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昳昀，赵灵双 | 中国和拉美教育交流与合作60年：进展、问题及策略
✦胡昳昀，女，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讲师；
✦赵灵双，女，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四级调查员。
由于历史与地缘政治等多方面因素，拉美是中国建交最晚的一个区域，但也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对外关系发展最迅速的区域。拉美作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集中区域，是中国推动世界多极化的重要力量和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伙伴，因此拉美已经成为中国亟待加强并且重点突破的“南南合作”伙伴。中拉合作一直秉承着经贸先行、全面发展的合作原则，教育交流与合作作为中拉友好往来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中拉关系发展的基础以及延伸。尤其是2008年中国政府颁布对拉美的第一部政策文件《中国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政策文件》之后，中拉教育合作被提升到了重要位置。1960年古巴与中国建交，成为中拉教育关系的重要“突破”，古巴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建交的拉美国家。经历整60年的发展，中拉教育交流与合作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无论是合作规模还是合作深度，中拉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发展明显滞后于中拉政治经济关系的发展，教育合作没有达到其应有的规模，这说明中拉教育仍存在很大的合作空间。那么，自1960年以来，中拉的教育交流与合作已经取得了哪些成绩？仍存在哪些不足？如何进一步推进中拉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健康快速发展？本文从中国视角出发，试图厘清这些问题，为中拉教育未来的交流与合作奠定基础，提供实践参考。
一、中拉教育交流与合作的进展与成效
中拉教育交流与合作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即第一阶段1949年至1969年合作艰难突破期、第二阶段1970年至1999年合作高速开拓期以及第三阶段2000年至今合作跨越发展期。纵观这60年的教育交流与合作历程，中拉已经在高层制度建立、人员交流、语言推广以及科研合作等领域取得了一些进展。
（一）实施顶层设计，搭建合作制度框架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拉美国家则加入了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阵营。[1]东西方对抗抑制了中拉关系的发展，中拉教育交流与合作经历了极其艰难的十年。1960年古巴率先打破壁垒，成为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拉美国家。借此机会，中国总结了十年来中拉合作经验，颁布了《外交部关于拉丁美洲形势和开展对拉丁美洲工作的意见》，提出要“指定国内某些大学同拉美各国有名的大学建立联系，相互交换留学生；加快解决语言人才队伍培养的问题。”[2]同时，为了进一步加深对拉美国家的认知，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分别开设了拉美史研究课程，中国社会科学院设立了拉美研究所。
20世纪70年代起，随着中美关系的缓和以及中国加入联合国，中国与拉美外交合作进入高速发展期。1970年至1999年间，中国先后与智利、墨西哥、巴西等17个拉美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建交国数量超过了拉美国家总数的一半。这一时期，中国提出了以国家利益为导向的“三个世界”外交理论，拉美各国也发出呼吁“必须用一个声音对付工业大国”[3]，并认同第三世界国家的立场。共同的国家定位拉近了中拉间的距离，中拉政府间签署了一系列教育合作协定，1985年中国和巴西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巴西联邦共和国政府文化教育合作协定》，1988年中国与乌拉圭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乌拉圭东岸共和国政府文化教育合作协定》，1991年中国与秘鲁政府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秘鲁共和国政府关于互相承认高等学校的学位和学历证书的协定》，1995年中国与古巴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与古巴共和国高等教育部、教育部交流协定》等一系列教育合作协议。同时，中拉逐渐重视教育科学领域的合作，中国分别同阿根廷、智利、巴西等10多个国家签署了《科学技术合作协定》，在农业、医学、航空航天等领域开展合作。
进入21世纪，中国又陆续与哥斯达黎加、巴拿马等6个中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建交。截至2020年，中国已与24个拉美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中国政府提出要从战略高度重视拉美，中国与拉美各国开始积极探索教育领域合作的新内容与新形势，尝试向多主体、多层次的方向发展，中拉教育交流与合作进入了跨越式发展时期。2008年，中国颁布了对拉美的第一部政策文件《中国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政策文件》，这也是中国继欧盟和非洲之后颁布的第三份区域性政策文件。其中，第四部分“全方面合作”中提到加强双方教育科研领域合作，推动学历学位互认协议的签订，增加对拉政府奖学金名额。[4]2015年，中国颁布了第一个对拉美中长期规划《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合作规划（2015－2019）》，该文件对中拉教育合作做出了具体的规划。[5]2016年，中拉双方签署了最新的《中国对拉美和加勒比政策文件（全文）》，在第一部对拉政策合作内容基础上，特别强调了要加强中拉教育领域交流、流动性研究项目以及教育部门和教育机构间合作，加强人力资源开发、能力建设和各领域合作，积极开展职业教育交流合作，并继续增加向拉美和加勒比国家提供政府奖学金名额。[6]2018年，中国颁布了第二部对拉美规划《中国与拉共体成员国优先领域合作共同行动计划（2019-2021）》，在该阶段中国将继续增加对拉美国家的政府奖学金数量，加强中拉大学和智库在学术、研究和发展领域的交流与合作，着重加强中拉思想文化的研究。[7]此外，2015年中国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论坛（以下简称“中拉论坛”）建立，中拉论坛的建立标志着中拉教育交流与合作进入整体合作和双边合作并行互促的新阶段，为中拉教育的制度性合作奠定了基础。中拉间一系列战略文件的签署，不仅反映出当今世界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的时代浪潮[8]，而且也表明了当下南南教育合作的新机遇。
（二）促进教育交流，互派留学生规模持续增长
学生流动是中拉教育交流与合作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中拉不断加大互派留学生的奖学金力度，公派留学生数量不断增加，同时随着中拉对彼此认知的不断深入，自费留学生的数量也大幅增加。
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派出了第一批150名学生赴古巴学习西班牙语，自此拉开了中拉学生交流的大幕。但后因中苏关系分裂，中古教育合作终止，虽然20世纪80年代教育合作恢复，但是学生交换数量极少。2004年中国与古巴签订了《教育交流协定》，古巴为中国学生每年提供20个奖学金名额，中国向古巴提供30个奖学金名额。2006年，双方分别将奖学金数量增加到100个。[9]除古巴外，拉美其他国家陆续与中国签订了互派留学生的政府间协议。如墨西哥，1972年与中国建交后每年向中国提供20个政府奖学金名额，这一政策延续至20世纪末。中国许多前驻拉美外交官、拉美研究人员、高校西班牙语教师都曾获得过该奖学金到墨西哥留学。2005年，中国和墨西哥分别提高奖学金数量，中国每年向墨西哥提供32个奖学金，墨西哥每年向中国提供30个奖学金。2013年6月习近平主席出访墨西哥期间，双方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墨西哥合众国联合声明》，确定未来3年中方向墨西哥提供至少300个政府奖学金。[10]2012年，中国和巴西在教育合作对话会上达成共识，在未来3年内巴西政府通过“科学无国界计划”向中国派遣5000名留学生，攻读自然、工程、医学等领域。[11]同时，中国政府也在不断加大对拉美整个区域的奖学金力度，中国在2015-2019年间以及2019-2021年间分别向拉美发放了6000个政府奖学金名额。[12]
截至2018年，中国已经向31个拉美国家提供了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的拉美学生数量增长迅速，从2002年的588人增加至2018年的10241人，增加近18倍。[13]其中，获得中国政府奖学金的人数也从2002年的163人增加至2018年的2076人。[14]截至2020年，中国已经分别与秘鲁、古巴、墨西哥以及阿根廷签订了学位和学历互认协议，为进一步推动中拉学生流动提供了制度保障。
（三）推广语言教学，人文交流不断加强
语言作为文化资源的一部分，是宣传本国文化，使他国人民对本国文化产生亲近感的重要手段，也是中拉人员合作的必备技能，因此中拉自然将语言教育视为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基础。中国对拉美汉语推广以及孔子学院建设增长迅速。2002年中国向哥伦比亚派遣首位汉语教师，2006年在墨西哥建立首家拉美孔子学院。截至2020年，中国已在24个拉美国家设立了43所孔子学院和7个孔子课堂，注册学员累计达5万人。[15]2004年，智利成为第一个与中国签订教育合作谅解备忘录的国家，自备忘录签订以来，中国陆续向智利派遣汉语教师和志愿者。2009年，智利将汉语纳入中等教育阶段选修课体系，成为首个将汉语教育列入国家教育体系的拉美国家。[16]巴西是孔子学院发展最迅速、受益人群最广的拉美国家。目前，巴西拥有11家孔子学院和3个孔子课堂，累计培养学员达到2万人，占拉美孔子学院/课堂学员总数的40%。[17]秘鲁是最有中华文化传播基础的拉美国家，在秘鲁华人占秘鲁总人口的3%-4%，秘鲁里卡多·帕尔马大学（Ricardo Palma University）孔子学院开设了南美第一个中西语言翻译专业，并在国际贸易系和翻译系开设了汉语选修课。
在中文“走出去”的同时，中国也在不断探索将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引进来”之路。巴西先后向北京大学巴西研究中心、中国传媒大学等机构派遣葡萄牙语老师。巴西教育部与中国教育部合作，共同授权在中国传媒大学开设巴西葡萄牙语水平测试点。在西班牙语推广中，除了西班牙政府主导拉美各国参与的塞万提斯学院外，为了满足中国对西班牙语人才的需求，中国开设西班牙语的高等教育机构也不断增加。截至2019年，中国开设西班牙语专业院校为96所，其中本科院校74所，是1999年的8倍；在校生人数为2万人左右，是1999年的40余倍。[18]中国教育部2020年颁布的《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中将西班牙语列为高中必修课程，第一次将西班牙语纳入中学课程体系。[19]
（四）逐步建立科研合作机制，合作水平不断提升
科技合作日益受到中拉之间的重视。21世纪以来，中拉间的科技合作从一般性的交流、互访向全方位、宽领域、多元化合作转变，并且合作机制日益完善。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拉科技合作较为单一。古巴是第一个与中国签订技术合作协定的拉美国家，也是20世纪60年代唯一与中国开展科技合作的拉美国家，合作领域主要集中在石化、冶炼、甘蔗烟草种植、土壤研究等领域。70年代至90年代，中国陆续与智利、阿根廷、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巴西、秘鲁和玻利维亚等国签署了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但实际合作不多。1999年可谓是中拉科技合作关系的转折年。这一年，中国和巴西联合研制的第一颗地球资源卫星发射成功，卫星发射的成功增加了中国在拉美领域继续扩宽科研合作的信心，也加深了拉美对中国科研实力的了解。自此，中拉科技合作从中低技术逐渐向高新技术领域合作转型。截至2019年，中国和巴西共联合研制发射了7颗地球资源卫星，该项目被誉为“南南科技合作”的典范。[20]除巴西外，中国还根据拉美各国科技特色，与拉美其他国家开展了互补性科技合作。例如，中国与墨西哥的科技合作主要聚焦在农业、渔业、矿业、石油化工、邮电通讯、水产养殖、中医、农村发展、社会发展和自然科学等领域；与阿根廷的合作主要聚焦在天文、农业等领域；与智利的合作主要为地震、天文、南极考察等；与委内瑞拉的合作主要集中在卫星领域；与古巴的合作为生物技术领域等。截至2020年，中国已经在巴西建立了科技处，在墨西哥、古巴、智利和哥斯达黎加建立了科技组。中国与巴西、墨西哥、哥伦比亚等13个拉美国家签署了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与巴西、墨西哥、智利等9个国家建立了科技混委会机制。2015年中拉科技创新论坛成立，该论坛为中拉论坛框架下的重要专业领域分论坛之一，为中拉科技交流与合作提供了重要的交流平台。
二、中拉教育交流与合作存在的问题
经过60年的合作发展，中拉教育交流与合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存在着学生流动规模较小，科研合作有待深化，人力资源和技术培训领域有限，中国对拉美认知不足等问题，阻碍了中拉教育交流与合作的进一步发展。
（一）学生流动规模较小
尽管中拉双方对青年到对方国家或区域学习给予了支持，中拉留学人员的规模也有所增加，但从整体来看中拉人员流动规模较小。以2018年为例，拉美国家和地区来华留学生人数为10241人，仅为来华留学总数的2.08%。[21]其次，中拉留学人员的层次偏低，高层次科研人员流动与合作较少。2018年在中国高校就读的拉美留学生，进修生数量占拉美来华留学总人数的60%，专科生占0.2%，本科生占21.8%，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为18%。[22]从国别分布分析，与中国人员流动较为密切的国家为墨西哥、巴西、哥伦比亚、委内瑞拉等国，以2018年为例，墨西哥（1540人）、巴西（1463人）和哥伦比亚（879人）来华留学人数位列拉美前三，三国留学人数之和占拉美来华留学生总数的37%。中国同中美洲国家以及加勒比国家的教育交流与合作匮乏，如中美洲的尼加拉瓜、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加勒比区域的海地、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等，这些国家来华留学人数均不足百人。
此外，虽然中国已与拉美19个国家签订了近60项政府间教育合作协议、执行计划，①但是截至2020年，中国仅在墨西哥、哥斯达黎加、古巴和巴拿马派驻了教育部的官员，将教育事务纳入政治处或文化处进行统一管理。其他拉美国家都没有负责教育交流事务的专员。每年中国赴拉美留学生人数统计工作，因为缺少专门负责教育工作的专门人员，中国驻拉美国家的留学生数据收集工作始终存在滞后性以及不完整性，因此很难获得准确的中国赴拉美留学生人数、层次、就读专业、院校等基础信息。
（二）科研合作有待深化
首先，研究人员流动有限。每年高层次来华留学生比例较低，以2018年为例，来华攻读硕士以上学历的拉美留学生比例仅为18%。在学者流动方面，虽然中国以及拉美主要国家如巴西、墨西哥都实施了引智计划，斥资邀请外国专家到本国从事科研活动，但目前无论是在中国工作的拉美学者，还是在拉美工作的中国学者，数量都很少。中国科学院的外籍院士名单中，仅有巴西数学家雅各布·帕里斯（Jacob Palis）一人在列。其次，合作领域较为集中。中拉仍是关注较为成熟的合作领域，如卫星通信、天文、农业、医药、核能合作等，而对较为有前景的、尚需孵化的技术，中拉鲜有涉及。第三，目前中拉的科研交流合作主要依托政府间的合作项目，尤其是中国政府推动的科研项目。如2015年《科技部关于征集2016年度中国—拉共体政府间联合研发实验室项目建议的通知》、2017年《中拉青年科学家交流计划》等，高校间以及校企间的合作项目较少。
（三）人力资源和技术培训项目有限
自2006年起，中国开始扩大了对拉美人力资源和技术培训，以促进拉美自主能力的提升。培训项目主要涉及农业、矿业、贸易、管理等领域，开设了农业技术、贸易与投资、经济体制改革、外交官文化等20余门培训课程。由国家行政学院负责的“拉美国家公务员公共行政管理研修班”已经成为中拉培训的名牌项目，帮助拉美公务员了解我国国情以及公共行政管理制度。2015年，中国启动了高层次青年交流项目“未来之桥”项目，2015年至2024年间中国每年邀请1000名拉美青年领导人来华参加研修、培训、参观考察等活动，加深未来拉美青年领袖对中国政治、经济、国情、文化等更加深入的了解。目前，中国对拉美人力资源培训的重点仍聚焦在政府层面，对当地熟练技术工人的培训少有关注。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在拉美进行投资，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工厂和工业园区等，劳动力人才紧缺成为了中国企业在当地发展的障碍。根据当地政府的规章制度以及从中资企业长期发展需求出发，很多企业都十分重视本地化经营模式。如华为墨西哥分公司有1400多名员工，本地员工占比在90%以上。如何在当地招聘到具备合格素质的员工，成为华为在墨西哥乃至整个拉美发展时遇到的难题之一。2017年，经合组织出版了《拉丁美洲经济展望（2017）：青年、技能和创业》报告，报告指出拉美技术和职业教育缺少对年轻人贸易、技术、专业和管理招聘技能的培养。大约有50%的公司招聘不到他们所需的劳动力，相比之下经合组织国家这一比例为36%。[23]中拉高水平的职业教育合作将助力中资企业的发展以及对拉美熟练技术人才的培养，因此职业教育合作应当成为现阶段中拉教育合作的核心内容。
（四）对拉美研究不足
当前，中国对拉美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与中拉关系发展不匹配，中拉教育合作难以做到精准对接。首先，我国拉美研究的储备力量不足。从人才培养规模看，虽然中国已经在努力开展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人才培养，但是数量仍然有限。中国高等教育机构开设西班牙语、葡萄牙语专业的学位点较少。2019年，中国有96所高等教育机构开设了西班牙语专业，毕业生约为3000～3500人；而开设葡萄牙语专业的院校仅为26所，每年毕业生人数400～450人。同年，俄语、日语、德语、法语等学位点也超过了西班牙语，分别为154所、507所、110所、140所，毕业生人数分别为5000～6000人、2.2～2.4万人、3500～4000人、4500～5000人。[24]从人才培养结构来看，中国高校西班牙语、葡萄牙语专业仍以教授语言知识为主，缺乏对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复合型人才的培养。不掌握西班牙语或葡萄牙语的人才很难开展对拉美区域的研究，然而缺少国情知识储备又难以满足中拉合作的高需求。
其次是拉美研究机构发展有限。截至2020年，中国专门从事拉美研究的机构为56个，这些机构“虚多实少”，只有30%为实体机构[25]，在人、才、物等资源配置上得到了保障。大学是拉美研究的主力军，50家研究机构隶属于大学，但是从人员配置来看，每所大学拉美研究机构全职研究人员不足3人，其中13家机构没有全职人员，难以保障拉美研究工作持之以恒地开展。相对于拉美三大传统研究领域，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文化社会领域的研究逐渐被拉美研究者所重视，成为了新的关注领域[26]，但是我国对于拉美教育的研究仍很欠缺。
三、中拉教育交流与合作策略
随着中拉政治、经济关系的发展，中国与拉美国家在教育领域的合作也日趋紧密，但是同中拉的经济合作相比，教育合作没有达到应有的规模。[27]因此，中国如何进一步推动中拉教育领域的互利合作，将中拉高水平政治经济贸易关系优势转化为人文领域的务实合作，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一）统筹规划在拉美区域的教育交流与合作布局，锚定支点国家
中国习惯于将拉美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诚然，拉美各国有很多相似性，比如都是发展中国家、都有被殖民的经历、语言环境相似等，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拉美情况十分复杂，教育同样如此。拉美33个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和制度方面的异质性大于同质性，协调难度较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3年的报告数据显示，拉美地区高等教育生均投入占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值为29.57%，除古巴（65%）国情的特殊因素外，比例最高的两个国家是牙买加50%和尼加拉瓜50%，最低的国家是秘鲁不足10%。[28]拉美地区25-29岁人口中获得高等教育学历的平均比例为10.28%，在阿根廷这一比例最高，达到23%；最低的为危地马拉，不足2.5%。[29]在教育制度层面，就课程设置而言，由于拉美各大学保持着大学自治的传统，同一专业的课时和内容设置在不同学校和国家不尽相同，同一专业在同一国家不同大学其名称也不一致。[30]这给中国与拉美区域间的整体合作提出了挑战。因此，在中拉高等教育合作过程中，中国需要借助中拉论坛对话机制、“一带一路”倡议等，注重多边合作与双边合作的相互配合以及共同推进。首先，我国应重视开展与拉美次区域的高等教育合作。拉美比较重要的几个次区域组织如南方共同体市场、中美洲一体化体系等均在不同程度上进行了高等教育一体化建设，构建了区域内组织成员国之间的学分、学位互认制度。因此，我国可主动加强与这些次区域组织的交流与合作工作，加快与拉美教育发展的战略对接，推动与次区域组织的高等教育议程合作，积累经验，增信释疑。其次，我国应该着重开展与拉美关键国家的高等教育合作。目前，我国已经与6个拉美国家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其中不乏如巴西、阿根廷、墨西哥这些高等教育相对发达且在拉美拥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国家。我国需要侧重加强与我国有合作基础并在拉美有影响力的国家开展教育合作，充分利用这些国家的区域效应，以点带面，形成对周边国家的辐射与影响，进而促进我国与拉美更多国家教育资源的对接，避免了同时与众多拉美小国家合作而导致的教育资源过于分散的不利因素产生。
（二）完善合作保障制度，建立质量监管机制
首先，我国需要进一步加大赴拉美留学以及吸引拉美来华留学的政策力度，如增加奖学金、建立学分互认制度、改进签证制度等，以扩大留学人数。虽然，我国对拉美奖学金数量已经有所增加，并已承诺在2015-2019年以及2019-2021年分别提供6000个奖学金名额,但是与对非洲2019年至2021年间的5万个政府奖学金名额[31]相比，我国向拉美学生提供的奖学金数量仍然有限。中国需要继续加大对拉美奖学金的支持力度，并向研究生以上层次倾斜，促进高层次人才的交流。目前，我国已与秘鲁、古巴、墨西哥和阿根廷签署了学历与学位互认协议，但我国需要进一步推动与拉美其他国家学历学位认证协议的签订，为人员交流扫清障碍。
在扩大教育交流的同时，我国更需要探索与拉美教育合作质量保障的发展路径。首先应该完善中拉合作的管理制度，增设我国在拉美国家的教育服务和管理机构，在各国建立教育处/组，完善中拉人员流动信息、中拉高等教育机构合作基本情况的收集工作等。目前这方面信息缺失，在无法掌握人员流动、学校合作等基本信息的情况下很难实现高质量的教育合作。其次，对现有中拉高校间的合作项目，我国还需要对如何完善项目的执行机制、评价机制、竞争机制和辐射机制等方面进行剖析，实现“量”的外延式和“质”的内涵式并行发展，进而培养出更多高质量的国际人才。
（三）推动中拉在职业教育与培训领域合作，为中拉可持续合作提供智力支持
中国企业在拉美发展遭遇到了人才瓶颈问题，熟练技术工人的短缺已经成为中国企业在拉美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为了解决人才缺失问题，已有中资企业小规模尝试性开展人才培训项目。如华为在拉美成立了两个重要人才培养项目，分别是“ICT学院”和“未来种子项目”。“ICT学院”是华为与当地大学或者职业技术学院合作为当地培养信息技术人才，“未来种子项目”是在拉美高校遴选优秀通信工程专业学生到华为总部进行培训。随着中拉论坛、中拉基础设施建设专项贷款、中拉合作基金、中拉产能合作专项基金、中拉1+3+6合作新框架等一系列良性的政策支持，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进拉美，人才危机将愈发严重。对应用型人才的迫切需求，为中国与拉美在职业教育领域开展合作提供了重要机遇。中国职业院校需要发挥自身优势，借力“走出去”中资企业的优质资源，结合拉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与当地高校、职业院校、企业共同开展教育培训合作，尤其是在汽车制造、信息通信技术、工程机械、交通运输、商贸物流等中拉重点合作领域。针对中资企业在拉美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与生产线落户的情况，应鼓励中国职业院校赴拉美开展合作办学，或建立“鲁班工坊”，实施规模化人才培养模式。针对信息技术、物流人才等方面高端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职业院校可以招收拉美职业教育留学生来华学习，毕业后定向返回中资企业参与项目实施。职业教育的合作不仅有助于解决中资企业本土化人才培养的问题，将“项目投资”与“技术输出”相结合，为中拉的经贸合作提供智力支撑，而且职业培训还实现了从“授之以鱼”向“授之以渔”的转变，可以帮助拉美青年人提升竞争力，帮助失业人员重回工作岗位，降低拉美“三无青年”无教育、无工作、无培训的数量，进而减少拉美社会不公平现象，促进社会包容性发展。同时，人才素质的提升还有助于拉美产业结构的优化转型，带动新兴产业体系的成长，使拉美更好地融入财富转移的过程。
（四）加强拉美研究人才的培养，加深对拉美的认知
随着中拉关系的不断深入，中国对拉美的研究需求也将更广，要求也会更高。因此，中国需要加强拉美研究人才的培养，从高校的学科建设、师资队伍和人才储备方面全面推进人才培养的速度与规模。在学科建设方面，应该依托各高校传统优势学科进行规划，如南开大学的历史系、复旦大学的政治学系等，开展拉美历史研究、拉美政治研究等。拉美研究离不开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的语言依托，各高校应该尝试打造“外语+专业”的复合型学科发展模式。考虑到中拉关系的现实需求，应着重加强政治、法律、国际关系等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此举有利于拉美研究的可持续发展。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目前从事拉美研究的教师和研究人员大多具有文学、法学、经济学的学科背景，[32]各高校和研究机构应该在整体规划和布局下择优考虑具有国际关系、法律学、教育、社会学等专业背景从事拉美研究的教师，优化拉美研究内容的结构。同时，引进海外知名拉美学者，提高师资队伍的国际化研究水平。在人才储备方面，各高校要致力于培养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外语功底扎实、专业知识过硬、实践能力丰富的跨学科人才，为我国的拉美研究不断充实研究力量，提升研究质量。同时，中国还应充分利用拉美智库人才“旋转门”机制，邀请具有拉美知识储备的国际组织工作人员、拉美国家专业人士、归国留学人员、拉美华侨等加入智库。尤其是要吸引具有全球视野、熟悉拉美国情、了解外交工作的驻拉美前外交官向智库转流，为拉美研究助力。
注释：
①中国教育部国际司美大处内部资料。
高建东 | 美国高校学生雇员身份的认定
徐琼 | 加拿大国际教育战略发展动因、内容与挑战——基于《立足成功：加拿大国际教育战略（2019-2024）》的分析
本文刊登于《比较教育研究》2020年12期，若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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