丸尾常喜 | 复仇与埋葬——关于鲁迅的《铸剑》

编者按

鲁迅在给友人信中曾评价《故事新编》“颇有些油滑”，但“《故事新编》中的《铸剑》，确是写得较为认真。”这种“认真”既包含着《铸剑》“复仇”原型的特殊性，同样也与鲁迅创作阶段所卷入事件对其“进化论”、“人道主义”信念的冲击有关。日本学者丸尾常喜从《铸剑》创作的时代和作者个人背景出发，详细辨析对这部作品的主题思想和风格起作用的因素——鲁迅基于历史和现实观察形成的“复仇的文学”观；1925年所卷入的一连串事件和论证；与许广平的恋爱。这些遭遇以及鲁迅思想中被激化的“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矛盾，融进了《铸剑》的故事改编，形成了独特的“黑色人”这一形象。丸尾常喜认为，分裂的黑衣人形象，一方面表示了鲁迅在向自身复仇；另一方面，也表达了他在许广平身上获取到的“同行者”的血肉相连的爱。

本文收录于《“人”与“鬼”的纠葛——鲁迅小说论析》（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6月），作者丸尾常喜，译者秦弓。网络版转载自公众号“文艺批评”，特此致谢！

复仇与埋葬

——关于鲁迅的《铸剑》

文 / [日]丸尾常喜

译 / 秦弓

一、 复仇的文学

1926年10月14日夜，鲁迅在厦门大学的宿舍编完辑入这一年所写二十六篇杂文的《华盖集续编》，在其末尾写下了这样八句“校讫记”：

这半年我又看见了许多血和许多泪，

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

泪揩了，血消了；

屠伯们逍遥复逍遥，

用钢刀的，用软刀的。

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

连“杂感”也被“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时，

我于是只有“而已”而已！

翌年4月8日，在广州黄埔军官学校所作的讲演《革命时代的文学》开头部分，鲁迅又表述了同样的感慨。他说，诸君要从我这里听文学，其实说不出于诸君有用的东西来。这几年在北京所得的经验，使自己对于一向所知道的文学观，都渐渐地怀疑起来。北京政府开枪打杀学生、文禁严酷的时候，我想：文学这种东西是最无用者所为的。有实力的人并不开口，就杀人，只要讲几句话，就要被杀；即使幸而不被杀，但天天呐喊，叫苦，鸣不平，而有 实力的人仍然压迫、虐待、杀戮，没有办法对付他们，这文学究竟有什么益处呢？

当然，在这篇讲演中，鲁迅并非不谈文学，毋宁说他提出了重要的文学论，其中论及“大革命”之前出现“反抗”与“复仇”的文学的部分就应予以注意。鲁迅说，许多民族都在“大革命”前出现对于社会现状叫苦、鸣不平的文学。但只有这种文学时，这个民族还没有希望。有些民族因为叫苦无用，连苦也不叫了，成为沉默的民族，渐渐衰颓下去。然而富于反抗性、强有力的民族，觉悟起来，变哀音为怒吼。革命爆发的时代一近，文学便每每带有愤怒之音，一反抗，便有复仇的文学产生。苏俄革命发生前，即有些这类的文学。

《故事新编》

作者：鲁迅

出版社：文化生活出版社

出版年: 1936-01

鲁迅的《铸剑》据收入《故事新编》时篇末所记是1926年10月所作。《故事新编•序言》（1935年）里也说“刚写了《奔月》和《铸剑》 ——发表的那时题为《眉间尺》，——我便奔向广州”，所以一般认为篇末所记是可信的。但《鲁迅日记》1927年4月3日记有“写完《眉间赤》”（《眉间赤》是《眉间尺》之误记），便引起了异议。现在，人们更容易认为，作品构思于厦门，写至中途，作者迁往广州，全篇完成于日记所记的1927年4月3日[1]。然而，在篇末所记的1926年10月这一时间里面，与其说反映了编辑《故事新编》时记忆的模糊，毋宁说在鲁迅的记忆里存在着某种对《铸剑》的构思起过重要作用的东西这种可能性更强。也就是说，鲁迅10月14日编完《华盖集续编》写《小引》与前所引述的八句“校讫记”、同月30日写收入1925年以前（包含留日时的文言论文）的23篇评论的《坟》的《题记》、翌月11日又作《写在〈坟〉后面》时的那种心灵大激动，又促使他创作了《铸剑》。这个短篇因作者去广州的决断与《奔月》的执笔（12月） 而一时中断，翌年在广州续写，完成于4月3日。我认为这样看更接近现实。

鲁迅的“复仇的文学”，在1925年起便将鲁迅自身卷入中国现代史的激流中，从而结晶成《铸剑》。在《灯下漫笔》——把中国历史归结为“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与“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的循环，呼吁青年“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的著名杂文——中，鲁迅引用了古语“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同出典于《尚书•汤誓》的这句话略有不同，《孟子•梁惠王上》中孟子所引为“时日害丧，予及汝偕亡”。试从朱子的《孟子集注》来看一下这句话的代表性的解释。孟子认为“日”指夏桀。朱子对此表示认同，解释说：“桀尝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民怨其虐，故因其自言而目之曰：此日何时亡乎？若亡，则我宁与之俱亡。盖欲其亡之甚也。”《汤誓》里的原文，其主旨是说古代人民对暴君的怨恨之深，为使暴君灭亡，宁可与之同归于尽。但在《灯下漫笔》里，征引了这句话，却做了下面这样的论述：

“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愤言而已，决心实行的不多见。实际上 大概是群盗如麻，纷乱至极之后，就有一个较强，或较聪明，或较狡猾， 或是外族的人物出来，较有秩序地收拾了天下。厘定规则：怎样服役， 怎样纳粮，怎样磕头，怎样颂圣。而且这规则是不像现在那样朝三暮四的。于是便“万姓胪欢”了；用成语来说，就叫作“天下太平”。

孟子所说的“一治一乱”（《孟子•滕文公》）就这样被看作上述两种时代的循环。换言之，即“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的历史。冲突尖锐的北京女师大风潮、不久发生于上海、波及全国的“五卅运动”、女师大斗争的胜利、国民革命的进展，“三• 一八惨案”等一系列历史性事件的直接、间接的体验，逐渐改变了鲁迅对现实认识的基调与色彩。《灯下漫笔》一周后的文章里就已经能够看到如下的言辞了：

我们听到呻吟，叹息，哭泣，哀求，无须吃惊。见了酷烈的沉默，就应该留心了；见有什么像毒蛇似的在尸林中蜿蜒，怨鬼似的在黑暗中奔驰，就更应该留心了，这在豫告“真的愤怒”将要到来。（《杂感》，1925年）

1926年3月18日，北京人民举行集会游行，抗议日军炮击大沽口。群众游行队伍在段祺瑞执政府门前遭到卫队镇压，造成“三一八”惨案。图为示威群众与反动军警相峙的情形。

学生们的斗争与包含鲁迅在内的教师阵营的支援，加之新的政治变化，11月末，在临时校舍坚持上课的学生们返回本校，不久，新校长上任，北京女师大风潮以学生的胜利告终。8月间被教育部长章士钊免去教育部佥事的鲁迅，诉诸法律，1926年1月接到复职令，事实上获得胜利。可是，3月受到“国民革命”影响逐渐接近国民党的冯玉祥的国民军，同以日本为后援的张作霖发生冲突，日本的介入使冲突国际化，八国列强向段祺瑞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国民军撤退。北京市民、学生忿而请愿，抗议列强干涉中国内政，不意竟遭段执政卫队枪击，死47人，伤150余人，是 为“三• 一八惨案”。牺牲者中有两名是北京女师大学生，鲁迅震怒，竟至数日不食、沉默无言。鲁迅自身也上了官府的黑名单，8月旋往厦门去谋新的生活。惨案当日，鲁迅在《无花的蔷薇之二》 中写道：“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4月1日，他又写下纪念牺牲者之一的刘和珍的名篇《记念刘和珍君》。这篇散文显现出鲁迅在“艰于呼吸视听”的悲愤之中，勉力支撑着自己同现实对峙的战斗姿态，也显示出20年代中国散文的极致。并且，在我们从中听到“我不知道这样的世界何时是一个尽头”的悲愤之辞的下列引文里，道出了鲁迅的“复仇文学”向 中国古代复仇故事“眉间尺故事”寻求题材的必然性及其基本趋势。

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但这回却很有几点出于我的意外。一是当局者竟会这样地凶残，一是流言家竟至如此之下劣， 一是中国的女性临难竟能如是之从容。

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

刘和珍

写于1925年1月1日的散文诗《希望》，透露出一种孤独的意志，抒情主人公“身中的青春”已经失去，惟恐再失去“身外的青春”， 纵使一掷自身的退暮，也要同“暗夜”肉搏。北京女师大的斗争，显示出“身外的青春”确实存在且正在成长。对这种青春滥加虐杀的暴行，将“非人间”的残酷同敢于挺身与此肉搏的“青春”形象深刻地印在了鲁迅的心上。1926年10月，他在时代大转变的预感中，再次咀嚼“浓黑的悲凉”,把这篇给古人留下的同归于尽的故事注入新生命的《铸剑》的构思，付之笔端。

二、眉间尺故事

关于《铸剑》（最初发表于1927年4月25日、5月10日《莽原》半月刊第2卷第8、9期时题为《眉间尺》）的出典，鲁迅在信中回答徐懋庸说：“《铸剑》的出典，现在完全忘记了，只记得原文大约二三百字，我是只给铺排，没有改动的。也许是见于唐宋类书或地理志上（那里的“三王冢”条下），不过简直没法查。”（1936年2月17日信） 对增田涉也答复说：“《故事新编》中的《铸剑》,确是写得较为认真。但是出处忘记了，因为是取材于幼时读过的书，我想也许是在《吴越春秋》或《越绝书》里面。日本的《中国童话集》之类也有,记得是看过的。”（1936年3月28日信）其中，《吴越春秋》的现存本里,《阖闾内传》记述了吴国刀工干将和妻子莫邪合力打造两口剑的过程，《越绝书》里的《越绝外传记宝剑》叙述了名工干将与欧冶子为楚王打造三口剑的故事，仅此而已，都不是眉间尺的故事。据藤井省三考证，《中国童话集》系池田大伍编，1924年东京富山房版，其中的《眉间尺》是源于《楚王铸剑记》（明桃源居士编《五朝小说》所收，假托后汉赵晔作。本文与今《搜神记》20卷本所收相同）的童话[2]，据《鲁迅日记》，他是1925年8月11日购入《中国童话集》的。

池田大伍

承传“眉间尺故事”的代表性文献有三篇，一篇出自辑录佛家故事的唐代类书《法苑珠林》卷三十六《搜神记》，另两篇出自宋代类书《太平御览》卷三四三“兵部”里的《列士传》，《孝子传》。这三则长短不同，但故事的基本构架则是一致的。曾经一度散轶、明代重加辑录的《搜神记》20卷本所收，据信取自《法苑珠林》[3]。另外，《太平御览》三四三引《列士传》条下，注有：“《列异传》曰‘莫邪为楚王作剑，藏其雄者’，《搜神记》亦曰‘为楚王作剑’，余悉同也。” 所以，鲁迅在《古小说钩沉》里辑入《列异传》佚文时，将被认为出于《列士传》的一篇中的“晋君”改为“楚王”，将“留其雄者”改为“藏其雄者”。然而，虽说“余悉同也”，但《法苑珠林》所录的出自《搜神记》的一篇同《列士传》里的有所不同。如上所述，现存《搜神记》20 卷本中的一篇，与《法苑珠林》所辑录的相同，另外，从《中国小说史略》论及《搜神记》20卷本与所征引来看，这也是进入鲁迅视野的本文。此外尚有一篇金代王朋寿对唐人于文政的《类林》增补而成的《类林杂说》卷一“孝行篇”所录《孝子传》中的一篇。这一篇较《搜神记》中所收要详细，细谷草子认为，作为《铸剑》的直接素材，这一篇毋宁说更为合适（据《鲁迅日记》1923年1月5日记载，收三弟周建人所寄书一包，内含《类林杂说》二本）。在考察《铸剑》的素材的场合，细谷草子的见解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4]。但我认为，如果不是硬要限定直接的素材、认定底本，而是把以上四篇与池田大伍的《眉间尺》都看作进入了鲁迅的视野，总该足够了吧。在这里，让我们从《搜神记•三王墓》的梗概来看一下“眉间尺故事”的概要：

楚国的刀工干将莫邪奉楚王之命铸剑，三年方成。干将预感将遇害， 便藏起雌雄二剑中的雄剑,仅拿雌剑去见楚王。楚王由占卜得知剑本雌雄一对，今仅见其一，便杀了干将。遗腹子赤比长成少年，从母亲口中得知父亲遗言，挖出埋藏的雄剑，日思夜想复仇。

某夜，楚王梦见一眉间广尺少年前来复仇，遂悬赏千金捕之。赤比逃入山中，且歌且行，遇一行人，问他何故歌哭如此之悲。赤比告之复仇之志。行人说：“若把你的头与剑给我，我将替你复仇。”赤比当即自刎。两手捧头及剑奉之，听到行人对他发誓“决不负子”，才仆然倒地。

行人带着赤比头去见楚王，楚王大喜。行人让准备大锅，将赤比头放入沸水中煮。但三日三夜煮不烂，头障出沸水，踱目大怒。行人说：“此儿头不烂，愿王亲往观看，必烂。”楚王一到锅前，行人一剑砍下楚 ,王头，落入沸水中，随后自刎，头也落入沸水。三只头俱烂，不可识别。臣属们将煮烂了的肉分而葬之，故通名“三王墓”。今在汝南北宜春县界。

在鲁迅的《铸剑》里，赤比写作“眉间尺”，干将莫邪不记名，楚王也单称“国王”。作品的整个结构，除了插入眉间尺与行人（“黑色人”）所唱的稀奇古怪的歌之外，几乎沿用了上面引述的故事梗概，只是有若干场面部分地出自其他传承。

其一，国王命眉间尺之父铸剑，是因为王妃抱了铁柱之后受孕，生下一块纯青透明的铁，国王想用这“异宝”造剑。其二，鼎中的眉间尺头与国王头不仅被煮，而且其间还有激烈的啮战，看到眉间尺处境不利，黑色人才自刎助阵。

这两个细节的素材，均见之于《类林杂说》所录的《孝子传•眉间尺》：

（1）楚王妃，夏抱铁柱以取凉，心有所感，遂孕，后产一铁。楚王命莫邪以此铁铸双剑。

（2）二头相啮，客恐眉间尺不胜，乃自以剑拟头，头堕镬中，三头相啮。

细谷草子认为《铸剑》的直接素材取自《类林杂说》的《孝子传》 佚文,最大根据就在这里。（1）是《琅邪代醉篇》（明张鼎思撰）与《事物镜原》（清陈元龙撰）“武备类”所引的《列士传》佚文，（2）在《太平御览》卷三六四所录的《吴越春秋》佚文也能见到，尤其后者当然进入了鲁迅的视野。因为确实都是需要根据《类林杂说》才去从中寻找依据的。

可是，《铸剑》里也有《类林杂说》中未见而《搜神记》可见其承的重要场面。这就是眉间尺把自己的头交给“客”的场面。《类林杂说》中的叙述是：客曰：“欲子头与子剑。”眉间尺乃与之头与剑。《搜神记》的叙事则是：客曰：“闻王购子头千金,将子头与剑来，为子报之。”儿曰：“幸甚！”即自刎，两手捧头及剑奉之，立僵。客曰：“不负子也。”于是尸乃仆。后者的场面描写中，眉间尺主体性的决断与行为明晰可见，他的复仇意志与对“客”的信托象征性地表现出来，给人以极强烈的印象。

在《铸剑》里，这一场面加进了黑色人告诉他参与眉间尺复仇的动机的话语，构成了作为“思想剧”（而非“情节剧”）的《铸剑》的最重要的场面。稍后再做这方面的考察，先来试看一下眉间尺对于黑色人的信托是怎样被描写的：

“好。但你怎么给我报仇呢？”

“只要你给我两件东西。”两粒燐火的声音说。"那两件么？你听着，一是你的剑，二是你的头！"

眉间尺虽然觉得奇怪，有些狐疑，却并不吃惊。他一时开不得口。

“你不要疑心我将骗取你的性命和宝贝。”暗中的声音又严冷地说。

“这事全由你。你信我，我便去；你不信，我便住。”

接下来是黑色人对眉间尺询问帮他复仇的动机的回答。

暗中的声音刚刚停止，眉间尺便举手向肩头抽取青色的剑，顺手从后项窝向前一削，头颅坠在地面的青苔上，一面将剑交给黑色人。

"呵呵！”他一手接剑，一手捏着头发，提起眉间尺的头来，对着那热的死掉的嘴唇，接吻两次，并且冷冷地尖利地笑。

在这个古人使之结晶的信托的象征中，怨恨纯化、升华为复仇精神，鲁迅的精神与此发生强烈的共鸣，给古典式的简古之美注入了新的生命。

还有一个设定是《搜神记》里没有、而见之于《类林杂说》的。这就是献于楚王的雌剑每忆及雄剑便发鸣声。原文为：“莫邪乃留雄，以雌进楚王。剑在匣中，常有悲鸣。王问群臣，答曰，剑有雌雄，鸣者为雌，忆雄而发。王大怒，即收莫邪杀之。”这一传承另外也见之于地理市《吴地记》（唐陆广微撰）。乍看起来，《铸剑》里看不出同样的设定。但它作为把爱与死的戏剧冲突嵌入这个复仇故事的重要支柱，深藏在黑色人与眉间尺离奇古怪的歌声之中。对此，稍后再作考察[5]。

三、黑色人与眉间尺

《铸剑》基本上沿用了古代眉间尺故事的框架，但登场人物每一个都赋予了鲜明的性格。国王为杀敌防身命刀工用王妃所生的铁块打造一把剑，他疑心重，又极残忍，为了防止名工去为别人打造超出此剑的名剑，竟将打造者作了这剑的血祭者。不仅如此，而且惟恐“鬼魂”作怪，还将身首分埋在前门和后苑。刀工倾其三年精神，日日夜夜地锻炼，终于铸成纯青透明宛如冰的两口宝剑。名工预见到自己的命运，对妊娠中的妻子留下等孩子成人后教他复仇的遗言，留下雄剑，只带雌剑奔赴王城。刀工之妻独力抚育儿子，待其成人之日才将这一切告诉给他。

1991年上海美术制片厂出品木偶动画《眉间尺》

眉间尺被描写成本来性格平和而优柔、连杀死捕到的老鼠都逡巡的少年。尽管他得知父亲遗言后决意复仇，但彻夜未眠，肿着眼眶奔赴王城。当他将要接近国王队列时，在看客的人墙中突然被什么入抓住了脚绊了一跤，跌在一个干瘪脸的少年身上，被起哄的看客团团围住动弹不得。正当此时，突然出现的黒色人解了他的围。听了黑色人的索求，他便毫不踌躇地把自己的头与剑献出。

黑色的人被描写成黑须黑发、瘦得如铁，眼睛在黑须黑发间如燐火（鬼火）般炯炯发光，声音好像猫头鹰。这个“黑色的”人，与《过客》（1925年）里的“过客”、《孤独者》（1925年）里的魏连殳等同属一个人物系列。据说，讲坛上的鲁迅，也是须、发连同衣着全黑的形象[6]。另外，他喜欢猫头鹰，每每把自己的文章比作他人忌讳、讨厌的“恶声”——“枭鸣”，并因其风貌而有猫头鹰的绰号[7]。作品中的黑色人，对国王称自己名叫宴之敖者，生长在汶汶乡。“汶汶”语出《楚辞•渔父》中屈原所说“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王逸作注说，意为“蒙尘垢”，与表示洁白的“察察” 相对。这样看来，“汶汶乡”就是“洁白受污之地”的意思了。“宴之敖者”,本是1924年9月鲁迅辑成《俟堂砖文杂集》一书作题记用的笔名）宴字由宀（家）、日、女组成，敖的古字由出、放组成，所以这一笔名有被日本女人从家中逐出之意，暗指由于周作入妻羽太信子的“谗言”，鲁迅与作人兄弟决裂，搬出了北京八道湾的家。这些事情，给我们以启示：在这个黑色人身下有鲁迅自身的投影。最明显地映出鲁迅如此影子的，是黑色人向眉间尺告白他参与眉间尺复仇的动机。

“但你为什么给我去报仇的呢？你认识我的父亲么？”

“我一向认识你的父亲，也如一向认识你一样。但我要报仇，却并不为此。……你还不知道么，我怎么地善于报仇。你的就是我的；他也就是我。我的魂灵上是有这么多的，人我所加的伤，我已经憎恶了我自己！”

《俟堂砖文杂集》1960年文物出版社出版

黑色人要为眉间尺而复仇,是因为那仇恨也是他自身的仇恨, 但那仇恨也是他自身。他是复仇者同时也是仇人，他已憎恨他自身，他的报仇是在消仇的同时也消泯他自己。黑色人的话语以民间故事的刚健风格道出了这种同归于尽的思想。即使它启迪读者各种各样的思考，但也并不因此妨碍作品的自立。

可是，在这里还是从鲁迅1925年以来的思想演进中探求一下黑色人孕育的脉络。鲁迅早在1924年9月24日写给李秉中的信里就说过他憎恶自己的活：“我很憎恶我自己，因为有若干人，或则愿我有钱，有名，有势，或则愿我陨灭，死亡，而我偏偏无钱无名无势，又不灭不亡，对于各方面，都无以报答盛意，年纪已经如此，恐将遂以如此终。我也常常想到自杀，也常想杀人”。这种心情，表露出他在《狂人日记》（1918年）时代所确立的思想言以蔽之，“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1919年）这一名言所表明的鲁迅风的“进化论”，在碰壁之后正在产生着裂痕。尽管如此，他在“敌”、“我”、“友”的关系中尚难以确定包含“我”在内的三者的位置。三者的关系处于不能把握的幽暗之中，于此存在着鲁迅的苦恼与寂寞。

赵延年木刻《狂人日记》

到了1925年，女师大风潮等一连串的事件把鲁迅卷入了激烈的论争之中。论争给他自身带来“灵魂的荒凉和粗糙”（《华盖集• 题记）），1925年），另一方面，也给他的文章留下风沙中的瘢痕，让他自己时时抚摩而自爱。《记念刘和珍君》一文明确显示了鲁迅的 “敌人”是“残酷”的“当局者”，即军阀政府的当权者（这里当局者也包含以《甲寅》为阵地的复古派文人章士钊），与“卑劣”的“流言家”，即《现代评论》杂志的陈源等“正人君子”。后者在鲁迅看来虽披有欧美风的新装，但与“传统的鬼魂”不自觉地勾连在一起，他们与大权在握的旧时代的代表者之间，在本质下只有“软刀子”与 "钢刀”的区别。鲁迅在《写在〈坟〉后面》（1926年11月）一文中，谈到印行这本评论集的动机之一时说：“愿使偏爱我的文字的主顾得到一点喜欢，憎恶我的文字的东西得到一点呕吐。”这其实表现出在这两年中间鲁迅的一种生的觉悟，即把“我”的生存根据现实性地置于“敌”的憎恶与“友”的期待之中[8]。

然而上述事情并不意味着这样鲁迅就从对自己的憎恶中获得了自由。在前面引述的致李秉中的信中，他就吐露了在自己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自己“极憎恶他，想除去他，而不能”。这两种讨厌的“气”发自鲁迅身上的“鬼魂”，而最为浸透骨髓的是“传统的鬼魂”。因而他的“否定传统”就势必不能不含有“自我否定”，其“进化论”就成了为孩子一代获得解放而奉献自身的“自我牺牲”。可是，他的“进化论”从1924年起逐渐显露出困境，每逢“献身”必然随之而来的“背叛”，给他的心灵带来深深的伤害，激化了他内部的“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矛盾（《两地书•二四》，1925年[9]）。他置身于现实的斗争之中，同时体验着自己内心世界激烈的纠葛与精神的“彷徨”。散文诗《墓碣文》（1925年）里那个化为长蛇、以毒牙自啮其身的“游魂”，就是他自我解剖的象征。

赵延年木刻《复仇》之一

赵延年木刻《孤独者》

鲁迅的“个人主义”，是从复仇、杀人、自杀等自我破坏、攻击性的冲动到退婴、隐遁等消极的自我保存，能以各种形式表现的多层面的思想。其复仇也呈现为多彩的象征：有拒绝拥抱或杀戮的实践者对无聊看客的复仇（《复仇》，1924年），也有赎罪者对于以磔刑与讥笑回报赎罪者的庸众的怜悯与诅咒（《复仇（其二）》1924 年）。其后不久，《孤独者》（1925年）刻画了知识分子魏连殳为生活所迫终竟当了军阀的顾问、献身于变态的复仇、凄惨殒命的形象。这种复仇也是鲁迅自身内部“个人主义”的暗中冲动的一种。然而， 鲁迅在作品结尾写出了魏连殳的复仇对于现实不起任何作用。这意味着鲁迅向自身曾存在的緩惠略夫式复仇的诀别。与这种精神运动相伴，作为“毒气”与“鬼气”的表现的“毒蛇”与“怨鬼”，有时成为执着于爱——忠贞不渝之爱的象征，有时则成为在尸林中蜿蜒、在黑暗中奔驰的“真的愤怒”的象征（《杂感》,1925年），有时“黑的恶鬼”也成为阻挡于“正人君子”们前面的斗士形象（《两地书•九三》，1926年）。鲁迅自身的“鬼魂”具有明显的两义性。《写在〈坟〉后面》就呈示出鲁迅身上的“鬼魂”的一个极致。

新近看见一种上海出版的期刊，也说起要做好白话须读好古文，而举例为证的人名中，其一却是我。这实在使我打了一个寒噤。别人我不论，若是自己，则曾经看过许多旧书，是的确的，为了教书，至今也还在看。因此耳濡目染，影响到所做的白话上，常不免流露出它的字句、体格来。但自己却正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时常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沉重。就是思想上，也何尝不中些庄周韩非的毒，时而很随便，时而很峻急。孔孟的书我读得最早，最熟，然而倒似乎和我不相干。大半也因为懒惰罢，往往自己宽解，以为一切事物，在转变中，是总有多少中间物的。动植之间，无脊椎和脊椎动物之间，都有中间物, 或者简直可以说，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当开首改革文章的时候，有几个不三不四的作者，是当然的，只能这样，也需要这样。他的任务，是在有些警觉之后，喊出一种新声；又因为从旧垒中来，情形看得较为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的死命。但仍应该和光阴偕逝。逐渐消亡，至多不过是桥梁中的一木一石，并非什么前途的目标，范本。

话里的古文“字句”、“体格”，是一个出色的比喻。鲁迅正如这篇文章稍后述及的那样，诅咒古人写在书上的可恶思想，换言之，即从传统继承来的“古老的鬼魂”在他心中难以否定的存在。然而，正如鸦片之害吸鸦片者最为深知一样，古老思想的弊害也以读古书者最为深知，所以能“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古书与白话》，1926年）。作为转换期的“中间物”这种冷静的自我认识的形成，对于苦求前进道路的鲁迅来说具有不可估计的重大意义。这种自我认识使鲁迅作为自己旧营垒的要害的知情者有了反戈一击的武器，引导他把制旧时代死命从而埋葬它的大道与通往自身之“坟”（即埋葬旧我）的道路重迭起来，在旧时代与旧我的同归于尽中寻求新时代与新我。表述这样一种自我认识的文章整体上带有悲哀的色调，实在是不得已而然的事情。

只是若要在鲁迅的精神史上探究《铸剑》里的黑色人孕育的脉络，《写在〈坟〉后面》的另一处文字也应予以注意。

偏爱我的作品的读者，有时批评说，我的文字是说真话的。这其实是过誉，……我自然不想太欺骗人，但也未尝将心里的话照样说尽，大约只要看得可以交卷就算完。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发表一点，酷爱温暖的人物已经觉得冷酷了，如果全露出我的血肉来，末路正不知要到怎样。我有时也想就此驱除旁人，到那时还不唾弃我的，即使是枭蛇鬼怪，也是我的朋友，这才真是我的朋友。倘使并这个也没有，则就是我一个人也行。

上面引文中的难解之处，是以鲁迅与许广平之间重大的爱情机微为背景的。许广平读到此文后，立即给鲁迅写信，便称之为“放恣”的“自供”（《两地书•一一一》，1927年1月7日）。也就是说，文中的“枭蛇鬼怪”指的是许广平。鲁迅在文中把自己的工作比作做土工，说不明白是在筑台还是在掘坑，即使是筑台，也无非要将自己从那上面跌下来或者显示老死，倘是掘坑，那就当然不过是埋掉自己。言辞中间流溢着深刻的悲哀。许广平感受到了 “凄楚”，在信中说：“你是在筑台，为的是要从那上面跌下来么？我想，那一定是有人在推你，那是你的对头，也就是‘枭蛇鬼怪’，但绝 不是你的‘朋友’，希望你小心防制它！恐怕它也明知道要伤害你的，然而是你的对头，于是就无法舍弃这一个敌手。”这是对于正处在“倘使并这个也没有，则就是我一个人也行”的踌躇之中的鲁迅的自豪的挑战。对此，鲁迅在复信中答道：我欲求一人,“这即使是对头，是敌手，是枭蛇鬼怪，我都不问,要推我下来，我即 甘心跌下来，我何尝高兴站在台上？我对于名声，地位，什么都不要，只要枭蛇鬼怪够了，对于这样的，我就叫作‘朋友’”。这宛如“失败”的宣言。这封后来编为《两地书• 一一二》的信（1927年 1月11日），表明鲁迅终于抛开了对于自己与外界的种种顾虑、踌躇与羞耻意识，确信自己“决不是必须自己贬抑到那么样的人”，“我可以爱”，最终走向了与许广平的结合。“我爱枭蛇鬼怪，我给它践踏我的特权”，这是更“放恣”的爱情宣言，唯其如此，在《两地书》出版之际才被删除吧。

《两地书》

作者：鲁迅 许广平

出版社：上海北新书局

出版年: 1937-03

鲁迅最终走向与许广平的结合至少须跨越两重大障碍。无论哪一重都关乎鲁迅身上的“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激烈矛盾。一重障碍是他与朱安的婚姻，他本想躬行自己的“进化论”，“陪着做一世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账”（《随感录•四十》,1919年），并且新的选择可能会危及鲁迅奋斗多年赢得的名声、地位；另一重障碍是他比许广平年长17岁，且有妻室，他惟恐把许广平引入与自己的共同生活会辱没了她（“辱没”一词，见1929年2月22日致韦素园信）、强迫她牺牲（《两地书•七九》）。

“你的苦痛，是在为旧社会而牺牲了自己。旧社会留给你苦痛的遗产，你一面反对这遗产，一面又不敢舍弃这遗产，恐怕一旦摆脱，在旧社会里就难以存身，于是只好甘心做一世农奴，死守这遗产。”“但我们也是人，谁也没有逼我们独来吃苦的权利，我们也没有必须受苦的义务的，得一日尽人事，求生活，即努力做去就是了。”（《两地书•八二》）鲁迅的第一重障碍被许广平这种明快的逻辑与决断打破了。背叛了献身的鲁迅的年轻文学者的行为带给他深刻伤害，促使他对自己的“进化论”重新反省，与此同时，许广平向鲁迅指出象他以往那样自甘牺牲并不是牺牲，牺牲不能不是相互的（《两地书•九二、九五、一一一》）[10]，这也促进了鲁迅向其“个人主义”的倾斜，终于使他打破了第二重障碍。

鲁迅与许广平

“枭蛇鬼怪”为何成了指称许广平的语汇，我们不清楚。只是1925年3月正在北京女师大读书的许广平最初给鲁迅写信时自称“小鬼”，也许与此有关。许广平把闯入并搅乱鲁迅的时空的自己 “谢罪”式地自称为“小鬼”，是由于她在第一封信里渴求救出一个揭露当今青年堕入“九层地狱”的现实的“鬼魂”（“灵魂”，这部分在 《两地书》出版时被删去）。她在第七封信里又把自己出乎意外地收 到数封恳切的回信的喜悦比之饱享盂兰盆供养的“小鬼”的满足。在女师大风潮中，许广平与刘和珍等五人作为学生领袖受到退学的处分，校方当局在布告中把她们比之“害群之马”，那以后鲁迅 便以“害马”称之，但在此之前，二人之间则一直使用“小鬼”这一称呼。

二人在女师大风潮中急速加深了理解，不久确认了相互的爱情。“三•一八惨案”之后，1926年8月，他们一同离京南下，分赴厦门、广州，暂谋教职生活。因为当时鲁迅自身的“进化论”渐次崩坍，内部世界的“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矛盾日趋激化，所以，二人的书信包含思想演进的丰富内容，同时，也呈示着许广平由“小鬼”而“害马”、再到“枭蛇鬼怪”的发展轨迹。“枭蛇鬼怪”一语，包含着鲁迅在许广平身上看到她对于社会、人生的意志与姿态同自己相通、适足为最根本的“同行者”时产生的一种血肉相连的感情。鲁迅的同归于尽思想，获得了一位“同行者”，于是结晶成黑色人与眉间尺的故事。

四、奇怪的歌，团圆的舞

第一部分考察了《铸剑》创作的大背景，第三部分考察了其小背景，即鲁迅身上主体性的内因。那么，谈到故事本身，黑色人是怎样一个人，作品的构造应该怎样来把握呢？关于这一点，雪苇早就提出过黑色人是“剑精”的见解[11]，后来野泽俊敬也做出过这样一些重要推论：黑色人是“把肉体分裂为雌雄两剑的铁的灵性存在”，故事深层活动着“分离的雌雄两剑”“互相寻求之力”，其构造在作品的歌声中“以压缩的形式”表现出来[12]。我自身也大致有同样的想法，但解释有所不同，在此顺着此前的考察尝试展开我的推论。

蠡测黑色人为刀工锻造的铁之“精灵”，正如野泽也曾指出的那样，是因为这个形象两次被描写成“如铁”一般。若是铁的“精灵”，那么，如同确切地知道眉间尺一样也知道父亲刀工，就不是不可思议的了。只是那块铁经刀工倾注三年精魂锻炼而成，被刀工精魂所倾注了的铁的“精灵”，同时也是因防止作祟而身首异处的刀工的“鬼魂”。如果这样，那么雌雄二剑只能是刀工“鬼魂”的现身，一口已经饮过许多人的血，被罪玷污，另一口则纤尘不染，等待着时机以自己的血来洗雪分身之剑的血污。这种事业便托附给眉间尺。但这一事业极为困难，刀工十分清楚，他的“鬼魂”必须化为黑色人，亲自参与眉间尺的复仇，由此谋求自身命运的清算。黑色人就是这种被分裂的“鬼魂。”

鲁迅在给增田涉的信中说，《铸剑》里的歌“因为是奇怪的人和实颅唱出来的”，“我们这种普通人是难以理解的。”下面就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三首歌。第一首是带着眉间尺的头与雄剑向王城走去的黑色人唱的：

哈哈爱兮爱乎爱乎！

爱青剑兮一个仇人自屠。

夥颐连翩兮多少一夫。

一夫爱青剑兮呜呼不孤。

头换头兮两个仇人自屠。

一夫则无兮爱乎呜呼！

爱乎呜呼兮呜呼阿呼，

阿呼呜呼兮呜呼呜呼！

根据《孟子•梁惠王下》的用例，“一夫”当指称暴君。而“不孤”则可解为剑是分雌雄二口存在于世的，“头换头”意味着两个复仇者为了实现复仇目的相互献出头[13]。歌预告了整体上是围绕两口剑展开的复仇剧，除了眉间尺之外，黑色人也自刎身亡。只是两个复仇者又被称作“仇人”，又是为什么呢？是对于国王来说，他们是“仇人”，还是他们互为仇人呢？如果考虑到前面所引的《两地书•一一一》信中许广平把自己称为鲁迅的“仇”（“对手”）、“敌”，那么后者的可能性更大。既然如此，那么在“仇人”一词上暗中重迭着鲁迅与许广平的爱。

第二首，是他让国王准备金鼎，把秀眉长眼、皓齿红唇、脸带微笑的眉间尺的头扔到鼎里时所唱的：

哈哈爱兮爱乎爱乎！

爱兮血兮兮谁乎独无。

民萌冥行兮一夫壶卢。

彼用百头颅，千头颅兮用万头颅！

我用一头颅兮而无万夫。

爱一头颅兮血乎呜呼！

血乎呜呼兮呜呼阿呼，

阿呼呜呼兮呜呼呜呼！

这首歌唱的是：爱与血万民皆备，可暴君无视其爱，暴政以多数的牺牲来维持，与此相对，黑色人以最少的牺牲来实现复仇，还有对眉间尺的爱。

第三首是眉间尺的头在鼎中绕着水边一高一低来回游、忽然睁大眼睛、漆黑的眼珠显得格外精釆时唱的：

王泽流兮浩洋洋；

克服怨敌，怨敌克服兮，赫兮强！

宇宙有穷止兮万寿无疆。

幸我来也兮青其光！

青其光兮永不相忘。

异处异处兮堂哉皇！

堂哉皇哉兮嗳嗳唷，

嗟来归来，嗟来陪来兮青其光丨

前半是颂扬国王的威棱与恩泽以诱惑它的歌，后半则显而易见意味着眉间尺的到来是雄剑终于前来寻求与已分身的雌剑、难以忘怀的是爱（爱也就是恨）。在这里，可以判明这个复仇剧实际上是 “分裂”与“团圆”的故事。所谓“异处”是“身首异处”的“异处”，指的是雌雄二剑的分裂。这一分裂也是刀工的“鬼魂”的分裂。因而，黑色人即刀工的“鬼魂”的复仇，要通过两口剑的合体才能实现。眉间尺为了父亲刀工的复仇，代表雄剑催促雌剑归来，如此这般意味着对国王头的诱惑。眉间尺的头打着旋上下升降，闪着秀媚的眼神歌唱，一会儿，边唱边沉下去，歌词也不能辨别，在远处什么也看不见了。黑色人告诉等得不耐烦的国王，“他正在鼎底作最神奇的团圆舞”，国王走近金鼎时，黑色人手起剑落，国王的头掉进鼎里了。两颗头开始了激烈的啮咬，一会儿当狡猾的国王头深深咬进眉间尺的后项窝时，黑色人也将自己的头劈落鼎中。三颗头展开的凄绝之战最后这样结束：

黑色人和眉间尺的头也慢慢地住了嘴，离开王头，沿鼎壁游了一匝，看他可是装死还是真死。待到知道了王头确已断气，便四目相视，微微一笑，随即合上眼睛，仰面向天，沉到水底里去了。

作品的最后一节，描写了无法分辨三颗头而狼狈不堪的王后、王妃与困惑无解、耽于没头没尾的评定的臣下们的百态。他们绞尽脑汁的结果是决定将三个头骨都和王的身体放在金棺里落葬。这样，王的权威就化为乌有。哭泣着送葬的王后、王妃们，装着哀戚的顔色的臣下们，“只是百姓已经不看他们，连行列也挤得乱七八糟，不成样子了。”这一结尾显示着没有任何前途。但复仇当然是实现了。《铸剑》完成后约十日，中国现代史上发生了空前的虐杀事件，鲁迅把前面所征引的《〈华盖集续编〉校讫记》重列入这一年所作杂文集的卷首，杂文集的标题也定命为《而已集》。应该说鲁迅自身走向“坟”的切实的觉悟，很大意义上是由这篇作品确立的。鲁迅能够在充满困难与危险的“彷徨”中挣扎、求索、唱出重新启程的壮歌[14]。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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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孟广来、韩日新编《〈故事新编〉研究资料》（山东文艺出版社1984年）"序言”。但他们从鲁迅手稿第二节末尾所写的（未完）来寻找其根据则有误。这里的（未完）与第四节末尾的（完）都是为分两次在《莽原》杂志刊出而附加的。

[2] 藤井省三《围绕鲁迅的童话性作品群——〈兔与猫〉、〈鸭的喜剧〉、〈铸剑〉小论》，《櫻美林大学中国文学论丛》13, 1987年。

[3] 参照《捜神记》（中华书局1979年版）"出版说明”等。

[4] 细谷正子《关于鲁迅〈铸剑〉》，《京都女子大学人文社会学会人文论丛》25, 1977年。

[5] 关于“眉间尺故事”的变迁，参照细谷草子《干将莫邪故事的展开》（东北大学文学部《文化》33—3, 1970年）、高桥稔《眉间尺故事——中国古代的民间传承》（伊藤漱平编《中国的古典文学》，东京大学出版会，1981年）、李剑国辑释《唐前志怪小说辑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工藤贵正在一系列论文中指出了鲁迅翻译的望•蔼谭小说《小约翰》对创造黑色人这一形象有所影响。详见工藤贵正《翻译〈小约翰〉给〈铸剑〉的影响》 （《中国文艺研究会会报》45, 1984年）、《关于鲁迅的翻译〈小约翰〉——“梦”与“死”的世界》（大阪外国语大学硕士会《外国语•外国文学》9, 1985年）、《关于鲁迅的〈铸剑〉 ——“黑色人”形象上所见到的"影”像》（《追悼相浦杲先生中国文学论集＞，1992年）。

[6] 许广平《鲁迅和青年们》，《许广平忆鲁迅》，广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

[7] 参照姜德明《鲁迅与猫头鹰》（《活的鲁迅》，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鲁迅为 《坟》的装帧准备的猫头鹰图案剩有两种。

[8] 参照木山英雄《庄周韩非的毒》（《一桥论丛》69—4, 1973年）。

[9] 拙文《颓败下去的“进化论"一鲁迅的〈死火〉与〈颓败线的颤动〉》

[10] 王得后《〈两地书〉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以一节来考察《两地书》所见出的牺牲论。关于《两地书》原信，参照《鲁迅景宋通信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 年）与王得后著作，关于许广平的传记，参照陈漱渝《许广平的一生》（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 年）。

关于许广平与《铸剑》的关联，山田敬三《鲁迅与中国古典研究（下，一）一在厦门 与广州时》（《未名》四, 1983年）提出，在作品的歌词里面看得出作者“慷慨高歌与许广 平风雨同舟的意志"。另外，木山英雄译《铸剑》（《鲁迅全集》3,学习研究社，1985年） 译注指出，“黑色人与眉间尺之间的信赖与连带，或者复仇的情热自身，呈现为一种兀乎昂扬至性爱的趋势。”

[11] 雪苇《关于〈故事新编〉》，《鲁迅散论》，新文艺出版社，1 952年。

[12] 野泽俊敬《黑色的人与头的歌——〈铸剑〉插入歌杂考》，《热风》7, 1978年。

[13] 许广平的诗《为了爱》有"我们的心换着心/为人类二作/携手偕行"（转引自《许广平的一生》）。“头换头”与“心换心”在语法上是一致的。

[14] 除了已举出的之外，日本关于《铸剑》的论文作为参考的还有：伊藤正文《〈铸 剑〉论》（《近代》15, 1956年），立间祥介《“黑色人”与鲁迅》（《北斗》十一，1956年）、高畠穰《盛跖与宴之敖者》（同上）、冈崎俊夫《鲁迅的鬼气》（《北斗））3-2, 1957年）、高田淳 《关于鲁迅的（复仇〉—— 论〈野草•复仇〉并鲁迅的基督教观》（《东京女子大学论集》18- 1 ，1967年）、驹田信二《关于鲁迅的〈铸剑〉》（《谿的思想——中国与日本之间》，劲草书房，1980年）林田慎之助《复仇奇谭的取材源—〈故事新编•铸剑〉》（《鲁迅中的古典》， 创文社,1981年）。

髙畠穰认为，《写在〈坟〉后面》所说的“枭蛇鬼怪”指“眉间尺”。

本章的基本思路概略地见于拙著《鲁迅——为了花而甘当腐草》（集英社，1985年） 第八章中的《铸剑》论部分，只是前书把《两地书》中许广平作为自称使用的"小鬼"理解为阎罗王部下鬼卒之意系误解。

PourMar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