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 瑛 | 从传统花会、“腐朽庙舍”到现代博览会：成都青羊宫的地方政治与空间改良(1906—1937)

从传统花会、“腐朽庙舍”到现代博览会：成都青羊宫的地方政治与空间改良(1906—1937)

范　瑛

(四川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5 )

摘要　甲午战争前后，改城市传统“赛会”为近代博览会的论说屡见于报端，1906年内陆城市成都率先付诸实践。与其他城市博览会或在工厂、公园举办，或新建场地展览不同，成都劝业会脱胎于历史悠久的青羊宫花会。清末新政时期，官方开始在青羊宫花会原址举办劝工会，振兴工商之余亦寄托着改造民俗、改良社会的景愿。民国时期川政为军阀控制，劝业会数度停废、重办，花会却由于民间传统的惯性而始终沿袭依旧。作为近代临时公共展览空间，青羊宫劝业会不仅因集中了城市主要的资本力量和权力主体而成为不同权力意志彰显与博弈的场域，更因为商民的广泛参与而吸引了社会舆论和媒体的高度关注，成为社会关系的焦点。清末至民国，官方在青羊宫、二仙庵兴办劝业会、推行空间改良的历程，涌动着近代思潮的搏动、地方政治的诡谲、传统习俗的深植和多方社会力量的博弈，镌刻着一个内陆传统城市现代性脱胎、重塑和成长的艰难历程。 

关键词　成都；青羊宫；劝业会；空间；地方政治；权力

作者简介

范瑛，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大学城市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城市史研究会副秘书长、《城市史研究》副主编、中国古都学会常务理事、成都古都学会副会长，哈佛大学燕京学社（2005）、加州伯克利大学东亚研究中心（2013）访问学者，研究方向为近代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城市空间研究、工业化与西南城市发展等；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近代成都城市空间中的权力、资本与社会研究”、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在礼制与自然之间：清代四川城市空间形制研究”等，参与《清史·城市志》《中国城市通史》等国家级课题的研究；合著《近代中国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1840—1949年）》《近代中国衰落城市研究》《成都学概论》《阆苑仙境——历史文化名城阆中》等；多次获四川省、成都市社科优秀成果奖和教学成果奖。

近代博览会起源于工业革命前夕的欧洲。晚清政府于提倡商人出洋赴赛的同时，也在国内大力“倡办商品陈列所、考工厂和劝工会、劝业会、物产会等各种类型的赛会，以刺激工商业的发展”。天津劝业会设在实习工场、天津公园，武汉、南京均是新建场地展览，唯成都于1906年农历二月初十日依托传统青羊宫花会改设商业劝工会，不仅在形式上成为全国的特例，且在时间上首开近代中国劝业赛会先河。从1906年到1911年，青羊宫劝业会于清末连续成功举办六次，且一直延续至民国时期，并在军阀时代高潮迭起，在中国近代博览会发展史上独树一帜。

学界对近代博览会的研究已有丰硕成果，从国际关系、清末新政、社会变革到消费娱乐、科技文化、人物研究和城市个案等角度均有精深的讨论。学界关于庙会的研究一度是热点，以高有朋、赵世瑜等为代表，在庙会文化研究、区域社会经济史领域多有建树。关于寺庙的研究，或侧重讨论寺庙作为信仰空间、慈善活动场所的社会文化功能以及与国家、社会的关系，或集中于清末民初及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两次“庙产兴学”运动，从庙产政策、管理和法律角度有所申发。近代成都的青羊宫显然是另一个故事，传统道观不仅因近代博览事业的寄生而幸免于毁庙风潮，更在民国数十年间焕发出生机与活力。作为近代临时公共展览空间，青羊宫劝业会不仅因集中了城市主要的资本力量和权力主体而成为不同权力意志彰显与博弈的场域，更因为商民的广泛参与而吸引了社会舆论和媒体的高度关注，成为社会关系的焦点。空间视角下，集劝业会、花会于一身的青羊宫，成为投射近代四川地方政治、社会转型和观念变迁的多棱镜。

一、脱胎于传统花会的成都商业劝工会

成都花会由来已久，相传起源于古蜀国蚕市与花市，至唐代繁盛，其中又以青羊宫花市最大，且与老君会同于农历二月十五日举行，民间也称为“赶青羊宫”。清末，青羊宫花会具有明显的农业集会性质，“锦城外西南隅百花潭上二仙庵侧有青羊宫，马岁值花朝前后十日，远近农民麋集市锄犁及花草之属，盖农会也”。1909年傅崇矩的调查亦强调：“此会相沿已久，而为售农器之总市。”每年农历二月份的花会是临时会场，即“一年中有一定之时期，届时则集，过时则散者也”。

光绪三十一年(1905)12月，四川商矿总局及劝工局总办沈秉堃向时任四川总督锡良呈文，拟将青羊宫花会改办成都商业劝工会：

为详请事，窃维商务之兴，必有赛珍博览等会，以为比较观摩之助，俾工业竞争日盛，则商市之转输不穷，此中外之所同，而职局之所为兢兢在念者也。前月新繁乡会，本为该处赶集之常，前经职局督饬，商会派商董前往分别料理，商情遂形踊跃。兹据调查分董回称，玉器、绸缎、估衣等项均能获利倍蓰，计本地销货六千余金，赶集各商销货三千余金，较之昔年有加无已。现在青羊宫花会，为期匪遥，查该会为成属各会之冠，历年已称繁盛，惟商情涣散，漫无纪纲，若能利导扩充，亦商市之一大观。不惟工业以比较而精，即商情亦以团结而胜。兹拟督同员绅，先赴会场详细查看，预将陈列地段量为分划，略仿博览会场，从简布置，一面通饬各州县示谕各商，届时一体赴会。其会场应有一切规则，已由局斟酌情形妥为拟议，呈请宪核，一俟奉准后再行刊布。

沈秉堃任成绵龙茂道时，锡良称其“明体达用，素著勤能”。1903年，沈秉堃率四川代表团赴日参加大阪博览会，“购有缫丝机器，令随员盛典、史光倬在工场学习”，“于工商一切事宜，细心考究，具知要领”。从上述呈文中可看出，成都劝业会的举办，一方面是时代大潮下仿效西方筹办博览会之举，另一方面亦是受新繁乡会启发，利用“各会之冠”的青羊宫花会“历年已称繁盛”的商情，扩充利导以促工商的现实考量。清末成都新式工业发展极为有限，“劝工”之前的“商业”二字，既是劝业会兴办之依托，亦反映了地方工商发展的现实。

沈秉堃的想法并非创举，此前已经有人提倡。甲午战争后的中国人倡导办博览会以兴商务，并以习用的“赛会”来泛指西洋的博览会、商品展览会、展示会、共进会、品评会等，此种做法是“为迎合当时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方式”，但其中恐怕还有精英改良的意图。早在甲午战争之前，国人就已经开始提倡改“迎神赛会”为西方之赛会，如维新派人物陈炽在《赛会》一文中提出：“至各省赛会迎神，虽亦乡傩遗意，然作为无益，动肇争端，何如以此易之，使斯民有取法之资，薄海无久遗之利也。”但是，这样的主张在当时仍属少数，尚未被时人接受，从“今之论者，动以奇技淫巧诋斥泰西”可窥见一二。维新变法时期，社会风气渐开，改中国传统“迎神赛会”为西方之赛会已经成为越来越多的时人的共识。1898年《申报》时论明确提出改中国“都会之地及乡邑之间或一年或三年迎神演剧”为西方之赛会，认为传统赛会“无益”，改为西方之赛会“则可以除积习者”。

更为详细地提出将中国传统“赛会迎神”改为西方之“赛会”的则是钟天纬。钟天纬为湖广总督张之洞幕僚，曾赴欧洲各国考察。他曾上书张之洞曰：“南方之赛会迎神，北方之庙集赶墟，变通其法，令百工商贾，各行各业，自赛其物产，下至家用什物亦罗列于会场，兼行交易。举绅董为之经理，而不必托诸神道设教，效僧尼之簧鼓，堕巫觋之荒唐。转移间，举闾阎所欲烧香供佛禁剧放灯之费，悉用诸通商惠工之实际，仍不失岁晚务闲、万民行乐之意。”可以看出，钟天纬主张将庙会改为博览会，除了促进工商业发展的考虑外，亦可见其以士绅取代经理、以行宗教改良之深意。

(一)商业背后的政治意图

早在19世纪80年代，国内维新思想渐开，对本土的习俗多有提倡改良甚至禁止之意。花会因“废时失业，为害甚多”，且时有赌博、诱拐人口等不法之事，似乎已经污名化。在四川地区，自新政开办以来，官方与精英也着意改造社会习俗。1903年，四川总督锡良就在奏请朝廷任命沈秉堃为劝工局总办的奏折中强调“以兴工艺为化游惰，尤为切要之图”。沈秉堃的呈文也算是对此态度的贯彻。官方对民众“烧香赛会”之事，也出示谕令禁止，以整顿“愚民”之“陋俗”。地方精英对此亦十分认同，如傅崇矩认为，二月在青羊宫举办的老君会，男女杂坐一处，妇女在道观内念佛，“可发一笑”，“应先去鬼神之说”，至于一切不在祀典之内的道观寺院亦可酌改作他用，祈雨雪及救日蚀、月蚀等宗教活动也应禁止。对于沈秉堃在青羊宫办劝工会一事，傅崇矩则认为其“扩充会场，建筑列肆，日进文明”。

可见四川提出将花会改办博览会，是在19世纪80年代以来改良社会习俗之呼声和清末新政时期全国提倡西方博览会的时代背景之下发生的。1906年，成都将“花会”改为“商业劝工会”，依旧于传统节日庆典空间青羊宫举行，但其活动从形式到内容已经全然不同。

传统花会与青羊宫老君生日为同一天，但1906年，官方不仅将传统花会改名为“商业劝工会”，还将传统花会的时间改为农历二月初十日。名称与日期的变更投射出明确的官方意志，为传统意义上的花会赋予了全新的内容和形式。四川总督锡良在第一次商业劝工会的开幕训词中强调：

凡我商众，其即此会而征诚信乎？自用则小，众志成城，同心之利，占在断金。凡我商众，其即此会而进合群乎？为山匪高，一篑是亏，鉴井匪深，不泉胡为？凡我商众，其即此会而谋久远乎？自今伊始，勿移游观而忘竞胜，勿矜形式而昧精神，勿以故步自封，勿以一得自喜行见。

锡良的这段训词表达了通过劝工会改造商民的意图，即不仅要通过博览会促进商民对于商业活动的诚信，更希图以此来促进商民合群、团结、善于竞争的精神。“勿移游观而忘竞胜”，可见官方改良民风的深意；“勿矜形式而昧精神”，则为传统赛会空间赋予了全新的外观形式和精神象征。

清末新政时期，全国设立劝工会，尽管名称不尽相同，但性质均类似于西方博览会；考其地点，有的设在新式的工厂、公园内，也有重新购地建造场地的。利用传统寺观举办博览会的，成都之外，尚无他例。而成都选择青羊宫这一传统节日庆典空间作为近代博览空间，除受到上述全国范围内改良民风民俗、改造寺观思潮的影响之外，还与成都的地方政治经济以及青羊宫这一道教宫观本身的空间特征有关。

与天津劝工展览会设在公园相比，成都地处内陆，在1906年时还并未像沿海通商口岸一样开设公园，成都的第一所公园——少城公园1913年才开设。与武汉、南京新建场地展览相比，四川经费拮据。第一次劝工会章程载“成都商业现甫萌芽，力量未充”，因此开办会场经费由绅员统筹，就连三等奖牌及各属劝工局花红给奖经费也是由劝工局借油米帮银共四百两，甚至到1908年开办第三次劝业会时，劝工局仍未能筹还。可见传统内陆城市新政经费之拮据，实在无力与开埠城市相比。

就其空间而言，在传统成都，青羊宫、二仙庵的巍峨，总给游者留下深刻的印象，舒铁笙记叙：“夫青羊宫一廓然清旷地也，右邻二仙庵，四周平衍林木蓊翳，出省城三里许，望之蔚然而深秀者。”青羊宫整体坐北朝南，主体宫殿之间空坝甚多，空间宽敞。二仙庵与青羊宫仅一墙之隔，在青羊宫东侧，其山门大致与青羊宫内之八卦亭位置相当，山门前是一大片茂密的楠木林，再外是一片旱田，附近还有民宅。二仙庵的主体建筑依次为山门、三丰遗迹、纯阳殿、来鹤亭、二仙殿、斗姥殿、天井、御书楼，比青羊宫幽邃曲折，房屋多些，也要紧凑些。

(二)空间秩序与官方意志

针对传统花会“商情涣散，漫无纪纲”的状况，官方对劝工会的策划和管理极为重视，会场设有事务所，下设督办、提调、会长、庶务员、招待员、会计员若干，还拟定赴会贸易、游览规则及禁令若干。除了对各县劝工局、各商家赴会展览的商品逐一审查、设立奖项评奖外，会场的规划布局也不再似从前由商民自由搭铺摆摊、随意布局，而是由官方明确统一规划布局，绘有详图并附说明在案，设施齐备，遍置标识。

会场的总体规划，因考虑“会场地方最宜宽广，况此系合全省工商而设，原有地段势必不敷”，因此劝工局“量加展拓并于会前雇工构造围垣，将会场全体圈出以便布置”。拓展之后，会场陈列地段占地面积共一万二千八百七十万尺，划分为四区，“入场至二仙庵山门为第一区，自山门至庙内各处为第二区，复自二仙庵山门以至青羊宫山门为第三区，青羊宫庙内为第四区”。四区之中，还设有休憩招待处、办公会场(设在二仙庵内)、游戏场，这些地点都用飘扬的旗帜或牌匾作标识。四区之外，还设有警察驻所、舆马场、各学堂休憩地。

官方不仅布局规划完备详细，对空间的分割和使用也都做出了明确规定，其空间管理也大大加强。“会场地面既大，亟宜划分数区，俾各执事人及巡警队皆得分段治事”，分区规划正是官方维持秩序、便于控制的意志体现。对于会场内的道路，因会场设在两庙、楠木林及二仙庵侧旱田内，而这些区域并无道路规划，便“绕以回栏，使成街市并树木栅”，主要目的同样是“以资巡防”。日人山川早水在参观二仙庵内的会场时，就看到道路规划为往返两条路，还有“手执木棒的警察，在各个重要路段维持秩序”。

官方对会场布局的规划也充分考虑到民众的利益与便利。因扩充会场为“田亩陇畔，高下不利游观，兹为设法平治”，特意强调“勿伤农事”，对于众游人关心的茶馆、酒肆、菜饭店等消闲及饮食场所，官方也以便利游人为原则，将这些店家布局在一处。在“从正门通往青羊宫的路上，用竹席临时搭起的饮食店也不少。五香菜串、温酒、荞麦面条，热气腾腾有欲压人之势”，走出青羊宫，进入它前面的古青羊肆，两侧也全是饮食店。

会场以二仙庵为主会场，而青羊宫则为副会场。二仙庵比青羊宫幽邃曲折，正好便于众多商品的陈列和游人的观览，“宏大的绸缎庄百货公司同古玩玉器铺都设在二仙庵，在这儿比较严谨，守护容易”。二仙庵的殿堂走廊陈列着官报局出版的教材书、挂图、体育器械等教育品、劝工局的工艺部、书画部以及城内的几家古董店的美术品，而檐下与中庭也摆满了西洋杂货店、中国杂货店、古书店、古董店等，除官方规划的道路外没有插足的余地。

青羊宫则主要陈列工农部产品、杂货、书画店等，书画店的数量比二仙庵多，在山川早水看来，青羊宫展出品粗物居多，显然传统农会的主题依然被保留下来。传统花会亦以农会著称，可见官方着力改造，但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民间传统。成都第一次商业劝工会“聚中外货品，以资参考，而贸易之盛十倍于旧日花会”。1907年举办的第二次商业劝工会规模更甚，各地参展官局从21个增加到94个。特别展品区建有两个别致的建筑物，一个呈塔形，展出本省特产丝绸等；另一个是亭形，展出欧洲和日本产品，还有火车铁道模型。会场中央大道左侧凉亭内有铜管乐队演奏欧洲乐曲，川剧戏台旁设有电影院和动物园，还有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在川康边地的改革展览。其后，主持劝工局的沈秉堃调离四川，次年新一任总办上任，对劝工会及花会又有另外一番改良。

二、周善培的空间改良

周善培是四川清末新政时期的代表人物，在成都兴警政、办实业，其对青羊宫劝业会地点、空间布局和租地方式的改造，可以窥探官方、精英对民众习俗的态度，以及官方权力的扩张和庙方权力的收缩。

(一)“易地而举”的阻力与艰难

1907年，劝工总局改为通商劝业道，前任劝工局总办沈秉堃迁甘肃按察使，1908年由警察总办周善培改任劝业道。周善培1899年东渡日本考察，1901年又率四川学生二十五人赴日本留学，至1918年间先后七次赴日，深受日本新政的影响。时任四川总督赵尔巽评价他“勇于任事，精力弥满，熟悉通省情形”，且“任劳任怨，力果心精，思虑周详，不同流俗”，可见周善培实为清末时期具有维新思想的地方能员。

三十三岁的周善培就任后，对沈秉堃开创的青羊宫商业劝工会颇多微词。在周善培看来，青羊宫劝工会，每年举行一次，“为期过迫，难昭大效”。从世界其他各国的先例来看，尚无每年一举，如日本、比利时赛会皆间隔数年。间隔数年可以准备充分，但四川省劝工会预备之期短暂，周对此颇为不满：“前会方终，后期又迫，仅此数日，安有进化改良之理？”继而又从建筑、经费的角度对比，指出世界各国之赛会，建筑宏伟、设备完全、搜罗丰富，自然经费也需要花费千百万，而四川相形之下，仅二、三千元，如此小额的经费，“责其效必无之事”。他以日本赛会在大阪、上野、青山等不同地点举办为例，强调赛会“必易地而举，方足以繁盛地方，流通经济”。可见，周对四川发展工商业雄心勃勃，在他看来，原来“略仿博览会场，从简布置”的劝工会场显然无法达到应有效果，必须充分预备，易地而举。

但周善培欲“易地而举”的想法并未获得绅商的支持。商界想要借助劝业会的提倡、花会的繁盛经商贸易，倘来年举、异地举，商业必受影响，遂以“近年市情衰落，不可不藉此会，以广招来”为由反对。绅界以民间花会习俗相沿已久，“届时贩卖农器花木者必照常集会”，若不办劝工会，官方不在此规划组织，则会使集会“散乱”，主张仍请照常举办。

鉴于众议，“乃未决议停止，即派员经营，明年此会仍在青羊宫举行”。周善培“易地而举”的想法未获实现，众议不赞成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恐怕是经费问题。前两次劝工会经费，第一次由绅商赞助，会场经费由士绅筹款，铸造奖牌经费则借钱帮和油米帮银共四百两；第二次为沈秉堃请宪台(锡良)在矿局经费下借拨支销，两次所借经费至1908年时仍无归还款项。劝工局既无经费，所办劝工会经费又要仰仗绅商赞助，故周自然不可忽视绅商的意见，因而其雄心勃勃的计划遂未实现。

但这并未影响周善培发展工商业的计划。早在1907年时，他就因每年二、三月间青羊宫花会时，虽设劝工会，但时间短，难以达到发展工商业的效果，认为需要长期设置劝工场，遂在成都总商会会董樊孔周的支持下筹建成都劝业场。虽然1909年第四次劝业会仍在青羊宫举行，但从1910年开始，周善培“易地而举”的想法也部分地得到了实现。劝业会虽仍在青羊宫举行，但重庆也开设赛会，办理一切规则均仿效成都青羊宫花会开办，只是地点设在南纪门外珊瑚坝嘉杨公所，并新建房舍作为商品陈列场所。

(二)“整齐划一”与空间秩序的强化

既然短期内“易地而举”不能实现，但“易事”总尚可为，周善培对劝工会会场进行了重新规划，改良由空间入手。

沈秉堃主办时主要依靠青羊宫、二仙庵两庙空间，会址为长方形。周善培则展拓了两庙之外的空间，将二仙庵楠木林前及侧面之大片旱田纳入会场范围，将会址规划为方形。第三次劝工会会场的分区已经由此前的四区变为三区，即会场门口至二仙庵门口为第一区，二仙庵为第二区，青羊宫为第三区，原先自二仙庵山门至青羊宫山门的第三区合并至第一区。

周善培对会场内各商业活动地点也进行了整改，一是将旧有花圃移到会场之外，即移到二仙庵楠木林前的旱田，此处统一规划为花市，分为四个部分，中心则布局为成都人最热衷的茶园。二是将竹木等器具及小摊移入青羊宫、二仙庵两庙。三是将青羊宫东侧茶食棚场迁置二仙庵入口总路两旁，便利游人饮食休息。四是将娱乐游戏场所均指定二仙庵后园搭棚布局，借鉴外国博览会，但仍对其进行限制，“一切有伤风化及无意识戏具不得兴焉”，认为游戏的作用是“畅游观之意趣，拓灵敏之心思”，并通过收取入场券来限制观看游玩的人数。五是对卖饮食小摊亦规划固定区域陈列，“否则一律禁止，以免混杂”，对于各商铺字号招牌也规定由劝业会代为制造，目的在“以期整齐划一”，临时自立招牌者，“均令一律撤去”。六是将楠木林规划为商业区，商铺排列纵横整齐。周在会场门口右侧新建了军乐亭，会场左侧为招待所，招待所后开辟一片地方为农器场。

会场门口两座牌坊是用松柏树枝搭建起来的，沿着入口开辟出一条宽敞的大道，大致通向二仙庵的方向，两侧则布局为商店。大道中间开辟出小道通往右侧新开辟的花市区及农器场。周主持扩建了从南门外柳荫街到会场门首的马路，方便游人及行驶马车。为便于游人进出，周规定在会场多开出入口，前两次劝工会时的布置是挡以板壁，此次则用布帷替代，“夜则垂幔隔别，昼则开卷爽豁心目”。

而值得注意的是，1910年劝业会还举行了赛马会，此举有三方面的考虑：一则清末以来编练新军，每年都从甘洮引进军马，于交通和经济上多有不便，官方开始考虑四川松茂的马匹，故借劝业会举办赛马会以推动四川本地马匹的改良；二则“表彰骑术”，推进新军编练；三是“以激发尚武之精神也”。

可以看出，周善培对会场的布局规划的核心是“整齐划一”，试图以井然全新的空间秩序带动新的社会风气，成为其空间改良的重心所在。在沈秉堃的基础之上，周善培首先进一步强化了空间的秩序感，从入口、道路到布局，无一不彰显出整洁、统一、有序的意象；其次不仅空间规划更严格、细化，对空间的管理也更加严密；再次，军乐亭和赛马等现代空间元素的加入，对民众的教化和尚武精神的塑造可窥见官方意志体现得更为明显，也更具现代精神。

从1906年到1911年，托生于传统青羊宫花会，成都连续举办了六次劝业会。前三次名为“商业劝工会”，1909年后称“劝业会”。作为新政要务，成都劝工会虽然继承了传统庙会祭祀娱乐与商贸的功能，却从诞生之初就显示出强烈的官方主导色彩。

三、军阀混战时期青羊宫劝业会的停办与重办

辛亥鼎革后，四川政局动荡，军阀混战不休，官方对青羊宫的态度逆转，清末新政以来在青羊宫兴办的劝业会，也由官方以青羊宫为“腐朽庙舍”之故而迁移到少城公园，新建陈列馆展览。清末延续六年之久的劝业会遂停办，但花会却由于民间传统的惯性而依旧沿袭。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前，四川政局虽动荡，但官方却在此期间一直监办花会，并于1920年率先重办劝业会，成为军阀混战之下出人意表的“奇观”。

(一)“腐朽庙舍”与青羊宫劝业会的停办

辛亥武昌起义后，四川军政府将原劝业道辖下的实业、交通事务分设实业部和交通部管辖。随着劝业道的撤销，清末在青羊宫举办劝业会的传统也发生了中断。实业司成立后，为提倡全川农工商矿各项实业，于1912年派员在“少城公园觅得隙地一段”，修建商品陈列馆，作为筹办劝业展览会的场地，而终止了清末劝业道在成都西南外青羊宫、二仙庵两庙举办劝业会的传统。

官方停办劝业会的原因，与地方官员对劝业会和寺观的认识有关。首先，民初办理实业展览的官员认为，展览会要有专门的场地，并且陈列展览馆要为“永远性质”，而青羊宫举办的劝业会都为临时性质，即每年花会时节修建临时陈列馆，会期后即拆除，无法满足陈列展览馆永久性质的要求。当时对展览会的规划是“三年开办一次，其地点暂定成都重庆二处，一次循环开办”，这样的规划虽然更趋理想化，亦是对周善培未实现之计划的延续。

其次，是民初对寺观态度的转变。清末新政以来，官方就一直强调对民众习俗的改良，在新政的推行中不断地强化。民国时期，时人对于寺观的观念更趋激进，认为青羊宫、二仙庵两庙为“腐朽庙舍”，清劝业道改花会为劝业会，租佃两庙土地作为展览会场则是“因陋就简”。青羊宫、二仙庵两庙在清末新政时虽是官方、精英改造的对象，但其形象仍是清代成都最为繁华的集会之地，到民国则骤然降低到了“腐朽庙舍”。如果说清末新政时期官方对青羊宫、二仙庵的态度是“隐而不发”，至民国官方则明确了对其的贬低态度。

官方停办青羊宫劝业会，另觅少城公园修建永久性质的展览馆，但作为传统庙会的青羊宫花会依旧年年自发举行。1912年，实业司仍在花会期间设立事务所，派员审查办理会务。到1913年，实业司忙于筹办少城公园劝业展览会事宜，对于青羊宫花会未再派员经理，而“一听人民自由集合，会场地点亦由两庙主持自行出佃收租”，曾经被清末官方剥夺的主持经营之权再次回到庙方手中。由于少城展览会期与青羊宫花会同期，民间有谣传官方要禁止青羊宫花会，为释疑，内务司特呈请民政长令实业司发出声明，青羊宫花会地点仍旧在青羊宫，官方已批准，并未禁止。可见，民间习俗传统影响深远，官方亦不得不顾忌，其中除了考虑到民众习惯的沿袭和情感因素之外，商民经济生活的需要和花会巨大的经济利益也应是理由之一。故官方在对民众的声明中，仍有青羊宫花会“裨益农商，无碍风俗”之语。

(二)军队驻扎与花会照办

1912年官方未对花会进行统一规划管理，由庙方和商民自办，以致“会场布置已极凌乱，游人杂沓”。1913年官方即重新恢复对青羊宫花会的经理，此种做法一直延续至1919年。

民国初年的青羊宫、二仙庵两庙与清末情况迥异，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政局动荡、军阀混战，两庙都有军队驻扎。军方在此驻扎并非简单地暴力侵入，而是经过官方与军方的协调，共同决定的。1916年5月22日，四川宣布独立，参加护国战争，同年7月6日，蔡锷任四川督军兼省长，四川护国战争结束，但滇军、黔军并未撤离四川，四川被滇、黔、川军共同控制。1917年，滇军罗佩金与川军刘存厚两军在成都巷战。战后，四川省长戴戡会同“领事团、省议会、商会、绅耆等齐集省署，再四研究，始由戴省长用电话通知罗刘两氏，各派代表复至省署会议”。经过多方商议、研究，刘存厚同意将军队撤离城外，驻扎在青羊宫、二仙庵、草堂寺、百花潭等处。

1915年12月25日，云南通电独立，正式打出“讨袁护国”旗帜。1916年2月初，滇军与川军刘存厚部取得联系，战事绵延到了四川。其时成都青羊宫花会尚未开会，滇事发生，据《国民公报》记者观察，“一般人民对于花市盛会窃窃私议，恐有停止之虞”。川省公署以青羊宫花会“本为农事而设，若果绝对禁止，深恐于农民不便”，即虽于战争戒严期间禁止一切集会结会，但仍主张办理青羊宫花会。只是为便于秩序控制，仅允许售卖农器花草及不搭棚的临时饮食小摊，对于“茶楼酒肆及其他个性营业，本年均暂停止贸易”，并命令四川省警察厅及成都县、华阳县会同办理青羊宫花会。警察厅与两县共同办理青羊宫花会，此后成为历届遵循的成例。

同为官方办理青羊宫花会事宜，与清末周善培以来相比，民国初期官方的权威明显减弱。清末官方负责筹措资金、规划空间、会场建设、租佃管理等一应事项。至民国初年，随着劝业会从花会中抽离停办，庙方重新掌握了主持经营花会的权力和经济利益，官方的姿态不再是高高在上统揽一切，而是与两庙协商，仅行监管之责，庙方的权力和地位随着劝业会的中断和花会的回归而复得。

(三)青羊宫劝业会的重办

1917年经过刘罗、刘戴两次巷战后，四川刘存厚部将护国战争后入川的滇军、黔军赶出了四川，四川战事暂平，1918年熊克武任四川督军，杨庶堪任四川省长，军阀统治的四川进入防区制时期。杨任四川省长后，颇重视实业，于1919年11月24日，发布《青羊宫花会征集物品规则》，令四川全省筹办来年青羊宫花会，只是敦促川内各县实业局认真筹办展览物品，尚未将花会重申为劝业会。

1920年1月，“商学联合会呈省公署，请改花会为劝业会”。在商学联合会看来，“由当局令各县劝工局，就各县所出运到会场比赛，优胜者特嘉奖励，劣败者亦有所观感”，此种做法“诚因势利尊，振兴实业之良法也”。在对清末劝工会高度评价的同时，商学联合会又对民国以来“花会”这一名称的使用表现出了不满：“岂‘花会’二字足以奖励劝工商，振兴实业，提起众人之精神耶？恐不免为有识者所窃笑也。就‘花会’二字研究之，全场中不仅有花也，何以别名曰‘花会’？”倡议“借青羊宫会场激励工作，为倡导国货计，特请易名为劝业会，用符名实，而昭激励”，即重新将青羊宫“花会”更名为“劝业会”，回归清末新政时期官方的做法。这则报道同样暗示了商学精英界与清末新政时期精英界对“花会”的改造之意。“岂‘花会’二字足以奖励劝工商，振兴实业，提起众人之精神耶”一语则道出了民国商学精英对清末改造商众意图的继承。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重办劝业会，虽与清末新政时期一样都考虑振兴实业，但此时的劝业会却更明显地打上了倡导国货的记号。在1921年四川省长公署政务厅请成都卫戍总司令部拨劝业会经费的公文中，就明确表明了1920年办理劝业会的原委，即“去年会期适在各县实业所成立以后，各属应办各项实业迭经分别整理，而提倡国货尤为当务之急”。民间竹枝词中也有“命名‘劝业’意云何，国货提倡信足多。……实业扩张基建此，那容欧亚纵鲸吞”之语。

此外，对地方自治的提倡也是促成官方重办劝业会的原因之一。在1921年第二次劝业会开幕讲演中，四川省长公署政务厅厅长向楚谨即表明：“四川目前的财力，哪里办到这劝业会，不过是四川实业的一个小影，实业行政之精神即于此表现。实业行政，上自省长下至各实业所长，乃于提倡维持鼓励及劝导的地位属于官治性质，当此促进自治时期，当由官治而进为民治，官治实业多是被动的，自治的实业是自动的。”四川劝业会作为“实业行政”精神的体现，也成为四川地方自治的实验场。

1920年，四川重办劝业会，是自辛亥革命后劝业会停滞近十年后的重办，有提倡实业、发展生产的经济因素的考虑，也有提倡地方自治、提倡国货的政治因素的考虑。此一时期，其他地方尚未见到有办劝业会的举动，仅有农商、财政两部会商，定于1921年在北京天坛举行全国劝业会，且还在筹办当中。彼时中国地方上不仅没有办劝业会的迹象，甚至福建还出现了将原属劝业会的会址场地另建教育会的建议。从全国看来，民国时期各地官方对劝业会的办理，四川尚属先列，只是由于四川地处西南边陲，未能引起全国的注意。

(四)新市政下的空间改良

刘成勋1920年任成都卫戍司令，1922年6月任川军总司令、四川省长，“加意整顿实业”，且“注重改良市政，所派筹办劝业会各员，皆富有学识经验者”，劝业会内外会场布局和景观另有一番变化，《申报》对此举评价：“故会场内外布置，比较往年更为美观。”

成都战乱甫平，市政改良首重城市道路的修建。1922年，通惠门外环城马路刚竣工，官方在马路两旁栽种杨柳，“点缀风景，饶有意味”，此外，南关外柳荫街至青羊宫附近百花潭间也有马路新建成，使得“气象更为之一新”。

官方注重市政改良及劝业会场内外之美观，书写于通往青羊宫沿途城墙上的广告招牌遂成为问题。1919年，介文社就在青羊宫门前马路及会场重要入口处竖立了大木牌广告，这种特别的广告形式一时引发热议。至1923年，“外西南一带城垣墙上一般商铺，每多于墙上书写广告招牌，或用粉墨任意图书”，因成都市政公所以“有失城垣壮观”为由，“令警厅严令洗去，不准再涂污，违则处罚”。

官方不仅注重会场外的改良，也重视会场内的装点及会场布局。1920年重办劝业会时，劝业会事务所将劝业会场行人道路“一律搭天花”。1922年时，劝业会“全场均扯白色天花朱红色彩”，官方的目的是“以壮观瞻”，与周善培注重会场美观的理念也是一脉相承的。以前实业所均布局为三条街道，“游者一览而尽”，1922年的变更办法则是“左右均为曲折式，入者出者，必遍历各实业所，不致索然寡味”。官方此意，除不致使游览者“索然寡味”之外，恐怕还有使民众广为参观，而不致走马观花、匆匆瞥一眼的深意在，曲折式的设计可以使民众“遍历各实业所”，感受到各地实业产品的熏染。

20世纪20年代，官方在青羊宫重办劝业会，因注重实业、力推市政改良，并开始任用专门人员规划设计，既使会场更为美观，也使劝业会的规划设计更趋专业化，显示出战乱之后的成都对于“文明”与“现代化”的追求。这一时期官方在两庙的权力也由民初的收缩到20年代的扩张，地租成为官方力图控制的主要空间要素，从而也使得官方、庙方与商家的纠纷不断。

四、“党、国”的渗透与空间政治

1927年初，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三军合驻成都，成立“三军联合办事处”。成都秩序渐趋稳定，实业建设提上议事日程，成都劝业会连年举办，规模越来越大。与此同时，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无论是从寺观的登记管理，还是空间权力的申张来看，无处不开始渗透“党、国”的势力，即使是地处西南边陲的四川也不例外。青羊宫虽因其劝业会的官方性质而逃过打击，但其空间亦难以逃离“党、国”政治符号的渗透。与此同时，地方实力派也通过这一空间向中央施展地方政治的声音和影响，青羊宫劝业会在这一时期笼罩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

(一)空间中的“党”与“国”

1928年为了破除迷信，打倒偶像，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于11月颁布《神祠存废标准令》，规定了应当保存的神祠标准。1929年10月，国民政府内政部制定了“风俗调查表式”，后定名为《风俗调查纲要》和《淫祠邪祀调查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次广泛的风俗调查和陋俗改良活动。

面对打击，各地寺观为生存不得不寻求应对。在成都地区，青羊宫、二仙庵是最大的道教宫观，其自清末以来由于官方在此办理劝业会，而免受庙产侵夺，故在新一轮国家政权对寺观的改造风波中，其他寺观也纷纷仿效青羊宫。如成都市外北城隍庙也于1929年举办劝业会，但是却仍然遭到了报纸舆论的批评：“各县神会，都可以改办劝业会，但是要同时禁止拜神会，才能名实相符。”成都市的风俗调查表对“有无迎神赛会情况”的调查结果是“本市迎神之风，早经禁止，赛会一项除每年办劝业会外，其他无之”。实际上，成都的迎神赛会并非只有每年的青羊宫劝业会，只能说青羊宫劝业会由官方主办，是“合法”的。

在南京国民政府打击寺观及改良社会风俗的大背景之下，四川也有地方实业局官员提出劝业会易地而举，三年一办；四川省主席刘湘也曾雄心勃勃地想要一年举办两次，春季在成都，秋季在重庆；地方官员亦有提出在“吾川东西南北各地重要市场，轮年举行，不必限于成渝两地”等主张，但最终官方仍选择在两庙举办，这成为两庙在全国新一轮的打击寺观及改良社会风俗潮流下的“护身符”。

不过，劝业会对青羊宫、二仙庵两庙的保护也并未给其安全感，成都市文殊院在全国党化的潮流下，对寺庙僧人增加了“三民主义”的教育，“以谋党化僧众”。二仙庵道士也“奋起直追，顺应潮流”，设立党化道教传习所，不仅加授“三民主义”，而且在庙内悬挂布标语二百余张。全国党化的潮流，不仅使僧道为谋自救而自谋党化，同时悬挂的“三民主义”宣传标语作为政治符号，不仅改变了寺观的空间景观，更凸显了其公共空间的政治涵义。

青羊宫劝业会的空间仪式也投射出“党、国”的身影。1929年在青羊宫、二仙庵举办的劝业会是南京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全国后的首届劝业会，“党、国”身影首先出现在两庙空间里。此次劝业会于二仙庵吕祖殿特设第一次国货展览会，由省长刘文辉亲笔题名的会标悬于会场。开会程序中“党部代表就位”先于“四川省政府主席各委员及各军政长官就位”，且要“向总理遗像及党国旗行三鞠躬礼，恭读总理遗嘱，默哀三分钟”。

30年代，四川军阀混战并未停止，受时局影响，四川省建设厅称“自民国十四年第五次劝业会至十九年第十次劝业会，赴会之局逐年减少，应纳会费亦不照解，冯前代厅长任内有一见及此，始请改办名物展览会，以为补救”。1931年，劝业会改办名物展览会。其间正值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国难当头，劝业会事务所特设“国难宣传部”加强抗日宣传。事务所用镔铁剪成“抗日救国”四个大字，钉于会场城墙下极高木竿之上。各县建设局也于各自陈列所门前高插白布旗，上书“努力生产，抗日救国”。劝业会国难宣传部还派员在会场中央演讲台轮流发表抗日演讲，以此激发民众抗日热情。

(二)空间中的地方展演：全川生产建设会议

对“党、国”的出现和渗透，地方实力派却并未表现出类似新闻报道“气象一新”的赞许。刘湘与蒋介石经过了一系列的明争暗斗，学界从观念、谣言、基层行政及整军等层面已有所关注。事实上，中央与地方在空间政治中同样存在着权力的彰显与博弈。

1933年“二刘大战”后，刘湘统一川政，踌躇满志，将“建设四川”提上了议事日程。刘湘注重实业，1934年劝业会在他的主持下扩大举行，会后，他继续在青羊宫举行全川生产建设会议，号召土产改良与生产建设。刘湘还致电中央及各省主席、靖绥主任，说明办生产建设会议的宗旨，并邀请工程师学会考察团及行政院参事来青羊宫参加会议，意在将四川的影响力扩展到全国。青羊宫劝业会于振兴实业之外，承载了刘湘炫耀文治武功、向中央展示实力、扩大政治影响的重要使命。

1934年，刘湘亲任劝业会审查委员会委员长，并聘专门人才担任委员，对劝业会场布局进行了大更改。自清末以来，会场陈列所都设在二仙庵山门外楠木林中，凭借其树木搭棚陈列。刘湘聘请林表如、曾雨田、陈金汉等将“陈列所迁置田坝，重新规定”，新的会场布局样式“为辐射状，中心为花圃，花圃外环即各县局及实业机关陈列所，陈列所外环则杂花木之各种点缀”，整个田坝划作“田”字形，“中间为路，四方为国货商店”，报纸对此评价是“极尽艺术奇观”，青羊宫庙内则完全成为农具及民用“土货”的陈列地。

全川生产建设会议地点设在青羊宫无极殿外，“用白布将殿门遮掩，遍贴美术标语及漫画，殿外屋坊悬长方白市布”。会议议程共八天，其中四天是刘湘讲演，另外四天才是讨论各案。在闭会典礼上，各县建局科及代表，“先要在划到处领取刘湘督办之半身照片一张，毛巾一张，以作纪念”。刘湘树立个人权威的政治意图明显充斥于空间景观与仪式之中。

1934年的劝业会及全川生产建设会议，从3月20日开始，至5月10日结束，会期持续50日，全川有96县赴会，规模远超民国历次。此后每有南京中央要员来川，刘湘也有意安排到青羊宫。青羊宫一方面作为道教游览名胜，另一方面也因为展览会的举办而承载了展览地方政治经济、向中央展示实绩的政治使命。

(三)“现代化”与“科学”：卢作孚的规划理念

1935年初，刘湘在重庆就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全力“围剿”红军，其后两年劝业会停办，青羊宫花会照旧举行。1935年，四十二岁的卢作孚应刘湘的邀请，正式就任四川省建设厅厅长。卢在其任职内对“物产展览会颇为重视”，对青羊宫、二仙庵的会场布局进行了大改革。1936年的青羊宫花会为期两个月，盛况空前。卢令人在会场中心布局假山和国旗，并以行政命令令二仙庵道士不得收租。

1937年，四川省政府决定恢复举办劝业会，因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委员会将举办全国手工艺品展览会，需征集四川各地手工艺品赴首都展览，故更名为“四川省物产展览会”。此次展览馆布局在青羊宫右侧田地，约四百平方丈，分建工商馆、教育馆、矿业馆、农林馆、交通馆、生物馆六馆，中建花台，正中为音乐厅，四周由花圃围起来，“汽车仍由南门出入，行人包车仍由通惠门出入，而通惠毗连西较场之街房(系公地)全行拆卸，拓宽马路，出入交通，颇称便利，不致往年之拥挤。至通惠门外十二楼之小河建临时浮桥一座，下游会场入口(即沙利文后侧)建石桥一座”。据报道，“增进游人兴趣起见，拟设夜市会期。由通惠门至会场沿途安设电灯，会场内各商店亦安电灯以资普照，并闻启明电灯公司昨往查勘地址，计划一切，将来是否实行则刻正筹划进行中云” 。新建路桥，汽车出入，夜市电灯，现代新意尽显。

卢作孚的会场布局理念是“科学”，并亲临会场指导部署一切，要求工商馆的布置与生产程序相符合。卢特别规划陈列馆，还宴请负责六大陈列馆的建筑公司，要求其建筑“力俾现代化”，“以资观众注目，公开展览”。

在卢作孚“现代化”和“科学”规划理念的背后，还有对民众习俗改良的深意。在陈列馆的西侧，自清末以来就设有军乐厅，卢将其更名为“音乐台”，意在每日由“音乐队或邀请音乐家演奏，以期养成一般高尚娱乐习惯云”。他对于会场道路也有意“整顿”，“全场共有干线八条，纵横交织，横线计有川陕、川湘、四川、川康四路，纵线计有川鄂、中华、川滇、川黔四路，八大干路之间，更开支路二十余条”，均以四川县属名称名之，其目的在于“藉资标识，不忘提倡交通”。

1937年的物产展览会实为四川地方博览会之最后的高潮。“七七”事变后，四川成为抗日大后方及民族复兴基地。1938年以后，官方在青羊宫停办劝业会、禁办花会。1943年，四川省建设厅重办的物产竞赛会已属 “全国物产展览会”性质，亦是抗战时期唯一一次。

结　语

四川虽地处西南边陲，但在清末新政时期却走在全国的前列。得益于以沈秉堃、周善培为代表的清末地方能员的大力推动，劝业会作为四川新政要务，不仅先于其他地方举行，开国内地方劝业赛会之先河，且连续六年举办。时人评论：“沈幼岚观察奉督宪锡清帅委，并花会为劝工会，经营组织。嗣经周孝怀观察扩充，继续益增完善……果由此起点而始终不懈，安知年复一年，不更蒸蒸日上，行将由小至大以渐与欧美各国争胜乎。”

成都商业劝工会的先行无疑得益于脱胎于青羊宫传统花会的独特形式，内陆传统城市历史悠久的民俗传统，为现代博览事业的萌生提供了成熟易生的母体空间、友好接纳的市场环境和富有乡土情感的文化滋养。利用民间传统庙会的节日庆典空间改办劝业会，虽是内陆城市迫于地方财政、利用地方商情的因势利导，以近代博览会的形式开启民智、移风易俗、改造寺观和传统赛会，却成为官方在青羊宫、二仙庵两庙办博览、兴实业背后所隐藏的政治深意。借助对两庙空间的重新利用和安排，官方在空间内展开自己的意志，传统的由庙方负责、商民自由办理的花会被赋予了全新的时代主题和精神。

民初四川政局动荡，军阀混战不断，劝业会因青羊宫沦为“腐朽庙舍”而一度移建他处。清末延续六年之久的劝业会不得不停办，但花会却由于民间传统的惯性而依旧沿袭。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前，四川虽政局不稳，但官方却在此期间一直监办花会，并于1920年率先于全国重办劝业会，并持续成功举办十三次(除1924年因战争中断)，成为军阀统治之下出人意表的一树奇花。1937年，四川地方博览会迎来了地方劝业会最后的高潮，亦是四川地方最具“现代”意味的博览会。在地方政治短暂的安宁中，花会再次隐去身形，劝业会焕发新生，继承了清末精英振兴工商、社会改良的理想，也打上了倡导国货和提倡地方自治的时代印记，而在国家政权对宗教寺观的打击浪潮中，青羊宫、二仙庵两庙因劝业会的庇护而免受侵夺。花会与劝业会，两者于共享的节日会展空间中互为显隐、相互包容的互保共存机制，为传统与现代性的共生提供了别具特色的空间明证。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随着全国党化的潮流，青羊宫劝业会的空间意象和仪式中也无不渗透着“党、国”的权力符号，不仅改变了两庙的空间景观，其政治仪式操演已藉由劝业会深入寺观日常。而川政统一以后以刘湘为代表的四川地方实力派，也藉由物产展览会施展地方的实力影响及个人权威，以展览空间中的地方展演来抗衡“党、国”权威的渗透。从劝业会到全川物产展览会，青羊宫特殊的空间政治中，不仅可以看到“党/国权力的柔性运作机制”在地方的运作，更充斥着地方实力派的业绩展示和个人权威的彰显，以一种同样柔性的反向运作机制顽强地抵御着中央权力的渗透。

成都是近代中国唯一成功将劝业会托生于传统赛会的城市，这种特殊性突出地反映了成都内陆城市的传统性和地方性特征。充分利用花会的传统习俗而托生的近代劝业会，与受现代博览事业庇护而延续不断的传统花会，在共享的公共空间中随着地方政治诡谲的波澜互为显隐、互为庇佑，正是依托传统发展的现代性的生动写照，亦是现代性庇护传统延续的明证。城市空间不仅仅是社会关系发展演变的静止的容器和场所，更是社会关系生成的动态实践过程。清末至民国，官方在青羊宫、二仙庵花会的基础上兴办劝业会、推行空间改良的历程，涌动着近代思潮的搏动、地方政治的诡谲、传统习俗的深植和多方社会力量的博弈，镌刻着一个内陆传统城市现代性脱胎、重塑和成长的艰难历程。

（原文刊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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