尉天骢 | 第一次与陈映真的接触

2020年理想国推出《陈映真小说全集》，此为大陆首次完整出版。共为《将军族》《夜行货车》《赵南栋》三册，完整收录著名文学家陈映真1959-2001年创作的37部中短篇小说作品，呈现其一生的小说创作全貌。

保马今日推送陈映真先生挚友尉天骢先生的文章《木栅书简》。在文中尉天骢回忆与陈映真的初次接触以及日后的交往。并从自己的视角出发对不同阶段（《笔汇》时期、《剧场》时期、《文学季刊》时期）的陈映真进行呈现，正如尉天骢老师所说“今天拉拉杂杂写了这些，也止不住想起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在近十多年来的命运”。

本文转载自尉天骢《木栅书简（之二）》（《陈映真选集》，香港：小草出版社，一九七二年，页421-430）。此文也收入大陆版《陈映真小说全集》所附“陈映真纪念别册”。

木栅书简

文 | 尉天骢

我和陈映真都曾是台北成功中学的学生，我比他高一级，但是在学校时，我们却不曾有过交往。一九五八年，我让大学三年级的时候，与友人接办了《笔汇》月刊。这个刊物本来每半个月出一单张，内容也缺乏重心。我们接办以后，决定重新开始，以二十四开本的月刊形式出现，以推动文学艺术的现代化为重心。当时参加工作的，除刘国松已经大学毕业，在中学教美术；其他许国衡、尤崇洵都还在大学念书。我们那时不敢邀请大作家写稿，也不愿意看他们趾高气扬的样子。记得有一次在印刷厂遇见一位刊物的编辑，我问他可不可以彼此交换广告，他脸上马上现出不屑的神采。于是我们尽量到年轻一辈找稿子。《笔汇》第二期出版不久，我必须到台中接受三个月的大专学生军训，三、四、五、六期的一切编务完全交给台北的几位朋友负责，不过我们之间每天都至少有一封限时信往还。有一次，崇洵用挂号寄来一篇题名《面摊》的小说，要我看看。信上说，他认为这一篇写得非常好，并附带着说：作者是他中学的同班同学。这封信寄来的时候，正是军训正紧张的时候，我大致翻了那篇稿子，立刻又寄了回去。我跟崇洵说，如果你认为好，就交出去排版好了。没多久，第五期寄了来，这一次我才真的把那篇小说读了一遍。读完以后喜欢得不得了，立刻请崇洵再向他拉稿。没多久我就结训回台北了。

这是我第一次与陈映真的接触，也是他第一次发表作品。虽然说是“接触”，事实上我们还没有见过面。有一次崇洵对我说：

“你一定认得他。记不记得成功中学的吉他社，那个大块头就是他。”

但是我怎么也想不起那个大块头来。一天晚上，崇洵约他到泰顺街家中去，我去的时候，他还没有，我跟崇洵就坐在榻榻米上聊天，过一会有人在门外喊叫，嗓门很大。崇洵说：“这家伙来了！”然后他把门外的客人接到客厅里。谁知他还没进来，一边脱鞋一面就叫起来：

“哎呀！是你啊！”

革新号《笔汇》，创刊于1959年5月4日

成为1960年代传扬现代主义文学的阵地之一

就这样我们有了第一次的正式会面，而从那一天起，陈映真也就成了《笔汇》的同人。更巧的，那一年他寄居在永和镇一间小学的教员家，离我居住的中和乡很近。因此，我常常骑着那辆老爷脚踏车去找他。他住的那间房子只有三个榻榻米大，是跟一位郑老师合住的，由于郑老师多在办公室工作，所以我们可以很从容地坐在榻榻米上聊天，有时干脆躺下来。他本是莺歌人，因为父亲在台中圣经书院教国文，便搬到台中去住。他有兄弟六人，姊妹两人。他排行老二，跟老大是个双胞胎。老大在七岁（按：应为九岁）时候就死了，他所用的“陈映真”的笔名，便是老大的名字。有一次我跟他开玩笑说：

“你用死人的名字，小心他跟你捣乱啊！”

如果在遥远的他，今天还能够想到这一句话，该会无可奈何地苦笑吧！

他是家中的老二，事实上等于大哥。同时他还要奔波在另一个家之间。原来他的伯父没有儿子，他很小的时候便过继了过去。这位伯父本来留给他一些遗产，但一方面他根本不会管钱，二来也被别人骗了很多，到他读大学的时候家境已经不大好。在《故乡》一开始：“吃光了父亲的人寿保险金……”实在是那时的写照。所以在我认识他的将近十年岁月中，冬天他都是穿着那件染了色的海军旧大衣。他跟我讲过，他的父亲所以能够在光复后就教国文，实在是平日自修得来的。在日治时代，他的父亲同一群朋友暗地里努力学习祖国的文字。所以光复的时候，他的父亲曾带他去火车站欢迎祖国的军队，那时候因为欢迎的人潮太拥挤了，火车的行进慢得像牛车一样，因此他们等了将近一天，才看到满带风尘的祖国的队伍。就在那一次的欢迎中，从军队的军服和行李上，他第一次看到祖国的贫穷。这在《乡村的教师》中，曾有过类似的描写。我去过他在台中和板桥的两个家，从他们的日常饮食中，我看出他们的日子过得很艰苦，他的伯母更长时期患有周身颤抖、语言不清的毛病，这一些使他更能体验到穷人的日子是什么样子，也像康雄一样感到贫穷是人类的一大罪恶。

但是，在我早期与他相处的日子里，我们从他身上可以看到很浓厚的浪漫色彩和虚无思想。《我的弟弟康雄》是他大学的作文，印刷时的原稿后面，还有叶嘉莹教授长达两张纸的批语。这篇作品发表以后，当时很引起一番骚动，同时也使《笔汇》同人对创作建立了信心。那时候，台湾的文坛还不够热闹，真正算得上的刊物，似乎只有《文学杂志》《现代文学》和《笔汇》三个。《文学杂志》像个厚重的学者，《现代文学》像个用功的大学生，和它们比较起来，《笔汇》就多少有点响马的味道了。

《文学杂志》创刊于1956年9月，至1960年8月停刊

共出版48期（至第8卷第6期），为期四年

《现代文学》创刊于1960年3月5日，历经一次休刊及复刊，最终于1983年9月发行复刊后的第22期后停刊，共出刊73期

一九五九年六月一我和国衡都大学毕业了，接着来的便是接受为期一年的兵役。恰好我服役的地点是小金门，国衡虽在台北，却也忙得分不开身。于是拉稿子、跑印刷厂的事便由崇洵、国松和映真三个人承担下来。那时候，经济问题又常常围绕着大家，于是本来就不重修饰的他们，更加蓬头垢面了。有一次，我的一位长辈就忍不住说：

“你们几个光顾得办杂志，竟没有注意到自己的样子很像虚无党了！”

在这一段日子，映真因为郑老师调职离开了永和，便搬到和平西路一家日本式的木楼上去住。那是专门供学生寄宿的，而且包办伙食。就在这一家，他认识一个叫阿蕙的女孩子，而且有过很炽热的爱情。然而，由于其他原因，这段感情没有能够继续下去。在《加略人犹大的故事》的后面，他有一段附记，就是那一段生活的纪念。我至今还记得退伍后回到台北，好几次曾陪他绕着那间小木楼凭吊。有一次，他对我说：

“前两天，曾经在街上碰到阿蕙，我们坐在冰店里聊得很开心。”

在我所知道的他的爱情故事中，有一个最能看出他的纯真和敏感。大一的时候，他因为读书的关系，赁居在淡水镇一个穷苦人家。由于他的日子过得很淡苦，那家女主人便对这个初次离家而仍然带着孩子气的大一学生关心起来。这种温暖没有多久便在他的心中滋长出爱恋的情意，而且深深地让苦恼缠绕着他。最后他再也忍不下去，忍痛地离开那个人家。当他搬走的那天，那位妇人曾奇怪有什么地方得罪了他，他告诉她没有，相反地他一直忘不了他们夫妻对他的照顾，只是他不能再住下去，说着说着两个人都像姊弟那样地哭起来。在陈映真的《故乡》中，他曾仅仅只用很少的文字，便刻画出一个令人感到非常温暖的小女人，也许是其来有自吧！在文学批评上，我不赞成那种“贾宝玉就是曹雪芹”式的考据方法，但是在同一作家的作品中寻求类似的感情和意象，似乎可以增进对一位作家的了解。像李商隐的诗经常爱用“无端”，就可以体会出他对人生的无可奈何。又如屠格涅夫的作品，经常把一个小女人（如《贵族之家》的莉萨、《父与子》的费多西亚）写得活神活现，也许可以使人了解到他终身不娶的原因吧！

闲话少说。总之，《笔汇》时代的陈映真真是一个具有浪漫气质的虚无者，也同其他浪漫主义和虚无主义者一样，作品里充满了生命的狂热和诗一般的忧郁。这种气味，不要说别人，就连我自己也深受他的传染。说来好笑，他的很多作品的文字都经过我略加改正，但是我自己在《笔汇》时代的一些习作却染上了他的调子。记得《文学季刊》创刊之时，我写了一篇《大山》，他看过以后高兴得不得了。他叫着说：

“驴子！你终于把陈映真的一泡屎给拉掉了。”

驴子是国衡给我的绰号。那时候，我有几篇东西甚至连映真的弟弟也分不清楚是谁的，所以在我的小说集《到梵林墩去的人》出版时，我特地选了那篇有陈映真味的《微雨》放在卷首，以纪念我们的友谊。同时也让那些污蔑我们的人知道，黑夜乱丢石头是吓不住人的。因为，有人在编某种小说选集时曾说尉天骢的作品是抄陈映真的，所以不能选入。我的作品不成熟是事实，但要用某种别有用心的帽子压在上面，只能让人感到无聊。

扯得太远了。回过头来再说陈映真吧！一九六一年我退伍前夕，因病动了一次大手术，军医院在台中，距陈映真家不远，所以我曾有一段时间到他家中去玩；也深深感受他家浓厚的宗教气氛。等我退伍回来，他又入伍了，再加上经济情况不好，《笔汇》在出满两卷二十四期后，终于停刊了。

然后我就开始自己的教员生涯，甚至把自己放在考据一类的研究工作中达四年之久。这一时期，是陈映真转变的时期，他的作品多发表在《现代文学》上。虽然，那些作品愈来愈受人注意，他却觉得自己还是有些自我感伤。那时候他在台北一所私立中学教英文，我们仍然经常相会，现在我说一件事，来证明他当时是如何厌恶流行的现代调。

那一阶段他跟台湾一些谈存在主义，谈逻辑实证论，谈性解放……的朋友经常在一起。有一次他认识了一位女诗人，两人相当一段时间后，女的就批评甚至斥责他是一个落伍者，她说男女相遇像两条平行的轨道，永远无法真正了解，必须而且也唯有“性”才能让他们结合在一起。映真告诉她说，在一个人际关系如此繁复的时代，一个人要想解除个人的疏离感而又不肯从整个社会着手，最后只有借着放纵的性生活来麻醉自己。但是，性并不是新鲜的玩意，在南朝的齐梁之世，早就玩得花样百出了，虽然在历史上我们可以见到贵族们解除寂寞的方法是放纵情欲，但其趋于没落也是从这里开始。所以，性决不是解决一切的万灵丹，而一个人要表示自己的存在，应该是努力认识自己生存的时间与空间，然后从其中，肯定自己的责任与方向，如此“虽千万人吾往矣”，才是真的有了自我，否则，只是一种任性而已。这一段生活使他写了一篇《猎人之死》，这段认识便孕育了后来的《唐倩的喜剧》。

因此，基于现实的认识，他便对产生于中国旧传统的知识分子的孤芳自赏与自我放逐有所批评，对于这些人的第二代——一些因新旧交替，上下为难而带有神经质的年轻人——也有着无限同情。这在《一绿色之候鸟》与《凄惨的无言的嘴》中很明白地可以看得出来。而为了未来的发展，他对现代主义尤其对于在台湾走了邪的现代主义不能不加以批判；这一方面是基于他的知识，另一方面也基于他的生活经验。这一阶段，他不仅跟那些站在现代主义旗帜下的知识分子有所交往，而且在他们办《剧场》杂志、从事各种演出等活动时，更体验出大家（包括他自己）所走的道路都是苍白无力的，而且是一种文化上的自溃。这就是他所以写出《现代主义底再开发》的动机，也是他退出《剧场》的原因。不过，《剧场》的分裂是他很痛心的一件事，他曾好几次后悔当时的年轻的意气用事，也一直怀念着那一阶段的友谊。

《剧场》杂志创立于1965年，率先引进欧美现代主义影剧思潮进入台湾，在杂志中翻译与讨论如法国新浪潮的电影及剧本创作

这一时期，他常来郊外找我，有时我们到新婚的国衡家去。他告诉我，台北某出版社要出版十巨册的《本省作家选集》，主编人要选他的一些作品，却被他拒绝了。他问那位主编：中国文学能够划分这是山东文艺、那是山西文艺吗？既然不能，台湾文艺这个名词除了狭隘的地方主义外，就没有多大的意义了。因此，这部选集出版以后就没有他的作品。我说出这一点，没有别的意义，只证明那些对陈映真落井下石、说他是××分子的作家（甚至曾自认是陈映真好友的人），在如何信口开河了。

除此之外，我们常为一些文学的观念争论不已。有一次他说：

“我们常常得意于自己的写作技巧，沾沾自喜于自己刻画出一个人物，安排了一个好的情节，但是，如果我们在认识上是自私的，那些东西又有什么意义？”

“认识上的事，也没有资格说谁对谁错？”我说。

“但是，一个知识分子总该有反省的能力，难道说，张勋如果擅长写小说，我们也能认为他的复辟思想可以用艺术作为掩饰吗？”

《文学季刊》，简称《文季》，创刊于1966年10月10日，主编尉天骢，于1970年2月15号出版第10期后停刊

我们不但争吵，也决言办个杂志，这就是《文学季刊》。虽然他自己决心摆脱过去的风格，但《文学季刊》还是不划定一定的路线，只要诚恳的创作，任何风格都不排斥。这一时期，他认为要鼓励青年朋友写作，必须要他们认清“人”的问题，也许求好心切，他的小说反而有力不从心的感觉，甚至好几次还打了回票。不过，他的随笔却深刻有力，在我记忆中，还保留着他的一些失望，那是他每写完一篇小说后一定产生的惆怅。在谈话中，他常不满于台湾社会中老的一代留下的病根与新的一代的病态结合而生的苟安和逃避精神，但是，我还不知道他那向往史怀哲（A.Schweityir）的献身的种种，已构成政治上的不能谅解。有人说：“世界上有两事是永远不能争辩的，那就是政治与爱情。”那么，为他的政治上的流放作任何辩护，都是多余的了。

只是每次读到顾贞观寄吴汉槎的两首《金缕曲》：“廿载包胥承一诺，盼乌头马角终相救”，真是感到惭愧。早些日子，国衡在他的《现代独幕剧选》的后记上，曾经怀念那一段办《笔汇》的生活，他说：“十一人事全非，不但那时的杂志的纸张已经发黄，当年一同赶稿子，抬杠、爬山、散步的朋友们，有幸有不幸地都已四散了。现在再检出它们来发表，完全是为了纪念那一段不知天髙地厚、满怀着许多梦想的日子。”今天拉拉杂杂写了这些，也止不住想起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在近十多年来的命运。现在抄一首陈与义的《临江仙》作为结束吧——

● 忆昔午桥桥上饮，座中尽是豪英，长沟流月去无声，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

● 二十余年成一梦，此身虽在堪惊，闲登小阁眺新晴，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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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映真小说全集（全三册）

1988年台北人间出版社出版《陈映真作品集》十五卷。2001年台北洪范书店出版《陈映真小说集》六卷。2017年台北人间出版社出版《陈映真全集》二十三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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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南栋》（1983-2001）书写一段抑压着青春与风雷的历史，台湾左翼青年的前世今生。陈映真通过力透纸背的书写，将所有被这个时代压制、涂销的声音与足迹救赎回来。走过台湾当代历史的后街，他的小说是“最真实的历史，与最真实的诗”，串联起两次世界大战、冷战后的台湾、两岸分离的历史。七篇作品劈开笼罩整个二十世纪的茫茫夜雾，掘开历史的幽暗岩层，擦亮人的神性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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