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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就Talk | 曹立群：在这个焦虑的时代，川普式的小丑容易成功
曹立群
加拿大安大略科技大学社会学犯罪学教授我们身处在一个焦虑的时代。国外有另外一种说法，叫“不满的时代”。
《亚特兰大报》去年11月发布的文章，用了狄更斯一百多年前的一个段子说明，我们实际上生活在一个不满的社会，这个不满的社会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政治家。
所以像唐纳德·特朗普这样一个小丑式的人物，居然也能成为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
正如我们看到的，美国政治作为一个整体政治，它像一个大钟摆。向左摆了之后，又会向右摆；向右摆了之后，又会像左摆。但像特朗普这么极端的政党候选人出现，在美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他，其实也是我们这个焦虑、不满时代的产物。他用了一个很简单且粗暴的方法达到了他的目的。可是，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建一堵墙就能把人挡住了吗？根本挡不住的。 有一个笑话，“Please God ,If You Can’t Make Me Thin.. Make My Friends Fat!”( 上帝啊,如果你不能让我变瘦,那就让我的朋友们变胖吧!)
当他不能变美的时候，他就想让他的朋友变丑。这可能是特朗普成功的秘诀之一，他从另一个角度卖出一碗心灵鸡汤。
除此之外，他吸引了很大一批所谓美国社会保守思想的人，他们对同性恋婚姻，包括对与同性恋使用同样的厕所都表示不满。
特朗普的拥护者主要还是一些社会下层人，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头脑相对简单。所以我个人感觉，这个人不大可能当选为美国总统。
特朗普推崇的管理方法是公司管理方法，注重效率和利润。但我们知道,一个好的、成功的公司，不可能只注重效率，更不可能为了利润去长期牺牲员工的利益。
一个成功的公司、成功的团队，必须从社会达尔文主义解脱出来，必须配备两种领导，一种领导是注重效率的领导，另一种则是感情领导。只有把感情领导和效率领导结合起来，才能成就一个长久的、成功的公司。
如何对待弱势群体，如何提携那些不能跟上时代步伐的人？
这是做为政治家更大的挑战，也是美国当前政治的一部分。
从社会学博士毕业后，我的主要研究方向在犯罪学领域。我们研究各种社会分歧与分裂都是现代化造成。
在现代化之前，社会分工没有特别明确的时候，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是混为一谈的。随着现代化分工的细化，经济学与社会学分道扬镳，分裂出来的的经济学和管理公司有了更加密切地联系。
经济学强调效率和利润，社会学则更加关心社会的公平公正。所以社会学的一个主要议题就落在了社会分层上。
社会分层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它就像喝酒，有点酒可以活跃气氛，但也不能喝多，喝多了伤身。
社会没有分层，注定没有流动，没有活力，不利于社会发展；社会分层过大，或造成社会底层生活贫穷、绝望以至于犯罪。所以，犯罪多与社会分层紧密相连。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彼得•布劳早在1980年就用大数据发展出模型，把社会分层和犯罪联系在一起。
在美国诸多大城市中，犯罪率最高的城市之一当属底特律。从上世界80年代以来，底特律即便不是年年夺魁，也几乎稳列前三甲。
犯罪本身又是一个非常大的概念，有白领犯罪、蓝领犯罪、经济犯罪、渎职犯罪……所以我们在说犯罪的时候，很难找到一个共通的界定。这也是研究犯罪比较困难的地方。
一般来说，研究犯罪需要基于一个确定的共识，比如谋杀。所以我们在说底特律犯罪率高的时候，也就是说它的谋杀率高于其它城市。
在过去的40年中，底特律的人口从150万减至如今的大约70万。由于社会的转型、国际竞争的削弱以及中产阶级外移，社会分化尤其剧烈，穷人非常穷，富人非常富。
由此造成很多社会问题，积累了底层人的不满。当生命都将受到威胁的时候，谁还愿意在这里买房子？这便是犯罪反过来影响城市复苏的表现。
当犯罪率降低的时候，投资人自然会来；当犯罪率高的时候，投资人自然却步。
早期社会学家德尔坎就说过，犯罪、社会分层都是一个正常社会的正常表现，我们只要把它控制在可以容忍的范围之内。
我们作为一个有活力的社会，是不可能消除社会分层的，也是不可能彻底消灭犯罪的。所以彻底消灭犯罪不是美国政策的一部分。
控制犯罪却有正面控制和负面控制两种。
负面的控制犯罪，即打击。我们知道，打击犯罪的时候，常常会对法制的建设造成一定的危害。
正面的控制犯罪，就是我的导师引用的“社会支持”，是以正面的方法控制人们的犯罪行为。
在底层生活的人为什么会犯罪？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失望、绝望与无法摆脱现状。假如这三点集中在一个社区里，那么这个社区的犯罪率必然要高于其他社区。
“社会支持”是弗朗西斯·卡伦（Francis.T.Cullen）提出来的一个理论。他把这个社会学的理论运用到犯罪学当中，主要注重两个方面：
一是，一个社会或城市如果能够加大对教育、对医保的投资，无形中减少了人们犯罪的企图。换句话说，政府这样做，必然可以赢得民心。
二是减少犯罪，由此吸引来更多的投资。
这是用正面的手段来控制犯罪。该理论最近比较风行。
我们向往远方，向往美好的生活。可是当我们离开自己的故乡，迁移到一个新的环境，也将面临一个适应的过程，和一个重新社会化的“工程”。
美国早期的社会学家认为，移民是犯罪的一个焦点。但是90年代的重新研究发现，墨西哥移民、中国移民、欧洲移民的犯罪率，总体来讲要比本土人的犯罪率低很多。
所以，移民犯罪率高这种“污名化”的事，在美国基本已不复存在。
移民是全球化的必然产物。如今，移民已经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它给社会带来活力，有利于社会的发展，也有利于人生的自我实现，而自我实现是人类最大的渴望。
我们生活在一个不满的时代，那么我们的期望是什么呢？
社会学家罗伯特·贝拉（Robert Bellah）在1991年写了一本书叫《The Good Society》,书名可简单翻译成“好的社会”，也可以翻译成略显文雅的“美好社会”，甚至可按我们中国人的习惯说法，译成“仁义之邦”。
这个“仁义之邦”讲的是，我们的最终目标不是建立一个伟大的社会，而是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
在这个“仁义之邦”当中，我们可以和平相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相对平等，遇事遇物能够得到相对公平的待遇。
不要限制自己的思维，做出理性的判断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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