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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大学学报（教科版）- 专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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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家办学：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重要切入点
作者简介：龚放，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经过70年的风雨历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40多年的“黄金发展期”，我国在高等教育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实现从高等教育小国向高等教育大国的第一个历史性跨越，已经成为体量、规模在世界上首屈一指，结构比较合理，体系相对完备的高等教育大国。未来30年，我们将围绕着内涵发展、特色凝练和质量提高下功夫、做文章，努力实现从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的第二个历史性跨越，使得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整体水平全面提高，建成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批一流学科，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 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实现第二次历史性跨越，需要全方位深化改革，多维度探索创新，其中一个重要的切入点和突破口是：加快推进大学校长专业化进程，让“教育家办学”从倡导、设想变为现实！ 强调将“教育家办学”作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重要切入点，首先是因为高等学校的发展，院系学科的发展，人才是第一位的资源。尤其是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发展，必须实施人才强校的战略，而大学落实人才战略的第一要务，就是遴选和聘用真正懂得大学之道的专业化的校长（书记），真正实现我们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所提出的“教育家办学”构想。因为不同学科优秀人才的发现与集聚，拔尖人才的培养和使用，需要有眼光、有智慧、有胆识、有决断力和执行力的校长（书记），此所谓“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1955年匡亚明出任东北人民大学（吉林大学前身）的党委书记兼校长后，旗帜鲜明地阐明他的办学理念：“一所大学水平的标志不是看别的，而是看学校拥有教授的数量和学术水平”，要“办一个像样大学”，最重要的是要请来一批“像样子的老师”。他曾经与一位副校长一起，三次到北京恭请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于省悟“出山”，终于感动了这位年过花甲的老学者，老学者心甘情愿地跟随匡校长“一路向北”到长春任教。东北人民大学因为有了于省悟这样的硕学鸿儒领军，在考古学、古文字学领域集聚和培养了一批优异人才，迅速形成自己的优势和特色，成为几与北大齐肩的学科重镇。匡校长“三顾茅庐”、举贤任能的名声鹊起，很快就有著名先秦历史学家金景芳、古典文学及文艺理论家张松如（公木）、文学家冯文炳、法学家马起、经济学家关梦觉、数学家王湘浩、化学家唐敖庆等一批知名学者加盟东北人大，奠定了后来吉林大学跻身国内一流大学的人才基础和学科基础。第二个发人深省的例子是，著名劳工法专家德里克·博克曾经从1971年至1990年执掌哈佛大学校政20年，2006年又梅开二度出任哈佛校长。博克素以知人善任、长袖善舞著称，担任哈佛掌门人期间，他与亨利-罗索夫斯基、约翰·麦克阿瑟、丹尼尔·托斯特森、格兰海姆·艾利森等学科精英、管理专家和知名学者合作共事均在十年以上。诚如罗索夫斯基所评价的那样，博克善于与“观点各异的、有才能的人合作共事以便最大限度地推动哈佛前进”，“干成一些大事”，如改革本科教育、建立核心课程，如创建肯尼迪学院，提升医学院水平……更令人感佩的是，在长达20年之久的校长任内，哈佛任命了不同学科的将近500名终身教授，而每任命一位终身教授，都是由博克作为主席“来领导一个全部由校外在该领域的知名教授组成的评审委员会进行评审”。博克校长不无自豪地说：“这个过程一方面保证了哈佛的教授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另一方面又使得我自己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通过大量阅读候选人的卷宗和校外专家的评审意见，也通过与校外专家的交谈，我对哈佛各个院系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水平，对于哈佛的各个学科在科研方面的优势和弱点都比较清楚了。”抓住了终身教授聘任，就既抓住了前沿学科发展和卓越人才培养的命脉，也抓住了提高执掌一流大学发展的专业修为与治理能力的关键。中外两个事例告诉我们，推进大学校长专业化，把大学交给真正识大体、顾大局，既有政治觉悟、教育情怀，又懂治理之道、学术之要的教育家来办，才能汇集人才，凝聚人心，才能夯实跻身一流、长盛不衰的学科基础和人才基础。 强调将“教育家办学”作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重要切入点的另一个理由是，改革进入深水区，无论是提高我国高等教育治理能力，还是完善高等教育治理体系，不仅取决于科学而准确的目标定位和顶层设计，而且都依赖于大学校长（书记）因校制宜的变革与创造性探索。中国的一个长期存在的国情特点，就是多样复杂性和发展不平衡。不同地区、不同类型和不同层次的高等学校，有着不同的办学基础与发展目标，因而其发展路径和节奏、重点也不尽相同。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顶层设计”如何落地？只有那些被视为“中层”的大学校长（书记），因为既顶天又立地，既识大局又接地气，才具备了丰富、完善、细化、落实“顶层设计”的可能性。人们期望他们敢于担纲，勇于实践又善于思考，能够使得中央的战略构想和顶层设计实现由虚到实、由宏观到具象、由理想到现实的转换。从另一个层面看，高校教师、学生和院系的基层创新，也需要大学校长（书记）的发现、认可与总结推广，方能持续、推广，开花结果，最后转化为制度安排、政策革新。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南京大学“悄然兴起”的教育思想大讨论，在华中科技大学率先实施的文化素质教育探索，因为先后得到了富有远见和卓识的两位校长曲钦岳、杨叔子的支持和推动，方才引起教育部的重视，终于蔚然成风，在全国形成研讨和践行大学素质教育的热潮。 把“教育家办学”作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重要切入点，还因为这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短板”、一个“瓶颈”，只有尽快在理念创新和制度安排上双管齐下，尽快补齐“短板”，尽快突破这一制约高等教育发展的“瓶颈”，才能为更多教育家型校长的出现创造条件，进而助益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实现第二次历史性跨越。《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了“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和“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战略任务。同时又提出了“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以及“倡导教育家办学。创造有利条件……造就一批教育家”等重要举措。“大学去行政化”的议题提出已经十年，我们达成了一些共识，也取得了不小的进展，但是，由于形而上学盛行，思维定式顽固，现实中仍然有两方面的问题阻碍着“教育家校长”的成长和“教育家办学”的实施。其一，政府对高等院校的治理仍然习惯于“大一统”和“一刀切”，管得过多、过细且过于具体，大学应有的办学自主权远未落实到位。大学校长遴选和聘任制度并未“去行政化”，“任期不超过两届”和“60岁退休（副部级65岁）”等，依然照搬党政干部的管理模式，未能充分考虑大学校长的教育性、学术性等专业特性。其二，走上大学校长（书记）岗位的教授学者，很多尚未确立“以治校为志业”的价值追求，而是处于心有旁骛、三心二意、“熊掌和鱼都想兼得”的精神状态，因而也未能沉下心来，逐步修养、历练，真正成为领悟教育、关爱学生、尊重教师、崇尚学术、擅长管理的教育家型大学校长。为了补齐“短板”、突破“瓶颈”，我们需要廓清迷雾，走出误区，让思想冲破牢笼，并在大学校长（书记）遴选与聘任制度上的“去行政化”方面率先取得突破，才可能加快大学校长专业化进程，才可能在实施人才战略第一要务上取得进展，为“教育家型大学校长”的成长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与政策环境！ 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所作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指出：“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疾风知劲草，板荡思良将。在中国抗日战争进入艰苦卓绝的相持阶段，毛泽东主席盼望着更多懂得马克思主义又能带领人民群众奋斗取胜的领袖人物的成长。八十年后的今天，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阶段，在努力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进程中，我们需要一百个到二百个既懂得国家战略发展需要和人民群众接受更优质高等教育需要，又切实掌握现代大学治理之道，即真正懂得人才培养和学术发展规律的教育家来办大学、治理大学，才能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期望的那样，真正扎根中国大地，办好“第一个北大、清华、浙大、复旦、南大等中国著名学府”，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让中华人民共和国真正成为跻身国际一流的高等教育强国。
本文出自《中国高等教育70年十人谈（笔会）》，刊于《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9年第3期，第22~50页，笔会共10篇，计4.2万余字。“苏州大学学报”微信公众号将陆续单篇推出，敬请关注。如有媒体或其他机构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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