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华 | 革命与反讽：鲁迅《在酒楼上》释读

编者按

保马今日推送李国华老师《革命与反讽——鲁迅<在酒楼上>释读》一文，本文创新性地阐释鲁迅对吕纬甫这一人物所持“同情而批判”的态度，兼论其与辛亥革命的历史记忆、对革命者与知识分子这二重矛盾身份的认知。李老师指出既往研究中，研究者较多认为鲁迅将吕纬甫塑造为革命落潮后彷徨痛苦的共情对象，进而将《在酒楼上》解读作一个 “庸众与独异个人”对立的文本；这样的解读方式存在鲜明的时代症候。与其说是鲁迅自身认为革命者与知识分子存在难以弥合的割裂，不如说是鲁迅本人与“告别革命”的鲁迅阅读史之间的分歧。本文从反讽诗学的角度进行文本细读，展现《在酒楼上》诗化的抒情背后创作者冷静的间离：1924年的鲁迅在细腻体察吕纬甫的困境之后，也有尝试挣脱这一罗网的努力，最终以悬而未决的自我辩难呈现，共同构成《在酒楼上》丰富幽微的阐释空间。

本文原载《文学评论》2020年第二期，感谢李国华老师授权保马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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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与反讽

——鲁迅《在酒楼上》释读

文 |  李国华

一 两种读法的交融

鲁迅署1924年2月16日写作的小说《在酒楼上》，发表在1924年5月10日出版的《小说月报》第15卷第5号上，是该期杂志的开篇之作。时至今日，这篇小说已经是毫无疑问的经典之作，不同时代不同路径的学术研究都给出了高度评价，诸如周作人说它是“最富有鲁迅气氛的小说”○1，陈涌说它是“艺术上十分完美十分成熟的一个短篇”○2，司马长风说它“表现了卓越的写实主义技巧，可与莫泊桑和契柯夫互相竞耀，是鲁迅生平最成功的一篇短篇小说”○3，夏志清说它与《祝福》《肥皂》《离婚》等4篇小说是“小说中研究中国社会最深刻的作品”○4，王富仁说它是“一篇情深意浓的小说”，“我们并没有真正说清这篇小说的意识底蕴”○5，吴晓东则说“在鲁迅的第一人称小说中，《在酒楼上》是值得深入阐发的一部”○6，……各家观点不乏相左之处，但都同样肯定该小说的艺术成就。由此可见，鲁迅《在酒楼上》是被充分经典化了的文本。但正如王富仁所说的，“我们并没有真正说清这篇小说的意识底蕴”，《在酒楼上》仍然是一篇值得反复重读的小说。

聂绀弩（1903年-1986年）

需要强调的是，问题不在于反复重读，而在于如何读出“小说的意识底蕴”，读出新意。在这个意义上，聂绀弩的读法应当是一种理想的读法，值得详细介绍。在1942年9月15日出版的《世界政治》第7卷第14期上有一篇署名绀弩的《读<在酒楼上>的时候》的文章，是一篇回忆性的文章。作者1942年写作此文时身在桂林，文章开篇回忆自己1924年春天如何与《新青年》杂志结缘，喜欢上吴虞，因为吴虞《吃人与礼教》一文而对鲁迅的《狂人日记》有所关注，从而记住了鲁迅的名字，后来就写自己在第一次东征那样的军旅生活间隙看到书报摊上有一册新出的《小说月报》，开卷是鲁迅的《在酒楼上》，非常想买，可惜太贵买不起，得到朋友无私赞助后才买回来看。读《在酒楼上》，读完第一遍，想的是：

他说的什么呢？这有什么意思呢？原来我以为他又要讲古久先生的流水账，礼教吃人，救救孩子之类的，他却没有讲，只讲一个很颓唐的教书匠做了一些无聊的事情而已，这算什么呢？

想来想去觉得自己“就是吕纬甫似的”，就开始读第二遍。第二遍读完，状态是：

我几乎有点愤怒了，这不是一篇好文章，悲观，颓伤，阴郁，无论是作者和作者所写的人，都没有一点年轻人发扬蹈厉的精神，……

于是为了排遣不快，出去戏场看戏，找同学胡聊去了。后来，过了一些时日，读到《妇女杂志》上的《娜拉走后怎样》一文，产生了新的感触：

“人生最痛苦的是梦醒了没有路可以走”，似乎就是那篇文章里的话，我觉得和《在酒楼上》的情调很一致。

并且认为：

鲁迅实在是理解人，理解人的感情，理解他的时代，而他自己似乎就是饱经伤难的，所以《在酒楼上》就这样地吸住我了。——不用说，能够这样想，那是不知多少时候以后，我已经作为有理想有志向的人，在社会的壁上碰得满头脑的大包小窟，仅仅没有变得教“诗云子曰”而已。

赵延年所绘鲁迅像

在聂绀弩的回忆性叙述中，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他阅读《在酒楼上》时的初始状态是一种移情和代入式的阅读，再次阅读则成了自我区隔的批判性阅读，后面经过《娜拉走后怎样》的激发和近20年人生经历的磨砺，阅读就变成一种深刻的自我发现了。如果不怀疑聂绀弩回忆性叙述的可靠性问题，那么，可以看到的是，他的叙述很好地呈现了一种理想的阅读经典文学文本的读法应该包含的三个层次，即移情，批判和自我发现。如果没有移情，就难以没有任何负担地进入文本，如果没有批判，就无法有效地从文本中脱身而出，而如果不能在自我发现的意义上重新理解文本，就难以建立切己的个人与文本的关系，也就难免受制于人。尤其是一个已经被充分经典化的文本，个人与之建立任何关系都有可能是陈旧的，既不属于自己，更缺乏创造性。那么，能在多大程度上自我发现，就是能在多大程度上重新打开经典文学文本的一项重要指标；如果不是唯一指标的话。从《在酒楼上》近90年的阅读史来看，聂绀弩最后的自我发现式的读法，仍然是具有新意的。很少见到有论者将《在酒楼上》和《娜拉走后怎样》联系起来阅读，而实际上，后者作为鲁迅1923年12月26日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讲演，与前者的写作时间相隔时间不足两月，彼此如果在情调上表现出一致性，也不算意外。尽管《娜拉走后怎样》的主旨是强调女性拥有经济权的重要性，还是应当承认聂绀弩对于其情调的感知是很有说服力的，鲁迅的确是在面对女性权利意识觉醒之后的可能状况发言，而说出下面这样的话来：

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7

《呐喊》1922年版

话里的意思和《呐喊•自序》里表达的不要在铁屋子里呐喊的意思，可谓一脉相承，的确是1923-1926年间非常典型的鲁迅的思想意识的表露。作为映衬，鲁迅在《祝福》《幸福的家庭》《孤独者》《伤逝》《影的告别》等同时期作品中，也都表达了类似的意思。那么，对于《在酒楼上》这一文本所塑造的革命者吕纬甫来说，类似的意思就是这样的：由于革命所预约的未来社会在革命的第二天并未出现，吕纬甫就只有痛苦，颓唐，但同时又极度清醒着。“我”作为吕纬甫的旧友，其实陷入了同样的困局，但显然也“没有看出可走的路”，于是几乎没有对朋友过去的生活做任何评判和介入。

不过，如此理想的读法也还是内含着一种过于保护文本自足性的缺陷，似乎文本自身已经达成了某种不证自明的和解。《在酒楼上》果真如此自足吗？未免令人怀疑。如果它的确是一个完全自足的文本，文本自身已经达成不证自明的和解，对它的解读和研究便很难构成纷纭、对立的历史。事实上，正如聂绀弩借助《娜拉走后怎样》理解《在酒楼上》所显示的那样，文本的外部关联可以是打开文本的钥匙，文本内部也始终向外显露着一些迹象，那些迹象一旦被发现，读者就能摆脱文本自足的幻象，找到打开文本的钥匙。但是，对于迹象的细查是难免存在分歧的，故而解读也就免不了要出现分歧。作为文本内部向外显露的迹象，《在酒楼上》首先值得关注的是吕纬甫自叙迁葬时的如下细节：

我站在雪中，决然的指着他对土工说，“掘开来！”我实在是一个庸人，我这时觉得我的声音有些希奇，这命令也是一个在我一生中最为伟大的命令。但土工们却毫不骇怪，就动手掘下去了。○8

《在酒楼上》

这一迁葬掘坟的细节，很多研究者也都是注意的，前引各论者即各有精彩的考证或论述，但着眼于该细节的反讽性质的论述还不多见。虽然谈鲁迅小说中的反讽也不是什么新鲜话题，但也还值得继续讨论。有人认为《在酒楼上》属于“并置式复调结构反讽”，指出“叙述者的回忆”“不断被现实所嘲弄”，○9最后总结性地判断鲁迅属于克尔凯郭尔所描述的反讽者，“反讽者逃离了同时代的队伍，并与之作对。将来的事物对他来说隐而不现，藏在他的背后，而对于他所严阵以待的现实，他却非摧毁不可，他以锋利的目光逼视着这个现实”，鲁迅“选择了彻底地解剖并颠覆黑暗的现实，包括自己内心的黑暗，成为一个反讽者”，○10这些都值得进一步讨论。事实上，吕纬甫的叙述所以是反讽，而且是自觉的反讽，不是由于“不断被现实所嘲弄”，而是由于被回忆所钩沉起来的关于一己之过去所“嘲弄”。当他说“我实在是一个庸人”时，嘲弄的是正在进行叙述的自己确实是庸人，记忆中的自己则不是庸人，因为他“也还记得我们同到城隍庙里去拔掉神像的胡子的时候”○11，不是别的，正是这一“也还记得”使他给出了“我实在是一个庸人”的判词。而在这一意义上，“这命令也是一个在我一生中最为伟大的命令”一句因其夸饰性质而显得尤为反讽性十足。当吕纬甫说出这句话的同时，就已经表达了否定的意思，否定其为“最为伟大的命令”，回应作为听众的“我”肯定也已在心里表达的否定意见，因为彼此都“记得我们同到城隍庙里去拔掉神像的胡子的时候”，断难以“掘开来”为伟大的命令，遑论“最为伟大的命令”。因此，关于过去的革命的共同记忆，不仅是构成叙述的反讽效果的真正来源，而且是高于“现实”的存在，似乎不宜说什么“并置式复调结构反讽”，鲁迅“逼视着这个现实”的位置感，也未必源于“将来的事物对他来说隐而不现”，而可能源于历史的光亮所照见的现实和未来。这就与聂绀弩的理解颇有些不同，即尽管情调上是强调“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但吕纬甫仍有其记忆作为根据地，进而开辟出一条路来也未可知，而鲁迅自己是的确另有应对之术的。且不说《娜拉走后怎样》提出经济权作为女性出路的关键即是在指路，在小说《故乡》中鲁迅就有“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12的叙述，鲁迅并没有认为关于出路的思考到“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这里为止，停止的不过是聂绀弩个人的自我发现罢了。

二 革命者与知识者的歧途

实际上，聂绀弩的理解可能多少忽略了吕纬甫参与过辛亥革命的革命者身份。《在酒楼上》的主人公吕纬甫乃是参与过辛亥革命的革命者，这一点从文本本身即能找到支撑，比如小说作于1924年，吕纬甫和“我”已有10年不见，十年前即是1914年，那么彼此都还记得的“同到城隍庙里去拔掉神像的胡子的时候”绝不晚于1914年，就只能是辛亥革命前后的事情了。因此，王富仁说《在酒楼上》“极其精微地揭示了我国‘五四’时期首先觉醒的知识分子所面临的现实和理想、道义责任与斗争目标之间的矛盾，反映了他们在这种矛盾中所感到的内心之苦”○13，是有一些错位的。这是他在1980年代那种特殊的重返五四、重提启蒙的历史语境中沿袭的政治无意识，他以为“将中国政治革命与中国思想革命区别开来，用思想革命的标准研究鲁迅作品，不用政治革命的标准直接衡量鲁迅文学创作的思想价值和意义”才能回到鲁迅作品本身去○14，其实只回到了1980年代的知识分子诉求当中。此后所有只把吕纬甫当作知识分子来看待的研究，都难免有相同的问题，从而形成了《在酒楼中》的阅读史上常见的革命者和知识者处于歧途的常见现象。这一现象的另一更广为人知的表述即是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一文肇其端绪的革命压倒启蒙的叙述。而且，有意思的是，就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一文中，李泽厚写道：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1987年版

就是男性的娜拉，命运也好不了多少，连指导和积极参加五四运动的《新青年》一伙和《新潮》一伙不也都“或被黑暗吞噬，或自身成了黑暗的一部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么？他们与鲁迅所见的辛亥的革命一代并无太大的差别。可以有新的吕纬甫、魏连殳……○15

这是明确将吕纬甫与辛亥革命关联在了一起。然而，流风所披，其后的学者接过启蒙的思想话语，将吕纬甫的历史背景彻底移位到五四时代，可堪寻味。

从《在酒楼上》这一文本的实际情况来看，可以分出两层，一层是，吕纬甫革命者的身份是无碍于其知识者身份的，这就是陈涌以来的研究者将吕纬甫表述为“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原因；另一层是，吕纬甫知识者的身份是有碍于其革命者身份的，这是较为具有鲁迅特色的。这两层看起来不是很矛盾，但其实有着根本性的冲突。所谓“革命的知识分子”，中心仍在“知识分子”，“革命”所起的修饰作用改变不了“知识分子”的主体位置。而所谓知识者的身份有碍于革命者的身份，乃是将二者视为性质不同的主体位置。小说中吕纬甫自述教的是“子曰诗云”，引来“我”的质疑：

我实在料不到你倒去教这类的书，……○16

这是小说中“我”对于吕纬甫仅有的评判和介入。对于鲁迅来说，这个质疑是非常深刻和可怕的，而吕纬甫在内心则认同这样的质疑，可见整个小说叙述的倾向性何在。客观地说，吕纬甫的行为不过是以一个知识者的知识和技能苟全性命于乱世而已。但这种行为，也许可以在周作人忧生悯乱的原则里得到谅解，在鲁迅那里则是批评儒家儒学的核心所在。例如1934年6月发表的《儒术》一文，鲁迅在梳理元好问等“中国人才”“献教”，“卖经”等历史细节之后，说：

中华民国二十三年五月二十日及次日，上海无线电播音由冯明权先生讲给我们一种奇书：《抱经堂勉学家训》（据《大美晚报》）。……（引者略）

这说得很透彻：易习之伎，莫如读书，但知读《论语》《孝经》，则虽被俘虏，犹能为人师，居一切别的俘虏之上。这种教训，是从当时的事实推断出来的，但施之于金元而准，按之于明清之际而亦准。现在忽由播音，以“训听众”，莫非选讲者已大有感于方来，遂绸缪于未雨么？

“儒者之泽深且远”，即小见大，我们由此可以明白“儒术”，知道“儒效”了。○17

《彷徨》1928年版，《在酒楼上》收录其中

这里的意思很明显，知识者如果凭借自己的知识和技能而得以全一己之身，罔顾异族统治之时代巨恶，在鲁迅看来，就是一种带有根本性的文明病症了。同样地，当鲁迅为师友章太炎和刘半农盖棺论定时，也有着迥异于当时文坛学界的眼光，所重皆在师友的“战绩”○18和“令人神旺”○19的战斗文章，而非知识者的华衮。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吕纬甫认同“我”的质疑，意味着他颇有自知之明，与“我”乃是同一类型的人，否则“我”将不知出何恶言。这也就是说，在鲁迅的叙述中，吕纬甫首先是革命者，其次这个革命者是有知识的。以鲁迅的修辞方式来表达，模仿他说章太炎是有学问的革命家，那么，吕纬甫是有知识的革命者，而不仅仅是革命的知识分子。但是，鲁迅并不是认为有知识是错的，辛亥革命本来就是有知识的革命。相反，鲁迅是否认以知识者作为一种主体形象去重构革命者的形象，因而更加否认革命者是无知者。在鲁迅那里，革命者与知识者之间是由前而后地统一着的，只是在其他人那里，在关于鲁迅的阅读史中，革命者与知识者往往成为歧途。曾有学者读出小说对于吕纬甫的同情意味，以为“人”的心是究竟还不尽的，○20这种阅读上的同情感受，与其从人道主义或个人主义的角度进行分析，不如从革命的角度进行分析，即“我”与吕纬甫同为辛亥革命的参与者，二者分享了共同的情感密码，故而从“我”眼中看到的吕纬甫，是很难不让读者感到同情的。事实上，作者鲁迅本人也是辛亥革命的参与者，他对辛亥革命的思考固然有着严厉的批判，但也并不缺乏正面的评价，在感情上更是一直有一种深刻的归属感。在鲁迅看来，辫子的有无，就是辛亥革命的一桩功德，○21对于辛亥革命的先烈，鲁迅一向也是赞誉有加，并且总是多方书写的。除了我们所熟知的《药》和《范爱农》对秋瑾和范爱农的怀念和讴歌，鲁迅在《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一文中的说法，也深刻地表达了他对辛亥革命的独特记忆和理解：

中山先生逝世后无论几周年，本用不着什么纪念的文章。只要这先前未曾有的中华民国存在，就是他的丰碑，就是他的纪念。

凡是自承为民国的国民，谁有不记得创造民国的战士，而且是第一人的？但我们大多数的国民实在特别沉静，真是喜怒哀乐不形于色，而况吐露他们的热力和热情。因此就更应该纪念了；因此也更可见那时革命有怎样的艰难，更足以加增这纪念的意义。○22

《药》

对于革命者的独特热情使得鲁迅产生了一种国体既在、则革命者亦随之不灭的独特理解，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一种具有共同体意识之感的革命理解。因此，当他在文章中解释《战士和苍蝇》中的战士指的是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先烈，苍蝇指讥笑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先烈的奴才时，○23非常有必要重温他1925年的下列说法：

我想，我的神经也许有些瞀乱了。否则，那就可怕。

我觉得仿佛久没有所谓中华民国。

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

我觉得有许多民国国民而是民国的敌人。

我觉得有许多民国国民很像住在德法等国里的犹太人，他们的意中别有一个国度。

我觉得许多烈士的血都被人们踏灭了，然而又不是故意的。

我觉得什么都要从新做过。

退一万步说罢，我希望有人好好地做一部民国的建国史给少年看，因为我觉得民国的来源，实在已经失传了，虽然还只有十四年！○24

这意味着，在鲁迅看来，虽然离辛亥革命不过14年而已，革命已经被人遗忘，社会不仅被去革命化了，而且革命的队伍里生产出了新的奴隶主，社会也存在着革命的敌人，“什么都要从新做过”，需要“好好地做一部民国的建国史”来唤醒革命。而尤为重要的是，鲁迅对现状的不满源于对革命的认可。而这种认可乃是一种历史的记忆，并非对于未来的想象。鲁迅通过《在酒楼上》等小说所完成的书写工作因此也可以视为“好好地做一部民国的建国史”的组成部分，他在以自己的方式打捞革命历史记忆，唤醒革命精神。因此，如果吕纬甫的主体位置不是安放在革命上，将吕纬甫仅仅视为一介知识分子，对于鲁迅而言，大约是匪夷所思的了。

遵从上述逻辑，首先要破除的一种意见是，吕纬甫乃是“在酒楼上”的“孤独者”，他作为独异的个人，对抗着母亲、顺姑及长富等庸众。○25正如另有研究者会强调的那样，吕纬甫所做的两件事可能是鲁迅所真正激赏的带有鲜明鲁迅特征的事情，让人感受到一种诗意的光芒，○26将母亲、顺姑及长富视为围绕在吕纬甫身边的庸众是极不妥当的。整个小说反讽的感受并非来自独异的个人与庸众之间的关联性事件，而是来自于革命者主人公自身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不得不躬行昨日之非，但内心却仍自清醒和痛苦的人格；在相同的逻辑上理解《伤逝》《孤独者》等经典文本，也是完全可以的。魏连殳是革命者，这一点很清楚，无需详论。涓生作为五四后一代的知识分子，身上遗传了革命者的某种习性，也是可以找到文本证据的。每当苦思出路之时，涓生的幻想里总会出现“深山大泽”“壕沟”“利刃的一击”等○27潜隐着辛亥虚无党人以暗杀手段进行革命的意象，似乎就是遗传的证据。所可惜者，在革命的顿挫中，耽于幻想的涓生重又回到公馆躺下了。这就是说，即使是涓生这样的缺乏行动能力的人物，也仍然应当纳入到革命者的谱系中加以理解，方能更好地贴近鲁迅的本意。而那种有意将吕纬甫作为知识者、剥离其革命者身份的努力，如果不是考虑到任何一种研究总是不可避免地与其所处的时代轴合在一起，就多少是难以理解的。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立足于吕纬甫的革命者身份，应当如何重新打开已经被充分经典化的小说文本《在酒楼上》？是廓清成说立论，还是尊重成说立论？这既是一个学术伦理问题，也是一个学术自信问题。下文拟从学术伦理出发，在尊重成说的基础上，重点讨论《在酒楼上》的反讽问题。

三 反讽及其意向性

严家炎从复调小说的意义上肯定鲁迅小说时，曾经表示：“《在酒楼上》《孤独者》的叙事特点是将自己的内心体验一分为二，化成两个人物——两个孪生兄弟似的人物，一部分以单纯独白的主观的方式呈现，另一部分则以客观的、非‘我’的形式呈现。”○28把《在酒楼上》上的“我”和吕纬甫视为作者鲁迅派生出的“孪生兄弟似的人物”，是1980年代中期汪晖《反抗绝望》出版以来非常重要的解读方式。值得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的是，作者鲁迅是否居于“我”和吕纬甫的互为镜像的关系之上？过去的研究一般认为作者鲁迅并不居于“我”和吕纬甫之上，但事实可能恰恰相反，作者鲁迅是居于人物之上的，作者有意识地控制着小说叙述，非常注重与人物的距离。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在酒楼上》等小说是复调小说，不如说它们是具有复调性质的小说。就《在酒楼上》这篇小说而言，其开头部分即已表明作者非常注重与人物拉开距离：

我从北地向东南旅行，绕道访了我的家乡，就到S城。这城离我的故乡不过三十里，坐了小船，小半天可到，我曾在这里的学校里当过一年的教员。深冬雪后，风景凄清，懒散和怀旧的心绪联结起来，我竟暂住在S城的洛思旅馆里了；这旅馆是先前所没有的。城圈本不大，寻访了几个以为可以会见的旧同事，一个也不在，早不知散到那里去了；经过学校的门口，也改换了名称和模样，于我很生疏。不到两个时辰，我的意兴早已索然，颇悔此来为多事了。○29

赵延年所绘鲁迅像

对于“我”而言，“颇悔此来为多事了”，指的是不该“绕道访了我的家乡”之后，又到三十里外的S城去。而对于作者鲁迅而言，“我”的多事之举恰恰是必要的，“多事”之“事”是小说作者真正想展开的“事”。鲁迅以类似这样的笔墨从小说开头就拉开了与人物的距离。而由于作者有意拉开了距离，这个开头便在诗化面貌下折叠了内在紧张的多个层次，从而具有一种反讽的效果。“我从北地向东南旅行，绕道访了我的家乡，就到S城”，这看起来像是典型的回忆性叙述的开头，但“绕道”的目的地其实只是“我的家乡”，“S城”是目的之外的冗余。而写“我”怀着懒散和怀旧的心绪暂寓洛思旅馆，则暗含着这趟回访注定是以告别为结束的。分号后的起补充说明作用的分句“这旅馆是先前所没有的”，其客观果决的表达效果，立马使“我”原先应牵连出的思乡怀旧之绪戛然而止。而这种无处安放的情感在后文更是被“生疏”“意兴全无”“颇为后悔”等情绪所取代。由此可见，回忆的诗学随着叙述的展开逐步被遏制，并随着第一段的收束而就此终结。那么，下文在S城发生的情节，就作为冗余的存在而构成了对回忆性叙述的戏仿。这里鲁迅有意制造了一个空间，即怀乡情结被隔断的S城。而这一手法与《伤逝》中以自由间接引语展开的叙述视点，有着同样丰富的表达层次——似乎产生了一种间离感，使读者在陷入文本所营造的氛围的同时，对“我”的叙述不敢完全相信，从而不至于完全沉溺于诗化的抒情表意之中。在这样的间离感中，反讽的意味出现。

小说接下来写“我”为了“逃避客中的无聊”去一石居“买醉”，在进一步打破回忆性叙述之后，延展出下列极其重要的反讽性叙述：

我看着废园，渐渐的感到孤独，但又不愿有别的酒客上来。偶然听得楼梯上脚步响，便不由的有些懊恼，待到看见是堂馆，才又安心了，这样的又喝了两杯酒。○30

“我”沉浸在孤独中，不愿被打扰，固然是真实的，也是诗意的。这是小说“最富有鲁迅气氛”的一刻，但却是反讽性的抒情。事实上，鲁迅并不着意营造“鲁迅气氛”，着意地是打破“鲁迅气氛”，从而展开故事。对于作者鲁迅而言，如果由着“我”适心惬意地“孤独”下去，《在酒楼上》的故事无从顺利展开，因此便将这一“最富有鲁迅气氛”的细节处理为过渡性的细节，将堂馆的“脚步响”作为接下来吕纬甫上楼的“脚步声”的铺垫，暗示“我”其实一直期待“S城的旧同事”出现。“我”既享受孤独，因为脚步声而懊恼，又渴望不再孤独，因为脚步声带来的不符期望而懊恼，这种复杂的心绪附着在“我”安心于孤独的叙述之中，作者以此表达了对“我”的反讽态度。当吕纬甫真的上楼时，“我”的一系列“害怕”“吃惊”“意外”的反应，就显得顺利成章。而且由于作者的控制和介入，“我”的叙述也开始变得具有自我辩难的色彩：

我竟不料在这里意外的遇见朋友了，——假如他现在还许我称他为朋友。那上来的分明是我的旧同窗，也是做教员时代的旧同事，面貌虽然颇有些改变，但一见也就认识，独有行动却变得格外迂缓，很不像当年敏捷精悍的吕纬甫了。

“阿，——纬甫，是你么？我万想不到会在这里遇见你。”

“阿阿，是你？我也万想不到……”○31

在“我”的叙述中，“我”认出了吕纬甫，并且视为朋友，但同时又感到怀疑，补一句“假如他现在还许我称他为朋友”，这就表现出自我辩难的色彩。而“面貌虽然颇有些改变，但一见也就认识”也就显得不够真实，“我”的潜台词也许是“虽然一见也就认识，但面貌颇有些改变”。“我”的问候语“阿，——纬甫，是你么？我万想不到会在这里遇见你”暴露了“我”内心的不确定感，而吕纬甫的回答“阿阿，是你？我也万想不到……”不仅表现了吕纬甫的惊异，更重要的是表现了吕纬甫的客套。面对一个陌生人的热情问候，吕纬甫来不及识别陌生人是否故友，故而以“阿阿，是你？”笼统地回应着，重复着对方的话语“我万想不到”，却说不出什么实际的内容。此后，在双方的整个交谈中，“我”的名字都没有出现。这里有叙述技巧的问题，但更值得关心的是，“我”是如何从一个作者所设置的反讽性的孤独情境中将吕纬甫识别出来的。如果没有作者鲁迅的介入，“我”也许可以在孤独中结束在酒楼上买醉的时间，吕纬甫自然也无遇见“我”的愿望，下文两人的交谈中透露出的双方都对对方的踪迹不甚关心的信息足以证明这一点。因此，当“我”在酒楼上觉得“空空如也”的时刻，正是作者鲁迅将“我”的目光扭向了废园中的老梅和山茶，打破此刻的空无。而“我”与吕纬甫的相见之惊，也明显具有作者鲁迅的人为之感。那么，在“我”觉得“空空如也”的孤独的此刻，听到楼梯上脚步响，故人吕纬甫一步步上来，就像是作者鲁迅从不是此刻的此刻，从历史之外，伸出一只巨手将人物拉出了荒芜的历史地表。在“我”排斥被打扰的瞬间，吕纬甫从底下踩着楼梯上来，就好像是一个被人遗忘且漠不关心的遗民，被不可知的洪荒之力从荒芜和废墟中拖拽出来。他是从历史的掩埋中慢慢浮现的，在一个“我”默想的、无时间的或者说永恒的瞬间被制造出来。而他与甘于孤独、并乐于驰骋于历史废墟与荒芜的“我”是并列的，是互为镜像的，因此也可以说他们是一同从废墟中钻出地面的。这也就解释了“我”看到吕纬甫时害怕与吃惊的原因——“我”看到了另一个自己。在隐喻的意义上，“我”与吕纬甫是共同上楼的，而非在酒楼上以一种启蒙式的眼光从上至下地俯视吕纬甫，而彼此的对视又带有回返自身的反思与审视的意味。作者鲁迅作为从历史之外伸出一只巨手将“我”和吕纬甫拉出荒芜的历史地表的存在，则以一种旁观的、俯瞰式的角度审度这对孪生兄弟，他努力剥离与人物的纠缠，对“我”和吕纬甫的肯定和同情中包含着明显的批判。

在作者鲁迅的有力控制之下，吕纬甫的叙述也有着明显的自我辩难的色彩。吕纬甫叙述了两件事，即为小兄弟迁葬和送顺姑剪绒花。这两件事都是对失去意义之物的重新修护或补救。吕纬甫本来是将这两件事视为“无聊，且又愿意的事”，但结果是两件事都不顺遂，最后与目的产生了偏移，只好应了母亲之愿做了他未必愿意的徒劳之举。因而，吕纬甫的态度就如小说中所说的那样——“这些无聊的事算什么？只要模模胡胡”○32。在这样的叙述中，吕纬甫其实一直都处于一种自我辩难的状况中。比如送剪绒花一事，很难猜测吕纬甫对顺姑到底是怀着什么样的情感，但可以肯定的是，不是沈从文小说中那种深切动人的恋情。这也就使得吕纬甫的叙述有一种暧昧、紧致的张力，而这种张力也呈现了某种反讽效果：鲁迅似乎作为观察者，审视并沉思他笔下的人物身上承载的对历史、革命的态度，而从这个人物与历史、革命构成的模糊关系中又可看到，观察者也是怀着某种悬而未决的犹疑和不确定。对于鲁迅而言，人生的选择正是一点点挣扎出来的，他要从各方面寻找新的文化建构路径的可能性，因而思想上的复杂与文本中所体现出的丰盈的、向各个方向张开发展着的诗学面貌是一致的。

作为作者，鲁迅对吕纬甫的自我辩难在同情中仍然保持批评的典型表现是，在吕纬甫的自述中，往往潜藏着作者的反讽。例如本文已经讨论过的一个极具反讽性的细节，即吕纬甫在迁葬挖坟时说“我实在是一个庸人，我这时觉得我的声音有些希奇，这命令也是一个在我一生中最为伟大的命令”，其意在嘲弄自己现在就是庸人之外，尚有着“我不是庸人”的暗示和优越感。由此可见，在吕纬甫的意识里是很难赞成迁葬这类事的，而今竟于某一瞬间生发出崇高感，多少有些可笑。因而在这里，吕纬甫的话语与思想、信念与事实之间的差异，在吕纬甫自己这里和在作者鲁迅那里都形成了反讽。而事实上，鲁迅确实是摒弃这种革命者的自我中心化的，他往往站在表达的边缘地带，有时会从民间俗信中汲取写作的精神资源，如丸尾常喜和汪晖所讨论的，鲁迅有时也会寻求一种“向下超越”的力量。○33暂不论这是否为鲁迅所寻求的诸多可能性之一，他的很多小说确实都叙述了革命者与下层民众对话的无效性。比如《故乡》中的迅哥儿和闰土，《祝福》中“我”对祥林嫂关于有无灵魂的回答，这些都表现了革命者与下层民众无法挽回的疏远与分离。他们被划归为不同阶级，分布于鲁迅小说的人物谱系之中，而《故乡》结尾所表达的也并非是对水生与宏儿不分离的希望，而是分离的担忧。联系1924年孙中山启动“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外部现实，可以想见鲁迅对辛亥革命的反思：辛亥革命是通过自上而下的形式推动的，因而它并未与基层建立厚实的关联，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它的偶然性。这也就是说，当革命者作为独异个人与下层民众疏离时，与其说鲁迅表达的是一个独异个人与庸众对立的命题，不如说表达的是对革命的反思。而正是在反思革命的意义上，鲁迅以反讽的方式批判了吕纬甫身上的自我优越感。吕纬甫作为个体的艰难与孤独其实是因为他把个人主体性看得太重，他所感伤愤懑的是自我难以在民众中得到认可，作为革命者，他是难以对民俗世界产生认同与理解的。这恐怕也是鲁迅在设置送剪绒花情节时，有意将对象替换为无法令吕纬甫产生共情的阿昭的原因。而正是意识到了这些，鲁迅在塑造吕纬甫这个人物时就糅杂了同情与批判的双重情绪，并着重表现了吕纬甫跼蹐不前的行动状态。而这种内在辩驳的过程也就形成了《在酒楼上》不断收缩、展开的紧张面向，构成了指向叙述自身的反讽效果。

《在酒楼上》

在作者鲁迅的有意控制下，不仅“我”和吕纬甫的叙述都存在自我辩难的特点，而且二者之间还存在相互进行辩难的状况。当“我”说“万想不到”时，吕纬甫说“我也万想不到”，当“我”说“我早知道你在济南，可是实在懒得太难，终于没有写一封信”，吕纬甫说“彼此都一样。可是现在我在太原了，已经两年多”，○34当吕纬甫说“你不能飞得更远么”，“我”说“大约也不外乎绕点小圈子罢”，○35……彼此之间进行的是一种相互暗辩，既有自我辩护的意味，又有对对方仍然含有期许的意味。而“我”作为小说的叙述者，占据了更为有利的位置，因此既有类似于“我实在料不到你倒去教这类的书”的对吕纬甫的直接质疑，更有皮里阳秋的暗讽。当吕纬甫自辩“他们的老子要他们读这些；我是别人，无乎不可的。这些无聊的事算什么？只要随随便便……”之时，“我”没有直接问“你藉此还可以支持生活么？”，而是叙述道：

他满脸已经通红，似乎很有些醉，但眼光却又消沉下去了。我微微的叹息，一时没有话可说。○36

这也是极其微妙的暗辩，“我”虽然同情吕纬甫生计维艰的状况，但却并不愿意听到他说“我是别人”，将自己从具体的社会结构和情状中抽离出来，独善其身。因此，“我”将吕纬甫的满脸通红叙述为“似乎很有些醉”，潜台词是希望吕纬甫不是因为酒醉而脸红，而是因为“我是别人”那样的说辞而羞愧脸红。但是，在“我”的眼中，吕纬甫的“眼光却又消沉下去了”，这意味着“我”认为吕纬甫斗志已销，几乎完全被生活打败了，彼此其实也没有什么可谈的了。“我”满怀期待地试图从故友的叙述中寻找共同的革命记忆，通过历史的打捞建构起对于现在和未来的信心，最终却发现吕纬甫并不能真正提供给“我”什么面对现在和未来的资源，只能分别。这也就意味着，如果一开始作者鲁迅是将“我”和吕纬甫作为互为镜像的两个人物来处理的话，最后是通过赋予“我”更大的话语权，将吕纬甫作为镜像而存在的意义打破了。而吕纬甫作为镜像被打破，从辩证的逻辑上来说，“我”作为吕纬甫的对立面同样失去了镜像的性质，从而也就被作者鲁迅放逐了。因此，在完成对“我”和吕纬甫互为镜像的复杂叙述之后，作者鲁迅在上升的逻辑上回到“我”“颇悔此来为多事了”的起点，超越了那个被怀乡情结所隔离出来的S城空间，进入小说结尾所写的悬而未决的临界性空间：

我独自向着自己的旅馆走，寒风和雪片扑在脸上，倒觉得很爽快。见天色已是黄昏，和屋宇和街道都织在密雪的纯白而不定的罗网里。○37

“见天色已是黄昏，和屋宇和街道都织在密雪的纯白而不定的罗网里”作为自由间接引语，呈现的首先是“我”的视野。但考虑到吕纬甫虽然行走的方向相反，时空却是一致的，作者鲁迅此刻也难以占据高于人物的位置，这最后的黄昏中的密雪罗网其实是三者所共享的。黄昏，这是一个难以准确定义的临界时刻，与密雪的意象相近，它们所描述的都是一种悬而未决的状态：一切都失去了界限和秩序，所要去的方向有待于描述却未被描述。所谓相反的方向，也就未见得多么相反，而作者鲁迅对于“我”和吕纬甫的反讽性叙述，也未见得能突破“密雪的纯白而不定的网”，这样一来，小说的叙述最终指向的是作者鲁迅的自我辩难。整个小说叙述变成一次文本上的反讽之旅，鲁迅借此体验了种种低回而回旋的时刻，也体验了独自离开的“我”的“爽快”，在某个瞬间获得并非迷惘不安、也并非晦暗绝望、似乎摆脱了一切的感受，但最终只能将一切卸载在小说叙述中，再次面对无从通过历史的钩沉而得以救赎的此刻。也许，正是在此意义上，《在酒楼上》作为反讽的文学文本提供了极其丰富的内容，也不妨承当聂绀弩在生活的磨难中所感慨的“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

注释

○1见曹聚仁：《与周启明先生书——鲁迅逝世二十年纪念》，《北行小语——一个新闻记者眼中的新中国》，第36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钱理群先生为周作人的说法背书，写有《“最富鲁迅气氛”的小说》一文，见钱理群：《鲁迅作品十五讲》，第59-8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陈涌：《论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文学评论集二集》，第32页，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

○3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上卷，第152页，昭明出版社有限公司1980年版。

○4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35页，刘绍铭等译，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5○13○14王富仁：《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第87页，第87-88页，第45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6吴晓东：《鲁迅第一人称小说的复调问题》，《文学评论》2004年第4期。

○7鲁迅：《坟•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第1卷，第16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8○11○16○29○30○31○32○34○35○36○37鲁迅：《彷徨•在酒楼上》，《鲁迅全集》第2卷，第28页，第29页，第33页，第24页，第25页，第26页，第33页，第26页，第27页，第33-34页，第3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9○10王沁：《鲁迅小说文体反讽性研究》，第96-97页，第154-155页，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

○12鲁迅：《呐喊•故乡》，《鲁迅全集》第1卷，第510页。

○15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第25页，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周作人说，“《在酒楼上》是写吕纬甫这人的，这个人的性格似乎有点像范爱农，但实在是并没有模型的”，这种曲折含糊的意见也大可参考。见周作人：《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第203页，止庵校订，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17鲁迅：《且介亭杂文•儒术》，《鲁迅全集》第6卷，第31-3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18鲁迅：《且介亭杂文•忆刘半农君》，《鲁迅全集》第6卷，第75页。

○19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关于太炎先生的二三事》，《鲁迅全集》第6卷，第565-567页。

○20范伯群、曾华鹏：《“人”的心是究竟还不尽的》，《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

○21鲁迅：《坟•从胡须说到牙齿》，《鲁迅全集》第1卷，第260页。

○22鲁迅：《集外集拾遗•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鲁迅全集》第7卷，第30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23鲁迅：《集外集拾遗•这是这么一个意思》，《鲁迅全集》第7卷，第275页。

○24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鲁迅全集》第3卷，第16-1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25这种意见的早期代表当推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近年国内学者的意见可参看宋剑华：《“在酒楼上”的“孤独者”——论鲁迅对“庸众”与“精英”的理性思辨》，《鲁迅研究月刊》2016年第1期。

○26吴晓东、倪文尖、罗岗：《现代小说研究的诗学视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年第1期。

○27鲁迅：《彷徨•伤逝》，《鲁迅全集》第2卷，第129页。

○28严家炎：《复调小说：鲁迅的突出贡献》，《论鲁迅的复调小说》，第144页，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33参见汪晖：《鲁迅与向下超越——<反抗绝望>跋》，《中国文化》200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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