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贵友 | 全球博士后学术发展困境的现实表征与生成机理

作者简介

✦ 蒋贵友，男，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一、问题的提出

博士后教育最早可追溯至19世纪70年代的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其在创办研究生院的基础上，又率先为未来从事基础研究的年轻科学家提供研究基金资助。^[1]由于第一批受资助的研究者中已有四人获得博士学位，这一群体被冠以“博士后”之名。随着资助范围的扩大，大批青年学者逐渐从企业回流到高等学府，而资助形式也逐渐制度化，并被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研究型大学所借鉴。当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升空，美国当局意识到教育改革的必要性，并相继于1958年与1965年颁布了《国防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由此拉开了博士后规模增长的“黄金时代”。数据显示，在1962年到1967年，生物、化学与物理等领域的博士选择继续从事博士后研究的比例从36%涨至58%。^[2]目前，博士后已在理工学科中较为普遍，已逾40%的博士在毕业三年内会继续选择博士后项目。^[3]他们寄希望于不同的学术训练为学术生涯累积充分的学术资本，因为博士后经历不仅被认为是获得终身教职的机会渠道，而且在基础学科领域已经成为获得稳定学术职业的先决条件。

在西方学术系统中，博士后主要是指博士毕业生与终身教职系列岗位之间的各种临时性学术工作，它为学术人才队伍建设以及知识传承创新提供了现实基础。^[4]当前，关于博士后经历性质的认识存在两种看法。一种是系统的学术训练，特别在以资深科学家为核心的理工科实验室中，博士后被鼓励独立探索未知的研究项目以扩宽其研究认知边界。^[5]另一种是实用主义的观点，认为博士后并非通过培训完成学术资本的积累，而是在实际助理工作岗位中随着研究技能的熟练而完成学术增值。^[6]两种观点分别代表了博士后制度培养逻辑与使用逻辑的立场。在实践中，博士后工作是由导师指导下的博士学习阶段向独立自主研究阶段的过渡，青年学者在一个或多个博士后工作中构建独立的学术身份。不过，当培养逻辑与使用逻辑逐渐分野时，制度、组织、导师与博士后所形成的平衡关系便会被打破，而支持不足、保障缺位与身份认同等一系列问题便会接踵而至。^[7]由此看来，培养与实用的实践取向共同奠定了博士后制度的价值基础，使青年学者的独立学术发展在这一阶段成为可能。可以说，博士后阶段是青年博士发展成为独立科学家的第一步，亦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博士后岗位是为培养青年学者“独立性”而存在的。^[8]从其内涵而言，博士后的独立性是指通过差异化的学术环境下的系统训练，完成学术职业的社会化，并在组织支持与思维认知方面获得更大的自主。^[9]这一独立性的培养需要在制度、组织与首席研究员三方支持下才能达成。不过，一旦出现制度性条件缺位或合作关系问题，博士后可能难以摆脱学术研究的依附阶段，抑或出现学术身份建构的自主性危机，并逐步发展为不同的学术发展困境。

2020年，《自然》杂志从角色身份、薪资报酬、工作时间、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工作满意度与种族歧视、身心健康与工作前景等维度，对全球博士后展开了大规模调查。在工作满意度方面，整体状况良好，但仍存在一部分博士后面临诸多发展困境。其中，关于工作现状“满意”的比例在整体博士后群体中仅为12%，“正如其所预期”的比例达56%，而表示“不满”的比例达到了32%。^[10]这一数据背后反映了部分博士后学术发展困境的可能原因。本文立足于全球图景中的博士后学术发展状况，探究此类临时性学术群体的发展困境在实际工作中的具体表征与影响因素，并深刻剖析困境背后隐含的生发次序，以此为基础反思当前博士后制度。

二、分析框架与研究过程

（一）分析框架

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认为，获得博士学位并不代表个人教育的终结，而青年学者再经过几年的拓展训练是尤为必要的。^[11]随着博士后规模扩张与制度移植进程的加快，招收机构开始由高等学府与研究机构扩展到政府与企业。对于后者而言，招募博士后旨在通过使用人才为企业技术创新注入活力。由此，这一实践又确立了博士后制度的人才使用属性。发展至今，全球博士后制度具备四个共性特征，包括临时过渡性、独立创造性、合作指导性与资助雇佣性。^[12]这些特征背后的运作机制，共同保障博士后可以完成独立研究任务并成为合格研究者。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高校博士后，其工作的知识生产属性决定了学术发展是狭义而非广义的概念。^[13]在此，学术发展是指博士后作为学术研究人员的志向、动机、能力以及理念等方面的发展情况，而不包括教学、管理与社会服务等其他方面的发展。在建构主义者看来，任何实质的发展都是社会互动与建构的结果，个人是在与组织、制度环境互动中，吸收外部的学术理念并生成个人层面的学术动机、兴趣偏好与价值取向，从而实现学术发展。^[14]从“宏观—微观”逻辑推开，学术发展不仅受到个人微观行动的影响，而且还受到社会文化、团体与人际互动的影响。^[15]如若将此投射到大学领域，组织、学科与个体三个层面则成为博士后学术发展最为相关的影响因素。首先，博士后制度关乎博士后身份属性与职业定位。大学组织作为博士后的工作场域，后者的发展深受组织情境、雇佣方式、学术网络、工作机制的影响。^[16]其次，博士后的学术工作在不同学科“部落”中完成，他们在研究中的知识生产方式、角色身份、评价管理以及与学科人员的互动方式均存在差异。^[17]再次，个人的努力程度、学术志趣、创造力等同样会影响其学术发展进程，这已由罗格尔斯（Robert Rodgers）^[18]、伍德（Fiona Wood）^[19]等人所证实。由此看来，组织、学科与博士后个体的互动过程影响其学术发展，也成为本文探究其学术发展困境的分析框架。

（二）研究过程

本文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中的扎根理论，探究全球博士后学术发展困境的现实表征与生成机理。此次《自然》杂志开展的全球博士后调查，共覆盖亚洲、欧洲、北美、南美、澳洲与非洲六大地区的7670名博士后。调查显示，共计2445名全球博士后对学术职业感到不满。因此，本文以这一博士后群体的调查数据与回答内容为资料文本，运用Nvivo 12.0进行编码分析。具体而言，研究资料来源于该调查中的“成为博士后是否达到了你的预期”“为什么没有达到预期”等开放问题的文本内容。不过，该调查内容的编码分析仅能提供博士后学术发展困境的问题表征与现实归因，尚无法回答这一困境的生成机理。为此，本研究还采用“滚雪球抽样”“代表性抽样”等非随机抽样方法，通过半结构化访谈对正在历经学术发展困境的4名本土博士后与5名海外博士后进行深度访谈，探究这一困境的生发次序。在此基础上，研究采取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与选择性编码对研究资料进行分类、提炼与概括，据此建立与研究问题相契合的分析框架。针对博士后学术发展困境的现实表征与生成机理，三轮编码分析显示，最终整理出65个开放式编码，共归纳为6个主范畴。

三、博士后学术发展困境的现实表征

本研究基于全球博士后调查数据，对关涉博士后学术发展困境的文本资料进行整理，通过开放式编码对资料进行系统化与概念化，共抽取出41个独立且关联的初始概念。从开放式编码到主轴编码过程中，初始概念被进一步归纳为12个副范畴与3个主范畴。根据博士后的学术发展过程，青年学者是通过合同雇佣在某一学科或实验室开展博士后工作，并建构个体层面的独立学术身份。^[20]由此，本文将当前博士后学术发展困境主要表征为以下三个方面。（见表1）

（一）权利义务层面的关系失衡

研究发现，重使用而轻培养、导师压制学术发展、学术欺凌与骚扰、组织支持与保障不足、博士后机会结构限制、博士后不服从学术管理等6种具体情形，在问题本质上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总体上构成了法律层面的权利义务关系。博士后作为学术职业群体中的一类，其权利义务往往由雇佣合同所规定，具有法律效力。由此，博士后与合作导师、学术组织之间的法律关系其实就是工作与培养过程中所形成的具体权利与义务的关系。首先，当前问题本质上属于组织、合作导师或博士后对自身教育管理与学术发展等权力的滥用，以及导师学术管理、培养指导与组织保障等义务履行的缺位。究其根本，此类问题的出现破坏了博士后权利与义务之间的平衡，当平衡被打破后，权利让位于权力的过程则进一步加速了博士后在学术发展、组织支持等方面的困境。因此，上述6类副范畴可统一纳入“权利义务层面的关系失衡”这一主范畴。其次，这6类问题又具体体现在缺乏学术指导与合作、导师阻碍学术发表、研究独立性缺失、学术欺凌与恐吓、缺乏系统的发展规划以及博士后学术造假等方面。问题的多元化其实反映了博士后在权利义务层面的结构性困境，他们可能面临学术体制、聘期合同、晋升发展与就业机会等方面的多重限制。因此，博士后在这一范畴所面临的困境主要在于学术组织、学科团队与博士后个人之间权利与义务的失衡。

（二）知识生产层面的劳动剥削

博士后雇佣并不仅仅体现为法律层面的权利与义务，更是一份经济层面的生产劳动合同。分析发现，博士后与导师、学术组织之间存在的劳务报酬过低、考核奖惩过重、侵占学术成果等问题均属于生产劳动层面。可见，博士后与首席研究员、学术单位之间是一种经济意义上的联结关系，亦可视为一种生产劳动的平衡关系。换言之，劳动是人以自身的活动进行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而劳动者借助劳动资料，使自己的劳动作用于劳动对象，按照预定的目的生产劳动产品的活动过程则是生产劳动。^[21]由于博士后与合作教授之间的特殊的科研合作关系，二者所共同开展的学术创新、知识生产与科技成果转化等这些外化于科学研究及其应用领域的实践活动，在本质上同样属于物质经济层面的学术生产劳动。然而，研究结果所表征的劳务报酬过低、考核奖惩过重、侵占学术成果等问题，异化了博士后与合作导师、学术组织之间的生产劳动关系。当学术变为商品交易后，博士后的使用价值得以彰显，并被大规模地组织与雇佣，在考核、侵占以及压缩成本等手段下，被催生出更多的剩余价值。这种学术生产劳动中的“价值增殖”，隐含着一种扭曲的剥削与被剥削的生产劳动关系。由此来看，这类问题表征可以进一步归纳为“知识生产层面的劳动剥削”。

（三）角色建构层面的身份困境

博士后作为一种学术性角色，其是在与组织、学科和个体互动过程中建构独立的学术身份。^[22]根据当前发现，博士后与不同主体互动中存在内部角色冲突、合作关系不睦、团队关系疏离的情况，破坏了博士后学术发展过程中的独立身份建构进程。学术身份是博士后群体建构意义的来源，而这种外在的“身份”主要是通过制度安排与文化观念予以产生的。只有在学术发展中建构意义，他们才有可能从“临时身份”走向“独立身份”。从既有研究来看，学术身份的核心属性为独立性与自主性。^[23]可以说，博士后的独立性其实是与学术组织、学科团队、合作导师多个维度的互动中建构完成的，从而实现个人的主体性发展。然而分析发现，个体角色冲突、团队融入不畅以及合作关系疏离等问题仍然存在于博士后的工作中。这意味着，组织、学科或个人层面并未建构良好的互动关系，进而影响了博士后独立性身份的完整建构，属于“角色建构层面的身份困境”。由于学科发展所需的特定的、差异化的评价方式已经被更具普遍主义的评价机制所取代，这一群体的学术身份建构受到管理制度的支配。^[24]在这种情况下，博士后对于学术工作的标准、价值以及认同正遭受冲击，这一身份困境具体表征为身份定位模糊、角色内部冲突、职业认同感低、与导师性格立场不合、学科成员关系冷淡等多元化问题。

四、博士后学术发展困境的问题归因

为进一步探究这一困境背后的现实动因，研究通过对全球博士后调查中关于问题原因的资料进行开放式编码，从中提取出24个相对独立的概念单元。在主轴编码阶段，继续通过对这24个概念单元进行类属分析，并将其划分为9个副范畴和3个主范畴。经层层筛选与编码发现，博士后学术发展的多元化困境可以归因为组织、学科与个体三个方面。（见表2）

（一）新公共管理运动与灵活雇佣

在组织层面，新公共管理运动与灵活雇佣成为博士后学术发展困境的主要原因。在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影响下，竞争、效率与管理成为全球学术劳动力市场的普遍价值，重塑了学术生产中的意识形态与文化观念，以及在微观层面的管理控制。^[25]具体而言，新公共管理运动与博士后的灵活雇佣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人才选拔的动态筛选。为了迎合全球高等教育的竞争与挑战，大学通过一系列更为细密的控制机制与筛选手段，寻求知识生产层面的卓越与大学战略价值的达成。人才的卓越选拔与淘汰加速了博士后的快速流动，而只有拥有绝对优势的资源与成果，才能在这场学术锦标赛中获得更稳定的学术职位。二是学术岗位的灵活雇佣。面对新公共管理主义，精英大学通过招募数量可观的博士后，以回应外部问责的标准以及保持足量的学术产出。这些岗位大都是临时的、短期的与不稳定的，其雇佣合同较为多元与灵活，其中部分为学校招募，而另一部分为合作导师的个人雇佣。灵活雇佣的背后，实则是学术组织对人才流动与更新的制度性安排。当然，新公共管理运动推动了学术市场的繁荣与博士后的流动发展，但在一定程度上却影响着部分群体的学术独立性。三是学术管理的效率转型。在高等教育公司化的制度背景下，大学更加重视个人的学术生产效率，而多数博士后由于缺乏常态化的组织制度支持，不得不更加依附于合作导师的项目资源，以确保其对组织的价值与贡献。综上而言，新公共管理运动与灵活雇佣实际上使部分博士后在学术竞争中丧失了发展的独立性，从而使其陷入学术发展困境中。

（二）学术资本主义与知识商品化

在学科层面，博士后学术发展受到学术资本主义与知识商品化的影响。在研究资金多元化的背景下，高校科研人员与学术团队通过专利版权出让、知识入股、项目竞争等直接或类市场行为参与到学术商品化与资本化的过程中。在外部市场的驱动下，知识生产得以转变为学术资本，从而影响博士后的学术发展。一是在市场化的驱动下，传统的知识生产与管理方式转向了应用导向，加速了不同学科间的分裂与学科等级鸿沟的产生。知识生产变革在一定程度上异化了外部组织对博士后性质的理解，从而导致了“重使用而轻培养”困境的出现。二是外部问责与类市场化竞争等文化意识形态的兴起，强化了大学对博士后管理体制的评估与改革。外部评估与学术竞争导致博士后更加关注短期、盈利的研究项目与学术方向，从而放弃了诸多原创性研究。三是知识的商品化与资本化。在学术成为市场的现实图景下，大学开始重视学科知识在学术市场的流通，学术成果与技术服务变为具有价格属性的买卖商品。^[26]在不稳定的雇佣关系下，博士后可以凭借学术成果在人才市场中获得更为稳定与长期的学术职位。当然，为了产出更多学术成果，他们越来越依附于首席研究员、学术团队的项目工作，从而侵害了其学术工作的独立性。在学术资本主义影响下，博士后、讲师、副教授与首席研究员一道建构了全新的以经济关系为基础的学术秩序层级。这一学术秩序通过知识资本化手段不断变得稳固，相反却加速了博士后学术发展的不稳定性。由此看来，过度的知识商品化与资本化扭曲了博士后的学术世界，其学术职业发展正面临学术资本主义误导所带来的认同困境。

（三）主客体能力缺位与投入不足

在个人层面，主客体能力缺位与投入不足主要是指博士后、合作导师以及二者互动不畅。一是博士后作为学术发展过程中的能动主体，其学术能力与时间精力投入不足会导致学术发展困境。具体而言，博士后能力缺位与投入不足主要表现在，博士后科研观偏差、科研参与消极、独立研究能力欠缺与学术组织融入感较低。二是博士后处于学术依附转向学术独立的过渡阶段，其学术发展有赖于合作导师的支持。但研究发现，合作导师育人观念与行动偏差是博士后学术发展困境的另一成因，主要包括能力缺位、观念偏差与消极管理。具体而言，合作导师的能力缺位是指尚不具备指导博士后独立开展学术研究所必需的能力特征，主要体现为育人、科研与学术团队管理能力的不足。合作导师的观念偏差，主要是指对学术职业使命与责任的认识不足、育人功利化倾向以及自身角色认识偏差。而合作导师的消极管理，则体现了导师对博士后学术发展的消极行为，具体包括敷衍冷漠、区别对待、性别或民族歧视等。三是双方在学术互动中的沟通不畅同样导致其学术发展困境。这既体现在沟通条件与机会上，譬如学术沟通频率较少、学术观点差异以及性格不合等，也深受合作导师与博士后之间学术权力与地位差异的影响。对于博士后个人而言，学术职业正面临绩效主义所带来的挑战与压力，必须在临时聘期内拥有足量的学术发表，才能证明自己的价值与潜力。这是一场为承认而展开的学术竞赛。但是当上述不足、偏差与不畅等困境存在时，委实影响与阻断了他们对更高学术职业标准的追求。

五、博士后学术发展困境的生成机理

全球博士后学术发展困境可以归结为学术自主与发展依附的现实悖论。一方面，博士后希望通过全球学术流动，为未来学术职业的独立性奠定基础条件。但另一方面，在宏观结构制约与微观实践限制的双重影响下，部分博士后实则对合作导师与学术组织仍然存在较强的学术依附。由于学术发展困境只是问题表象，需要进一步探究其内在过程才能厘清问题本质。为此，本文在既有的调查基础上开展了质性访谈，以期揭示博士后学术发展困境的生成机理。

（一）短期雇佣合同制约博士后学术职业发展

在全球学术劳动力市场，尽管博士后的学术生产力实现了快速增长，但却不似早期博士后工作那般，可以自由地追求研究志趣。特别在当前学术市场中，博士后越来越成为学术资本家或学术团队谋求私人学术利益的有力工具。毕竟与博士生相比，博士后拥有更强的学术生产力与人才成本收益的显性优势。尽管受访的国际博士后对这一点具有清晰认知，但由于英美等发达国家长期处于世界高等教育体系的金字塔顶端，亚非拉等地区的青年学者为了获得更大的学术发展，仍会考虑加入这一场全球性的博士后竞争。这一情况对于生命科学、材料科学等以先进实验技术为平台依托的学科而言，显得异常普遍与平常。在发展中国家，西方精英高校的博士后经历，在诸多学科领域显得相当重要，现已成为获得本土高校入场券的必要条件，跨国学术流动能够帮助其在本国学术市场的分层结构中占据相当有利的位置。^[27]然而在调查访谈中，多数博士后的学术聘期大多为一年，部分则短至半年。这一特征与《自然》杂志调查所表征的结论相一致，诸多处于学术困境的博士后仍为短期聘任，其研究工作实质上具有高度不确定性。

在博士后工作中，不稳定状态会迫使他们频繁更换学术职位，尽可能地获取更多的工作机会与学术发表来提升学术竞争力。然而，博士后经历并非仅为学术成果的快速产出，而是希望通过期限合理的学术训练，推动其自由独立地探索研究兴趣并为尔后的职业生涯找到清晰的发展路径。长期来看，如若短期合同成为学术雇佣常态时，他们往往难以保证研究的连续性与独立性，甚至丧失了学术自由与自主的话语权，其学术职业发展显得更为被动与局限。

（二）临时学术身份导致学术依附性问题内生

尽管外部条件越来越严苛，但是诸多研究人员仍然积极寻找博士后职位，希望在更高的学术体系中积累学术经验，进而获得更多的学术资本。由于世界学术“中心—边缘”结构的影响，1979年到2015年美国博士后数量已经增长了三倍，而持临时签证的国际博士后更是占据了总体规模的64%。^[28]但是与美国本土博士后不同，持有临时签证的国际博士后并不能申请包括美国国家科学基金在内的政府研究项目。对于博士后而言，主持科研项目不仅是其学术独立的标志，也是评价后续研究潜能的判断依据。如若没有科研项目资助，则意味着博士后需要接受合作导师的项目支持或为其研究项目工作。当然，即使部分国家允许这一群体申报，但当前各类项目竞争难度亦不容小觑。由于学术竞争压力不断加剧，特别在自然科学领域内，学术研究与项目申请的成功越来越依靠学术团队的既有成果、先进的实验条件以及学术网络的支持。这就意味着多数重要的学术资源汇聚到少数学术团队中，从而形成了学术系统中的“马太效应”。博士后则必须主动地加入这些研究团队，才能获得更多的资源支持。

从学术岗位属性来看，处于困境中的国际博士后已经演变为“学术临时工”，其研究机会与资源支持相对受限。具体而言，高校研究团队通过设置诸多临时性学术岗位，招募博士后研究人员通过短期的学术工作，一方面为研究团队或项目的正常运转产出更多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则加快了人才流动与轮替，更符合团队发展的研究人员得以被筛选出来。受到机会结构的制约，部分博士后不得不将学术发展与团队项目牢牢捆绑，而置换条件便是博士后让渡出部分或全部的研究自由。因此，博士后依附性问题由此开始内生。

（三）多方条件缺失助推学术发展困境外显化

当博士后距离学术独立越来越远时，其被支配的可能性则会变大。当然，学术依附并不是说博士后必然会陷入一种发展的停顿，抑或是职业前景的黯淡迷茫，它只是其学术晋升发展中可能出现的隐忧与危机。毕竟，依附式的学术发展与博士后制度所倡导的独立性背道而驰，一旦外部条件发生变化，内部的隐忧危机则会外显为博士后的学术发展困境。根据访谈发现，博士后与合作导师双方条件的缺失是推动学术困境外显的主要原因。具体而言，一是合作导师的条件缺失，具体包括学术认知、育人观念与管理能力等方面的欠缺，这会导致无法形成有效的博士后学术支持机制。譬如在欧美发达国家的学术市场中，诸多导师带着个人偏见与民族歧视区别对待国际博士后，学术民族主义甚嚣尘上，并与学术资本主义一起助推了后者学术发展困境的发生。^[29]二是博士后个人层面的学术能力与研究投入不足，以及角色认知偏差等问题，使其无法在既有的学术体制下独立完成研究计划，抑或无法成功融入学术共同体。那么，个体层面的学术发展便会陷入停顿。三是一方或双方条件不足时，博士后与合作导师会存在互动不畅的情况，二者之间会呈现为疏离或者冷漠的关系，甚至会发生冲突与对抗。

除此之外，组织支持、团队关系、研究资助等外部条件缺失时，亦会加速其学术发展困境的发生。在学术依附的前提下，多方条件不足可能会直接使团队矛盾、合作冲突与身份困境等问题显现出来。综上所述，博士后学术发展困境经由条件制约、依附内生以及困境外显三个阶段发展而成，并直接表征为权利义务层面的关系失衡、知识生产层面的劳动剥削、角色建构层面的身份依附等问题。

六、结语

随着全球博士后规模体量的逐渐扩大，其发展成为学界尤为关注的研究议题。尽管本文对博士后学术发展困境进行了分析，但如若深入到博士后的现实工作中，或许会发现，他们在这个时代所面临的真正危机，不是制度的异化或知识的物化，而是在学术依附的过程中丧失了对现实意义的独立发掘能力。在学术进程中，博士后的学术理想与所应肩负的时代责任，可能会在商品化、世俗化与专业化的学术工作中逐渐消解，或许这才是他们面临的最大的且毫无察觉的困境。然而，学术职业是真理探究、专业服务与生计活动的有机统一。当下的博士后制度理应回归人的主体路径，将他们也看作是学术活动中的生命个体，为其打造可持续化的学术支持环境。基于此，当前知识物化与学术依附的困境才能破解，并继而通过博士后主体价值与独立身份的实现，进一步达成知识创新在社会发展中的价值。

（因篇幅限制，详细参考文献信息见纸刊）

本文刊登于《比较教育研究》2022年03期，若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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