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塞斯：平等与不平等

┃Cogito, ergo sum.
┃我思，故我在。

平等与不平等

©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文
© Ludwig von Mises

© 戴忠玉、刘亚平／译

Ludwig von Mises (1881-1973)

一

　　催生18世纪人权宣言的自然法思想，并不是指这样一种明显谬误的主张：所有的人在生理上是平等的。它只是宣告，所有人在权利上是生而平等的。这一平等不能由任何人造法废除。只有个人自由与自由意志的致命敌人，集权主义的拥护者，才会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解释为是从所有人的精神上与生理上的所谓平等引申出来的。法国1789年11月3日发表的《人与公民的权利宣言》宣称，所有的人在权利上是生而平等的，且永远是平等的。但是，在恐怖政权就职典礼的前夕，在1793年6月24日的宪法之前的宣言宣称：所有人“par la nature”。从此后，这一文本，尽管明显与自然经验相悖，但一直是“左倾主义”的教条。因此，我们在《社会科学百科全书》里读到下面的句子：“婴儿在出生时，无论其遗传特征如何，与贵族是平等的。”^[1] 
　　然而，我们不能否认这样一种事实，即出生时，人在体能与心智能力上是不平等的。有些人或在健康和活力上，或在才智上，或在意志与精力上胜过常人。他们因此而较其他人更适宜追求俗世事务——这一事实，连马克思也承认。他提及“个人天赋的不平等及因此形成的生产力的不平等（Leistungsfähigkeit）”是“自然特权”，他还提及“不平等的个人（如果不是不平等的话，他们就不成其为不同的个体了）^[2]。根据流行的心理学学说，我们可以说，一些人较其他人更能调整自己适应生存斗争的环境。因此，我们无需进行任何价值判断，就能从这一点上区分出优等人与次等人。 
　　历史表明，远古以来，优等人利用其优势攫取权力征服大量的次等人。在身份社会里，种姓将人分为各种等级。一面是地主，拥有所有的土地，另一面是其仆人、臣下、农奴、奴隶，一无所有的下属。次等人的义务在于为其主人做苦工。社会制度仅仅服务于少数统治者及王公贵族的利益。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及保守党人告诉我们的、在“资产阶级的征服”之前世界各地的境象，资产阶级的这一征服过程延续了数个世纪，如今在世界的许多地方仍在继续，破坏着“美好的过去”的政治、社会及经济体制。市场经济——资本主义——急剧地改变了人类的经济和政治组织。 
　　请允许我在这里扼要复述一些众所周知的事实。在前资本主义条件下，优等人是主人，占人口多数的次等人得侍侯他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更有天赋、更有能力的人为了从其优势中获利，只能尽其最大可能地服务于大部分天分较低的人的愿望。在市场经济中，权力授予了消费者。他们通过购买或不购买最终决定应该生产什么，由谁来生产，如何生产，以什么质量和数量生产。企业家、资本家及土地主如果没能以最好、最便宜的方式满足消费者愿望中最迫切的部分，就会被驱逐出局，失去其有利地位。在企业办公楼里，在实验室里，最聪明的头脑正忙于用科学研究最复杂的成果制造更好的机器或机械装置，以服务于那些对其制造原理一无所知的人。企业越大，它就越要根据大众——它的主人——的怪念头或幻想来调整自己的生产。资本主义的基本原理就是大规模生产，以供应大众。正是大众的恩赐使企业成长起来。普通人在市场上是至高无上的。他是顾客，是“永远正确的”。 
　　在市场中，消费者至上，这一事实在政治领域的结果则是代议制政府。担任公职的人依赖选民，正如企业家和投资商依赖消费者一样。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取代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的同一历史进程，也是用大众政府——民主制度——取代王室集权及其他少数人的政府形式的过程。在任何市场经济为社会主义所取代的地方，我们都看到权力的集中。 
　　没有什么比将资本主义者和企业家称为意欲“剥削”正直大众的“统治”阶级更容易造成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彻底误解了。我们不会提出下面的问题：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从事商业活动的人，在可以想象得到的其他形式的生产组织中，怎样才能利用其优越才能？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他们为更好地服务那些天赋不及他们的大众而彼此竞争。他们全神贯注于提供消费者以完善的方法。每年、每月、每周，市场上都会有前所未闻的东西出现，并能迅速为大众所享有。 
　　使“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不是体力劳动者的某种程度的努力，而是储蓄者的资本积累及企业家对资本的合理使用。如果技术发明的使用所必需的资本没有通过储蓄而积累起来，技术发明将成为毫无用处的雕虫小技。没有体力劳动，人确实不可能作为不同于牲畜的人类而存活下来。然而，使人不同于兽类的，不是体力劳动及常规作业，而是为——往往是不确定的——未来的需要所做的投机、远见。生产活动的特征在于它是由大脑指挥的行动。这一事实不可能因“劳动”一词仅指体力劳动这一语义学错误而被抹杀。

二

　　承认人与生俱来的不平等，伤害了许多人的感情。人们或多或少地不情愿承认，他们与艺术家、文学家及科学家的不平等，至少在其专业技能上是如此。他们也不及体育冠军。但他们却不愿承认自己在其他人类事务上的劣势。他们认为，那些在市场上优胜的成功的企业家和商人们，仅是因为邪恶的本质才能取得这种优胜。而他们自己，谢天谢地，因为正直和良知，而不愿意借助如此不忠的行为手段。如他们所言，正是这种手段使得某人得以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取得成功。 
　　然而，越来越多的文献将普通人描写为次等，如关于消费者行为以及所谓广告之邪恶的书。^[3]当然，赞赏这些作品的作者或公众都公开声称或相信，那才是其所报导的事实的真正含义。 
　　所有这些著作告诉我们，典型的美国人是天生不适合从事日常家庭生活的简单劳作的。他（她）并不知道家庭事务所需的合适东西是什么。由于其固有的愚钝，他们很容易被商人的花言巧语所欺骗，购买一些无用的或完全没有价值的东西。商人所关注的不是通过为消费者提供其所需要的产品而获取利润，而是强加给他们一些东西，而如果他们能抵制“麦迪逊大道”的心理攻术，是永远不会接受这些东西的。普通人意志及智力的固有的、无可救药的脆弱，使得购物者的行为很“幼稚”^[4]。他们极易成为推销商欺诈伎俩的猎物。 
　　这些激昂地斥责的作者和读者都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观点隐含这样一层意思，即国民的大多数都是低能儿，不适合照料自己的事务，迫切需要长辈的保护。他们非常地憎恨和嫉妒成功的商人，以至于忽视了其对消费者行为的描述与所有“经典”社会主义文献曾对无产阶级卓越性的描述是多么格格不入。早期社会主义者对于“人民”、“辛苦劳作的多数”、“体力劳动者”给予智力与品格上的极高评价。在他们看来，人们不是“幼稚的”，而是整个世界上伟大和善的创造者，是人类美好未来的构筑者。 
　　当然，普通商人在很多方面优于普通人。但普通人的这一劣势首先体现在其思考、工作，以及更多地奉献于人类的共同生产努力的有限能力上。大多数满意地从事着例行事务的人，可能希望给其工作增添少许创造性和思考。但他们并不是迟钝到无法恰当地处理其家庭事务。被妻子派往超级市场购买面包的丈夫回来时“抱满各种自己爱吃的小食品”^[5]，这些人显然不具有代表性。同样，家庭主妇也不会仅因为她“喜欢包装”而不管里面装的是什么就买下来^[6]。 
　　我们一般承认，普通人的品味较差。因此，完全依赖这些人组成的大众帮衬的商人，被迫供应一些低劣的文学和艺术品。（资本主义文明的一个最大问题就在于如何在“普通人”至上的社会环境下，使高质量的发展成为可能。）我们还知道，许多人沉湎于一些会带来不可取之结果的习惯。伟大的反资本主义战役的煽动者说，人民的低劣品味以及不安全的消费习惯以及我们时代的其他邪恶，都是由资本的各个分支的公关或营销活动造成的——军需品供应商、“死亡的商人”造成了战争；酒业、威士忌托拉斯及酿酒厂造就了饮酒狂。 
　　这一观点将普通人视为天真无邪的幼儿，极易为狡猾商贩的诡计所骗。此外，它还隐含着另一荒谬的理论，即销售没有受商贩欺骗时消费者真正需要也愿意购买的物品，将是无利可图的，只有销售那些对买者毫无用处、甚至完全有害的物品，才能有丰厚利润。如果不承认这一点的话，我们就没有理由得出结论说，在市场的竞争中，出售劣质产品的商人将会战胜出售优质产品的商人。圆滑的商人用以说服公众购买的老练手段，也可以用来推销市场上的优质商品。但优质商品与劣质商品在平等条件下竞争的时候，没有理由对优质商品持悲观态度。当优质商品和劣质商品的销售都同样得到商贩的所谓伎俩的协助时，那么，只有优质商品才能享受到优质的优势。 
　　我们不需要分析大量认为消费者愚钝及其需要慈父般政府保护的文献所提出来的全部问题。重要的是这一事实，即尽管相信人人平等，但相当多的“左派”文献都仍然支持这一论点：普通人不适合处理自己日常生活的事务。

三

　　人在生理与心智上生而平等的种种学说，必然合乎逻辑地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解释为后天的影响所致。它尤其强调教育的作用。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据说，高等教育只是“资产阶级”的子女才能享有的特权。迫切需要的是给予每个孩子进入任何一所学校的机会，给予每个人受教育的机会。 
　　在这一原则的指引下，美国启动了使每个男孩和女孩都成为受过教育的人的高尚的试验。所有年轻的男女在6到18岁都必须在学校度过，尽可能让更多的人进入大学。这样，受教育的少数和未接受足够教育的多数人之间的智力与社会上的区别就消失了。教育不再是优势；它成为每个市民与生具有的权利。 
　　社会统计显示，这一工程产生了实效。高校、老师及学生的数量倍增。如果目前这一趋势继续延续数年，改革的目标将会完全达到，每个美国人都将从高校毕业。 
　　然而，这一计划的成功只是表面上的。这种政策只可能造成这样一种结果，“高校”将徒有虚名，其学术与科学的价值将遭到完全破坏。传统高校只将其学位授予那些在某些基础学科至少掌握了最低程度的确定知识的学生。没有能力或品性满足这些要求的人因低分而被淘汰。而在新的高校体制下，选择学习科目的机会被愚蠢懒惰的学习者滥用。基本科目如基础算术、几何、物理、历史、外语被大部分高校学生遗弃，每年，有很多读写英文都不过关的学生从高校拿到学位。一些大学甚至发觉，有必要为提高其学生的阅读技能而专门开设课程。对于高校课程设置持续多年的激烈争论清楚地证明，只有有限数量的青少年在心智上适合于接受学校教育。对其余的人而言，在教室里完全是磋砣岁月。如果为了让大多数天分较低及不勤奋的年青人取得学位而降低高校的学术标准，那只是在伤害那些有能力利用这些教学设施的少数人。 
　　美国教育界近十年的经验表明，人类在智能上天生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是不可能通过任何教育努力而消除的。

四

　　所有人生而平等的论题，已然破产了，但仍有人不顾无可置疑的证据而在绝望地想拯救它，这是由大众政府与多数统治者的错误而站不住脚的理论所驱动的。 
　　这一理论试图通过借助于假想的人生而平等的观念而使大众政府合法化。所有人是平等的，每个人都具有天分，经常加以教育和激励，能够成为人类思想、艺术与政治史上最伟大的英雄。只是不利的后天影响，才使得无产阶级无法具有与最伟大的人相媲美的才华与功业。因此，正如托洛茨基告诉我们的^[7]，一旦糟糕的资本主义制度让位于社会主义制度，“普通人将站到亚里士多德、哥德，或马克思的高度上”。人民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它永远是正确的。如果人民之间有了分歧，我们当然得假定，是他们中某些人错了。我们很难避免这一推论，即少数人较多数人更容易犯错。多数是正确的，因为它是多数，因而也能经受得住“未来的浪潮”的考验。 
　　直陈这一理论必定会导致将对群众的思想与道德之卓越性的任何怀疑，视为企图以专制统治取代代议制政府。 
　　然而，19世纪支持代议制政府的自由党人——备受中伤的曼彻斯特学派及自由放任的卫士们——的观点，与这一观点毫无相关之处：人生而平等，但多数人受超人的指引。他们的观点基于这一为大卫•休谟所阐明的事实：相对于服从其指令的绝大多数人而言，掌舵的总是少数。在这一意义上，任何政府都是由少数人统治的，且只有在得到被统治者这一信念支持时才能维持下去：比由其他采用不同管理方式的人来取代这些公职人员而言，忠顺于当前的公职人员对自己更为有利。如果这一观点不复存在，那么多数人将起而反抗，通过武力推翻不受欢迎的公职人员及其体制，并以其他人员及体制取而代之。但是，要维持现代社会的复杂工业活动，就不可能将革命作为执行大众意愿的惟一方式。代议制政府的目的在于避免这种对和平的粗暴破坏及其对道德、文化及物质福祉的损害。人民的政府，即民选代表组成的政府，使和平的变革成为可能。它确保公众意志达成一致，处理国家事务所依循的原则得到实施。对那些相信自由的人而言，多数统治并不是源于对自然事实的歪曲的形而上原理，而是保证人类文明成果持续平稳发展的一种手段。

五

　　所有人生而在生理上平等的观点，在19世纪导致了似宗教的关于“人”的神秘论，最后演变为“普通人的”优越性的信条。所有人是生而平等的。但是上等人不幸为权力所诱惑，沉湎于奢侈享受中而不能自拔。困扰人类的邪恶，正是由于这少数败类的恶行所造成的。一旦这些人被驱逐，普通人与生俱来的崇高品性将指引他们管理人类事务。生活于这样的世界上将是惬意的，人民无穷尽的善及其天生的才能是至上的。每个人做梦亦未曾想到的幸福，正在等待着人类。 
　　对俄国社会革命党人而言，这一神秘论是俄罗斯正教虔诚修行的替代品。马克思主义者对于他们这些最危险的对手狂热的异想天开感到不适。但马克思自己对于“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8]的幸福状态的描绘甚至更为乐观。在社会革命党人被消灭后，布尔什维克自己也将这一关于普通人的学说作为自己的主要意识形态。 
　　我认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计划、国家资本主义，或你愿意使用的任何其他同义词）与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私有企业制度、经济自由）之间最典型的区别在于：在市场经济中，个人作为消费者是第一位的，他们通过其购买或不购买而决定应该生产什么，而在社会主义经济下，这些事务是由政府规定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供应商努力寻求消费者的垂青，他们会在售后说“谢谢”及“请再光顾”。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同志”得到“老大哥”恩赐给他的东西，他得为自己所得到的心存感激。在资本主义的西方，一般生活水平绝对高于共产主义的东方。然而事实是，在资本主义国家，越来越多的人——包括那些所谓知识分子——向往政府控制的所谓福祉。 
　　向这些人解释，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普通人无论是作为生产者还是作为消费者的处境如何，这纯属徒劳。大众在智力上的劣势在这一点上是表露无疑的：他们致力于废除一个自己是至高无上、而最有天分的人中的精英为他们服务的制度，向往回到精英将之踩到脚底的制度中去。 
　　我们不要再自我愚弄了。体现了集权主义信条之胜利的，并不是在那些落后的、从未超过原始野蛮状态的以及那些数世纪以前文明就已停滞的民族中社会主义的发展。相反，正是在我们西方，社会主义制度迈出了最大的步伐。每一个压缩经济组织形态中所谓“私有部门”之范围的方案，都被人视为是极为有益的，被视为进步，而且，只是在短期遭到怯怯地反对，如果有反对的话。我们正在向社会主义的实现而大踏步前进。

六

　　18世纪与19世纪的古典自由主义者将其对人类未来的乐观理解建立在这一假定之上：少数杰出诚实的人总是能通过劝说，引导多数普通人沿着通往和平与繁荣的大道前进。他们相信，精英总能阻止大众盲从言而无信的领导和煽动者，防止他们采纳最终必将导致的灾难政策。暂且毋论这些乐观主义者的谬误是否在于对精英或大众或对两者都过于乐观。至少这是事实：我们这个时代的多数人都盲目地服从这样一些政策，这样的政策旨在最终消灭那种迫使最有才能的市民以最好的方式服务于大众的社会秩序。大众——包括那些被称为知识分子的人——热情地鼓吹这样一种制度，其中他们不再是下达命令的消费者，而是受全知全能的权威监护的人。这种经济制度可能会被冠以“按需分配”的标签而被兜售给普通人，在政治和宪政上，导致标榜“人民民主”的、由自我任命的公职人员组成的不受约束的政府。 
　　在过去，社会主义者及其拥护者、形形色色的国家干涉主义者的狂热宣传，曾受到一些经济学家、政治家及商人的反对。但即使是这种对市场经济的软弱、笨拙的捍卫，也逐渐销声匿迹。美国附庸高雅之徒与“贵族”的据点，能够接受到丰厚捐赠的大学及富裕的基金会，是今天社会激进主义的温床。百万富翁，而不是无产阶级，是罗斯福新政最有力的煽动者，他们策划了“进步的”政策。众所周知，俄罗斯首脑在首次出访美国时，更多地受到的不是其他美国人而是银行家和大企业总裁的欢迎。 
　　此类“进步”商人的论点大体如下：“我在本行业所以能胜出，应归功于我自己的效率与勤奋。我的天分，我对大企业运行所必需的知识的热忱追求，我的勤勉，将我送到今天的高位。这些个人优点使我在任何经济体制下都能成为执牛耳者。作为一个重要生产部门的首领，我应该享有令人欣羡的社会财富。我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日常工作，应不那么令我精疲力竭，不那么令我不愉快。我不再被迫生活在这样的恐惧之中：某个竟争者能通过在市场上提供更好或更便宜的商品而取代我。我不再被迫迎合消费者反复无常、不理智的愿望。我将给予他们我——一个专家——所认为他们应该得到的东西。我将以公仆有尊严的、优雅的工作，取代商人紧张的、心神不宁的生活。我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将会更加类似过去贵族对庄园的管理，而不是现代企业如同被溃疡折磨的主管那样。让哲学家们去为社会主义制度真正的或所谓的缺陷去烦恼吧。我，从我个人立场来看，找不到任何理由要反对社会主义制度。世界各国的国有企业管理者以及来访的俄罗斯官员完全同意我的观点。” 
　　当然，这些资本家和企业家的诡计并不比各种社会主义者及共产主义者的梦想更有道理。

七

　　就今天的意识形态趋势来看，在今后几十年里，甚至是在那个不祥的1984年之前，每个国家可能都已实行了社会主义制度。普通大众将能从引导自己生命轨迹的乏味工作中解脱出来。将由政府告诉他做什么以及不做什么，政府将喂养他，给他住所，给他衣服穿，教育他，并给他娱乐。但是，首先，他们将使他不必使用自己的大脑。每个人“按需”得到一切。但个人的需要是由政府来决定的。正如疫情的情况那样，政府此时不再服务于大众，而是支配和统治他们。 
　　然而，这一结果是不可避免的。这是我们当前世界所盛行的趋势所指向的目标。但是，这一趋势是可以改变的，且目前已经发生了变化。这一趋势也可以为完全不同的趋势所取代。完成这样的改变，正是新一代人的任务。

注释

1 Horace Kallen, “Behauorism”, in Encyclopa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vol.2 (New Yoork: Macmillan, 1930), p.498.

2 参见Karl Marx, Critique of the Social Democratic Program of Gotha [Letter to Bracke, May 5, 1875] (New York: l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38).

3 如参见John K. Galbraith，The Affluent Soceety (Boston: Houghten Mifflin, 1958).——编者

4 参见Vance Packard, “Babes in Consumerland”, The Hidden Persuaers (New York: Cardinal Editions, 1957), pp. 90-97.

5 同上，p. 95。

6 同上，p. 95。

7 参见Leon Trotsky, Literature and Revolution, R. Strunsky，trans.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25), p.256.

8 参见Karl Marx, Critique of the Social Democratic Program of Gotha [Letter to Bracke, May 5, 1875].

　　本文选自《货币、方法与市场过程》，米塞斯／著，戴忠玉，刘亚平／译，新星出版社，2007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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