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悔》评论小辑之三 | 因为内心光明所以无悔

编者按

继之前保马推出的前两辑——《“失败者”的战斗与胜利》和《接续红色血脉重建台湾叙述》——对《无悔》的评论后，今天保马特推出倪伟老师的文章《因为内心光明所以无悔》。较之前文，作者从陈明忠先生由左翼青年向革命者进行转变的人生经历出发，让我们了解到这样一个在狱中、斗争中成长起来的革命者对社会主义抱以怎样的坚贞与热望。而通过对“二二·八”事件的重新回顾，作者透过所谓“媚日”的表象，鞭辟入里地分析出在政治高压、经济垄断之外，该事件发生及呈现其样态的文化原因即台湾人“主体性”的缺失。正是这种主体性及自我反思的缺失，不断加深了台湾及之外的不同群体间的隔阂，乃至使人们陷入各种意识形态的偏执。作者认为，恰是陈明忠先生这种坚定的自我反思与积极实践的良性互动，才是《无悔》所带给我们最切实的启示。

“编者按”含《无悔》书讯及保马前两辑评论链接，文末附保马此前推送的倪伟老师文章、译著的链接。本文原载于《热风学术》网刊第三期，特此感谢热风学术编辑部授权保马推送！

因为内心光明所以无悔

倪伟

威廉·津瑟（William Zinsser）说：“回忆录不是对某人一生的总结，而是朝向其生命的一扇窗户。”我们或许可以进一步说，一部出色的回忆录不仅是朝向个人的生命同时也是朝向历史和真理的一扇窗户。陈明忠先生的回忆录《无悔》就是这样一部回忆录。作为一部口述回忆录，《无悔》也许少了些许自撰回忆录那种沉思的品格，却更鲜明地凸显了陈明忠先生的思想发展轨迹，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是什么力量在激励着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一条最为艰险的人生道路，虽历尽磨难却无怨无悔，不改初心。 
和很多经历了日据时代的台湾知识分子一样，民族意识构成了陈明忠先生思想的原点。他出生于高雄的一个富裕地主家庭，父亲从小接受的是日式教育，在殖民政府里当公务员，是个标准的顺民，从来不批评日本人。生活在这样的家庭里，加上从小学开始就被灌输了台湾人也是日本人的想法，他一直以为自己就是日本人，尽管平时说的是闽南话。等到进入高雄中学读书后，被日本同学骂为“清国奴”，甚至连跟日本学生打架都不许赢，他才突然明白自己不是日本人，而是被日本人歧视和羞辱的中国人。那时候很多台湾本地人都曾有过这种屈辱的经历，其中有些人便因此参加了民族抵抗运动。但是民族意识的觉醒并没有让他变成一个单纯的民族主义者，而是很快成为了一个社会主义的信仰者，这一思想飞跃是怎么得以完成的呢？陈明忠先生提到两个原因，一是他对阶级压迫的异乎常人的敏感。他们家的佃农在他面前表现得那般恭顺卑屈，这让他敏锐地意识到阶级身份的差异及压迫和台湾人与日本人之间的民族身份差异及压迫根本上是一致的，而他本能地憎恨一切压迫和歧视，于是萌生了朴素的社会主义意识。第二个原因是他阅读了来自日本的许多左翼书籍，从而获得了一种新的思想视野。但此时他还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不过是一个思想左倾的青年罢了，要等到他加入地下组织、经历了诸般考验，特别是在长期的监禁生涯中经过不断地学习、思考，才算最终确立了对于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 在台湾光复后的头几年里，青年学生思想上普遍比较左倾。张光直先生在《番薯人的故事》里曾追忆自己当年的历险，他与共产党组织并没有什么联系，只因平时多读了些左翼书籍，思想偏左，便被牵扯进四六事件，坐了一年牢，若非找人疏通关节，更不知要囚禁到何时。甚至连李登辉在当时也是个左翼青年，曾秘密加入台湾共产党。当时青年人普遍的思想取向由此可见。但之后随着国民党搞白色恐怖，左翼青年被大批逮捕或杀害，进步力量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幸存者中改变思想的不在少数，有些人则走向了台独。陈明忠先生却是个异数，前后两次监禁，长达二十余年，身心都遭到极大摧残，但这丝毫没有销蚀他对于社会主义的信仰，反而变得愈加坚定。何以会如此？这或许是因为他接受社会主义是基于朴素而真诚的信念，是源于内心的良知，而决非如哗众取宠之辈中无所守，只知追骛思想风尚，以为炫耀或借以牟利。他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和接受，有一点是至关重要也是他始终坚守的，那就是对一切压迫和奴役的憎恨和反抗，不管是民族的、种族的、族群的压迫，还是阶级的、阶层的、性别的压迫，都是他所痛恨并立意去反抗的。人与人之间应该是平等的，每个人都拥有自由发展的权利，这是他最根本的信念。为什么社会主义能如此吸引他？就因为它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和制度实践，是以保障每个人的平等与自由发展权利为最终目标的。
 

图为1960年陈明忠第一次出狱

因为有着这种执念，他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就不免带着些许乌托邦色彩。在《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本书里，他比较充分地阐述了自己对社会主义的理想及历史实践的思考。他站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拒绝将苏联、中国以及其他“既存”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称之为“社会主义革命”。在他看来，这些国家尚缺乏为了实现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所需要的物质基础和文明条件，因此充其量只能说是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社会革命”。他援引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观点，强调“只有在全人类的生产力发展到某一个阶段，人类才有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可能”，而现在的世界显然还没有达到这一生产力水平，因此社会主义作为一个理想目标在短时间内还不能实现。他甚至认为“社会主义是人类永远要朝这个方向努力的目标，我们在自己的一生内努力尽到自己的责任，就可以感到心安；如果想要‘及身’看到社会主义的实现，我觉得那是一种不着边际的幻想”。既然认为社会主义在目前阶段还是一个难以实现的目标，他因而就能较为宽容地看待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首先要发展生产力，为将来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准备条件。为此利用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物质技术管理和文化条件，是必要的；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允许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存在，也都是合理的。所以他肯定邓小平的改弦更张是挽救了中国，使得中国能够继续向前发展。这些看法本身极具争辩性，不仅在理论的层面上而且在历史的层面上，都还存在许多有待澄清的疑点。但不管怎样，这些思考本身却是值得尊敬的，它们都源自于一种真诚的信念和不懈的思索。 从陈明忠先生那里我们有时也会感受到一股“失败”的气息，他自己就常常说对这一生还算满意，特别是看到中国在国际上实力越来越强，以前的那种民族屈辱感都可以洗刷干净了。这种言论不免让人感到疑惑，难道他竟变成了一个单纯的民族主义者？当然不是。中国的强大是让他看到了一种希望，看到了一条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看到了在更高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上向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可能性。如果中国为了追求强大而走上西方那种霸道的、侵略成性的资本主义道路，那他绝对是要拼死反对的。然而在这里令人困扰的问题是对资本主义的借鉴和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两者的分界线究竟何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何以不至于堕落为初级阶段的资本主义？如果说资本主义是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不可跨越的阶段，那么哪些力量会促成这种转变又会以什么形式来实现这种转变？这些恐怕都不是纯理论的问题，而是与我们对于当下现实的认识和判断紧密联系在一起。陈明忠先生似乎无意过多纠结于这些复杂问题，他执着地相信前途终究是光明的，不仅两岸的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大趋势，而且社会主义克服资本主义获得最终胜利也是历史的必然。这份自信，这种光明的心境，或许才是他们那代人身上最可宝贵的东西吧，也正是因为内心有这份光明，他们才能历经磨难而百折不挠，信念坚定如初。 
作为历史大波中的弄潮儿，陈明忠先生一生的轨迹与历次社会运动若合符节，他的回忆录自然也是一份难得的历史证词，尤其是其中关于“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的叙述，有着亲历者所特有的真切感，也包含着冷峻深刻的反思。众所周知，“二·二八”事件已然被神话化，成为建构台独意识形态的最主要的情感材料。勒南认为构成民族基础的是全体人民共有的光荣与悲伤，其中悲伤这种情感尤为重要。“二·二八”事件即被台独意识形态渲染为一种民族悲伤记忆，并在此基础上打造想象的台湾命运共同体。关于“二·二八”事件的历史材料和相关研究非常多，它们足以证明这一事件决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族群纠纷问题，而是各种历史力量彼此纠结冲突的结果，最终以本岛人和外省人之间的冲突为其表现形式。在经过日本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后，台湾社会的现代化程度的确要高于祖国大陆，无论是经济状况还是社会治理能力乃至民众的知识和观念水平，台湾都要稍胜一筹。很多人都在回忆文章中提到当看到接收台湾的国军第七十军那副衣衫褴褛、军容不整、纪律败坏的模样时所感到的巨大失落，从这样的军队身上哪里能看到所谓世界四强的半点影子？这么一个带着浓厚封建性的政权来接管台湾，不仅无力解决战后岛内的动荡无序状态，反而通过统制经济和专卖局等机构来肆意掠夺民众的财富，官员又贪腐成性，此时台湾民众所感到的就不只是失望，而是无法抑制的愤怒和憎恶了。所以，“二·二八”事件表面上虽然带有强烈的排外色彩，但根本上则是对一个反动政权及其腐败制度的反抗和拒绝。陈明忠先生说自己经历了“二·二八”事件的洗礼，才在思想上认识到必须以革命行动来根除老中国的一切旧习气，推翻反动政权，建立新中国，中国才有希望，台湾也才有希望。只可惜在当时能有这种思想认识的人实在太少，很多人都盲目地仇恨外省人，以此来发泄对现状的不满。而那些在战争期间在日军中服役并驻扎岛外的台籍老兵，反应尤其激烈。在日军投降时，他们曾被当作日本战俘遭到羞辱，遣返回台后又失去了工作机会，巨大的失落使他们成为“二·二八”事件中最具暴力倾向的活跃分子。很多人甚至忘记了日本殖民者曾给他们带来的屈辱感，而戏剧性地转向了对“皇民”身份的认同。台中“二七”部队的钟逸人在其回忆录《辛酸六十年》里自述：在3月1日深夜，他先跑回家，从旧衣堆里找出多年未穿的日本学生制服，然后跑到台中农学院，用标准的“江户腔调”向学生演讲，而学生们也用日语激动地喊口号；在台中一中，他更是按照战前在日本陆军服役时的规矩，命令学生到外面集合，听从口令，行军礼。戴国辉先生也在《爱憎二二八》一书里写到他在“二·二八”事件中的亲身经历，有些本岛的青壮年穿着日本的“国民服”与军装，足蹬日本木屐或军靴，头上绑着白布巾，嘴里唱着日本军歌，见到外省人打扮的，就不分青红皂白地殴打，连小孩都不放过。而戴先生身为本岛客家人，也因为闽南话不灵光，而被迫唱日本国歌以证明其本岛人身份。如此疯狂的举动就很难用反抗外来腐败政权来解释得通了。 

“二二·八”事件历史图片

戴国辉先生认为，之所以在“二·二八”事件中出现如此非理性的疯狂举动，是因为台湾人在光复之时并没有形成自己的“主体性”，缺乏独立自主地思考“台湾向何处去”这类根本性问题的能力。台湾的“解放”不是通过自身的抵抗运动而实现的，而是因日本战败而捡来的，因此不能像朝鲜那样拥有整合的主体性。这种解释有一定的道理。台湾迎接光复时，很多人的确对祖国大陆缺乏认识，他们被中国作为战胜国四强的虚假表象所迷惑，抱着不切实际的美好想象，等到真正见识了腐败的国民党政权，又因为过度的失望而陷入愤激，竟将祖国大陆与反动腐败的国民党政权完全等同，进而产生盲目的仇外和排外情绪。“二·二八”事件中那些穿着日本制服、挥舞日本军刀、唱着日本军歌的台湾人，难道真的是认同“皇民”的身份吗？那倒未必，只能说这是在徙倚无主的状态下的一种表演，以表示对国民党接管政权的抵抗吧。对于贫弱落后的祖国大陆，不少台湾人除了失望，心底里恐怕也有点瞧不起，这导致了他们对于形势的误判。参与武装暴动的本岛人，有很多人竟然天真到认为国军不堪一击，因而可以很快将国民党政权驱逐出岛。这种心态隐藏着一种固化的认知，即因为自以为现代化程度高，就看不起比自己更落后的，对自身和对方都不能有准确清晰的认识，因为误解而酿成悲剧，自然也就难免。这难道只是殖民统治造成的恶果吗？恐怕未必。事实上这也是包括大陆在内的全体国人都有的一种顽固的劣根性，也就是戴国辉先生所说的主体性匮乏。无论对自己还是对他者的认识和判断，都只依凭某种外在的标准，而现代化程度或是所谓的文明程度，就是最常见的判断标准。以这样的标准去认识自己和他者，都只能看到浮泛的表象，而不能突入到内在的精神层面，由此形成的对于一个社会、一种文化、一个民族的认识必定是扭曲的。从精神性的角度说，主体性匮乏就是鲁迅所说的奴才性，在凶兽面前是羊，在羊面前是凶兽。

台北“二二·八”纪念馆内部
主体性的匮缺决非光复后的台湾人所独有的症状，作为接收者降临的外省人包括其中很多的半山人，不也有着同样的精神症状吗？张光直先生回忆说，当时本省人与外省人之间是有一定距离的，他总觉得外省人是把本省人看作日本人，而对他们有一种征服者的优越感。这种感觉大概是真实的吧。作为征服者的虚妄意识当然也是主体性匮缺的表征，他们不能同情地理解台湾人过去的苦难和现在的愿望，而是冷漠地封闭在自己的意识和认知中。这就造成了外省人和本岛人之间深刻的隔膜。因为隔膜而造成误解，又因为误解而彼此伤害，进而滋长出仇恨。所谓省籍问题或族群问题不就是这么造成的吗？在一个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下，人和人之间的隔膜其实所在皆是，不同的地域，不同的阶级和阶层，不同的职业乃至不同的性别，彼此间都会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各种隔膜。换言之，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必定会制造社会群体之间的巨大对立，激化他们之间的矛盾冲突，甚至酿成相斫相杀的戾气。因此，要从根本上消除因隔膜而造成的误解乃至仇恨，只能诉诸于社会革命，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建立更合理也合乎人性的社会制度。这不就是陈明忠先生在经历“二·二八”事件后所获得的启示吗？正是基于这种思想认识，他才积极地参加地下组织，投身于革命活动。虽然他一生坎坷，理想目标似乎最终也并没有实现，但他一生的思想追求和斗争实践却昭示了一个真理：只有怀抱着对于更美好社会的热烈向往，忠于理想，敢于斗争并勇于牺牲，才能摆脱各种狭隘短视的偏见的束缚，获得独立健全理智的主体性，最终成就一种伟大的人格。 如何才能超越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化的偏见，达成不同群体之间的彼此理解和包容，这是当前这个时代所面临的一个难题。在两岸关系日趋紧张，两岸人民之间的误解和隔膜也逐日加深的现在，最迫切的不正是需要我们去深刻反思自身主体性的根基所在吗？是什么支配着我们对自身和对方的认识和判断？其中是否存在着危险的误认？如果没有这种深刻的自我反省，而只是简单粗暴地把民族性或族群性甚或政治意识形态之类的东西视为主体性的根源，那么就必定会加深彼此间的隔膜和误解，进而引发歇斯底里般的疯狂的仇恨。任何时候我们都必须在超越性理想的引领下，保持清醒的头脑，并通过持续不断的积极行动形成思想与实践之间的良性互动，不断地自我调整和纠错，这样才能避免陷入某种意识形态化的执念和迷狂之中。这或许正是陈明忠先生的这部回忆录给予我们的最深刻也是最切实的启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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