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心理学：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新思路
彭凯平
(清华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 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都是积极心理学中重要的心理状态，可以说，人民的积极心理建设是实现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必要途径，也是我们中华民族一直推崇的“善治”的体现。
作为一名心理学工作者，我认为社会心理学服务体系建设有四个方面是与积极心理学有关联的。
第一，路径是什么？
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积极的社会心态显而易见是一条路径。社会心态是指在一定时期内的社会环境和文化影响下形成的，社会中多数成员表现出的普遍的一致的心理特点和行为模式，并成为影响每个个体成员行为的模板。辛自强认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不应该仅仅是心理健康服务体系，更是一种社会治理体系，侧重解决全社会面临的普遍性、群体性、涌现性的社会心理问题，通过共同梦想、共同理想、共同目标凝聚民心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培育和引导积极社会心态”。因此，我认为，社会心理服务不仅要解决那些已经出现的、影响和谐社会建设的负面社会心态问题，更要从积极、正面和发展的角度去促进新时代人民的美好生活需求的实现。
科学心理学发展近一个世纪，长期存在一个“消极心理偏差”。因此，宾州大学心理学家塞利格曼提出积极心理学这一理念。第一代积极心理学思潮基于塞利格曼的思想和理论，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寻找个人、群体和组织的积极品质，并努力培养和发挥这些优秀品质，从而帮助达到和实现一种丰盈和蓬勃兴盛（Flourishing）的状态。所谓丰盈的状态是指个体或组织具有了下述五种品质，即积极情绪、和谐人际关系、明确的意义和成就感、自主而专注投入等具有这些品质的个体即使在逆境中也能够营造积极、幸福的环境，应对威胁和困难，并获得成长。有意思的是，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德蒙·费尔普斯 (Edmund Phelps)也认为“大繁荣”（Mass Flourishing）心理品质是人类创新和财富的源泉。一个人的积极天性，在埃德蒙看来，要求人获得心智的成长和道德的成长，创造和探索完全未知的领域。“‘繁荣’的核心是生活的兴盛：对事业的投入、迎接挑战、自我实现和个人成长。”
然而，最近几年，部分心理学家开始质疑积极心理学概念和理论体系的科学根基，因为其难以被清晰地证伪。从科学哲学的角度讲，积极心理学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概念和操作体系，暂无科学的原理和理论。这促进了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的反思。因此，我提出了积极心理学的进化论原理，并推动了一系列研究的开展。从进化的角度看，人类经历成千上万年的进化，最终战胜野兽，改造环境，站在了食物链的顶端。这其中起到重要作用的，不是生物本能的胜利，比如我们的繁殖、运动和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仍然远远低于其他动物，而是人类独有的智慧帮助我们。这些智慧的基础就包括合作、信任、同理心性和宽恕等非常积极的天性。把积极心理学的理论基础建立在进化论上，是积极心理学获得科学界认可和接受的科学前提。基于此，积极心理学的定义也被更新为：研究、发现和培养人性中的积极心理、行为和美德的一个新的心理学观念。
第二，主体是什么？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有三个子问题，谁来建、建什么和怎么建。谁来建是服务体系建设的主体的问题。我国现代化社会治理强调多元主体参与，然而各个主体都有个人的需求、欲望、思维、情感、价值观、人生观，等等，因此建设主体还真不是想当然的社会心理学家。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路径是积极社会心态。社会心态是人心的反应，因此，服务的核心还是“人”的问题，它要实现“由心而治”，让社会群体对社会问题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与分析，从而在治理社会环境中扮演积极的角色。因此而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主体应该是社会各方面的参与者，由他们共享、共建、共治而达成的一种积极向上的社会格局。
积极心理学的理论假说强调人类的积极天性，其体现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如何活出美好的生活，从个体的角度，积极心理学发现是要包括：对事业的投入、迎接挑战、自我实现和个人成长几个方面。从社会的角度，国家的繁荣昌盛需要体现创新思想和与他人分享的活力和环境。具有无限广度和深度的深入草根阶层的主动精神和改革创新的行动是积极心态建设的基础也是结果，因此，挖掘中国文化的积极内涵，弘扬中国人的积极天性，充分发挥每一个中国人作为创新主体的作用，这其实就是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目的。
第三，策略是什么？
培育积极社会心态可以依托于积极心理学的研究成果，遵循心理与行为的科学规律，从而实现从“刚性的治理”到“柔性的治理”转变。积极心理学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它采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个体和群体的幸福，关注各类主体的积极心理品质，培养人民的积极社会心态。
积极心理学能否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提供新的思路呢？中外积极心理学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证明是可行的。Rusk和Waters从18 401篇积极心理学的文献中，提取了3 466个关键词，并把这些关键词用共词分析法（co-term analysis）聚类并可视化，得到了积极心理学的五大研究领域：注意和觉察（Attention & Awareness）、理解和应对（Comprehension & Coping）、情绪（Emotions）、目标和习惯（Goals & Habits）、美德和关系（Virtues & Relationships）。而这些领域都是心理学家研究多年的经典话题，换句话说，“积极心理学”并非是一个全新的心理学研究领域，它倡导大家更多地关注那些为人们所忽视了的人类积极心理品质，与其他心理学领域区别的地方在于他激发了人们新的研究兴趣，从而提出许多心理学的新观念和新方向，并表达出积极心理学家们做利国利民事业的态度和意愿。这也正是我们倡导积极心理学的原因。
随着上述研究内容的不断发展，研究者们逐渐形成了各式各样的干预方法，旨在为个体、组织甚至社会带来积极的变化。积极心理学到现在为止已经发现至少有四大基本干预策略，能够帮助个体、家庭、组织和社会增强积极的心态。这些策略分别是：积极特质认识和运用、积极体验的感知和欣赏、积极思维的训练和养成、积极关系的建立和维持。如Wellenzohn等的研究发现，基于积极性格特质的干预方法能够帮助个体提升幸福感，在6个月后的跟踪测试中该干预效果仍然显著存在。相比于其他心理干预和治疗，积极心理学的干预方法具有成本较低、见效较快，同时还可以避免受助者被污名化等方面的优势。Sin等对49个幸福感研究和25个抑郁情绪进行了元分析研究，结果发现积极心理干预能够在中等程度上有效地提升个体的幸福感，并降低他们的抑郁情绪。可见，积极心理学干预策略不仅帮助个体降低了负面情绪，改善心理问题，更主要的是能够促进个体的积极情绪、积极认知和积极行为。
第四，有没有效果？
我领导的清华大学积极心理学研究中心，也一直从事积极心理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主要特色是关注积极心态，如感恩、升华、敬畏、快乐等积极心理体验的神经机制、测量，以及他们与金钱、亲密感、文化、自我效能、关系和个人成就的影响。
在实践探索方面，我们在个体，组织，城市和国家四个层面进行了研究。在个人层面，我们受中组部委托，研究探索了我国青年党政干部的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在教育方面，我们把积极心理学的积极心理品质培养和中国的教育实践结合起来，我们开发的积极教育覆盖到26万学生、8万名教师。我们发现，在积极教育的系列课程和工作坊干预后，学生的学习动机显著增强，心理韧性（即压力下复原和成长的机制）显著提高。能够让孩子们主动面对压力和不确定性，发现自己，找到自己喜欢的未来。
在组织层面，我们也成功地在大型国企中进行了幸福组织建设研究，挖掘出中国幸福企业建设的三大要素：形成幸福企业建设的强烈意识，并在企业中自上而下地进行宣传引导；制定并落实相关的制度措施，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进行企业的精准测量，对企业发展与财务状况以及员工的身心健康做出全面的评估。
在城市层面，在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的协助下，我们大胆尝试以积极心理学指导探索以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民生幸福标杆”战略定位的世界性问题，建立基于积极心理学的“幸福心理-幸福政策-幸福科技-幸福产业”的创新生态研究体系，推进幸福心理科学化、幸福政策引领化、幸福科技专业化、幸福产业现代化，提出“幸福+科技”创新引领的幸福政策体系分析框架，建立幸福政策体系，探索幸福评价指数，幸福政策对人民幸福的促进机制，推动居民幸福感最大化目标下的公共支出政策改革。依托幸福科学研究，积极推动社会心理健康研究。我们还开展了深圳市社会心态纵向研究，在分析该市社会心态与社会问题应对策略的基础之上，探索建立了深圳社会心态指数与预警模型。同时，在深圳基层，我们进行了社会治理的“善治”途径研究，旨在提升市民心理健康水平和提高市民生活质量。
在国家层面，我们在国际上首次利用大数据的研究方法，探索和开发了清华“幸福中国指数”。该指数结合了幸福科学的经典理论，再根据中国人的文化与心理特点，构建了一套中文心理词库，用以测量中国人的幸福感程度，并绘制了中国的幸福地图。这一工作为国家的社会治理提供了科学依据。
由此可见，从积极心理学角度探索和培养正向的社会心态、认知和行为模式，是现代化社会治理需要且行之有效的手段。而同时积极心理学关注发现和培养人的优势和美德，促成个体的福祉，关注建设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则更是现代化社会治理追求的最终目标。通过科学的测量和反复验证，证明积极心理学是培养积极社会心态，建设积极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可行的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