田野日志包括用来记录接触到的每个家庭的基本情况的略记，记录计划、时间、行程与安排的日志，记录每天田野工作的心得与体会以及如何感受周围生活环境的日记以及完整的田野日志。
四、研究发现
(一)关系化：弱链接和制度化链接的改造
田野工作开展时，总体而言，在中县，普通家庭与学校或教师之间的联系并不紧密。大多数家长只在孩子违反纪律、学业成绩有较大波动或因学校召开家长会、教师家访时才与教师有零星接触。在上述情形下，接触大多由教师发起，家长较少主动联系学校管理方或教师并与他们建立稳定的关系网络。这部分地可由教师和家长之间潜在或存在的制度化网络的两个属性加以解释。第一，在大部分情况下，家长和教师之间的链接缺失——除覆盖面极小的家长会以及为处理问题而召集家长外，学校极少组织活动专门安排家长和教师开展系统交流；第二，链接本身无法满足家长需要。家长会在大部分情况下符号意义大过实质意义，召开的目的在于鼓励“先进”、激励“后进”——只有学业成绩好或者学业成绩差的学生家长才能受邀；为处理问题而召集家长的情形，也只面向“行为问题较为严重”的学生。因此，总体来说，普通家长很难通过这些途径充分了解孩子的在校状况。
但在接受访谈时，大部分受访家长表示，在家庭与学校之间应该有更加紧密的联系。受访家长深谙在不断变化的社会条件下教育对孩子的未来而言意味着什么——走向城市和实现社会流动的渠道。因此，尽管他们承认自己“文化水平不高”，需要将“教育的责任”“交给老师”，但又在接受访谈时明确提出应该“关心孩子”，期待自己能够为增加孩子的竞争力“做贡献”。这既是传统子女养育观下朴实的情感流露，也体现了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下的责任伦理——孩子的将来取决于其个体的努力和家庭的投资，想象中的社会或国家责任渐次让位于家庭。此外，由于中县实质性的经济增长而带来的经济能力提升和居民文化水平提高(平均受教育年限较上一代的更高)，中县的受访者也相信，自己比父辈更有能力影响子女教育的结果。如在需要时，他们和孩子一道去镇上的书店选购教辅材料(主要是付钱)。为支持孩子上学，他们也会择校——将孩子送往离家稍远、坐落在镇上的中心学校学习，或在需要时，花费重金，将孩子送进重点中学或质量较好的私立学校学习。经济条件更好的家长，甚至让父母中一方(在大部分情况下为母亲)在孩子所在学校附近租住房屋陪读。为了能够让孩子“补短板”，或者获得更好的学业，他们甚至为孩子寻找家教——由在校教师私下授课或由返乡大学生授课。
在总结美国中产家庭教育参与的核心特点时，拉鲁认为其内在实质是文化资本投资。而在中县，家长一般无法介入最为核心的学习过程或通过其他文化消费活动实现文化资本增值。为了帮助孩子，他们一般选择其他策略。本文所讨论的两条策略主要体现在那些与教师保持了一定联系的家庭身上。如前所述，这些家庭经由研究第二阶段的目的性抽样选出，代表了与教师处于关系谱系两端(与教师保持了较为经常性的联系和没有联系)间的不同类型。在本文中，笔者将不同家庭所运用的关系策略归为两类韦伯式“理想型”，并将其合并概念化为“关系化”。
“关系化”策略的第一个亚类型是“关系改造”，具体是指为了实现自身目标，受访的中县家长会选择“强化”自身与教师之间原本可能存在的“弱联系”。这种策略的一个本质特征是，教师与家长之间原先存在某种较弱的联系，需要家长加大投资并逐渐地将这种“弱链接”转为“强链接”，从而达到有助于信息流转或影响关键人士的目的。在田野工作时，使用此种策略最为典型的案例是赵根的家庭。赵根育有两女一子。长女初二辍学，次女初三毕业后即跟随姐姐到轻工业较为发达、汽车车程距中县约半天左右的隔壁省的温市打工。接受访谈时，赵根提到，在他的所有子女同时就学时，“家庭经济非常困难”。因此，当两个女儿还在读小学时，他便离开家乡，辗转邻省各个城市的建筑工地打工以增加家庭收入，妻子则留在家照顾孩子。在赵根的两个女儿开始打工后，家庭收入大幅度增加。儿子上高中之后，赵根由于生病放弃了外出从事重体力建筑工作，转而与妻子在离家车程约一小时左右的农场承包大块农田以增加家庭收入。赵根非常重视儿子的教育，他敦促儿子完成初中学业。其后，在儿子中考分数不足的情况下，他还支付择校费为儿子“买了一个进高中学习的机会”。但他的儿子“学习非常吃力”，“跟不上班”，最终在高中的最后一年辍学，“不愿参加高考”。
当被问及是否与教师交流过孩子的学业状况时，赵根说他偶尔会与儿子的教师联系。同与笔者交流过的大部分中县家长一样，他认为与教师的联系“很重要”，因为这可以“帮助到儿子”。赵根还声称，在择校时，与教师的关系为他创造了一些便利。当被问及与教师联系的详细情况时，赵根将其描述为亲戚间的联系：
快读高中的时候，(打听下来)，校长正好是陈东(化名)的姐夫。陈东刚好是我的远房亲戚。我跑了一趟，去找陈东，要到了校长的电话，陈也和他提到我。
赵根相信只有这种性质的“关系”才能让他所求的关键人物“推脱不掉”。在儿子进入高中后，赵根更关注他的教育，因为自己“家里还没有人上过高中”，而上高中又预示了进入大学的可能，亦是投资的关键时刻。但赵根认为自己的教育水平实在有限，唯一能帮到孩子的，只能是与儿子的教师建立一些“关系”。其具体做法是，每年春节时带些礼物拜访儿子的校长，以“亲戚间关系的规格”来处理与他的关系。赵根显然不知道介入孩子学习的其他途径，在与陈东的校长姐夫建立起“还可以”的关系之后，会偶尔与其见面或者打电话，“了解孩子在校的学习情况”——对于大部分与教师缺乏沟通的中县家长而言，这已经是不小的优势。不过，可惜的是，赵根的儿子成绩不佳，“高二时突然大幅下降”。赵根至今感到遗憾，因为他认为自己与校长的关系还不够“强”，即便自己再努力一些、投资更多，这种曲线而非直接产生的联系，显然不足以让对方感受到“必须”承担某些义务。因而，也没有办法要求更多——例如，请求对方提供专业建议，“请任课老师加以照顾”等。在儿子的成绩“越来越差”、与校长保持联系显得不再有价值时，赵根不再有动力持续地投资关系，而是选择弱化与校长的联系，不再去送礼、专程看望。
在赵根的案例中，他因想为子女争取优势而选择介入其教育过程，但又因缺乏参与的途径和知识而只能选择强化自己与儿子学校校长的联系。关系改造的过程本身反应的是他对当地“关系实践”的理性应用。传统文化给予了他可以调用的一些资源，例如，强关系本身对身处其中的双方都有一定的约束力，而强关系的动员也需遵守一定的程式。赵根认为假如自己对其中某些要素应用得当，而对方也认同这些仪式，即可对对方形成约束力，“让他帮助自己”。
“关系化”策略的第二个亚类型是“制度性链接的改造”。制度性链接的改造又可分为两类情况。第一类情况为动员强关系以改变制度性链接的性质。典型案例为关娇的家庭。关娇育有一女两子。和许多同龄人一样，她的长女和次子初中毕业后前往邻省苏市打工。长子在小学和初中时成绩“都很好”，中考后进入了当地一所重点高中。首次高考失利复读一年后，被中县所在省份省会城市的一所三本院校录取。关娇受过小学教育，丈夫拥有初中文化水平，主要家庭收入来自于耕种土地。为了提高家庭收入，关娇曾和丈夫“拉着板车”，穿梭于附近不同的村庄卖些杂货。在长女和次子开始挣钱，家庭收入上升后，他们开始存一些钱，并格外重视长子的教育。在访谈时，关娇所提的与“老师打交道”的经历也多与长子有关。她指出，“大儿子成绩不错，有希望进入大学”——这是她愿意持续投资的重要原因。关娇对于子女教育的关注体现出田野工作期间中县教师所提到的家长参与的“季候性”特征——那些想要和教师“有些交流”的家长通常是在初中或者高中的最后一年才开始联系他们。在关娇看来，“时间段非常关键”，因为，“这个时候，孩子会知道他们是不是可以继续念书，会不会被高一级的学校录取，如果可能，就要多争取有利条件”。
关娇相信“关系”的作用，在长子初中和高中的最后一年与教师定期联系，询问儿子的学业状况，并声称和教师之间的“紧密联系”“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帮助)”。她举例说：
他读高三的时候，我联系了老师，定期问问他的学习成绩。记得有段时间老师说，(我儿子的)成绩越来越差，认为(我儿子)可能考不上大学。我问他为什么……我也告诉他，我发现我儿子小说看得太多。从那之后，我每学期去他学校五六次。我(通过老师)知道他在学校的所有成绩。我知道他物理和化学好，英语不好。
关娇通过“关系”获得的全面信息，中县一般家长很难获得。她还提到，通过“关系”在当地的重点学校为长子“争取了”一个复读名额。在访谈较为深入，我与关娇较为互信的情况下，她还描述了自己所说的“关系”如何得以建立——“自己的弟弟是当地一所小学的校长”，“在儿子上初中时，便通过这层关系先认识了儿子的老师”。关娇自己曾先行接触过教师，但通过她弟弟的“介绍”，“和老师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为了维持这层关系，关娇试着按照中县惯常处理亲戚关系的做法逢年过节时给教师带点礼物。她说自己试着送过“自己养的鹅”或“自家产的鸡蛋”。关娇坦言，自己与长子的教师间存在着社会“距离”。对她而言，教师处于农村社会的较高层级，维持这层“关系”不仅仅意味着认识对方，如果要让对方“觉得有必要”“帮点忙”，还必须付出更多努力。而在重要节日送礼这个仪式本身，显然有助于加强她与教师认识“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强关系”这一事实。不过，关娇仍然认为她的家庭和教师之间的社会距离遥远，维系“关系”较为困难。
关娇所采用的策略实际上改变了她与教师间网络的性质，与赵根不同，她与教师原本没有私人性质的联系而只有制度性链接，她通过私人性质的强关系“桥”对其改造让其变得私人化，并通过持续投资让其变得更“强”，目的在于让教师接受强关系私人网络本身所蕴含的义务。关娇的策略运用本身包含了对中县传统文化内涵下“关系”需要如何动员和维持的知识的合理运用。但不难看出，其策略运用本身又深受关娇自我认识的社会地位和家庭“市场能力”的影响。
制度性链接改造的另一种情形涉及家长与教师双方之间只存在制度性链接而先前没有任何私人性质的链接或“桥”。这就意味着家长需要通过自身的努力和策略将原本制度性的链接私人化。需要指出的是，这一策略的使用基于一个前提，即链接所涉及的双方共享一套关于关系的“知识”。当其中的一方诉诸送礼和请客吃饭等传统的关系生产实践时，对方能够依据传统即可认识到彼此间关系的性质变得不同。这与前述两例的情况颇为不同，因为在赵根和关娇使用有关策略时，先前的关系网络即具有私人性质。应用这一策略最为典型的案例为邹陶的家庭。邹陶育有五个子女。老子(女)和老三(男)小学毕业后即去邻省常市打工。老二(男)高中毕业后进了一所职业学院学习。老四(女)初中毕业后进了当地一所职高学习。田野工作期间，邹陶的排行第五的孩子(女)还在读高中。邹陶的丈夫曾是一名小学教师，因为“超计划生育”而被开除。也正因这一原因，邹陶坦言整个家庭“当时的经济状况陷入困境”。邹陶和丈夫利用一点积蓄在居住的夏村开了一家杂货店。经营杂货店和耕种土地成为他们收入的主要来源。在几个子女相继工作后，邹陶的家庭经济状况明显改善。在访谈中，邹陶提到的与教师互动的经历主要事关第五个孩子。邹陶说：“因为家里的经济情况改善，所以和丈夫开始投入更多钱(到孩子的教育中)”。在小女儿中考失利、没有考上当地公立高中的情况下，她和丈夫把她送到中县所属宁市的一所私立学校继续读书。她承认，私立学校的学费要比公立学校高出很多，但是他们有经济能力，也“愿意(通过教育)让女儿将来过得更好”。
与其他受访者一样，她相信“关系”的作用，并声称，在女儿进入高中之后便尝试着和教师建立紧密的人际关系。邹陶对比了前几个孩子和小女儿上学时的情况，指出：
我很少和前三个孩子的老师联系。但是现在，我们经常和小女儿的老师联系——虽然学校也很远。
邹陶将自己与小女儿教师间的联系描述为“朋友间的人际关系”。邹陶回忆了她和教师间“关系”的建立过程，并提到，虽然“之前没有什么联系”，但在认识教师之后，便有意地做了一些“努力”。她和丈夫显然认为，私人性质的联系“能够起到更多作用”，所以试着“过节时捎些礼物给老师(班主任)”，“偶尔请老师(班主任)吃饭”。这些持续的努力，显然改变了教师与他们之间关系的性质，让其变得更加私人化。教师开始把邹陶视作朋友，“有时甚至主动联系”他们，告知孩子的学习状况——“这种情况很少发生在其他家长身上”。这与麦宜生将嵌入性的网络视作与公共部门建立联系前提的情形显然有着巨大差异。另外，子女陆续工作显然增强了邹陶整个家庭的市场能力，让她和丈夫有了改造制度型链接为强关系并加以维持的可能。在访谈时，邹陶还曾有意识地比较自己家庭过去和现在的经济状况：
现在可以与孩子的老师保持比较近的关系了。因为，现在的经济情况好些了。她的姐姐开始挣钱了。每个人都给家里一点(工资)，她(小女儿)就好过了(受益)。
总体而言，相较于赵根和关娇，邹陶家庭改造其与教师间网络的难度更大，但由于拥有不断改善的市场能力，她与丈夫还是成功地通过对传统关系实践(送礼、吃饭)进行策略性应用将与教师的制度性链接进行了较为完整的改造。
(二)市场能力与理性计算：“关系化”如何成为一种再生产策略
在中县，家长为建立和维持与教师间的网络而使用的“关系化”策略是一系列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具体的工具性指向是子女的教育竞争力，这一策略本身也有效地分开了具有不同背景的家庭，排斥了那些既无弱链接，市场能力也稍弱的家庭。
由于缺乏足够的经济资源，大部分受访家长提及没有能力使用“关系化”策略改造他们与教师之间潜藏的弱链接和制度性链接。王五家庭案例提供了理解这一过程的具体经济机制。王五有两女一子。两个女儿都在初三时辍学。王五自己没有接受过教育。在访谈中他提到，由于依靠种田难以维持生计，自己在小儿子还在小学低年级时便和妻子离开家乡到邻省常市打工。几年后，他被同村人的成功经验所激励，在常市设法租赁当地人因去工厂上班或从事家庭作坊式的代工生产而抛荒的土地并大规模耕种。之后，他设法把儿子带过去在当地一间小学就读。但在儿子小学毕业后又不得不将其送回老家——当地公立初中不愿接受未获得当地户籍的移民子弟。两年后，王五因为生病丧失从事重体力劳动的能力而不得不和妻子返回家乡。
在访谈中，当被问及与教师的交流经历时，王五直截了当地说“没有”。但他依然承认与教师交流很重要。例如，“当孩子在学校遇到学习上的困难时，可以更了解如何去帮助孩子”。按照王五的解释，如果他想得到教师“真正”的帮助，就需要与教师建立较为亲密的“关系”。只有当他与教师的社交联系能和他与家人、亲友之间的关系一样“好”时，他们之间才具有互惠义务。他认为自己和教师之间的社交联系不具“关系”性质。而以他自己的情况——“社会地位不高”，“与老师没有直接的联系”——就需要借用“礼物”和“请客吃饭”这样的“关系”策略，但成本“太过”高昂：
我们(家庭)没条件做这样的事。你不可能空手去拜托老师做什么事。你不能光靠嘴去交流。你必须要买礼物，比如几包烟。
与其他村民一样，在提及“家校联系”时，王五认为其必须是私人性质的强关系方才有用。而由于缺乏足够的经济实力，他判断自己显然无法与教师“搞关系”。
另一典型的案例来自于吴淑的家庭。在接受访谈时，吴淑指出她与学校的教师和工作人员没有任何联系。她育有四个女儿，其中三个初中毕业后便外出打工。在笔者田野工作期间，吴淑的小女儿尚在读高中。吴淑和丈夫都没有受过教育，主要的经济收入为种田。吴淑的丈夫不愿放下家庭外出打工，但为了赚取额外收入他也为本地人做些零工。吴淑认为与学校教师或工作人员的关系很重要，因为其有助于“更好地了解孩子在学校的情况，孩子也可以受到老师关照”。吴淑坚信家长和教师之间假如联系“普通”则“不起作用”——如果与教师之间的联系弱，就无法保证“他们为你做任何事情”，因此也无法为自己的孩子在教育中获得竞争优势。她指出，由于学校中的教师没有任何人与自己是家人、亲戚或朋友关系，因而与他们之间就没有可能再产生强关系。与王五不同，吴淑考虑较多的是自身市场能力的另一面——是否有“桥”链接，以有助于改造其与教师间的联系。不过，她也提及自己和丈夫“太为生计所困”，没有任何经济实力去改造其与教师间的制度性链接。
市场能力之外，是每个家庭的理性考虑——对于投资和收益的全面衡量。“关系化”策略的使用往往意味着持续的经济和精力投入，假如孩子升学的“可能性不大”，受访家长则坦言不考虑使用这一策略。较为典型的案例是周处的家庭。周处共有两女一子。其子年幼时，孩子的母亲因病过世。为了支撑家计，周处常年外出打工，孩子则交由奶奶照顾。周处的长女在初二时辍学，儿子在中县完成初中学业后进入邻省的一间服装厂工作。次女则完成了高中学业，复读一次后被邻省一所职业学院录取。在笔者田野工作期间，恰逢周处的次女快要开学。周处劝她放弃学业，但她坚持要上学，认为姐姐和弟弟已经开始“帮家里挣钱”，家庭经济条件有所改观。周处对女儿是否应当继续接受教育的怀疑态度其实一直存在。他解释说自己对孩子教育成就的期望很低，因为“教育的价值正在降低”——特别是大学教育。他还指出二女儿上高职的“回报还没有定数”，因而“在孩子的教育上花费太多并不合理”：
对很多人来说，他们希望孩子能上大学。我不一样，我想让他们赚钱。
当被问及孩子在校期间自己是否与教师或者学校里的其他人员有过联系时，周处毫不犹豫地回答“没有”。但是，他又指出与教师的交流“肯定能为孩子创造更好的学习条件”。与其他受访家长一样，周处认为只有“有关系”时，教师才会为他和孩子提供帮助。在周处看来，只有私人性质的强“关系”才可以“保证”他的孩子可以受到教师“真心”照顾。所以，他认为为建立“关系”而付出的努力并不理性——他估算了成本和收益，认为自己的孩子应该不会获得好的教育成就，而太多的投资可能意味着浪费金钱和精力：
我有压力，经济压力。我的意思是，这就是我不想见老师的原因。同时，我刚才说了，他们的学习成绩对我来说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我是说，我并不期望他们能拿到大学文凭。
五、总结与讨论
本文以一项田野工作为基础，从微观互动论的视角切入，描述了农村家长学校教育参与中的“关系化”策略及其影响，并指出，“关系化”策略的实质在于通过传统的私人关系生产实践将原本在家长和教师之间的弱链接加以改造变为私人性的强关系，或者将两者之间原本存在的制度性链接加以改造变为私人性质的强关系。由于“关系化”策略本身往往意味着持续的投入，这导致一般农村家庭由于欠缺市场能力或基于理性计算而缺乏动机与教师建立和维持联系，较少深度参与学校教育。
在过去的研究中，社会网络链接的动员和使用常被看作行动者获取社会资本的重要策略。本文指出关系化，即动员资源实现社会网络链接的性质转化，也应被看作获取社会资本的重要策略。这对探讨转型期教育领域可能存在的社会再生产机制有着重要意义。正如本文所揭示的那样，正式的学校制度和组织关系总是镶嵌在更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在受制度支持的组织关系本身结构性弱的情况下，其所蕴含的切事的非个人性的内容尤其容易被私人关系的运作规则所替代。而“关系化”策略的使用往往受制于家庭的市场能力，其完全可能成为重要的社会再生产工具。落到教育参与问题上，这意味着，当正式的学校制度不能提供足够的学校教育参与渠道时，私人关系的运作规则有可能在教育系统内部不断生长，而这也极易促成优势社会阶层家庭累积优势。
关系在已有研究中常被类型化为“强关系”和“弱关系”两类，就其在不同文化和社会背景下孰轻孰重，学者们常有争论。但本文发现，“强关系”和“弱关系”之间的界限未必绝对——在社会行动者可以借用一定的方法对其进行转换的情况下尤其如此。这提醒我们关系本身的社会建构性。论及关系，已有研究一般将其视作客观实质，这是强弱两分法的认识论基础。但本文指出，人们对于特定类型关系重要性和作用的理解基于特定的社会和历史环境。中县家长之所以认定特定类型的关系“有用”，有助于自己的子女获取教育竞争力，重要原因之一是他们认为这些私人性质的强关系能够保证网络链接的另一方——教师——会履行某些义务，而不认为制度性链接有同样的作用。即便制度逐步健全，正式的制度性链接的动员对于行动者同样有效，但只要人们对私人性质的强关系本身作用的认识不变，其就会继续重要下去，行动者甚至会诉诸策略改变制度性链接的性质。关系本身社会建构性的另一面体现在，在为子女争取教育竞争力时，部分受访家长之所以选择使用个人性质的强关系而非制度性的渠道，原因还在于指导他们行动的认知资源库当中没有其他资源可供调用。这为“关系化”成为重要的社会再生产策略提供了重要的认识论基础。
需要指出的是，“关系化”策略始终要依赖一定的社会网络基础，已有研究反复指出私人关系网络的同质性往往难以克服，跨阶层交往则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在经济和文化资源之外，社会网络的结构本身也限制着“关系化”策略的使用。而家长社交网络的结构性特征既是所属社会阶层的产物，也是制度及其变迁的结果。当前，中国社会正在发生重要变化，阶层边界日益清晰，来自一般农村家庭的家长反复提及自身与教师的地位与社交网络有一定差异，在没有成熟的家校合作制度将他们与后者联系到一起的情况下，中上层阶层家庭所拥有的是“累积优势”。社会结构和制度变迁为“关系化”策略使用提供了历史和现实基础，这提醒我们社会再生产策略选择的情境依赖性。
社会分层、制度变迁以及共同的关系认识论似乎又不仅局限于笔者所调查的中县。另外，逐步加深的经济不平等、教育的回报率以及学业的重要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个时代的养育实践更加“高强度”，在日益竞争性的养育文化中，父母们往往视子女教育为自己不可逃避的责任，尽力想办法为子女提供更有力的教育资源和支持，以帮助他们获取竞争力——即便资源投入和竞争力远超实际所需。近些年，深受西方文献影响，教育社会学领域关于文化资本投资及其社会再生产价值的论述尤其丰富。本文指出在考察本土教育现象时，须立足本土背景着重发现和阐述可能的其他社会再生产手段。“关系化”策略有着重要的社会再生产潜力，其在教育场域中发挥作用的可能性和具体方式值得进一步观察和思考。
（原文刊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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