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他一生都是个文艺青年｜记吴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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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生都是个文艺青年
记吴冠中

© 陈丹青／文

　　二十世纪赴欧学艺的著名官费生，先有二十年代的徐悲鸿与林风眠，继之有三十年代的吴作人与吕斯百，到了四十年代，赵无极、熊秉明、吴冠中三位先生，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到1949年之前，国民政府派赴欧洲的最后几位艺术官费生。 
　　2000年我初到清华美院，被领去拜访吴先生，问及此事。他说，抗战期间他考取杭州艺专，一路流亡，途中苦学法语，预备将来去巴黎。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迅即恢复各学科专业官派留学，全国42个名额，其中绘画一名、雕刻一名，他与熊秉明考取了，1946年动身。赵无极哪年去的，怎样去的，吴先生也说及，我此刻不记得了，好像也是官费吧。1949年末，他们三位为了回不回祖国而在巴黎彻夜长谈，早已是著名的故事：赵、熊二位留下，吴先生回来了。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熊先生去世了，赵先生至今仍在巴黎。他与吴先生均享高寿，不知哪位年龄更大。今晨得到吴先生辞世的消息，算起来，他是民国时期赴法画家而留在大陆的最后一位老人了。 
　　我没有受教于吴先生，仅得一次拜访，此外是在三四次众人的场合望望他。“文化大革命”前，吴先生初露锋芒，我小时候在美术杂志看见他去西藏的风景写生，但不大听人说起他，更不知他的留法的资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一切文艺讲革命，他的画风不被宣传的。“文化大革命”后吴先生声名大噪，因为人人期待新权威，美术界忽然发现我们还有一位正当盛年的留法画家，而他有见解，敢说话，“文化大革命”甫歇，美术评论尚在口齿不清地批教条，他就一反唯物论者“内容决定形式”的官式教条，坚称“形式决定内容”，影响至今。其时吴先生五十多岁，如许多复出的老画家一样，到处去给宾馆画大画。有一天晚上中美院请他来给师生做讲演，那时没话筒，他几乎句句叫喊，苏南口音，词语简洁，高声历数十大美学问题，此刻我只记得一条：“美”不是“漂亮”，“漂亮”不是“美”！此前“文化大革命”时，哪有人这样子说话呢，我当即神往，心想，这么明白的真理我怎么不知道啊！底下掌声雷动。讲完后，吴先生目光炯炯扣紧自己的左右手，向前平伸——不是武林打手的那种抱拳——对全场每一角落频频致意，好像预备捉牢台下所有人的臂膀，颤动着，摇撼着，我又看得神往，心想，留法前辈到底不同，我怎么不知道这等漂亮激昂的手势呢！ 
　　及后渐渐看到过去的资料和影像，才知道吴先生台上全是民国左翼青年的讲演遗风，慷慨激昂，不容分说，仿佛正在民族危亡抗战动员之际。二十世纪初那次访他，他巳八十出头，家居清谈，仍然神色刚正，用词肯定，确信自己的每一句话，几近论辩的模样。他的面相本来清癯而决然，说到快意处，总有斩钉截铁之势，像是生了气似的。 
　　我当场听他一回说话，隔着桌子，绝对真实的。还是初到清华美院那年，张仃先生、吴冠中先生、袁运甫先生，还有我，算是开始收博士生。待吴先生由人扶进来，请他给墙上十几位考生作业评几句，他颤巍巍巡看一过，毅然说道：我一个都不招！“那么，吴先生您看是不是给打个分呀？”他应声叫道：“最高60分！” 
　　现在美术界这样子说话的老人，大概不会有了。我曾有幸见识过几位吴先生的同代人，杭州艺专，北平艺专，多有类似的耿介而强硬，可见民国出道的艺术家大致性情毕露，不看人脸色的，即便后来给整得不像人样子，熬过浩劫，一朝出头，脾性还是在，只是如吴先生这般不改其初，到老一贯，委实少见的。 
　　终其一生，吴先生是个文艺青年，学不会老成与世故，而他这一辈的文艺青年大抵热烈而刻苦的。老同学孙景波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随吴先生在云南写生，说他画完收工回住地，天天亲手洗画笔。洗笔多烦啊，他却喜滋滋的。袁运生先生与吴先生相熟，说“文化大革命”后去他家看画，每一幅竟用报纸小心包好了，藏在柜子里，一幅幅取出，拆开，看过了，又仔细包拢放回去。这样地小心翼翼而善自珍重，也是一种过时的美德吧，此外的代价，是吴先生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大约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的某次夜谈吧，老人对运生几位说了些归来之后的大不平，翌日清早，竟来敲运生老师的门，神色俨然，再三叮嘱，大意是昨夜谈话没有录音吧？干万不可外传啊！ 
　　那代老人的长期恐惧和抑郁，当令年轻艺术家不能想象，也不必亲历了。今时我们但知吴先生的胆气和敢言，不知他还有许多不能说出的，现在想来，即便“外传”，谁又会当真。我从未见吴先生笑过，仅一次，是1981年在北海画舫斋的什么会议上，散场时我走去对他说，他的文意很痛快。他只一声“哦？”脚步停了停，但在很长很宽的人中一带，略微见笑意，随即十二分严肃起来，询问是哪一篇，又问我同意不同意，意态极是恳切，其时他并不认识我。很多年后，袁运甫先生邀我去美院，曾问及张仃先生与吴先生的意见，据说他也首肯的。 
　　2004年春，美院照例请来医生给全院老师作例行年度体检，吴先生刚抽完血，右手摁着左臂的肘弯，腰板笔挺，神色凛然。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吴先生，看他排在长长的教师队列中安静等候着，我有点吃惊，忽然明白他是这单位几十年的老职工。我又无端想象他1949年怎样在巴黎咖啡馆与两位同学争论到底回来不回来——当初赵、熊二位毅然留下，其实很对，吴先生毅然回来，我以为也很对。那次家访我对吴先生说了这意思，他一愣，沉吟半晌，但我忘了他是怎样回应的。原中央工艺美院，今清华美术学院，张仃先生，吴冠中先生，是最可骄傲的两位老前辈，一位来自延安，一位去过巴黎，今年一年，他们先后停笔休息了。 
　　以上是我对吴先生的零碎的感念。他的晚生与研究者很多很多，想来会有珍贵的纪念和评说吧。

2010年6月27日写在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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