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国华 | 东汉区域史研究随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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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区域史研究随想

赵国华

作者简介

赵国华（1963—  ），河南镇平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台湾清华大学客座教授，兼任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湖北省东汉文化研究会会长，主要从事中国秦汉史、军事史、学术史研究和教学工作，近期发表《东汉史研究需要补偏救弊》《东汉时期的五原郡》《东汉时期的豫章郡》《论光武中兴与军事领导体制改革》《东汉初年洛阳之战考述》《论汉光武帝对乌桓的治理方略》等论文，出版《中国兵学史》《兵家元典关键词研究》《皇位更迭》《战国韬略》等著作。

最近四十余年来，随着历史地理学、社会史和文化史研究的深入开展，区域史研究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果，为秦汉区域史研究奠定了基础。然而，就东汉区域史研究来说，需要选择什么研究对象，着重讨论什么问题，适合采用什么方法，研究意义如何，这些问题应先加以思考，最好有一个清晰认识。

一

区域史研究是一种以特定区域作为个案的历史研究模式。东汉区域史研究作为对东汉时期某一特定区域的历史研究，首先要解决的是区域选择问题，即合理地选择某一特定区域为研究对象。

在以往的区域史研究，尤其是区域文化研究中，人们习惯于使用中原、齐鲁、吴越、晋、楚、巴蜀、燕赵等概念来划分区域。这种习惯注重历史文化传统，固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有的概念在地理上四至不清、八到不明，区域界线十分模糊。在解决这个问题时出现了另一种选择，即以现行的政区为个案进行研究。这种选择带有强烈的现实观照，固然有一定的可行性，但有的政区并未独自形成历史文化体系，因而难免有以古铸今之嫌。这对区域史研究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

与以往的“区域文化”、“地域文化”研究有所不同，东汉区域史研究作为一种个案研究模式，比较适合选择东汉的政区为研究对象。东汉王朝实行郡县制度，即在全国范围内划分郡、县两级政区，设立政府，管理地方事务。实际上，与郡同一层级的建制，在内地有王国，在边区有属国；与县同一层级的建制，也有道、邑、侯国，实际情况较为复杂。到了东汉末年，因为朝廷权威逐渐沦丧，州牧兼领本州所有权力，州的建制就演变成一级政区。

晋代司马彪编修《续汉书·郡国志》，为东汉区域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政区谱系。据此，截至汉顺帝永和五年(140)，东汉王朝分设13个州部、105个郡国、1180个县邑道侯国。这105个郡国包括79个郡、20个王国、6个属国。参照郡国与州的隶属关系，具体分为司隶7个、豫州6个、冀州9个、兖州8个、徐州5个、青州6个、荆州7个、扬州6个、益州12个、凉州12个、并州9个、幽州11个、交州7个。在这个政区谱系中，郡国的上级是州，下属是县，由此构成一个州、郡国、县三级建制系统。

依据东汉政区的层级，东汉区域史研究包括三个层次：一是州，二是郡，三是县。照理说，这三个层次的区域都可以作为个案研究，但具体情况并非如此，除了每个州、郡、县有着不同的历史之外，相关历史文献资料是否充裕，也制约着每个州、郡、县的个案研究。从历史实际来看，东汉末年以前的州主要是一个监察区，对于下属郡国没有行政的权力和职能，所以把州作为个案研究，就可能虚而不实。直到东汉末年，州变成地方最高一级政区之后，方适合作为个案进行研究。县作为一级政区，比较受到关注且历史资料丰富的主要是那些首县，因为郡县同城开府治事，就占据特殊的政治地位。如洛阳、宛、邯郸、成都、临淄诸县，分别作为河南尹和南阳郡、赵国、蜀郡、齐国的首县，既是本区域中心城市，又有一些文献记载，可以纳入区域史范围，也可以归为城市史研究。然而，对绝大多数县来说，因为缺乏必要的历史资料，难以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所以，选择县级政区作为个案，就需要慎重考虑。与州、县相比较，郡国是国家治理的实体建制，是地方治理的基本政区，并且有较多的文献记载。因此，以郡国为研究对象来做区域史研究，就有较大的合理性和可行性，东汉区域史研究应当以郡国为个案。

这里，需要进一步地说明，东汉时期的郡国依照不同的治理模式，可以分为三种类型：郡、王国和属国。在君主专制中央集权体制下，郡是地方行政的基本政区，王国是东汉皇族受封为王的政区，属国是在边区针对少数民族设置的政区，通常带有军事管控性质。每个郡设置太守，王国设置相，属国设置都尉。“凡郡国皆掌治民，进贤劝功，决讼检奸。常以春行所主县，劝民农桑，振救乏绝。秋冬遣无害吏案讯诸囚，平其罪法，论课殿最。岁尽遣吏上计。”依照不同的地理位置，又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内郡，即位于内地的郡国，包括司隶、豫州、冀州、兖州、徐州、青州、荆州、扬州7州，共计54个郡国；二是边郡，即位于边区的郡国，包括益州、凉州、并州、幽州、交州5州，共计51个郡国。再具体一点说，根据不同的地理方位，东汉时期的边郡分为四个部分：北部边郡、西北边郡、西南边郡和南部边郡。至于东部沿海地区的郡国，因为彼时缺少海疆的概念而该地区不属于边区，还不能算作边郡，应当归为内郡。

二

东汉区域史研究，作为一种个案研究模式，比较可行的是选择某个郡国，作为个案进行研究。当然，每个郡国的发展各有不同的区域特征，因而研究每个个案，都应该有一定的侧重点。这里列举五原、安定、南阳、豫章四郡，试作一些概括说明。

五原郡始设于秦朝，东汉时期作为北部的一线边郡，与朔方、云中、定襄、代郡等一样，处于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交汇点，是中原农耕民族和北方游牧民族相互融合的主要区域，无论汉人的北移抑或匈奴人的南迁，都有助于北部边郡的开发和发展。从国家安全战略考虑，五原郡作为一个军事重镇，处于长城与直道的交接点，是东汉王朝抗御北方游牧民族侵掠的战略枢纽。北匈奴、乌桓、鲜卑在长城以北地区建立政权，在一定时期内与东汉王朝相抗衡。东汉王朝为了维护北部边区的安全和稳定，与北匈奴、乌桓、鲜卑进行长期的军事较量，把五原郡当作军队集结和后勤供应基地。这样的区域特征使五原郡的政治和军事情势与抗御北方游牧民族密切相关。因为长期处于战争状态，加上自然环境的限制，五原郡经济发展较为迟缓，社会文明相对滞后。据永和五年统计，五原郡下辖10个县，共有4667户、22957人，平均每个县不到3000人。这与同期其他边郡相比，处于中等偏下水平，与内地一些大郡相比，就显得更为薄弱。然而从历史进程来看，五原郡社会和经济的开发和发展，有利于维护北部边区的稳定，影响到东汉王朝的治乱兴衰。

安定郡始设于西汉中期，地处关中通往河西地区的连接点，本是拱卫京师、经略西北的战略枢纽，在汉武帝开创河西四郡之后，不再属于一线边郡。两汉之际，安定郡经历频繁的政权更迭，先后被新朝、更始政权、卢芳、隗嚣集团所控制，成为各种政治势力争夺的焦点地区，因而一直处于战乱状态。进入东汉王朝，安定郡大体上保持稳定，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但到安顺时期，随着羌族暴动连续发生，安定郡不断地遭受重创，呈现出社会凋敝景象。据永和五年统计，安定郡下辖8个县，仅有6914户、29060人，较之汉平帝元始二年(2)，辖县减少2.6倍，而人口锐减5倍，总体上经历了一个由盛而衰的过程。这一发展态势表明，安定郡由盛到衰的转变，和两汉王朝的中央决策与地方治理有着密切的关系。从中央决策来看，汉朝廷实行西进政策，安定郡就快速地发展；汉朝廷采取收缩措施，安定郡就急剧地衰败。从地方治理来看，安定郡的快速发展，有赖于稳定的社会秩序；安定郡的急剧衰败，起因于严重的地方骚乱。所以，两汉王朝的中央决策与地方治理是决定安定郡由盛而衰的关键因素。

南阳郡始设于战国后期，因为北连河洛，西接关中、汉中，南下荆湘，东出淮河流域，具有特殊的战略地位。从秦到新朝两百余年间，南阳郡经过持续发展，成为全国区域中心之一。东汉时期，南阳郡作为“南都”、“帝乡”，得到进一步发展。据永和五年人口统计，全郡下辖37个县，共有528551户、2439618人，约占全国人口的5%，是全国人口第一大郡。因为从南阳走出2位皇帝、5位皇后，加之“云台二十八将”中有11位南阳人，南阳郡成为皇亲国戚、功臣世家的集居地。汉光武帝、明帝、章帝、和帝等“南巡狩”，都要经过宛城或在此逗留，继而前往舂陵祭祀，这提升了南阳郡的影响力。南阳太守的政治地位，明显高于其他郡太守，如安帝时专门给司隶校尉、河南尹、南阳太守颁布诏令，即把南阳太守与司隶校尉、河南尹一样对待。南阳郡有着优越的自然环境，农业生产稳定发展，田庄经济达到空前水平，郡内设有铁官、工官，冶铁、纺织等行业较为发达，加上城市和商业繁荣，在全国一直保持领先地位。特别是宛城作为“南都”，相当于今天所谓国家副中心城市，与洛阳、长安、邯郸、淄博、成都并列为六大都会，颇为时人向往和称道。此外，出于社会生活和精神寄托，南阳郡遗留下大批画像石，其内容涉及天文、神话、历史、人物诸方面，是东汉史研究的重要原始资料。

豫章郡始设于西汉初年，地处赣水流域，依托长江和赣水为交通线，东西连接荆楚和吴越地区，南北连接江淮和岭南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随着汉武帝平定闽越和南越地区，豫章郡从边郡转变为内郡，但由于远离汉朝的统治中心，社会发展较为迟缓，长期处于欠发达状态。进入东汉时期，豫章郡得到持续的发展，较之西汉时期变化很大。从人口增长来看，西汉元始二年，豫章郡仅有67462户、351965人，到了永和五年，已经增至406496户、1668906人，在138年间增长4.74倍，一跃成为全国人口大郡。从经济增长来看，随着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豫章郡跻身“南粮北调”的行列，即使本地发生自然灾害，仍能按朝廷的要求输出粮食，赈济北方受灾地区的饥民。从社会文明来看，豫章郡在教育和文化方面进步明显，涌现出一批名扬天下的历史人物，提升了豫章的社会文明程度。然而，自然环境和历史条件的差异，导致豫章郡的经济和文化发展不平衡，其最突出的表现是赣水下游、鄱阳湖地区发展较快，南昌一直处于领先地位，而相对偏远的东、西、南部山地发展较慢。与全国一些较发达地区相比，豫章郡总体上仍属于欠发达地区，所以被称为“江南卑薄之域”。值得注意的是，东汉时期鄱阳湖地区的持续发展，成为介于荆州和扬州两大经济区域的连接点，为中国经济重心南移注入了一定的活力。

三

以上所举四则个案，对东汉区域史研究来说，都有一定的典型性。在这些个案研究过程中，笔者认为需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区域史研究固然以历史地理为基础，却更需要关注特定区域的基本特征。东汉区域史研究的侧重点可以是自然环境、政区沿革，也可以是经济社会、思想文化，这应当由每个区域的基本特点来确定。如南阳郡作为东汉人口第一大郡，聚集着许多皇亲国戚、功臣世家，要接待或参与历朝皇帝“南巡狩”，都彰显出“南都”的政治特征。倘若把南阳郡与相邻的河南、颍川、汝南诸郡合在一起，据永和五年统计，共有1404925户、6987746人，约占全国人口的14.2%。这个人口众多、经济体量巨大的区域作为东汉王朝的核心区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整个王朝的命运。再如对待边郡，需要关注它们特殊的军事价值，五原郡是一个典型的一线边郡，相对说来，安定则属于二线边郡。东汉王朝以内郡支援边郡，以边郡维护内郡，构成了边郡与内郡的基本关系。

其次，区域史研究需要关注特定区域的社会发展状况，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一般状况，更需要关注引领社会发展的地方治理情形。与区域社会、区域文化研究不完全一样，东汉区域史研究既然以郡国为对象，就应当把地方治理作为中心议题。所谓治理，通常包括三个层次：国家治理、地方治理和基层治理。东汉时期国家治理的主体是中央政府，地方治理的主体是郡县政府，基层治理的主体是乡里组织。东汉区域史研究必须强调地方治理对区域发展的重要性，同时兼顾国家治理和基层治理所起的作用。作为行政的一个重要环节，地方治理对上承接朝廷的各种政策、制度和措施，对下承担地方的各种行政、财政、司法和军事等管理事务，直接影响郡国的社会发展状况。

再次，区域史研究虽然属于个案研究，但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应当通过不同区域的比较研究，说明各个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进而揭示整个国家的发展趋势。东汉区域史研究不仅可以说明每个区域的基本特征，而且可以比较出不同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如以安定郡和豫章郡相比较，从元始二年到永和五年，前者人口锐减5倍，后者人口增长4.74倍，这足以说明安定和豫章两郡的不平衡发展状况。如果再扩大一点范围，以北部边郡与江南诸郡作比较，就能够清楚地看到从西汉晚期至东汉中期，前者呈现出日益衰败的趋势，后者则处于持续发展的状态，这成为东汉王朝总体发展的基本趋势。

最后，历史研究是一个从分散到整体，或者从个案到全局的研究过程。区域史研究的目的主要在于深化整体史研究。整体史研究给区域史研究提供指引，区域史研究为整体史研究夯实基础。东汉区域史研究应该遵循这一学术原则。如果只作分散的个案研究，就难以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毛病；如果只作全局的整体研究，也容易出现“只有皮毛没有血肉”的弊端。所以，东汉区域史以郡国为研究对象，虽然属于分散的个案研究，却必须有相应的整体观照。这样对深入开展东汉史研究才能产生较大的学术价值。

（原文刊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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