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成林 | 记忆重塑与政治整合：抗战胜利后台湾展览活动探析(1945—1949)

记忆重塑与政治整合：抗战胜利后台湾展览活动探析(1945—1949)

郑成林

(华中师范大学 中国近代史研究所， 湖北 武汉 430079)

摘要　抗战胜利后，南京国民政府极为重视台湾重建，并采取了多种举措重塑台湾社会的集体记忆和国家认同。基于此，光复初期台湾举办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展览活动，先是以展陈政治军事照片为主，随后以国货展览为多，至台湾省博览会时期则着重呈现“全省各项建设成绩”。期间，两岸工商界往来频繁，或互邀参展，或联合办展。这些展览活动不仅有助于重塑台湾社会的时空感知和文化认同，也密切了两岸的互动关系，进而强化了国民政府在台湾的政治整合。台湾省博览会旨在展示国民政府的治台政绩，但也折射出战后台湾政治社会和民众心理的复杂面相。 

关键词　战后台湾；展览会；记忆重塑；政治整合

作者简介

郑成林，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商会研究副院长，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史、中国商会史等，先后出版《从双向桥梁到多边网络：上海银行公会与银行业（1918—1936）》《中国近代民间组织与国家》《中国近代商会通史》（第3、4卷）等专著，编纂出版《民国时期经济调查资料汇编》《民国时期经济调查资料续编》《民国时期经济统计资料汇编》《近代博览会资料汇编》等，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论文50余篇，主持和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及其他国家和省部级项目10余项，并多次荣获省部级及以上优秀成果奖。

近30年来，尤其是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成功举办后，中国近代博览会史研究日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和重视，研究的主题和问题也渐趋深入，由博览会的发展历程及主要特征拓展至博览会与城市发展、科技传播、大众娱乐、民族国家建构等领域，并有力推进和深化了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关于近代台湾的展览活动，学术界也进行了初步探讨，但已有成果大多聚焦于日治时期展览活动的缘起、演进及其呈现的权力运作与殖民形象，或侧重于抗战胜利后台湾省博览会的筹办与影响，忽视了战后台湾展览活动的演进历程及阶段性特征，尤其是大陆对展览活动的反应和态度，遑论两岸在展览活动上的往来与互动。鉴于此，笔者拟依据原始档案和报刊资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侧重考察抗战胜利后台湾展览活动的演进与特征，进而探析展览活动在重塑台湾社会集体记忆、建构国家认同和强化政治整合等方面的影响。

一、图像展览与国家认同的视觉建构

1943年签署的《开罗宣言》，明确要求日本将攫取的台湾、澎湖列岛等领土归还中国。嗣后，中国政府着手收复台湾的准备，并于次年2月17日成立以陈仪为主任的台湾调查委员会。1945年10月25日，陈仪就任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行政长官，并对外宣告“台湾及澎湖列岛已正式重入中国版图”。自是日始，国民政府开始了台湾的全面接管和重建工作。

在陈仪看来，台湾收复后最重要的工作是推进国民教育，尤其是“增强民族意识，廓清奴化思想”。可是，日本在台湾的殖民教育使得部分台胞“未谙本国文字”。光复之初，台湾大多数三四十岁以下的民众不会说中文，也不识汉字，但几乎都解日语。换言之，日语成为他们的主要语言，外省人“不谙日语的，大有身入异国之慨”，这对增强民族意识和重塑国家认同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对此，以陈仪为首的台湾官方有着清醒认知，于是出台多种举措禁用日语和普及汉语，如于1946年4月成立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然而，语言的学习尤其是熟练掌握和运用非短期可以实现。鉴于此，“利用民众爱阅照片图片之心理”，组织策划并举办图像展览活动，就成为凝聚民族意识和重塑集体记忆的有效手段和方式。图像展览不仅能突破语言的障碍，还具备语言难以比拟的可视性、直观性和亲和力，进而“从视觉文化上诠释国家认同”，因此在“二二八”事件前台湾社会的记忆重塑和国家认同建构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

据初步统计，“二二八”事件前，台湾举办展览活动20余次，主要展览活动见表1。

除了表1列举的主要展览活动，还有近10次，如1945年10月25日新竹美术家联盟举办的“新竹美展”，1946年3月25日三民主义青年团台湾区团部举办的“第三届美术节展览会”、6月23日中央通讯社台北分社举办的“时事照片展”、11月24日三民主义青年团嘉义分团部筹备处举办的“嘉义市第一届青年美术展览会”和1947年1月台湾文化协进会举办的“古美术展览会”等。受资料限制，这些统计并不齐全。但毋庸置疑，这些展览活动已可呈现光复初期台湾展览活动的概貌和特征，以及国民政府重塑台湾社会集体记忆和中国认同的努力。

这20余次展览活动几乎都是由台湾官方主办的。主办两次国画展的台湾文化协进会虽说是民间机构，但该会是由时任台北市市长游弥坚发起成立的，会员除了文化界人士，还有不少党政要员。在这些展览活动中，政治文化类占绝大多数，又以政治军事照片展为主。这些展陈的照片大致可分三类。第一类是与台湾社会密切相关的照片，包含盟军对台轰炸、陈仪在台接受日本投降，以及台湾光复重建和蒋介石赴台视察等。这些照片一方面突出了日本侵略者的身份以及日本给台湾带来的灾难，另一方面将台湾光复与国民政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有助于激发社会对殖民暴力的记忆和对回归祖国的期待，也凸显了国民政府建设新台湾的决心。第二类主要是关于中国艰苦抗战的图片，既有坚守国土的激烈战争场面，也有中国军民赴印缅作战的英勇事迹以及日本在大陆签降典礼的照片。这些图片在营造日本战败投降的视觉体验时，直观地彰显了国民政府抗战的“丰功伟绩”，给观览者留下“中国胜利、日本投降”的深刻印象。第三类则以国际力量联合抵抗法西斯的照片为主，除了中美联合抗战、国民政府参加开罗会议，还有少量涉及欧洲战场，以及战后盟国的时事新闻。这些照片有助于提升国民政府的国际地位及良好形象，也丰富了参观者对国际局势的认识与思考，尤其是深入理解“近年来的时代潮流、政治变通和新世界的方向”。

文化艺术类展览则多是以国画为主的美术展，这与沦陷时期以东洋画为主有显著区别。参展者除了陈天啸来自大陆，其他均是台湾籍美术家，参展的作品也多是他们在台湾光复前后创作的。也许是与大陆隔离时间太久，台湾美术家的作品“与国画以神韵、气息、笔墨为主体的完全不同”。但他们参展十分踊跃，“出品件数及成就比日人时代更多”。陈天啸的国画巡展更是受到热烈欢迎，陈天啸还多次受邀举行国画源流及技巧的主题演讲。这些文化艺术展尽管缺乏政治军事照片展的震撼力，但也是“从美术方面清算过去日人统治时代的余毒”，既增进了台湾民众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和理解，也为建构台湾社会的中国认同提供了助力。

这些展览活动所展示的照片和图片，与光复初期台湾报刊登载政治领袖图像有着相似的作用，即着重从政治、制度和文化三个维度重塑台湾社会的集体记忆和国家认同。不同的是，展览活动的图像展示更具目的性和系统性，也更能体现举办者的主观意愿。不仅如此，这些展览活动多在台湾光复节、双十节、孙中山诞辰和新年元旦等重要节日举办，注重与政治纪念相结合，进一步从时间观念上强化了台湾民众对国民政府的向心力和中国认知。诚如参观者所言，这些展览活动“是一种良好的教育方法”，“往往在几十分钟或一小时内，不知不觉中会引导你多得一种理解，或是多欣赏一种境界”。

值得一提的是，台湾光复初期，上海、厦门和成都等地记者纷纷组团赴台采访考察，希冀“用摄影技术报告收复后的台湾”，受到台湾官民的热情欢迎。回到大陆后，他们除了将照片刊登于报刊之外，还集中展出，以加深大陆民众对台湾的认识和了解。1946年3月20日，成都记者团在上海举办的“台湾历史画片展览会”，就让参观者产生了“好像去了一趟台湾”的感觉。这次展览会为期8天，吸引了大量市民观展。展陈的照片也颇为丰富，系统叙说了“台湾从开始发现一直到现在接收为止的情况”，着重呈现了殖民时期台湾的生存实态和台湾抵抗被殖民的“苦斗历史”，也让大陆民众初步了解到台湾在工业、交通等方面有着较大陆更好的发展。不仅如此，前面论及的中国抗日战争的照片和图片，也多是厦门、成都等记者团提供的。由此可见，这些展览活动在促进两岸相互了解等方面发挥着一定作用，也为后来两岸联合办展积累了经验。

由表1可知，“二二八”事件前的展览活动多是政治军事照片展，又多由台湾官方主办，加之在其他舆论宣传中台湾被“特殊化”对待，这些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台湾社会对“中国化”的误解。更为主要的是，这些展览活动既未能充分动员民间组织和机构参与，也未能系统展示台湾社会经济重建的历程，对台湾民众的吸引力有限，也很难让他们在情感上产生共鸣。

二、国货展览：两岸互动与政治整合

“二二八”事件后，陈仪在各方压力下引咎辞职，但同时致电蒋介石建议将行政长官公署改组为省政府，“俾容纳本省之有较能力者”，选任有为之青年，以“满足一般人之希望”。1947年4月22日，蒋介石主持召开国民政府行政院第784次例会，接受了陈仪裁撤长官公署和成立台湾省政府的建议，任命曾任驻美大使的魏道明为省政府主席。魏道明上任后，以“在安定中求繁荣”为施政方针，同时“推行经济自由政策”，鼓励民营经济发展。嗣后，台湾社会渐趋稳定，经济得以发展，展览活动也由此进入快速发展的阶段，无论是数量、规模，还是类型，均较前一个时期有了明显增长。

台湾省政府成立初期仍举办了不少展陈政治领袖照片和国际抗战图片的展览。相比之下，政府更鼓励民间组织尤其是商人团体筹办展览活动。受此影响，工商经济类的展览活动与日俱增，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例如，在1947年10月筹办的“联合展览会”中，工商经济类展览有3个，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余下7个则分布于政治、教育、卫生、气象、文化和艺术等领域。在工商经济类展览中，国货展览又最为耀眼，两岸工商界也因此往来频繁，或互邀参展，或联合办展，两岸的互动也随之日趋密切。

全面抗战爆发前，国货展览已成为“近代中国博览会事业的主流形式”，并被国民政府纳入政治运作系统，成为其强化政治整合的重要手段。光复初期，大陆货物输入台湾，因“入口交通圆滑”，“源源而入”，一定程度上平抑了台湾物价，颇受民众欢迎。然而，好景不长。随着美国剩余军事物资和商品行销世界各地，大陆国货陷入严重滞销的困境。在台湾，美货“如洪水滔滔流入”，“国货甚受打击，民族工业陷入衰减之苦境”。为了避免利权外溢，挽救民族工业，陈仪多次发表提倡国货的演讲，呼吁台湾民众不用洋货，乃至强调“吸洋烟喝洋酒用外国的东西”是无耻之举，是“缺乏国家观念和合作精神”的表现。政府部门也纷纷发文，要求所属机构和企业“优先采用国货”。台湾省政府成立后，对倡用国货更是不遗余力。1947年5月，成立不久的台湾万国贸易公司就拟举办“国货展览月”，“以奖励生产”；刚刚改组成立的商人团体亦纷纷投身国货运动，尤其是积极劝勉厂商参加“全国国货展览会”。

全国国货展览会由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中国生产促进总会、中华民国商会联合会和中国全国工业协会四家单位联合筹备，初定1947年9月18日在南京举办，旨在“促醒国人认识国货之优良并无逊于舶来品”和“藉以奠定国货销售之优良基础”。此次展览会是抗战胜利后举办的首次全国性展览会，各地政府和商人团体均十分重视，台湾也不例外。台湾省政府多次动员农工商矿公司“迳洽参加展览”，各公司除了安排专门人员负责筹备之外，还“分令各厂将所有产品检样送交公司，汇齐运京陈列”。

因战争导致交通阻塞，全国国货展览会延至10月1日开幕。此次展览会有近200家厂商参加，提交展品逾10万件，主要设置6个展览馆(室)，“尤以民营、农林、工商、资源四馆展品丰富，深孚各界人士赞誉”。在这4个展馆中，台湾均有公司参展，尤以农林馆和资源馆成绩最为显著。在农林馆中，“台湾省送展稀贵产品最多”，主要有凤梨、凤梨酒、香水茅、相思树以及“最近发现可治肺病之玉痰葛藤”等特产200余种。资源馆主要陈列机械、钢铁、石油、化工、糖业、纸业等重要战略行业产品，共41家公司参展。其中，台湾参展公司8家，在数量仅次于上海。这8家公司分别是台湾机械造船公司、台湾纸业公司、台湾糖业公司、台湾水泥公司、台湾金属矿业公司、台湾碱业公司、台湾肥料公司和台湾铝业公司筹备处。为了帮助参观者认识和了解展品，台湾纸业公司、台湾糖业公司还与《工商新报》合作，特约制作讲说节目在展览期间循环播出。

受资料限制，台湾展品的全貌不得而知。但上述已显示，这次展会基本汇集了台湾物产之精华。各类展品也受到大陆参观者的肯定和欢迎，或“驻足以观”，或“购买者极众”。在参观台湾机械造船公司的万吨船坞模型后，大陆官民更是赞不绝口，感叹“今日的中国已能自己制造巨型船舰”。白崇禧、翁文灏等政要在谈及中国工业发展时，首先提到的也是台湾机械造船公司及其万吨船坞，因为它们“启示了中国重工业前途”。换言之，台湾展品在全国国货展览会上可谓“出尽了风头”，也深化了大陆官民对台湾社会的认识和了解。

在筹备全国国货展览会期间，两岸工商界往来频繁，彼此的了解也日渐深入。为繁荣发展台湾社会经济，满足民众对国货的需求，台湾工商界还相继举办了两次国货展览会。台湾国货展览会即是其一，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此次国货展览会是以刘启光为首的台北市商会与上海市商会联合筹办的。刘启光是台湾早期农运的先锋人物，1930年受殖民政府迫害潜至大陆，后参加陈仪主持的台湾调查委员会。光复之初，刘启光先是出任新竹县县长，后接手主持日资华南银行的改组，并出任改组后成立的华南商业银行理事长，又藉此当选台北市商会理事长。1947年7月，他率领台湾工商界代表团前往上海考察，受到上海商会理事长徐寄庼、中华民国商会联合会理事长王晓籁等商界领袖的热情接待，并受邀在上海市商会发表演讲。在演讲中，刘启光着重指出，殖民时期台湾市场被日货占据，“光复后日货断踪，市场已成真空状态”，因此，国货可将台湾市场作为着力拓展的对象，亦可“使台湾民众认识国货，养成爱用国货心理”。可能因为在大陆期间对国货运动有着相当深的体验和感受，也有可能是受到筹备全国国货展览会的启发，他建议沪台两地商界联手，在台湾举办一次国货展览会，同时邀请中华国货联营公司赴台设立分公司。

对此提议，上海工商界予以积极响应，认为“于国货向台湾发展前途，裨益良多”。经双方讨论并确定，台湾国货展览会由台北市商会和上海市商会联合主办，会期定于第二届光复节前后。为了顺利推进筹备诸事，两地商会还联合成立“筹备委员会”，有委员31名，其中台北16人、上海15人，另设总副干事若干名，均由台湾选派人员充任。筹备委员会成立后，刘启光再次发表演讲，“希望国内工商界非但以台湾为市场，且以之为发展民族工业地区”，呼吁国货厂家赴台投资设厂，或直接将工厂迁至台湾。

对于台湾国货展览会的筹备，上海市商会极为重视。在送走刘启光后，徐寄庼立即召开发起人会议，“讨论各项进行步骤”，决定参展商品由中华国货联营公司负责征集，所有展品还可于展览会结束后在台销售。至于参展商品种类及销售价格，将委托台北市商会进行调查，“待调查完毕，再行决定”。中华国货联营公司除了在上海设立办事处之外，还选派宋伯壎和虞和森两人专事参展商品的征集与登记。在台北市商会的建议下，大陆参展厂商最后确定为50家，展览物资总值约100亿元。

1947年10月25日，台湾国货展览会与台湾庆祝第二届光复纪念活动同时开幕。在开幕致辞中，台湾省政府主席魏道明首先谴责了国外报纸关于台湾大多数人民“愿受外国统治”“或者希望独立”的报道，着重指出“台省同胞与内地同胞皆为中国国民，岂有排外之心理或行动”，但同时吁请大陆官民“对于台省人民做人做事之特殊概念与习惯加以同情”。出席开幕式的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张群则首先回顾并高度评价了郑成功抗击外来侵略者的功绩，强调“任何暴力不能使台湾与祖国分离”，呼吁台湾民众能与国家共渡难关。早在开幕式前，台北市市长游弥坚也发表讲话强调，无论是庆祝光复节，还是举办展览会，均旨在“促进台湾与祖国之间相互了解”，大陆民众踊跃赴台观光是其“殷切希望”，对两岸“文化与情感上之交流贡献必大”。交通部邮政总局还为这些活动发行了一套邮票，其中一枚整体图案为台湾省地图，“地图正中树立国旗一面”，以示“台湾光复再度投入祖国怀抱之意”。此外，所用标语与歌曲也均以“促进台省与内地之文化交流，振兴台湾产业，推广爱用国货及唤起来台旅行乐趣”为主旨。

另一次国货展览活动是由台湾省商会联合会与台湾新生活运动促进会联合举办的台湾国货样品展览会。此次展览会旨在“增强本省同胞认识国货及提倡服用，并促成物质交流互购获益”。为了扩大影响，吸引大陆厂商参展，两会还拟定了《国货样品展览会征集样品办法》。根据该项办法，大陆展品主要委托全国商会联合会和工商部上海工商辅导处协助征集，“征集之样品如面积重大、价值昂贵与不能邮寄者，可以照片模型代替而加以说明”。对于此次展览会，大陆工商界亦有极大兴趣，各地商会纷纷函告所属厂商遴选产品参展。在福建省政府看来，闽台关系更是特殊，两省之间仅一海之隔，贸易日渐频繁，关系日趋密切，各地厂商“自应趁此展览良机征集样品陈列，藉收广告宏效”。

1948年10月10日，国货样品展览会在台北开幕。此次展览会为期5天，展品多达上千件，分为矿产、工业、纺织、农产、食品、药品、工艺品等七类。这些展品除了来自台湾本土之外，还来自上海、北平、天津、广州、青岛以及福建、浙江、云南、贵州、湖南、绥远、甘肃等10余省市。此次展览会上大陆展品的数量虽无法与台湾国货展览会展品数量相比，但在加深台湾社会对国货的认识和了解方面的作用，却丝毫不亚于后者。这主要是因为在台北展览结束后，所有展品还被运至岛内其他城市，举行巡回展览。

在国货展览会的宣传及影响下，台湾民众对国货有了更加全面的认知与了解，国货在台湾的市场也日趋广阔。因此，中华国货联营公司在台北筹建分公司时，受到台湾官民的一致欢迎。还有不少大陆厂商赴台开办分厂。台湾国货展览会结束后，中华国货联营公司即派宋伯壎和陆禹臣留在台湾筹备分公司。对即将成立的国货公司，台湾各界认为“于台湾是具有特别意义”，因此“寄予深切的同情，极力的援助”。台湾省政府更是助力颇多，“拨给台北市内地点最适中、建筑最宏伟之五楼大厦”为该公司营业场所。该公司资本总额初定5000万元，沪台两地商会分别承担2000万元筹认额，台湾银行、台湾省物资调节委员会各担500万元。截至1948年底，大陆赴台设厂最多的是纺织行业，有10余家之多，新增纱锭7万枚，是台湾本土纱锭的3倍，被认为“对于台湾纺织业发展，将有重大贡献”。

综上所述，随着国货意识的传入以及三次国货展览会的举办，海峡两岸之间的往来和互访更为密切，两岸“永不分离”的信念也在不断强化。基于国货而建构的展览空间，更是持续地形塑着台湾社会的时空感知及中国认同。对于国民政府尤其台湾官方来说，展览会已成为他们展示治台政绩的一个重要舞台。

三、台湾省博览会：“产业盛会”抑或“粉饰太平”

台湾省政府成立以后，基本延续了行政长官公署的政府架构，但也吸纳了不少台籍精英进入权力中枢，以满足他们建设家乡的要求。此外，魏道明还通过改组或裁撤专卖局、贸易局等经济手段发展经济，台湾社会渐趋稳定，经济也得以发展。为了全面整体地展示这些政绩，台湾省政府决定于1948年10月25日举办“台湾省博览会”。此次博览会的开幕将抗战胜利后台湾展览活动推向了高潮。但随着博览会的结束，台湾展览活动渐趋沉寂，直至国民政府迁台也未能“复元”。

台湾省博览会缘起于省参议员黄纯青提议的“劝业博览会”。1947年底，黄纯青在台湾省参议会上提出议案，建议在总督府旧址举办一场博览会，“以宣扬台湾产业发达情形”。该提案得到省政府积极响应，魏道明责令由建设厅负责筹办“台湾省产业博览会”。为增进大陆民众对台湾的了解，台湾省政府起初决定此次展览活动在南京举行，时间定于1948年制宪国民大会召开之时，展览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最新工业品之图表、模型及样品等。但由于所需经费庞大，加之时间紧迫，台湾省政府被迫修改方案，调整于第三届光复节时在台北举行，并易名为“台湾省博览会”。7月23日，台湾省政府颁布《台湾省博览会筹备委员会组织规程》。8月5日，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由建设厅厅长杨家瑜担任筹备委员会主任，白怀民任总干事，暂借台湾省参议会地址办公。筹备委员会下设总务、征集、储运、工程、布置五组，每组又下设若干股。10月13日，台湾省政府又颁布《台湾省博览会章程》，对展品的征集、审查、奖励和参观等做出具体规定，还明确由台湾省政府主席出任会长，台湾省警备司令和参议会议长出任副会长，又增设荣誉会长1人、荣誉副会长1－2人，极大地提升了博览会的领导层级，足见台湾官方对此次博览会的重视。

为吸引更多的厂商参展，也为了便利物品运台展览，台湾当局还借鉴全国国货展览会的办法，对参展商品免征税捐。省外参展物品由高雄或基隆入台，届时凭参会证明书在当地税捐稽征处登记后即可通行。省内参展物品凭参会证明书并填发货物税照记账后，由当地税捐稽征处放行。登记在册的商品，若财政部认为应缴税时，再由博览会补纳。筹委会还特设省外工商业出品部，专门负责大陆展品的征集，宣传委员主任林紫贵还亲赴上海宣传博览会的宗旨。同时，筹委会还在上海、广州、天津三地设立联络处，并刊布广告，载明“有促进建设意义及裨益国民经济者，无论公营或民营事业均可申请参加陈列”。开幕前夕，筹委会还特派专门委员周芝亭赴沪，专职协调大陆展品运台事宜。

这些举措得到了大陆商人团体的积极回应，王晓籁、徐寄庼允诺全力协助，上海市商会、上海市工业会、南京市商会、中国生产促进总会除了函告所属厂商踊跃报名之外，还做好了组团观展的准备。对这些商人团体而言，赴台不仅仅是观展，还旨在考察台湾社会经济，探索两岸工商界互动互通的新途径。工商部也致函各省市商会、同业公会，要求后者会同各厂商选择精良产品踊跃参加展览。在香港，中华总商会和中华厂商联合会也积极响应，不仅多次召开会议商讨展品征集及运台布展等事宜，还决议代办非会员(厂商)报名参展手续。截至10月22日，报名参展的省外厂商49家，其中上海36家、天津4家，余下厂商分别来自香港、重庆、青岛、温州以及山西等省市，送展物品共计1367件。

经过两个多月的紧张筹备，10月25日台湾省博览会如期开幕。与全国国货展览会相比，台湾省博览会的规模更大，主要设有五个会场，其中四个会场着重展陈台湾省内产品，又细分为行政、文教、工矿、农林渔牧、手工艺、交通、水利、卫生、气象地质、艺术、风土和国防12个馆，尤以工矿馆最大，约占全馆总面积的40%。据统计，台湾省内共有352个单位参展，提交展品145015件，具体情况见表2。

由表2可知，民营单位提交的展品数量虽然最少，但参展单位数量已然超过国营和省营之和，是为台湾历届展览活动之最。此外，它们提交的展品又集中在化学和机械两个行业，显示台湾省政府发展民营经济的政策取得初步成效。

第五会场则主要展陈、推介和销售省外物品，尤其是国货，设有展台184间。遗憾的是，第五会场未能与大会一起开馆，而是延至11月3日才对外开放。据官方报道，延期是因为受8月19日国民政府“限价令”和各地物资统制政策的影响，大陆展品征集和运输受阻，未能按时运达。

截至12月5日闭幕，台湾省博览会共展出40余天。在为期六周的展览中，共售出门票30万张，另有免费入场的学校及其他团体参观者12万人，参观人数共达42万，“比较预期中之五十万人相差不多”。闭幕前夕，博览会迎来了一个特别的参观团——台旅日华侨团。他们“大多数皆营商业”，因此在观展后认为赴台投资的机会来了，多次表达“甚愿回国投资，在目前战况下尤愿返台投资”的心情，进而吁请“台省当局对回国投资之旅日华侨多予协助”，更希望国民政府通过外交途径解除他们回国投资的障碍。

由上述可知，台湾省博览会虽以工矿业展品为主，但不限于“产业”一端，而是全方位综合性展示“全省各项建设成绩”。因此，这并非仅仅是一次“产业盛会”，而是抗战胜利后台湾最盛大的一场“嘉年华”，一场政治意味浓厚的“嘉年华”。

在国民政府看来，此次博览会的举办不仅要全面展示光复三年以来台湾建设取得的成绩，还旨在促进岛内外观摩切磋，共求进步，尤其是密切两岸之间的互动，加深两岸之间的理解。对此，蒋介石、翁文灏、何应钦和陈启天等人在博览会开幕式的训词和演讲中均反复阐述。他们首先指出，光复三年以来，“赖全省同胞积极努力”，台湾建设取得“居全国各省之右”的显著成绩，这“加强我们对台湾的认识，加强我们民族国家观念”，“使我们对于中国工业化的前途，有了坚强的信念”，接着强调，台湾有着数百年的民族主义斗争史，“台湾同胞是最具有国家意识和革命精神的”，“台湾同胞素富爱祖国争自由之传统精神”，最后阐述台湾的前途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台湾同胞同为国民，休戚相同，荣瘁与共，台湾之进步，当集全国之力量以速其成，内地之安定，亦赖台湾之同情以观其效”。

这些政治性特征从博览会的游艺、广播和电影节目中也可窥得一斑。自开幕之日起，博览会每日均有游艺节目上演，主要分为话剧、音乐、舞蹈、地方戏四类，参加表演的单位有35个，演员人数达2285人，其中既有梅兰芳等著名艺术家，也有如南京中央广播电台音乐组“国乐队”一样的新生艺术力量。广播节目作为大会宣传的重心，除了用对话和话剧的方式介绍会场、商场及台湾风土人情，还滚动播放闽曲、粤曲、西洋舞曲等中外音乐。由此可见，这些文艺表演在娱乐大众的同时，也营造了传播政治文化的展览空间，蕴含着荡除日治殖民遗毒之意，既让台湾观众欣赏到了高水准的中国传统艺术表演，也有意识地促进了两岸文化交流与认同。

在大多数观众眼中，这是一次“除了西湖博览会以外，堪称国人举办的规模最大、筹备最完善”的展览活动。通过此次博览会，大陆对光复后的台湾有了更加全面的了解和认识，台湾同胞对大陆也“多一层了解和观摩的机会”，并纷纷对国民政府的治台政绩予以高度评价。诚如一些观展者所述，“台湾当局与人民之努力已经有了收获”，“台湾之工业或已具基础，可供发展，或有相当需要，可以提倡制造”。有的则认为，此次博览会不仅是台湾同胞自我检讨的机会，也是“教育外省同胞的活课本”，“使我们能从这里面去了解台湾，珍重这块被日本掠夺了五十年的土地与同胞”，何况台湾的繁荣兴盛“是祖国富强康乐的一剂强心剂”。因此，从这里可展视整个中国，“看到一幅光明的远景”。据此分析，台湾省博览会实现了展示“全省各项建设成绩”的目标，也实现了鼓舞台湾民众积极投身建设新台湾运动的政治动员。

为了昭示不忘历史，唤起台湾社会对殖民暴力的记忆，重构台湾民众的时空感知，台湾省政府特意选择在日据台湾总督府旧址举办此次博览会，并耗费巨资“仿照南京国民大会堂前的牌楼形式建筑”进行维修。不仅如此，台湾省政府主席魏道明、台湾省博览会筹备委员会主任杨家瑜还多次强调，此次博览会是台湾独自举办的展览活动，其目的和意义完全不同于1935年日本在台湾举办的博览会。在他们看来，1935年的博览会与中国无关，与台湾无关，只是日本殖民政府“将日本国内工商业的出品和国防的威力，以一种夸耀和近乎示威的姿态，出乎拓殖的意味搬到台湾来陈列”，是“基于侵略的观念，来鼓煽他们人民从事掠夺的野心”，而此次博会的主题是“和平与建设”，二者不可同日而语。

然而，让主办者意外的是，这种昭示和重塑并没有得到台湾社会的一致认同和理解，反而引来不少质疑和批评。最先引发争议的是博览会的筹办费用。此次博览会原定预算经费台币2亿元，后增至5亿元，但实际开支至少6亿元，甚至高达12亿元。尽管筹委会主任杨家瑜强调费用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愈演愈烈的通货膨胀，但质疑者并不接受。何况他们关注的不仅仅是使用了多少经费，更多的是这些经费该不该支出。他们认为，耗费巨资举办博览会只是在“粉饰太平”，当场馆前高挂着耀眼的霓虹灯和彩灯时，会场后的街道和民众住宿却是漆黑一片，因此，博览会所展示的繁荣是“虚无缥缈”的，“不能表示台湾生产力的高强，也不能表示人民购买力的提高，更不能表示台湾社会财富的增加”，普通民众吃饭都成问题，“还有什么心情欣赏这表面的热闹”，有的甚至谴责举办者忘记了“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反而玩着“一套丝毫无补于民生疾苦的把戏”。

让观览者难以理解的是，在公营工矿馆内陈列的许多展品，“始终未曾在市面上看见过”，哪怕自从台湾光复以来，也未曾见到过，更别说可以买到。这在物资匮乏的1948年秋冬之交，不仅严重刺痛了民众的神经，也让人怀疑这些展品不是台湾生产的，再次表明博览会展示的繁荣不是“虚无缥缈”，就是与普通民众无关，是台湾社会不需要的。

最让民众失望的是，博览会的国货推销部和临时商场还延期开幕。光复以来，台湾经济与大陆经济的联系日益密切，尤其是随着三次国货展览会的成功举办，台湾民众所需的百货商品“都是从上海来的”。也正是因为如此，随着“八一九”限价政策出笼，台湾物资抢购风潮此起彼伏，“全省商店也空着架子”，一些商店为了开门营业，甚至不得不将收藏了三年的“和服”摆上货架。在此种情形下，台湾民众翘首以待的就是第五会场如期开馆，能买到急需的商品。对此，时人有形象描述：“一般民众之希望，不在会场之富丽，而在商品之发售，故储款以待者大有其人。”可是，博览会开幕后，“当局忽以运输不便为理，对出售一说，暂缓办理”，令民众大失所望。实际上，以国货为主的大陆展品早已在开幕前运抵台北。因此，第五会场推迟开幕的原因不得而知，但不少人将矛头对准了官商勾结，疑其“利用推销国货之幌子，作攫取暴利之烟幕”。有人直接指出，此次博览会开幕以来，“最高兴的却是上海厂商”，他们勾结沪台两地官员，利用免税优待将“国货”运至台湾，获利是“意想不到”的优厚。11月3日，第五次会场对外开放了，门口也排起长队，但“仍有许多商店无货供应，有的有货不卖”。少数可以购买的货物，配购手续又十分繁琐，“真是无以复加”。这更加引起台湾民众的不满，并嘲讽称让国货厂商“名利双收”是博览会的“别一生面”。

上述现象不仅让两年来国货在台湾建构起来的良好形象毁于一旦，也让国民政府在台湾的政治整合遇到严峻挑战。因此，在台湾省博览会开幕前后，检讨国民政府治台政策的声音越来越多。例如，当论及台湾社会对省外人士的偏见和歧视时，有的认为主要原因在于语言不通，有的着重强调腐败丛生的官场，尤其是“省外来的接收大员使台胞失望太多”，有的在深刻分析后归因于“官与民、本省与外省的不平衡发展”，抱怨“祖国对台湾好像是取而不予，至少也是取多于予，多到不胜负担”，认为台湾应受到“特殊”重视，更广泛地将本土力量纳入台湾政治新架构之中。还有人批评指出，此次博览会有不少数据和资料还是“敌治时代遗留下来的”，难免让人想起殖民政府的工作方式及效率，甚至产生“新不如旧”之感。

当然，这些质疑和检讨并不否认台湾“光复”。他们首先批判和谴责的是日本的殖民暴力，对携贰祖国的言论也予以猛烈抨击，更不否认数百年来台湾社会对“祖国”的追寻和认同，指出光复之初台湾“爆炸式的民族感情”是“油然沛然流露出来”的，并对台湾回归祖国后的前途依然满怀期待。让他们感到不满和困惑的是：“祖国”来了三年，为何还没有给台湾带来一个“与过去截然不同的未来”。

总 结

“博览会既是政府宣传积极政策的重要管道，也是形塑政治认同的场域。”因此，抗战胜利后，台湾官方首先主导举办了一系列以政治军事图像展示为主的展览活动。这些展览既从侧面重塑了台湾社会对日本的认知，也从正面展示了国民政府的国际地位和形象，进而传达了国民政府建设新台湾的决心。

在检视光复初期的政治经济政策后，台湾省政府除了有意识地将台湾地方精英纳入权力中枢，还注重展览活动的政治动员和整合功能。受此影响，两岸工商界往来频繁，互邀参展，乃至联合举办国货展览会。基于国货展览的物资交流和人员互访，多样化的展品和展览空间对观众产生了极大的感召力，进而在密切两岸互动关系的同时，也不断强化了两岸“永不分离”的信念，增加了台湾社会的中国认同。

旨在展示“全省各项建设成绩”的台湾省博览会，再次拓展了展览空间与维度，希冀进一步凝聚台湾社会的民族主义精神。然而，这种不断强化的政治文化认同，在变动时局的冲击下，也给台湾社会带来了焦虑，乃至压抑。尤其是当“祖国”来了三年后，本地力量依然难以有效地参与台湾社会新架构的创造，成为新台湾建设的真正主体，台湾也没有成为他们心目中的样子。这些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台湾社会的“祖国”认同。当然，他们对博览会的质疑、批评和不满情绪，也需要置于当时的语境之中进行多层面的审视。

（原文刊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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