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振宏 | 着力提升秦汉史研究的“政治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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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力提升秦汉史研究的“政治性”水平

李振宏

作者简介

李振宏（1952—  ），河南洛阳人，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河南省优秀专家，曾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副理事长、河南省历史学会副会长等学术职务，现任中国史学会史学理论分会顾问，主要从事史学理论、中国古代史、中国文化史等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出版《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圣人箴言录——<论语>与中国文化》《居延汉简人名编年》《居延汉简与汉代社会》《历史与思想》《民族历史与现代观念》《当代史学平议》《史通注说》《新语注说》《中国思想文化史论集》等著作，主编《元典文化丛书》《国学新读本丛书》《新中国学案丛书》等大型丛书，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求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论文150余篇。

选择这样一个文章题目，读者可能会有些疑惑：一个做学问的人怎么要来讲政治呢？如果这样理解，可能就想错了，笔者所谓的“政治性”，不是一般人头脑中那个“政治”，此政治非彼政治！在传统的观念中，“政治”被理解为一个相对偏狭的概念，它似乎仅仅用来指称政府、政党等治理国家的行为。人们常识的理解是，政治是上层建筑，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是以国家权力为核心展开的各种社会活动，并且一切政治行为都是特定的阶级利益的表现。而本文所讲的“政治”，则并非如此。

大概在青年时期的阅读学习中，笔者就从圣西门那里接受了一个“政治”概念。已经记不得出处，好像是在一本圣西门的传记中看到的，他说政治是关于生产的科学。受此启发，我把“政治”理解为社会公共事务，而并非一定要和政治当局发生关系。“社会公共事务”是一个时代的人类发展、人类解放、人类利益、人类命运问题；一个时代的社会公共问题，就是政治问题。提升历史研究的“政治性”，就是要使我们研究的课题和一个时代的社会公共问题相联系。历史研究要关注的是现时代人类的命运问题，而不是脱离历史时代的无病呻吟。这就是笔者这篇小文所要表达的基本思想。“政治性”是史学研究的核心属性，秦汉史研究当然也是如此。所以，本文讲的是一个历史学研究的基础性理论问题，只是由于笔者讨论的对象是秦汉史研究，所以就用了一个这样的命题，在秦汉史研究的范围内来讨论一个属于一般性的历史学理论问题。

至少从中国史学史的实情看，历史学是沿着强烈的政治性轨迹发展的。

中国古代史学的“资治传统”，近代史学的民族主义特征，以至到“文革”前十七年的阶级斗争史学，历史学的核心始终都是“政治”。就抽象的史学本质角度说，传统史学、近代史学以及新中国初期的阶级斗争史学，选题的方向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那种史学走到了极端，对“政治”的理解过于狭隘，人们仅仅把现实政治理解成了政治当局，理解成了某一时期国家的现行政治行为，而使历史研究的内容过于单调，舍弃了历史本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改革开放之后的史学研究，出于对阶级斗争史学的反感、逆反和矫正，极大地扩大了史学视野和研究场域，最突出的表现是文化史和社会史研究的兴起。这在史学的发展方向上都没有问题，问题是在这样的史学发展潮流中，出现了去政治化的倾向，人们在纠正以往的阶级斗争史学的同时，也扭曲了历史研究的基本属性，丢掉了史学研究的灵魂，造成了一种可怕的“失魂症”。最近一些年人们关于“碎片化”问题的讨论，就是对历史研究罹患“失魂症”的反思，但人们似乎没有找到“碎片化”的根源。其实，这个问题的根源实际上就是弱化了历史研究的“政治性”水平，是去政治化的结果。本文提出强化历史研究的“政治性”问题，是根源于对现实史学研究状况的思考。

历史研究要关心历史上的政治问题，譬如秦汉史研究，哪些问题是政治问题？我们能不能列个清单出来？检视目前秦汉史研究的实际状况，本文提出以下一些研究方向，或者说是提出一些基本的研究范畴、研究场域。现胪列如下：

应该着力开展皇帝制度起源与皇帝制度运转机制研究；

汉代思想与学术的发展趋势及其国家意识形态的确立，应该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特别是国家意识形态研究，依然是一片空白；

汉代的社会矛盾问题，是一个新的重大理论问题，同时也是一个事实性问题，是一个需要重点研究的领域；

用近代西方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看待和分析秦汉社会，是一个需要展开的研究领域，对于理解汉代社会政治具有重要意义；

汉代乡村社会研究、农民生存状况研究，已经有不少积累，但也是可以继续推进的研究领域，认识汉代乡村社会，是认识汉代社会的重要方面；

从中国政治的特点出发研究汉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历史问题，对于认识中国历史道路的特殊性，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危机问题研究、社会控制力研究，是政治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

汉代作为多民族国家发展的重要时期，民族关系、民族政策、地方民族政权管理等问题的研究，对于认识该时期社会历史的重要特点，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研究领域。

其实，“政治性”也是一个很宽泛的范畴。就秦汉史研究说，除了以上所列，汉代社会生产力水平研究，汉代人口与社会发展关系研究，汉代区域社会、区域经济、区域文化问题研究等，也都属于政治性问题的范畴，都是关乎秦汉史研究的全局性问题。这些问题的研究，对于秦汉社会的整体面貌和社会属性的认识极为重要。

政治指涉社会公共事务，于是政治性问题的基本属性就是全局性、宏观性和整体性。所以本文的主旨是在提倡一种宏观性整体性的研究，提倡历史研究的宏大叙事。有些朋友担心提倡这样的宏观性研究，会把历史研究引向空洞和教条，而脱离历史研究的实证性，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宏观性整体性研究，并不是离开具体历史实证的抽象演绎，也是具体而深入的历史研究，对社会整体的认识并不必然地排斥微观研究。譬如上面提出的研究汉代农民生活状况问题，需要的就是具体的细微的实证性研究。大致说，农民生活状况的考察，可以列出许多大的方面：

皇帝制度下人们的生存状况；农民与皇权的关系；农民与官府的关系；农民与村社的关系；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汉代村社组织结构；汉代乡村管理机制；汉代乡村的自组织状况；如何评估汉代农民的徭役、赋税负担；汉代人的自由度评估，幸福指数评估。

这其中的每一个问题，又都可以拓展出无数具体的历史细节，每一个问题都由无数微观的历史细节所构成。因此，没有大量细化的具体研究，汉代农民的真实生存状况是说不清楚的。可见，我们主张的宏观性整体性研究，并不排斥细微的具体研究。唯一不同的是，我们主张的具体的实证性研究、微观研究，是由宏观性整体性研究所指引的，我们所研究的具体不是脱离汉代农民生活整体状况的具体，不是脱离汉代社会结构的具体，不是单个的具体，而是整体中的个别和具体，是生长在宏观整体机体上的单个或具体。这样的具体研究，其目的指向不是停留在对个别或具体的认识上，而是通过个别或具体的认识来了解它所反映的整体。

提升秦汉史研究的政治性水平，对改善当下的秦汉史研究状况十分迫切且大有裨益。

首先，提升研究的政治性水平，是实践历史研究目的性的需要，当然也是实践秦汉史研究目的性的需要。

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历史？社会为什么需要历史学家？多年来，笔者一直坚持历史研究为现实社会服务的学术理念，其基本观点集中表述在一篇名为《历史学家也是历史的创造者》的短文中。在此文的最后，笔者写道：

历史学家研究的是过去，是历史，但我们不是历史的看客，也不是超脱红尘的一帮，我们就坚定地站在蓬勃发展的现实之中。国家要崛起，民族要复兴，历史要进步，社会要发展，当今时代已经向历史学家发出了庄严的呼唤，我们要把睿哲的目光投向现实，投向未来，肩负起当代历史创造者的神圣责任！

历史研究的终极目的是指向现实社会发展的实践需要，历史学家研究的是过去，落脚点在当下。如何有力地推动现实的发展，现实社会实践中突出的问题是什么，历史学家的现实关注点是什么，毫无疑问，它当然应该是现实人类的命运问题，是社会公共事务如何造福于社会大众，社会公共事务的活动方向如何顺从于“人的解放”这个历史发展大方向的问题。总之一句话，现实人类的命运是历史学家的终极关怀。历史学家是带着这样的终极关怀，去回溯历史、发掘选题的。秦汉史研究自然不能偏离这样的学术方向，并必须肩负关注现实社会人类命运的使命。这样的学术使命，需要在相应的历史话题中得到落实。我们正是为此而去关注秦汉时期民众的生存状况问题，关注他们的命运问题。这就回到了政治性问题上来了。现实社会人们的命运、人们的生存状况，是当代社会最大的政治问题；秦汉时期人们的生存状况，是秦汉时代最大的政治问题；提升史学研究的政治性水平，从秦汉时期生存状况的研究中，提取改善现实的人们生存状况的历史借鉴，就正是秦汉史研究最正当的学术道路。

现实人类命运是最大的政治。关注人的解放，是历史学研究永恒的问题意识。从历史学研究的终极目的出发，就秦汉史研究说，就是要研究秦汉时期人类命运的突出问题，研究那个时代人的解放的核心问题，用那个时代人的解放的历史实践，来观照今天人的解放的现实道路，用秦汉时期人的发展与解放的经验教训，为现实的人的解放与发展提供借鉴。

其次，提升历史研究的政治性水平，是最终克服“碎片化”的根本途径。

关于历史研究的碎片化问题，我们已经谈很多年了。卜宪群在总结1993年的秦汉史研究状况时，就察觉到这个问题。他说：

尽管秦汉史已是一块深耕熟耘之地，但学术研究并不以还原历史为最终目的，还有强烈的时代性。所谓时代性既指这个时代对既往特定历史阶段微观探索的深化，也指这个时代对人类宏观历史把握的深化，主要表现在新的理论和角度的更换。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历史的宏观、中观总结和微观探索是相辅相成、永无止境的过程。

这段话所针对的潜在状况，就是离开宏观历史研究的碎片化现象，是离开历史研究宗旨“时代性”的客观主义倾向，这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对碎片化现象的观察。而此时的碎片化倾向还只是刚刚开始，此后的时代则愈演愈烈。我们看到，在卜宪群写作上文15年后，有学者在总结2008年的秦汉史研究状况时，碎片化则成为他们不得不给予严重关切的问题：

选题的细化是课题研究不断深化的结果，但不宜离开秦汉史基本问题和现实社会相关问题的方向，琐碎和繁琐终究不是历史研究的根本任务。学界对“主义”问题的淡漠和超脱，也影响了秦汉史研究中对重大的历史理论问题的应有关注，抽象的和教条的理论研究虽然可以摈弃，但代替不了我们对理论问题的思考，从历史叙述中归纳和概括秦汉历史的特征和面貌本来就是我们应当回答的问题。

大约从21世纪初开始，历史研究的碎片化倾向，就成了学术批评中的一个基本问题。但是，任何批评都无法扭转这一趋势。人们只能在做史学状况评述的时候，从理性上指出其弊端，却找不到改变它的办法或路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几十年来的秦汉史研究中，“碎片化”已经成为一个无法克服的“顽疾”。究其原因，大致有此二端：一是在理论认识上存在误区，一是在研究实践中感觉迷茫。

理论认识上的误区，是误把历史研究的实证性特征，把历史研究必须以具体历史现象研究为基础，看作“碎片化”的正当性；误把对“碎片化”的批评，当成对具体研究(即“碎片”研究)的否定。其实，反对“碎片化”绝不意味着否定研究“碎片”(具体历史现象)的正当性，一切宏观研究都无例外地建筑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之上。反对“碎片化”，不是反对研究“碎片”，而是反对脱离宏观整体的碎片研究，反对孤零零的碎片研究，是要求具体历史现象研究以整体性研究为旨归，希望在“碎片”中看到整体。历史碎片研究从来都是全部历史认识的基础，问题在于要能够做到“碎”而不化，不是去纯粹地研究“碎片”，而是要从“碎片”中看到整体，最终使“碎片”研究成为认识历史发展趋势、服务今天现实社会实践的坚实基础。如此，具体的碎片研究，则不会走上碎片化的歧途。

研究实践中的迷茫在于，具体历史现象研究，如何才能成为整体性历史认识的基础和凭借，真正做到“碎”而不化。而这个问题的根本出路，就是在治史观念上要怀抱明确的“政治性”目的。任何具体的历史研究，都有认识整体性社会问题的目的指向，都是为着解读历史时代社会大众的生命状态、历史命运。笔者认为，任何具体的历史现象，都是那个时代的产物，都全息性地蕴含着时代精神、时代特性和时代的生命密码，都可以像一叶而知秋那样，用来解读它的时代，而历史学家的使命，就在于去发现具体历史现象中所蕴含的时代密码。笔下写的是碎片，心里装的是整体；考察对象是碎片，目标指向是整体。研究结果指向整体性认识，这就是克服“碎片化”的途径和方法。就像前文所胪列的秦汉史研究的那些重大问题，如果我们能够把它们装在心中，有了高度的政治性自觉，我们所进行的具体研究或曰历史碎片研究，就会得到明确的目的性指引，也就会使具体研究与这些宏大的政治性问题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于是，即使做碎片研究也就可以“碎”而不化了。

再次，只有高度自觉的政治性研究，才能完成认识秦汉时代社会历史的基本属性。

断代史研究的目的在于认识特定的历史时代，时代的属性、时代的特征以及在特定时代人们的生存状况、社会解放的程度、人的解放的历史走向等，是断代史研究最终要回答的基本问题。而这些正是一个时代最重要的政治问题。围绕这些问题、回答这些问题的研究，是断代史研究的使命，所以，提升这样的政治性自觉，为完成断代史研究的使命所必须。秦汉史研究当然也是如此。而如何提升我们秦汉史研究的政治性自觉呢？

笼统地说，提升秦汉史研究的政治性水平，就是要让我们的研究围绕秦汉社会的整体性全局性问题而展开，要我们有高度的问题意识自觉。这个问题意识自觉，可以从两个层次上去理解。

第一个层次，是对我们秦汉史研究的学术共同体而言，要对我们承担的历史使命达到一种高度的理性自觉。今天的中国，处在千年不遇的大变革时代。变革的历史走向，社会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当代中国人民的福祉何在等，这些亟需关注的重大问题，都应该在秦汉史研究中得到反映，都应该成为历史学家问题意识的来源。我们始终都要记得从当今社会的重大需要出发，去回溯秦汉史上的问题，形成相对集中的学术话题。

第二个层次的问题意识，是指在具体的史学研究中，个人的著作、论文选题要有明确的问题意识。要使我们的选题与秦汉社会的政治性问题相联系，让我们所做的每一项具体研究，都成为解读秦汉社会基本问题的案例。无论我们研究的对象如何细微，它都可以收到见微知著、窥斑见豹之效。

倘能如此，我们的秦汉史研究则可以与今天的时代息息相关，反映今人的命运，牵动当代社会的悲欢离合。

（原文刊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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