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瑞常，徐如霖 |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新教育交流合作回顾与前瞻
✦丁瑞常，男，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讲师，博士；
✦徐如霖，女，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2020年，我国与新加坡建交30周年。我国与新加坡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以来，高层交往频繁，政治互信不断提升，合作领域日益深化拓展。作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天然伙伴，两国包括教育在内的各方面交流合作必将迈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值此重要里程碑时刻，回顾两国教育交流合作历程，总结成绩，分析局势，并展望未来，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新建交以来的教育交流合作进展
因国际环境的激烈变化，中国与新加坡两国间关系时有起伏。“冷战”时期，中新交往限于经贸合作，1990年建交后才真正放宽文化教育和学术领域的交流。[1]尽管如此，经过双方30年来的共同努力，如今中新教育交流合作在多个方面已取得实质性进展。
（一）双方政府签署了制度化的教育交流合作框架
1978年，邓小平同志出访新加坡，迈出了两国由意识形态分歧形成的对立走向友好交往的关键性一步。此后，双方定期进行官方互访，重点加强双边经济关系，但教育交流合作依旧有限。为数不多的几项举措之一是新加坡从1988年开始为我国大学提供35个英语教师进修奖学金名额，入选者在新加坡国立教育学院接受10个月的培训，且每年从中选出最多5名学员攻读一年制的硕士课程。[2]
直至1999年6月，双方签订《新加坡共和国教育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教育交流与合作备忘录》（下称《备忘录》），在代表团交流、留学生交流、教师交流和语言教学、学术交流和校际合作等多个方面达成了系列协议。[3]《备忘录》的签署，标志着中新两国的教育交流合作开始由高层个人的推动走向制度化和常态化，使双方从此能够就教育交流合作举行定期会晤，并讨论可以建立和加强教育联系的领域。《备忘录》3年一续签，延续至今，铸造了中新两国教育交流合作的宏观框架。
（二）多主体搭建了丰富的教育交流合作平台
除了两国中央政府的宏观政策对接，中新各级政府、学校以及非政府组织还为双方的教育交流合作搭建了各种双边、多边平台。两国在2003年成立中新双边合作联委会（Joint Council for Bilateral Cooperation），每年召开一次会议。该会议虽不专属于教育领域，但新加坡教育部长通常都会出席，对于促进两国的教育交流合作具有重要作用。例如在2019年的会议上，两国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新加坡共和国政府关于青年实习交流计划的协议》（Youth Interns Exchange Scheme），为中新在校生和应届毕业生提供实习交流机会。这是新加坡与他国签署的第一个双边实习交流计划，而新加坡也是亚洲第一个与我国签署此类协议的国家。[4]地方层面，我国多地教育主管部门与新加坡教育部基于双方签订的教育交流合作协议，定期轮流承办中小学校长圆桌会议或教育论坛，十多年来促成了诸多教育交流合作项目。
另外，许多区域性多边平台，如亚太经合组织教育部长会议、亚洲教育北京论坛，尤其是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也为中新的教育交流合作打开了重要通道。2018年11月，在新加坡召开的第21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暨中国—东盟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15周年纪念峰会发表了《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2030年愿景》，将教育交流周列入双方教育领域最重要的机制化交流合作平台。[5]新加坡政府、学校及师生积极参与，并高度重视该教育交流周历届活动。
（三）师生互访已形成规模
我国派遣人员赴新学习是两国起步最早的教育交流合作形式。1999年的《备忘录》协定两国每年互换语言教师进修奖学金名额。2019年起，我国每年另派15名来自高等职业院校优秀教师赴新加坡的理工学院见习交流3个月。[6]地方政府和中新校际间发起的教师交换、培训项目则不胜枚举。
规模最大的还是留学生群体。新加坡从中新建交次年起便设立了专门招收中国学生到新加坡公费留学的新加坡教育部奖学金计划（Senior Middle School①，SM）。[7]《备忘录》还协定两国每年互换10个为期1年的奖学金学生（含本科生、研究生和进修生），且双方鼓励和支持本国有关机构和大学为对方的学生提供奖学金或其他资助。[8]据统计，1999年有26名新加坡籍学生获得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学习，此后数量稳步增长，从2012年开始破百。我国部分地方政府和学校也设有外国留学生奖学金，加上规模庞大的自费留学生，因此1999年来华留学的新加坡学生还仅为466人，但从2005年开始人数破千，此后迅猛增长，到2013年达到5290人，近年稳定在年均5000人上下（详见图1）。相比之下，我国前往新加坡留学的规模更为庞大。2002年的一份统计数据显示，当时在新加坡留学的中国学生就有1.3万至1.5万名，占到新加坡留学生总数的1/3。[9]近年，在新加坡留学的国际学生中已超过半数来自中国，达到5万人。[10]
两国还有多种短期学生交流项目，重在增进两国年轻一代对彼此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各方面的了解。2002年5月，中新国家领导人制定了“中新本科生交流计划”（Sino-Singapore Undergraduate Programme），双方同意每年交换50名优秀大学生，彼此互访两周。[11]除了大学，中新两国教育部在2002年也建立了面向中学生的双边交流项目。[12]新加坡教育部在2004年还成立了“学校结对基金”（School Twinning Fund），以支持新加坡中小学与中国学校建立结对项目。[13]报名参加这种项目的新加坡学生不仅要接受更高层次的汉语教育，而且还要系统学习中国历史、政治、文化，并要求前往我国开展一段时间的“浸入式学习计划”（Immersion Programme）。近年来，这种浸入式学习以更短期的海外研学旅行形式拓展到新加坡更多的中小学。与此同时，我国如今每年也有大量中小学生前往新加坡研学。
另外，根据两国2019年签订的青年实习交流计划，从2020年开始，新加坡每年将有500名来自大学和理工学院的全日制学生和应届毕业生在中国的企业进行为期不超过6个月的实习，而新加坡也将接受同等数量的中国学生赴新实习。[14]
（四）两国合作办学日益深化
合作办学属于深入的国际教育交流合作形式，对于高等教育而言，能全方位推动教学、科研、社会服务各方面的协同合作。1993年，我国教育部批准上海交通大学和南京大学在新加坡开办中文MBA学位课程，开创了中新合作办学的先例。[15]2002年，上海交通大学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成立了中国高校首个海外研究生院，标志着我国高层次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正式走向国外。[16]2005年，我国在南洋理工大学设立孔子学院。[17]2006年，应新加坡政府邀请，我国在新加坡创办汉合国际学校（Chinese International School）②，这是中国大陆基础教育首次走出国门办学校。2009年11月，两国教育部签署《关于合作建设新加坡第四所公立大学的谅解备忘录》。[18]次年，浙江大学就此与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签署执行合作协议，建立了一种新的合作办学模式。[19]
同时，新方也进入我国办学。例如，东华大学与新加坡莱佛士设计学院1994年在上海合作创办了东华大学－莱佛士国际设计学院。[20]新加坡国立大学2004年在上海成立新加坡国立大学海外学院（NUS Overseas Colleges），2009年和2019年又分别在北京和深圳设立类似机构，旨在为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本科生或研究生提供国际化创业教育。[21]2010年，在习近平主席与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共同见证下，苏州市人民政府与新加坡国立大学签署协议，双方联合建设新加坡国立大学苏州研究院。同期，天津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签署备忘录，将合办一所科研型国际化学院。[22]
近年来，中新还开始在我国境内合作举办以中国公民为主要招生对象的本科以上学位项目。截至2019年底，我国教育部依法批准的这类项目③已有6项。[23]在基础教育阶段，新加坡也正尝试在我国开办国际学校。如2019年8月，中新广州知识城联合实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签署协议，新加坡名校华中国际学校（Hwa Chong International School）将落户广州。[24]
总之，中新教育交流合作形式日益多样，深度与日俱增，成果不断涌现。上文只是列举了一些代表性例子，并以制度化、常态化的交流合作为主。实际上，两国建交30年来的教育交流合作成绩远过于此。
二、中新教育交流合作的特点与趋势
回顾中新教育交流合作历程与成果，笔者认为呈现出了一些典型的特点与趋势。
（一）发挥语言文化近缘优势
新加坡作为世界上除中国以外唯一以华人占多数的国家，使得中新两国的教育交流合作有着得天独厚的先天优势。这不止于双方在地理位置上的邻邦关系，更在于语言文化等方方面面的近缘关系。
新加坡从独特的国情出发，在20世纪50年代便开始实行以英语为第一语言，同时兼学母语的强制双语教育政策，并将汉语（新加坡人称“华语”）指定为三大官方母语之一。④1979年，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发起“讲华语运动”，最初是鼓励新加坡华人“少说方言”，后发展为鼓励以讲英语为主的新加坡人使用华文华语，加强人们对新加坡华族文化的认识。基于新加坡的双语政策，新加坡帮助我国培养英语教师、我国帮助新加坡培养汉语教师成为两国早期教育合作与交流的重要切入点，且至今是《备忘录》的协定内容。值得一提的是，新加坡当初制定双语教育政策，是将英语界定为最具有经济发展潜力的国际化媒介，将母语则定位为传授传统道德和价值观念的最佳手段。李光耀发起“讲华语运动”也主要是希望借此加强华人社区的凝聚力。但在2019年的新加坡“讲华语运动”40周年庆典上，现任总理李显龙在强调新加坡人学习汉语的文化价值的基础上，还明确指出这还有“实际好处”，“如果要在中国工作、与中国人打交道、把握住中国发展所带来的机遇，就必须学好华语”，并表示“新加坡要坚持不懈地推广华语”[25]。
正如李显龙在致辞中谈到的，这种更现实的价值将给新加坡人学习汉语带来更大的动力。这也预示着语言教育互助将继续成为中新教育交流合作的一个重要领域。实际上，早在2004年，时任新加坡内阁资政的李光耀就提出“有必要超越双语教育，培养一批对中国有兴趣，有能力在未来与中国接触的高素质新加坡人”[26]。正是基于此，新加坡在次年建立了以培养“中国通”为目标的双文化研究项目，并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后来新加坡学生来华开展浸入式学习的热潮，当然也为新加坡学生来华留学带来了现实需求。
此外，语言互通给两国其他方面的教育交流合作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尤其是在组织两国中小学师生的交流、培训时，这种优势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而且除了语言，中新还共有着深厚的儒家文化传统和相关价值观。这使得中新的教育交流合作有了坚实的文化认同根基，并因此可以突破价值无涉学科的局限，在人文社科等更多领域有更大作为。
（二）重视战略规划和高层引领
尽管中新两国有着大量民间自发的教育交流合作，但双方政府的战略规划，尤其是中央高层的引领推动，是中新这几十年来教育交流合作的基本特征，也是中新教育交流合作得以迅猛发展和不断深入的重要原因。
中新两国都是政府和高层的意向在引领国家走向方面起着关键性作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正是由于邓小平和李光耀两位国家领导人的双双推动，中新迅速打破“外交禁区”，也带来了双方教育交流合作领域的破冰行动。随后，两国迅速掀起了从官方到民间，从教师培训到师生互访、校际合作的第一波中新教育交流合作高潮。20世纪90年代伊始，两国正式建交，吴作栋出任新加坡第二任总理后，在延续李光耀政府体制和政策的基础上，推动中国与东盟建立合作关系，而且中新双边关系始终走在中国同东盟国家合作前列，给双方教育交流合作提供了良好的政治基础。到了20世纪末，新加坡教育部长访华，两国政府开始在教育交流合作方面开展顶层设计。从此，双方全国上下一系列教育交流合作协议、项目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
进入21世纪以后，以李显龙为首的新加坡第三代领导人开始登上政治舞台，借助东盟和新海上丝绸之路的平台，中新两国在教育等多方面取得新进展。中新建立副总理级双边合作机制，同时新方与中国省市建立多个地方合作机制，为两国的教育交流合作搭建了高端平台。前文提到的各种合作办学项目，正如有学者指出：“在许多情况下，这些倡议和合作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新加坡和中国各级政府之间建立了密切的政治和经济联系，而这些联系已经构成并加强了它们之间业已存在的牢固关系。”[27]新加坡国立大学与苏州工业园的合作办学以及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与中新天津生态城合作办学，都是典型的例子。2015年，中新6所大学签署谅解备忘录时，时任新加坡教育部代部长的王乙康在致辞中指出：“两国高校加强合作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1月访问新加坡的重要成果。”[28]如今，“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尤其是新方的积极回应，为两国教育交流合作的进一步深化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三）立足实用主义外交关系
新加坡的外交政策不是建立在意识形态或任何教义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必须一直以确保新加坡的安全和繁荣为指向这样一个现实需求之上。[29]新加坡的这种实用主义或说是现实主义外交原则，在对华方面体现得尤为明显。经贸关系优先于政治关系是新加坡对华政策的核心。[30]历史、文化的同根同源是促进中新教育交流合作的润滑剂，但根本动力是经济机遇而非同祖同宗背景下的种族姻亲关系。有新加坡学者直言：“中国的崛起是两国教育交流与合作不断增长背后的一个关键因素。”[31]新加坡政府认识到中国的崛起可以使新加坡受益，从而日益重视提高新加坡学生对中国的认识，出台各种举措培养“中国通”，并鼓励大中小学学生来华接受浸入式学习。因为意识到中国的商业环境和市场需求对初创企业和技术商业化至关重要，新加坡积极开展与中国大学的交流与合作。中国的崛起对新加坡而言还意味着更大的海外教育和培训市场，对新加坡在中国的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来说意味着更多的研究资源。李显龙在阐释为什么新加坡政府要坚定不移地推广华语时也明确表示：“中国当时正好向世界敞开大门，经济开始腾飞。为了赶上这趟经济列车，许多新加坡人到中国工作或做生意，大家都明白唯有兼通双语，才能在世界舞台上大展拳脚、左右逢源。”[32]
对于我国而言，在改革开放初期，新加坡便被邓小平同志树立为中国的学习榜样。新加坡作为区域金融中心和廉政国家，拥有成熟的商业体系与政府管理经验，以商业人才培训和官员培训为主题的教育培训一直是两国教育交流合作中的重要部分。而且，新加坡在外语教育、高等教育、职业培训和教育信息化及办学条件等各方面均有优势，在教育适应市场需求、国际化运作和管理方面也有比较成熟的经验，在国际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力。我国与之开展交流合作，对于优化我国教育资源，以及助力中国教育走向世界有着战略意义。即便到了今天，新加坡在知识转移和共享方面依旧可以为我国提供很多帮助。从工业园区到生态城市和社会管理、治理，新加坡的经验都可为中国所借鉴学习。从长远来看，中国的崛起和新加坡决定赶搭中国崛起“顺风车”的战略选择，扩大和加深了两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教育联系。[33]立足实用主义外交关系的中新教育交流合作强调的是务实与互利共赢。
三、“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新教育交流合作前景展望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新两国未来发展的主要焦点。除了更加密切的经贸往来，这一倡议也为双方在教育领域的交流合作打开了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新局面。
（一）前所未有的机遇
新加坡曾坚持要成为东南亚最后一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但建交30年来，中新关系成为互利共赢的典范。在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新发展相向而行。我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在许多国家还持怀疑与观望态度时，新加坡就率先成为最早支持这一倡议的国家之一，而且是坚定支持者。对我国而言，新加坡是推进“一带一路”共建的一个战略性支点，而且在促进中国与东盟的合作以及缓和中美关系等方面均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为双方的教育交流合作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一方面，教育在共建“一带一路”中具有基础性和先导性作用；另一方面，国际教育服务贸易本身就是国际贸易中一个重要的新兴领域，中新相互发展国际教育服务贸易将成为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应有之义。
2015年，习近平主席出访新加坡，双方一致同意将两国关系升级为与时俱进的全方位合作伙伴关系，并表示要不断拓展教育合作新领域和新模式。[34]期间，中新还签署了新一期《备忘录》，为中新教育领域务实合作发展指明了新方向，注入了新动力，开启了新篇章。[35]
（二）新旧叠加的挑战
“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新教育交流合作美好未来可期，但也应当看到这其中潜藏着各种新旧叠加的挑战。
自20世纪中叶以来，东南亚各国曾在经济和教育等方面限制华人发展，出现过激烈的排华事件，也曾出现过多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尽管新加坡领导人批驳了这种观点，“但是从实力平衡的角度出发，过于强大的中国在新加坡和东南亚国家眼里，就是一个强有力的竞争者，甚至是一个威胁”[36]。而且，新加坡在军事与安全领域，依靠的重点依然是美国。近年中美关系在区域安全、高科技与贸易方面的争端给整个亚洲，特别是深受国际导向影响的新加坡带来更多政治风险，成为中新关系的隐性挑战。
除了两国关系大面上的潜在风险，即便是教育领域本身，也同样存在着类似的问题。新加坡在1997年就提出要成为“东方波士顿”和建设“区域人才培训中心和教育枢纽”。如今，我国也提出要成为亚洲最大的留学目的地国家。[37]两国一衣带水，在抢占国际教育服务贸易市场过程中必然存在利益重叠。我国当前正大力发展来华留学教育，且自身教育的国际认可度与日俱增，加之巨大的留学生容纳潜力，使得中新从教育优势互补走向竞争。
（三）建议
基于历史回顾和前景分析，笔者就“一带一路”倡议下进一步深化中新教育交流合作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第一，继续做好顶层设计，搭建若干高层次双边教育交流合作平台。习近平主席曾在新加坡发文，提出“要把战略规划和高层引领的中新关系‘传家宝’继承下来”。[38]如前所述，重视战略规划和高层引领也是中新建交以来教育交流合作得以跨越式进展的重要原因。但目前教育在两国交往议程中的地位整体偏低，双边教育交流合作主要依托经贸合作平台。未来应建立若干高层次的双边教育交流合作机制，促进双方高层定期就教育交流合作进行会晤协商，联合制定中长期教育交流合作战略规划。同时，为地方政府和民间的中新教育交流合作搭建高端平台，如建立周期性的中新教育论坛、中新教育博览会等。
第二，疏通中新教育合作交流政策性瓶颈，实现学分学位互认互联。目前中国在东南亚已分别与印度尼西亚、老挝、泰国、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签署了互认学历学位的协议，而新加坡不在其列。[39]中新要想进一步促进学生双向流动，加强高层次人才联合培养，就必须推动落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承认高等教育资历公约》，加强中国与东南亚大学学分转化系统( ASEAN Credit Transfer System，ACTS) 的对接，实现中新学分学位互认互联。
第三，增加政府奖学金交换名额，拓宽奖学金来源。当前获得中国政府奖学金的新加坡留学生人数在东南亚地区处于末位，而且新加坡缺乏对等的资助体系。中新在更新《备忘录》时，有必要适当提高两国政府奖学金交换名额，并向研究生以上层次倾斜，同时倡导新加坡为本国学生来华留学建立配套的资助政策。双方政府还应考虑联合设立专项基金，专用于支持培养中新在“一带一路”共建中急需的人才。另外，中新双方拓宽奖学金来源，尤其是发挥企业资助在促成两国职业技术性人才交流、联合培养方面的作用。
第四，加强合作办学，交换优质教育资源。各级政府要积极引进新加坡各级各类优质教育机构来我国境内举办更多以招收中国学生为主的合作办学项目，丰富我国优质教育资源。与此同时，鼓励、支持我国高等教育机构在新加坡创办海外分校，中小学和幼儿园赴新建设中国特色海外国际学校，有条件的职业院校与新加坡工艺教育学院、理工学院在新加坡合作建设“鲁班工坊”。
第五，充分发挥多边机制作用，尤其是加强中国与东盟的区域性教育交流合作。在新加坡的外交词典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便是“地区化”，东盟的成立以及新加坡的加入大大缓解了其生存压力。东盟所遵循的成员平等、协商一致的“东盟方式”也赋予了新加坡与地区内大国同等的话语权。因此，新加坡重视自己在东盟中的作用，并竭力促进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加强与东盟邻国之间的关系仍然是新加坡与外部关系的基石。[40]我国目前已与东盟构建了众多教育交流合作平台，以及中国—东盟教育部长圆桌会议等对话机制。在2019年的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开幕式上，新加坡教育部兼人力部高级政务次长刘燕玲重申了新加坡对加强东盟与中国教育关系的承诺。[41]在未来，中新应更充分地发挥多边机制的作用，实现中新双边教育交流合作与中国—东盟区域性教育交流合作的双向促进。
注释：
①后更名为：School-based Scholarship。
②现更名为“山坡世界学院”（Hillside World Academy）。
③其他类型尚未公布名单。
④新加坡将英语、华语、马来语和泰米尔语定为4种官方语言，但每一种语言的功能定位不同。其中，英语是政府工作语言，也是教学中的第一使用语言，其他三种语言皆为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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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登于《比较教育研究》2020年12期，若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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