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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秋菊 | 春秋时期的秦晋关系

叶秋菊 华中师大学报人文社科版 2024-01-18

  ·春秋时期的秦晋关系·

叶秋菊


作者简介


叶秋菊,河南南阳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秦汉史,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等,出版《秦汉诏书与中央集权研究》《秦战争史》(合著)等著作,在《江汉论坛》《史学月刊》等期刊发表论文数篇。

【摘要】秦晋关系是春秋时期重要的诸侯大国关系,不仅对秦晋两国的发展起过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极大地影响了春秋时期的争霸格局。春秋时期,周室衰微,诸侯争霸,晋国国力强大, 控制崤函要地,阻扼秦自襄公以降的东进战略,两国之间征伐会盟,时战时和,呈现出复杂的大国关系,从早期的少有联系但不乏合作,到“秦晋之好”时的联姻结盟,到对峙阶段的相互攻伐,到中期的秦联楚抗晋,再到晚期的无力再战,大致体现为五个阶段。秦晋两国的复杂关系,充分显现了春秋时期大国政治的主导作用及其重要影响。

【关键词】 春秋时期;秦国;晋国;秦晋关系


  一  

春秋初期的近一百年,周王室东迁后势力衰弱,当时主要的诸侯国有齐、鲁、曹、卫、郑、宋、陈、蔡、燕、晋、秦、楚、吴、越等。在这些诸侯国的内部和周边分布着众多互不统属的少数部族。但当时列国之间尚未出现所谓的“霸主”。秦国的中心在今甘肃天水一带,晋国大致在今山西中部与西南部一带,两国尚未接壤,没有利益冲突,联系虽少,但不乏合作。

晋国受封较早,始封君是周成王弟姬叔虞,从西周到春秋一直是北方大国。与晋国相比,秦国的立国时间晚了两百多年——春秋初年才正式成为诸侯国。秦本姓嬴,源于东方,殷商时期显为诸侯,周初被迁于西垂,在今甘肃天水一带繁衍生息,不断发展壮大。西周中后期,关中、陇西戎族势力强大,而周王室日益衰落,无力控制西戎,只得倚重僻居西垂、勇猛善战的秦人。因此,秦人的地位逐渐提高:周孝王分封非子于秦地(今甘肃清水),秦人成为周王室的附庸;非子曾孙秦仲被周宣王任命为大夫。之后从秦仲、秦庄公到秦襄公,秦人长期与戎族艰苦斗争。

秦襄公时,晋国正值晋文侯统治。公元前771年,犬戎攻进镐京,杀死西周最后一位周王——周幽王。秦襄公“将兵救周,战甚力,有功”,赶走了入侵的犬戎。周平王继位后,由于镐京残破,决定东迁洛邑。秦襄公“以兵送周平王”,与晋文侯、郑武公共同护卫周平王东迁。这是秦晋两国第一次共同出兵。

周平王东迁洛邑后,正式册封秦襄公为诸侯,同时把岐山以西之地赐给秦国,还特别盟誓:“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自此,秦正式成为诸侯国,可以平等地与山东诸侯通使会盟。

晋文侯也受到周平王赏赐,并与郑国一起作为周平王的左右卿士掌握王室大权。晋文侯死后,其子昭侯继位。昭侯将曲沃(今山西闻喜)封给叔父成师,号为桓叔。桓叔在曲沃站稳脚跟后,觊觎晋侯之位,与晋国君主展开了多年的战争。内乱持续了六十七年,一直到公元前679年,曲沃武公出兵灭掉晋国公室,贿赂周王室得到册封,以小宗取代大宗,成为新的君主,晋国才结束分裂局面。

自秦襄公得到周王“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的授权后,秦国就开始在关中攻城略地,不断向东扩张。秦襄公十二年(前766)率兵伐西戎,一直打到岐地(今陕西岐山),但终因力量有限,无法彻底击垮西戎,也无力控制岐地,随着秦襄公的去世被迫放弃岐地,重新回到西垂。秦襄公之子文公继续东扩,把都城从西垂迁到汧渭之会。借助汧渭之会的有利条件,秦文公率军打败西戎,占领岐地。这标志着秦的势力从陇西进入关中西部。秦武公时东征居住于彭衙(今陕西白水)的戎人——彭戏氏,一直打到华山脚下,后又夺取杜国(今陕西长安县)和故郑国(今陕西华县)领地,灭掉小虢国(今陕西宝鸡县),向西伐灭邽戎(在今甘肃天水县)、冀戎(在今甘肃甘谷县)。至此,“西起甘肃中部,东至华山一线,整个关中的渭水流域,基本上为秦国所控制”。秦国占有整个关中后,秦德公时迁都于雍城(今陕西凤翔),秦人的统治中心东迁到了关中。

总之,在春秋初期的近一百年,秦国与晋国共同护送周平王东迁,秦国也因此正式立国,此时两国之间尚未接壤,没有利益冲突,少有联系。秦人立国后一直致力于向东拓展,从陇西进入关中西部,又进一步控制了关中的整个渭河流域。晋国因处于内乱之中而无暇西顾,恰好为秦国的发展提供了机会,秦国在这段时期不断向东扩张。

春秋秦公镈

(图片来源:宝鸡青铜器博物馆官网)

  二  

从秦宣公(前675—前660)到秦穆公(前659—前621)的五十多年,晋国经历了献公、惠公、怀公、文公、襄公几位君主。在这段时期里,秦晋之间的缓冲地带逐渐减少,成为邻国,两国之间多次联姻,结成一种和好的外交关系,史称“秦晋之好”。“秦晋之好”不仅表现为两国互结婚姻,而且表现在秦国三次插手援立晋国君主,跟随晋国出兵,参加晋国主持的会盟,但是由于两国存在根本利益的矛盾和冲突,和好关系最终破裂。

春秋中期,周王室的实力和威信进一步降低,已无力维持诸侯国之间的秩序。齐、晋、秦、楚四国几乎同时崛兴起来。四个大国各据一方,以中原的一批中小诸侯国作为争夺对象,这种争夺便是所谓“争霸”。齐桓公最先成为霸主。

此时的晋国君主为晋献公。晋献公继位后,对内剪除宗室、扩大军队,对外则致力于开拓,先后兼并了耿(今山西河津东南)、霍(今山西霍县西南)、魏(今山西芮城东北)等数十个小国,并出兵进攻戎、狄,夺取了薄、屈等地。经过晋献公多年的经营,晋国君权集中,军事实力强盛,领地扩展到整个汾水流域,据有今山西、陕西、河南之间三角地带,幅员辽阔,东有太行之险,南有崤函之固,成为一个大国,具备了争霸中原的条件。

争霸之初,秦人加快东进的步伐,和中原强国晋国相遇,两国之间爆发了第一场战争。秦宣公四年(前672),晋国出兵攻打骊戎。趁着晋国无暇西顾,秦国东征,与晋国交战于河阳(今河南孟州)。这是有记载的秦晋两国之间的第一次战争,也应该是秦国对东方诸侯国的第一次战争。秦国取得胜利,说明秦国国力增强,但就总体实力而言,秦国与晋国相差甚远。因此秦国没有继续伐晋。

公元前659年(晋献公十八年),秦穆公嬴任好继位。自襄公立国到秦穆公,经过一百多年的经略,秦国整体国力日渐增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和中原诸侯国分庭抗礼。秦穆公羡慕齐桓公的霸业,把雍城的宫殿改为“霸城宫”,把关中的“兹水”改为“霸水”,“以章霸功,视子孙”,足见其称霸中原的政治目标。秦穆公即位不久就率军进攻位于秦晋两国之间的茅津(今山西平陆东),打击当地的戎人。这些戎人很快被秦穆公征服。这样一来,秦国的势力扩展到今山西、陕西交界处。而此时的晋国,在晋献公的治理下,已经成为一个大国。秦国与晋国直接对抗,缺乏必胜的把握。秦穆公不得已采取“和晋”的策略与晋国周旋,以期先控制晋国,再徐图中原霸业。公元前656年,秦穆公求娶晋献公的女儿、太子申生的姐姐穆姬为夫人,企图利用联姻的方式,逐渐加强对晋国的影响。这是两国结为“秦晋之好”的开始。

秦晋联姻结好,也并非全无斗争。此时地处晋国东方的齐国正值齐桓公称霸,晋国无力与之抗衡。西边的秦国实力尚弱,但是发展势头强,蒸蒸日上,如果不加以遏制,任其发展,将会成为晋国大敌。到时候晋国东西受敌,将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因此秦国联姻和晋的策略并未使晋国放松警惕,晋献公始终对秦国心存戒备,希望将其势力封锁在关中。秦晋联姻的第二年,晋国向虞国(今山西平陆)借道攻打虢国(今河南三门峡)。在灭掉虢国之后,晋军回师途中,突然向虞国发动进攻,轻易地拿下了虞国。“虞、虢两国地势最为险要:虞扼茅津,虢据殽函”,正是秦军出关中的重要通道。晋国抢先得到这个地区,等于扼住秦国东进的咽喉,为秦晋之争赢得了先机。所谓“灭虢而桃林已举,秦之门户在晋肘腋中矣”。

同样,秦国虽与晋国“和好”,也从未放弃对晋国的斗争。秦穆公五年(前655),晋国发生骊姬之乱。晋献公的宠姬骊姬为了让儿子奚齐继位,设法翦除太子申生和其他公子。太子申生被迫自缢身亡,公子重耳、夷吾外逃。秦穆公趁机派兵进攻晋国,与晋军大战于河曲(在今山西永济西南)。这场战争的结果未见载于史书。

秦穆公意识到两国实力的差距,和晋国发生直面冲突还不是时候,于是采取迂回的手段——加强与晋国联系,伺机干预晋国内政。秦穆公九年(前651),晋献公去世,大臣荀息受遗命立骊姬的儿子奚齐为君。不久,晋国大夫里克杀死奚齐,荀息另立骊姬妹妹所生的卓子为君,里克又杀卓子和荀息。一时间,晋国陷入混乱无君的局面,形势相当危急。骊姬的势力既然已被铲除,能继承晋国君主之位的仅剩下公子重耳和夷吾。这时,逃亡在梁国的夷吾请求秦穆公护送自己回晋国继位,并许诺登上君位之后,将把晋国的河西八城割让给秦国。晋国众望所归的是公子重耳,夷吾并不为晋人所重,但秦穆公认为:“忌则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也。”拥立一个品行较差的晋国君主,对秦国最为有利。因而立即派兵护送夷吾返回晋国继承君位,是为晋惠公。秦穆公援立夷吾为君,一是企图通过插手晋国君主的废立,从而影响晋国的内政;二是贪恋河西八城,这是秦国出关的重要通道,又是晋国克制秦国的天险。当然,对于兵争要地的重要性,晋国君臣也有清醒的认识。所以,晋惠公继位之后,拒绝割让河西八城,仅令大臣丕郑去向秦国致歉。

晋惠公的背信弃义让秦穆公得到河西之地的美梦落空,秦穆公继续等待机会。秦穆公十三年(前647),晋国遭遇旱灾,发生大饥荒,“乞糴于秦”。秦穆公不计前嫌,调拨粮食支援晋国。次年,秦国发生饥荒,向晋国求粮。晋惠公不仅不借粮,反而准备乘机出兵进攻秦国。这种少廉寡义的做法,让一些正直的晋大夫也觉得寒心。

晋惠公背信食言、恩将仇报的决定传到秦国,激怒了秦国臣民。见时机成熟,秦穆公于十五年(前645)亲自率军出征晋国。晋惠公带兵迎战。双方大军在韩原(陕西韩城)展开激战。晋惠公的背信和寡恩让他失去了群臣的拥护,失去了民心。因此战场上晋军斗志不强。最终,晋惠公被俘,晋国大败。战后,秦穆公与晋惠公订立盟约,答应送晋惠公回国,条件是晋国献出河西之地,并派太子姬圉到秦国做人质。晋惠公回到晋国,把河西之地割让给秦国。秦国得到河西之地,“地至东河”,东部边境到达龙门河。晋惠公又派太子姬圉到秦国做人质。姬圉是以后的晋君,秦穆公为了加以笼络,把女儿怀嬴嫁给姬圉。

秦穆公十八年(前642),一代霸主齐桓公去世,诸子争夺君位致齐国霸业衰落。宋襄公短暂称霸后,在泓之战中被楚国击败。诸侯国之间一时失去霸主,给秦国扩张提供了有利时机。秦穆公十九年(前641),秦国出兵东进,先后吞并黄河西岸的梁国(今陕西韩城)和芮国(今陕西朝邑县南)。清人顾栋高称:“秦穆灭芮,即其地筑王城以临晋,滨河而守。晋亦于僖五年灭虢守桃林之塞,秦、晋遂以河为界。”至此,秦国与晋国以黄河为界。

秦穆公二十二年(前638),在秦国为质的晋太子姬圉听闻父亲晋惠公生病,逃回晋国,于次年继位,是为晋怀公。秦国本想通过控制姬圉从而控制晋国,姬圉的逃走导致秦国计划落空。为了控制和打击晋国,秦穆公迎接在外流亡多年的晋公子重耳到秦国,给予厚礼优待,并嫁数名女儿给重耳为妻妾。秦穆公二十四年(前636),秦穆公派出重兵护送重耳回国,杀死晋怀公。重耳夺得君位,是为晋文公。晋文公即位之后,对内修明政治,选贤任能,发展农业生产,扩大军事力量。晋国很快迎来了“政平民阜,财用不匮”的局面。

晋文公在位的九年是“秦晋之好”的“蜜月”时期。晋文公对秦国一直采取笼络态度,比如秦穆公二十五年(前635),晋国支持秦国攻打小国鄀,援助秦取得南出武关之路。鄀国位于秦楚两国的边界,是楚的附庸,都城商密(今河南淅川西南)。秦晋两国联军伐鄀,秦军占领析邑。这次战斗以秦军为主,晋军保持声援的姿态。之后,秦国对晋国步步跟随。秦穆公二十八年(前632),晋楚两国城濮大战之时,秦穆公派小儿子慭加入晋军。晋文公召集诸侯会晤于温(今河南温县),秦国参加会盟。秦穆公二十九年(前631)夏,晋文公召集诸侯会晤于翟泉(今河南洛阳),秦穆公再次派小儿子慭参加会盟。顾栋高分析:“秦自入春秋以来,未尝与中国会盟征伐,此年首从晋攘楚,文公之力有以致之也。”春秋以来,秦国未曾参加中原诸侯国的会盟,城濮之战中出兵助晋并参加晋国主持的会盟,与晋文公对秦国的笼络是分不开的。

城濮之战,晋军大获全胜,晋文公一跃成为中原霸主。秦穆公虽有雄才大略,但不可能想到晋文公称霸如此迅速,复国一年即能独立勤王,再过短短三年时间便战胜楚国成为诸侯霸主。秦穆公本想通过控制晋国进而争霸中原,但是晋国国力的迅速上升使得这一计划成为泡影,因此对晋国逐渐不满。城濮大战结束后,晋文公举行践土之盟,以确立新的霸主之位,秦穆公没有参加,说明他对晋国的微妙心理。

伐郑之役则充分体现出“秦晋之好”掩藏下的两国矛盾。在翟泉之会上,鉴于郑国在晋楚两国之间摇摆不定,晋国决计攻打郑国,秦穆公答应出兵相助。秦穆公三十年(前630),晋文公出兵进攻郑国,秦穆公率军出征。九月,秦晋两军到达郑国边境,秦军驻扎在汜南(在今河南中牟),晋军驻扎在函陵(今河南新郑)。当时郑国的处境十分危急,为了劝退秦军,郑文公派烛之武前去游说。当天夜里,郑国人用绳索把烛之武吊出城外。烛之武见到秦穆公,分析形势说:“秦、晋围郑,郑既知亡矣。若亡郑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越国以鄙远,君知其难也,焉用亡郑以陪邻?邻之厚,君之薄也。”依照烛之武的说法,秦国和晋国联合围攻郑国,郑国自知必定灭亡。如果郑国灭亡,获利最大的是晋国而不是秦国。因为晋国与郑国相邻,而秦国与郑国中间隔着晋国,相隔千里。郑国灭亡之后,晋国占有郑国的领土,实力必将增强,这对秦国不是什么好事,即所谓“邻之厚,君之薄也”。秦穆公听后立即决定放弃围攻郑国,还下令与郑国订立盟约,并派大夫杞子等三人替郑国守卫北门,而后便撤兵回国。晋国看到秦穆公撤兵,认为攻克郑都把握不大,也只得撤兵。关于这场出兵无果的战事,《清华简》有相关记载,可以与传统文献相印证:“晋文公立七年,秦、晋围郑,郑降秦不降晋。晋人以不慭。”烛之武能劝退秦师,就是充分利用了秦晋两国表面和好、实际上暗含利益矛盾和冲突的关系。这次伐郑之役也成为“秦晋之好”关系破裂的先声。秦晋关系的微妙变化,成为崤之战的主要起因。

秦穆公三十二年(前628)冬,晋文公去世,秦穆公被东进中原的欲望冲昏头脑,不顾大臣蹇叔的强烈反对,派遣孟明视率军越过晋国国境,千里奔袭郑国。秦军一路向东进发,到达滑国(今河南偃师)。当时,郑国的商人弦高赶着牛要到周地出售,听说秦军将去攻打郑国,便来到秦军的营地,谎称是郑国国君派来犒劳秦军的使者。与此同时,弦高派出随行人员赶回郑都报信。孟明视得到报告,以为郑国已经做好防备,遂决定终止进攻郑国,但又不甘心无功而返,就率军顺便灭掉了滑国,大肆掳掠一番,然后启程回国。

秦军借道晋国灭滑的消息传到晋国,晋襄公决定联合姜氏之戎伏击秦军。晋军和姜氏之戎在崤山北麓的险要地段设伏,布好袋形战阵,以待秦军。四月,秦军进入崤山北麓狭谷隘道,埋伏于两侧的晋军和姜氏之戎蜂拥而出,杀向秦军。晋军“大破秦军,无一人得脱者。虏秦三将以归”。关于崤之战的情形,《清华简》也有相关记载:“晋文公卒,未葬,襄公亲率师御秦师于崤,大败之。” 秦穆公听说秦军覆没,对此前拒绝蹇叔的劝谏、刚愎自用追悔莫及。崤之战的惨败让秦穆公认识到晋国实力强大,当前要想制服晋国而东进中原,几乎不可能实现。秦穆公及时调整战略,回过头专心向西拓展,迅速取得成效,并凭借称霸西戎的功业跻身春秋五霸的行列。

春秋中期的五十年,秦国在与晋国实力悬殊时,收敛雄心,隐忍不发,通过婚姻关系与晋国结好以图影响晋国内政。这是秦晋两国结成“秦晋之好”的原因。但由于两国争霸战略而导致的利益冲突,“秦晋之好”最终破裂。这是秦晋两国争霸战略相矛盾的必然结果。秦国地处西垂,当整体国力增强之后,最大的梦想是入主中原,因而向东扩张一直是秦国的发展战略,即从西垂进入关中,再从关中西部进至东部,下一步就是东进中原。而晋国作为中原大国,为了维护自己在中原的利益,希望把秦国阻挡在关中。正因为如此,晋国吞并虢虞两国,控制了秦国东进的咽喉要道,在秦晋之争中取得先机。一方要向东扩张,另一方要称霸中原,秦晋两国相争之势不可避免。秦穆公前期,因为实力不如晋国,运用政治联姻的方法与晋国保持友好关系。晋文公时为了得到秦国的支持,对秦国极力笼络,多次邀请穆公参加会盟。秦晋两国的外交政策促成了“秦晋之好”的出现,《清华简》也有记载:“秦晋焉始会好,戮力同心。”除政治联姻之外,秦穆公还三次援立晋国君主,企图插手晋国的政务;在城濮之战时出兵援助晋国,参加晋国主持的诸侯会盟等。秦穆公意料不到的是,晋文公即位后迅速带领晋国崛起,成为新的中原霸主,致使秦穆公希望破灭。因此,秦晋和好关系破裂并由此走向战争,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实际上,秦晋两国在和好的时候已经兵戎相见,如韩原之战。秦晋两国联合攻郑,秦国却背约撤兵,则是两国友好关系破裂的先声。到了崤之战,秦晋两国关系彻底破裂,“秦晋之好”结束。

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

  三  

崤之战后,秦晋两国进入对峙阶段,相互攻伐不止,史载:“秦、晋兵争始此,嗣后报复无已。”这个阶段大致从秦康公(前620—前609)、秦共公(前608—前604)到秦桓公(前603—前577)的四十多年中,晋国则经历灵公、成公、景公、厉公等君主。这段时期,秦晋两国之间大大小小的战争不断,有记载的就有10次战争,其中秦伐晋5次,晋伐秦5次。两国不仅在战场上争夺,还展开间谍战,拉拢狄人进攻对方。两国互不信任,以至于出现“夹河而盟”的可笑事件,最后晋国送绝交书于秦,率多个诸侯国联合伐秦,发起了春秋时期秦晋两国间规模最大的一次战争。在这个阶段,秦晋两国作战的焦点,是争夺对桃林、崤山的控制。

公元前621年,秦穆公、晋襄公相继去世,秦晋两国之间本有一次加强联系以缓和矛盾的机会,却因令狐之战而丧失。晋太子夷皋年少,晋国大臣担心政权不稳,想选一位年长稳重的公子继承君位。以赵盾为首的一部分大臣拥立远在秦国做质子的公子姬雍(晋襄公的庶弟),以狐射姑为首的另一部分大臣则拥立在陈国做质子的公子。两派相争的结果是狐氏在晋国的势力被清除,赵氏的势力进一步加强。赵盾派遣晋大夫先蔑、士会赴秦国迎接公子姬雍。秦康公的母亲穆姬为晋献公之女,因此秦康公非常乐意在晋国君主即位过程中有扶持之功,遂派兵护送姬雍、士会一行返回晋国。晋襄公夫人、太子夷皋的母亲穆嬴听说诸大夫欲舍弃太子,另立其他公子,抱着太子哭诉不止。赵盾最终让步,拥立太子夷皋即位,是为晋灵公。此时护送公子姬雍的秦军已进入晋国,赵盾决定偷袭秦军。四月,晋军在令狐(今山西临猗)与姬雍、士会一行相遇,趁秦军缺乏防备,发起突然袭击,一举击溃秦军。令狐之战使得秦晋之间失去了一次和好的机会。

令狐之战后,秦晋两国展开了拉锯战,互相攻伐不已。秦康公二年(前619),秦国出兵夺取晋国武城(今陕西渭南华州区)。秦康公四年(前617)春,晋国出兵攻打秦国,夺取少梁(今陕西韩城)。同年夏,秦国发起反击,夺取北徵(今陕西澄城)。

秦康公六年(前615),秦出兵占领晋国羁马(在今山西永济南),赵盾调集军队迎战。两军战于河曲,双方各有顾忌,前锋接触后,都知难而退。《左传》中记载“交绥”,即互退。

河曲之战后,晋国调整军事部署,派遣大夫詹嘉领兵驻守瑕邑,戍守桃林之塞(在今河南灵宝),以阻止秦军东进。顾栋高认为:“春秋时列国用兵相斗争,天下骚然。然其时禁防疏阔,凡一切关隘阨塞之处,多不遣兵设守,敌国之兵平行往来如入空虚之境。”因为瑕邑、桃林塞重要的战略价值,晋国专门派兵驻守。童书业认为:“防守桃林之塞(在今河南阌乡县,西接陕西潼关县界,就是后来秦国的函谷关),塞住了秦人的出路,这是春秋时秦人所以始终不能东征得志的重要原因。”这一论断比较中肯。

晋国虽然顽强抵挡了秦国的屡次进攻,但由于统治阶层内部的矛盾,晋国接连不断地发生内乱。自从晋献公诛杀诸公子以来,晋国公族衰微,异姓贵族的势力则日趋强大。这些异姓贵族担任军政要职,掌握一定的统治权,侵蚀着晋国君主的权力。为了权力分配,他们相互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导致晋国的政局动荡不安。晋灵公在位时,赵盾摄政,赵氏的势力进一步增强,后赵氏弑杀灵公,拥立成公。晋成公末年,在城濮大战中战败的楚国复兴,北上争夺霸权,在泌之战中打败晋国,晋国霸业出现严重危机。

晋景公时调整战略,对内解决赵氏集团对公室的威胁,对外通过鞍之战制服齐国,并派楚国降臣申公巫臣使吴,实施联吴牵制楚国的战略。晋楚两国常年争霸不仅使自己精疲力尽,中原小国也深受其害。晋景公末年,各国已经呼吁弭兵停战。晋厉公继位后,继承景公末年的外交政策。在宋国大夫华元的斡旋下,晋楚会盟,商定双方停兵修好。晋国制服齐国、稳住楚国后,下一个目标轮到秦国。

秦晋两国经过几十年的战争,关系极度紧张。两国不仅直接兵戎相见,而且拉拢狄人进攻对方,例如公元前601年,晋国勾结白狄进攻秦国,公元前582年,秦国引诱狄人侵袭晋国。《左传》中还记载,晋国在都城绛处死一名秦国间谍:“晋人获秦谍,杀诸绛市。”

晋厉公时为了摆脱窘境,也对秦国发出修好的请求。秦桓公二十五年(前580),晋厉公与秦相约在令狐会盟。由于两国彼此缺乏信任,晋厉公先到达河东的令狐,秦桓公到达河西的王城之后,却不肯渡过黄河,仅派大夫史颗去令狐与晋厉公会晤,晋厉公也派大夫郤犨来到王城与秦桓公会晤,史称“夹河之盟”。范文子感慨:“是盟也何益?齐盟,所以质信也。会所,信之始也。始之不从,其可质乎?”果不其然,秦桓公回国之后,就背弃了盟约,企图怂恿狄人、楚国进攻晋国。晋国击败狄人后腾出手来对付秦国,与秦国绝交并开战。

秦桓公二十七年(前578)四月,晋厉公派大夫吕相出使秦国,递上绝交书,谴责秦国的背约行为,宣布与秦国绝交。作为春秋时期最长的一篇外交文告,此绝交书足有八百余字。书中历数自秦穆公以来秦晋两国之间的交往,表明历代晋国君主为了维护和发展秦晋关系所做的不懈努力,指责秦国历代国君的背信弃义,如秦穆公时期,两国相约伐郑,秦国独自撤兵,以及晋文公刚去世,秦国出兵灭滑等。最后指出,秦晋两国在令狐会盟,秦桓公背弃盟约,怂恿狄人进攻晋国。这篇绝交书所叙述的的确是两国之间的大事,但有夸大之词。晋国最重要的目的是为了争取各诸侯国的同情和支持。

在做好各种舆论攻势后,晋厉公一方面宣布与秦国绝交,一方面派使者到各诸侯国活动,争取得到军事支援。不久之后,晋国联合鲁、齐、宋、卫、郑、曹、邾、滕等八个诸侯国,共同出兵伐秦。五月,晋军及诸侯联军长驱直入秦国境内,进至麻隧(在今陕西泾阳北),对秦军发起攻击。因寡不敌众,秦将成差和女父被俘,大部分秦军被消灭。晋军及诸侯联军乘胜渡过泾水,一直追击到侯丽(在今陕西泾阳)方才凯旋。

因为麻隧之战参战人数极多,马非百认为,这场战争,“东方诸侯,除楚及其属国蔡、叶、陈、薛、鄫等国外,其余几全部加入。……真可谓春秋时代秦、晋之间之第一大战矣”。晋国之所以组织诸侯联军,是因为对晋国来说,晋楚两国在中原的争夺才是最紧迫的事情。秦国自穆公以来,一直在侵袭晋国的西部地区,晋国君臣希望给予秦国歼灭性打击,使其再无力骚扰晋国。正是在这样的作战方针指导下,晋国组织诸侯联军一起攻打秦国,以绝对优势的兵力保证了这次战争的胜利。

麻隧之战,晋国率领联军攻入秦国腹地,秦国两名将领被俘,精锐士兵被歼灭,损失惨重,以致此后数年国势不振,无法对晋国发起新的进攻。秦国受到沉重打击,晋国则可以集中力量与楚争雄。

在这四十多年的秦晋对峙过程中,双方相互攻伐不断。总体上看,秦国败多胜少,秦国的东扩因受到晋国的阻碍而停滞。顾栋高指出:“考春秋之世,秦、晋……之战伐,以争崤、函。而秦之所以终不得逞者,以不得崤、函。

顾栋高《春秋大事表》

  四  

秦景公(前576—前537)至秦哀公(前536—前501)时,晋国则经历悼公、平公、昭公、定公等君主。悼公时,晋国霸业重兴。在晋国强大的压力下,秦国改变外交政策,主动联合楚国一起对抗晋国。

春秋中期以后,秦国的争霸对象只有晋国,但是晋国最主要的争霸对象是楚国。晋国与楚国在中原的争霸时间长,涉及的中小诸侯国多,几乎构成了春秋时期大国争霸的主流。童书业认为:“晋、楚两国的历史是一部《春秋》的中坚。”对于晋国来说,秦国并不是最主要的对手,其主要精力放在与楚国的争霸中。看到楚国对晋国的牵制,秦国的目光转向楚国。

春秋早期,秦楚两国交往不多。秦国占领丹水上游的鄀国,开始与楚国接壤。秦楚两国要成就霸业,都须以晋国为进攻目标。崤之战秦晋关系彻底破裂后,秦穆公开始拉拢楚国。《左传》记载:“初,斗克囚于秦,秦有崤之败,而使归求成。成而不得志。”斗克为楚国将领,在公元前635年的秦楚商密之战中被秦军俘获,到公元前627年崤之战,斗克已经在秦国八年。秦穆公放归斗克,让他回楚国促成秦楚联盟。这一年楚国太子商臣叛乱,楚成王死于非命,因此秦楚联盟最终未能实现。吕相绝秦书中提到:“穆公弗听,而即楚谋我。天诱其衷,成王殒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清华简》也有相关记载:“襄公亲帅师御秦师于崤,大败之。秦穆公欲与楚人为好,焉脱申公仪,使归求成。”

秦晋河曲之战后,秦国为了集中力量向东拓展,对楚国采取了拉拢策略。当时楚国正值楚庄王即位,百废待兴。秦康公十年(前611),楚国发生饥荒。庸国作为楚国的一个邻国,趁机煽动楚国西部的群蛮发动叛乱。麇国也集结百濮部落,伺机攻打楚国。楚庄王出兵镇抚,先集中兵力击溃百濮,接着对付庸国。秦国与巴国出兵援助楚国。楚庄王兵分两路,对实力较强的庸国实行左右夹击,一举获胜,吞并庸国。其他群蛮相继与楚庄王立盟,表示归顺。对于这次秦国出兵助楚,王夫之在《春秋世论》中分析,庸国在秦楚之间,秦得庸如蹑楚之背,楚得庸如窥秦之腹,这么重要的一处地方,秦国肯定也是垂涎欲滴,然而“得庸不有而授之楚,秦之亲楚何其至也。秦楚之相亲,晋故焉耳。秦戒晋,而楚挠其南,则晋掣。楚争晋,而秦捷其西,则晋疾视楚而不敢争,故秦之谋此甚深也”。王夫之认为,秦国心甘情愿地把庸奉送给楚,原因在于秦国希望楚国专心在中原与晋国相争,使晋国侧背受敌。马非百先生也评价说:“总其所以制晋之术,尤莫妙于康公十年之助楚灭庸。”秦康公此次助楚灭庸,为秦楚联盟打下了基础。以后秦楚两国多有联合军事行动。

王夫之

《春秋稗疏·春秋家说·春秋世论·续春秋左氏传博议》


楚庄王平定外患后,消除来自侧后方的军事威胁,得以全力与晋争夺中原霸权,楚国声势大振。楚国强势崛起,在泌之战中击败晋国成为霸主。楚庄王之后,楚国渐弱。晋国在厉公、悼公时期,霸业复兴,公元前575年在鄢陵之战中击败楚国。在晋国的压力下,楚国也倾向于与秦国联合。

秦景公时期秉承联楚抗晋的外交方略,通过联姻与楚王室进一步修好。如秦景公的妹妹秦嬴嫁给楚共王,史载秦赢归宁,是年冬将返楚,楚司马子庚受命为专使至秦国,“为夫人宁,礼也”。张正明先生认为:“秦、楚两国进入了前所未有的‘蜜月’。”

秦楚联盟的主要目的,在于彼此相互支援。秦景公十三年(前564),景公遣使楚国,请求联合出兵进攻晋国,楚共王表示赞同。当年秋,楚共王驻军于武城(今河南南阳北),作为秦国的后援。秦国出兵侵掠晋国,晋国因为遭受饥荒,未能展开反击。

秦景公十五年(前562)七月,楚共王准备攻打郑国,派子囊前去秦国,请求秦景公出兵支援。秦景公派右大夫詹率军跟随楚共王进攻郑国。在楚秦联军的压力下,郑国投降,楚秦联军转而进攻宋国。对于郑国投降楚国,晋悼公非常气愤,亲自率领诸侯联军讨伐郑国。诸侯联军迅速进抵郑都,郑被迫与晋悼公举行会盟。为了救援郑国,秦国庶长鲍、庶长武率军进攻晋国。秦军进入晋国境内时,晋悼公尚未归国。晋国留守的大臣认为秦军人少不足为虑,并未加以戒备。秦军和晋军相遇于栎(在今山西永济),鲍与武两路夹击晋军,经过激烈的战斗,打败晋军。

秦景公十六年(前561)冬,楚令尹子囊、秦庶长无地率军一起进攻宋国,驻扎于杨梁(在今河南商丘)。宋国本为晋国的附庸,因而这次伐宋之战主要是针对晋国,“以报晋之取郑也”。

秦楚联盟让晋国头疼不已。秦景公十八年(前559),晋悼公纠集鲁、齐、宋、卫、郑、曹、莒、邾、滕、薛、杞、小邾等十二国诸侯组成联军,大规模地进攻秦国。诸侯联军人数虽多,但是并不十分团结。到达泾水岸边时,各诸侯都抱着观望的心态,不肯渡河。经过晋大夫叔向的劝说,鲁、莒两军先行渡河,其余诸侯军队才跟着渡过泾水。这时,“秦人毒泾上流,师人多死”。但是依靠投毒的方式,并不能阻止战争。郑国司马子蟜率军继续前进,其他诸侯军队跟着行动,进至棫林(在今陕西泾阳)。不过,诸侯联军的进攻也没能迫使秦军屈服。随着军事行动的拖延,晋军六卿之间矛盾丛生。中军主将荀偃下令:“鸡鸣而驾,塞井夷灶,唯余马首是瞻。”然而,身为副将的栾黡却说“晋国之命,未是有也。余马首欲东”,完全不听主将指挥,引兵东归,下军跟着撤退。主帅由于命令得不到执行,最后只得下令撤兵。兴师动众却无功而返,说明晋国内部诸卿之间矛盾重重。

秦楚联合的关系一直持续到秦哀公时,楚国被吴国打败,秦国出兵救楚。秦哀公三十一年(前506),吴国联合蔡、唐进攻楚国,五战五胜,攻破楚国都城郢都(今湖北江陵北),楚昭王仓皇外逃。楚国大臣申包胥来到秦国求援。秦哀公派出五百乘救楚,迫使吴军撤退,楚王这才得以复入郢。

秦楚联合对抗晋国,使得晋国陷入侧背受敌的不利态势,战略上日趋被动,无法集中力量与对手决战,终使晋国的霸业逐渐衰落。而楚国趁机拓展疆域,甚至“问鼎中原”。春秋战略格局发生变化。

  五  

春秋末期,晋国国内的矛盾越来越激烈。晋国自献公尽逐群公子,国内一直没有公族,以异姓大臣为卿大夫,因此晋国异姓贵族势力渐强。异姓贵族甚至弑君,例如公元前607年赵穿弑灵公,公元前573年栾书、中行偃弑厉公。晋国的卿大夫原有十余族,晋厉公之后,各族相互吞并,只剩下韩、赵、魏、知、范、中行六氏,共掌国政。在此之前,掌政的卿族多,卿族的地位也不能世袭。但到六卿专政,他们的权位变成世袭,势力也日渐深固,最终“晋公室卑而六卿强,欲内相攻”,六卿的倾轧争夺,使得晋国无力对外征伐。

秦国也无力再战,两国趋向于讲和,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景公于二十七年(前550)亲赴晋国会盟。而这时的楚国,因为鄢陵之战遭受重创,再加上吴国在晋国的支持下在南方牵制楚国,国力日渐衰弱,也希望能停止大规模的战争。还有以郑、宋为代表的中小国家,更是饱受战争之苦,盼望大国争霸能停下来。在这样的背景下,宋国大夫向戌积极开展外交活动,取得晋、楚、齐、秦等国的支持。秦景公三十一年(前546),晋、楚、齐、宋、鲁、郑、卫、曹、许、陈、蔡、邾、滕等国君臣会集于宋国都城,商定晋、楚、齐、秦四国地位对等,其他中小诸侯国同时向晋楚两国贡纳方物,实际上相当于晋楚两国平分霸权。“弭兵之会”后,晋楚争霸告一段落,中原一度出现相对和平的局面。

自“弭兵之会”后,秦晋两国数十年再未开战。晋国国内六卿争权,无暇外顾。而秦国因统治者内部的矛盾和斗争,加之经济相对落后,也丧失了对外扩张的优势,长期陷于国势不振的状态。春秋时期是社会剧烈变革的重要时期。随着铁器的普遍使用,社会生产力有较大提高,推动了井田制的瓦解以及私田数量的增加。面对这一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一些诸侯国不得不改革赋税制度。例如公元前645年,秦晋韩原之战晋国失败后,颁布作“爰田”,废除原来土地定期分授的制度,把田地直接赏赐给国人,承认因开垦私田而变动了的土地的合法性,以换取民众的支持。而秦国由于经济发展较中原其他各国要晚,相关改革要到战国时期才开始(公元前408年实行“初租禾”)。一直到公元前453年,晋国韩、赵、魏三家合力攻灭知氏,三家分晋局面实际上已经形成。春秋时代结束,进入战国时期。战国初期,魏国率先变法,在秦晋之争中获得优势,夺走河西。而秦国要到商鞅变法后,才重新开启向东扩张的大门,在与魏国的军事斗争中,取得胜利。

商鞅方升

(图片来源:上海博物馆官网)

  结  论  

纵观春秋三百年间,秦晋两国之间的关系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春秋初期,两国相隔较远,但都尊周天子,因此不乏合作与互动,此为第一阶段。随着秦国的东进、晋国的外扩,两国接壤,成为邻国。由于秦国的总体实力与晋国相差较远,秦国收敛雄心,隐忍不发,通过联姻与晋国结成“秦晋之好”,此为第二阶段。但“秦晋之好”只是外交手段,即使在两国关系最为亲密的时候,也没有放下对彼此的戒备。在利益冲突中,“秦晋之好”很快破裂。和好关系破裂后,两国进入对峙争战阶段,此为第三阶段。这个时期秦国直接诉诸武力,千方百计谋求利益。因为战场上败多胜少,秦国采取灵活的联楚抗晋的外交政策,使得晋国侧背受敌,最终霸业衰落,此为第四阶段。春秋后期,晋国国内六卿倾轧,内耗严重,无力对外,于是“久秦晋不相攻”,此为第五阶段。

秦晋关系对春秋争霸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秦国立国比东方诸侯国晚了两百多年,但是立国后发展迅速,一直致力于向东拓展。春秋初期的近一百年,秦顺利地从陇西发展到关中。但是之后的秦晋之争使得秦国东进受阻,自春秋中期到春秋末期的两百年,秦一直蜷曲于关中地区,处于一种徘徊无进的状态。晋国整体力量强大,在秦晋之争中,晋国整体上处于优势。秦晋之争遏制了秦国的东进,有助于维护晋国在中原的霸业。但从长远来看,秦国由联晋转为联楚,晋国失去了秦国这一战略盟友。晋国以往只需专心对付南方的楚国,现在却是侧背受敌,要在西方和南方同时对付秦楚两个大国,这不利于其长远霸业。秦晋之争对楚国也有影响。早在楚成王时,楚国致力于向北拓展,希望进入中原地区。但在城濮之战中,楚国败于晋国,北进的步伐受到阻碍。到秦晋两国交恶,秦国转而联合楚国,这对楚国来说,不仅多出一个盟国,而且减少了北方的压力。楚国坐收渔人之利,乘机拓展疆土,实力不断增强,终于能够“问鼎中原”。之后楚国被吴国攻破都城时,也是秦国出兵帮助楚国赶走吴军。秦晋关系的变化最终导致春秋争霸格局的变化。


[原文载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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