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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一个敌对的社会中生存下去? | David Wojnarowicz

Xi 茜 artag 2021-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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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蒂尔·兰波在纽约


David Wojnarowicz,RIMBAUD IN NEW YORK( in Times Square),1978-79


诗人阿尔蒂尔·兰波有一句话因为米兰·昆德拉的引用而广为人知:“生活在别处”,这句话是兰波一生的写照。1854年,兰波出生于法国北部贫瘠的小城沙勒维尔,他父母不和,军人父亲长期在外驻防,母亲极其严厉专断,于是他从小就对故乡充满敌意,把故城称为“外省城市中最愚昧的城市”。他迷恋生活别处的远方,6岁起便多次离家出走,虽然14岁就开始写诗,展现出惊人的文学天赋,却在17岁时投身巴黎公社运动,在同性恋泛滥的军营中成为了有名的“肮脏男孩”。同年,兰波遇到了26岁的诗人魏尔伦,魏尔伦迷恋兰波,为他抛弃了刚刚结婚并有身孕的妻子,两人先后私奔到比利时和伦敦,在此期间,兰波的诗歌创作达到高潮。然而兰波19岁时突然放弃了文学创作,用与诗人截然相反的生活方式浪迹天涯。他说“我愿成为任何人”“要么一切,要么全无!”,他用余生实践这句话,成为了马戏团翻译、雇佣兵、咖啡商等等“他者”,从一个清秀不羁的少年诗人变成了泯然众人的中年商人,最后因为长年奔波落下的疾病死于旅途,终年37岁。


David Wojnarowicz,RIMBAUD IN NEW YORK(Laying on mattress),1978-79


20世纪70年代末,一个叫大卫·沃纳洛维奇 (David Wojnarowicz,1954年9月14日-1992年7月22日)的艺术家把兰波搬到了纽约。大卫戴着一张兰波的纸面具(取自兰波诗集《彩图集》封面上的肖像)游走在纽约,创作了一组名为《阿尔蒂尔·兰波在纽约》的照片。在这组照片中,“兰波”进行着他的日常行动,吃饭、小便、自慰、注射海洛因、张开双臂站在一面喷绘有“马塞尔·杜尚的沉默被高估”的墙前……







照片中的“兰波”总是孤身一人,即使与他人亲密时也神态疏离,与周围格格不入,他用面具把自己与外界隔离开来,用面具让自己成为“他者”,呼应了兰波的那句“我愿成为任何人”。为何要成为别人?因为想要和别人(正常人)一样,戴上正常人的面具融入人潮给我们带来了安全感,但用自己的整场人生去扮演他人也带来了无尽的疲惫和孤独。



大卫的作品尤其关注“个体如何才能在一个敌对的社会,一个或许宁愿置他们于死地也不容忍他们的存在的社会中生存下去。”“兰波”仿佛是他的替身,替他走过他生命的轨迹。


我会周期性地意识到自己陷入了绝望的状态,在那些时刻,我会感觉自己需要去做些特定的事情……我让兰波走过一条我曾从中经过的模糊的时间线——我在童年时期曾消磨过时间的地方,曾让我挨过饿、受过冻的地方,或是在某种程度上让我沉溺于其中难以抽身离去的地方。

————大卫·沃纳洛维奇





身近刀锋:一本关于瓦解的回忆录


大卫·沃纳洛维奇和兰波的经历有相似之处,都有着不幸的童年。1954年9月14日,大卫出生在美国纽泽西的雷德班克,2岁时父母离异,此后和哥哥姐姐被寄养在许多家庭,期间饱受虐待。4岁左右时,父亲把孩子们交给叔叔和婶婶抚养,在那里,针对女性、同性恋和孩子的暴力行为是合理的,性格暴戾的酒鬼父亲经常殴打孩子们,有一次甚至把姐姐扇到耳膜穿孔,而邻居们看到这一幕后无动于衷。


David Wojnarowicz,Untitled Ant Series(Eye With Ants),Gelatin Silver Print,23.5 × 25.5 inches,1988-89


20世纪60年代中期,大卫和哥哥姐姐在一本曼哈顿的电话簿里找到了母亲的联系方式,想办法联系上了母亲。母亲帮助孩子们摆脱了父亲的控制,成功获得了抚养权。然而孩子们很快发现母亲与父亲一样性格古怪,没过多久就被母亲赶出了家门。


无家可归的大卫游荡在纽约街头,不断有男人跟他搭讪并表示愿意给予金钱回报,为了生活,大卫成为了街头男妓,15岁开始定期到时代广场上去招揽10美元的生意。后来愈发落魄瘦弱,以至于找不到体面的买家,有时会被强奸或下药。在那些日子里,大卫从未睡过一个好觉,只能蜷缩在楼顶的暖气通风口度过整夜。



除了身体的摧残,大卫的精神也饱受折磨,他清楚自己的性取向,害怕别人发现这个秘密,害怕家人会把他送到精神病院接受电击治疗,在那个年代,同性恋是病,是禁忌。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大卫才在性解放运动的洪流后勇敢出柜,公开自己的同性恋身份让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快乐与自在,然而同时也感到了周围的敌意,将他“从病态的社会中慢慢分离开来”。


纽约浓厚的艺术氛围让大卫心生向往,决心要成为一名艺术家,这个信念因为一个叫胡加尔(Peter Hujar,1934-1987)的摄影师而坚定。尽管胡加尔比大卫大20岁,但两个孤独的灵魂却比任何人都亲近,他们有着相似的苦涩过往,彼此理解,互相支撑。


胡加尔拍摄的大卫,1981


胡加尔是大卫的爱人,也是他的精神导师,正是因为胡加尔的鼓励,大卫才抽离了混乱的生活,不再使用海洛因,逐渐成为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纽约最著名的前卫艺术团体的一员。


David Wojnarowicz at the Piers, 1983


然而即使成为了一名成功的艺术家,梦魇般的过往却始终缠绕着大卫,他始终觉得自己异于常人,觉得自己低人一等,害怕别人会发现自己曾经是个男妓并以此批判自己。


当被人群包围时,我几乎没法开口说话。工作、派对或是聚会时发生的对话中,没有一刻能够让我袒露我曾看到过的东西。

————大卫·沃纳洛维奇


等待大卫的还有更大的孤独,在80年代的艾滋病危机中,胡加尔未能幸免于难,于1987年因艾滋去世,大卫自己也被确诊为艾滋。


大卫拍摄的病床上的胡加尔


爱人的死与社会的恶意使大卫的作品变得激进并富有政治内涵,他开始关注80年代的艾滋病时期的社会与政治,出版了几本畅销书。


DAVID WOJNAROWICZ, Untitled, 1988. Synthetic polymer on two chromogenic prints, 27.9 × 33.7 cm.


1992年7月22日,大卫在曼哈顿的住所死于艾滋病并发症。在他去世前不久,他将自己的作品集合为一本散文集:《身近刀锋:一本关于瓦解的回忆录》(Close to the Knives: A Memoir of Disintegration)。这本回忆录记录了他的人生轨迹——不幸的童年、成为纽约著名艺术家、身患艾滋。


《身近刀锋:一本关于瓦解的回忆录》

书籍封面为大卫1988年到1989年之间创作的作品“无题”(野牛),完整地记录了一场匪夷所思的动物祭祀仪式,也暗喻了夺取无数无辜性命(包括他的朋友、前任和同行们)的艾滋病


在书中,大卫呼吁每当爱人、朋友、甚至陌生人因为艾滋病去世后,逝者的朋友就把骨灰洒在白宫门口,以此抗议政客们对艾滋群体的漠视。同年10月11日,大卫的朋友Warren Krause响应号召,在白宫前倾倒骨灰而获得了广大媒体的关注。1996年,大卫自己的骨灰也被撒在了白宫的草坪上,也正是在这一年,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建立,大卫生前的努力终于取得了成效。


大卫的呼吁被印成口号,对更多的机构进行抗议




沉默=死亡


大卫·沃纳洛维奇最著名的一张肖像出现于1989年的纪录片《沉默=死亡》(Silence=Death)。




这个画面来自他的作品“封口”——以针线缝起双唇。这件作品极具冲击力,是我对大卫最初的印象,嘴巴虽被封住了,但却在发出无声的呐喊。




《沉默=死亡》由Rosa von Praunheim编剧并指导,以部分纽约艺术家对艾滋病肆虐的态度和围绕同性恋的其他话题作为主要内容,除了大卫,参演的还有诗人艾伦·金斯堡、涂鸦艺术家凯斯·哈林等人。


沉默等于死亡 Die Aids-Trilogie: Schweigen = Tod (1990)


影片中的大卫穿着一件白色T恤,上面手绘着这么一句话——"操蛋的让我安全"



“他站在自己的公寓里,用一种极为焦虑的嗓音谈论着生活在恐同、伪善的政治家中间,看着你的朋友们死去,知道自己体内也有会置人于死地的病毒是种什么样的感受。他拒绝接受受害者的身份。相反,他用快速、清晰的句子开始分析这种病毒如何揭露了另一种存在于美国自身体系之内的病态。”



“大卫的作品一向都是饱含政治隐喻的。就算是在艾滋病这个主题出现之前,他就已经在关注着性欲和差异:生活在一个轻视你的世界里是什么样的?你在生活里的每一天都承受着敌意和轻蔑,其施加者并不仅仅是个体,而是本该对你施加保护的社会体系本身。艾滋病证实了他的猜测。他在影片和《刀锋边缘》里都提到了这点:"我的愤怒针对的其实是这样一个事实:当我被告知染上了这种病后,没过多久我就意识到了,我也沾染上了一个病态的社会”。

——选自《孤独的城市》[英] 奥利维娅·莱恩




有一天这个孩子


一个“不正常”的孩子在病态的社会中会怎么样?大卫·沃纳洛维奇在1990年的作品《有一天这个孩子》中给出了答案。作品展现的是8岁时的大卫,这是他仅有的童年照片的复制品。


DAVID WOJNAROWICZ, Untitled (One day this kid . . .), 1990. Photostat, 30 × 40 1/8 in. (76.2 × 101.9 cm).


照片中的他穿着一件格子衬衫,咧着嘴天真无邪地笑着,然而在他的身旁却印着这样的文字:


有一天政客们会制定不利于这个孩子的法律,有一天家长会把错误的信息教给他们的孩子们,而每个孩子都会把那些信息传递给他们的下一代,那些信息将会让这个孩子的存在变得难以容忍……某一天,这个孩子将会开口说话。而当他说话时,那些对他心生恐惧的人们会用扼杀、拳头、监狱、窒息、强奸、恐吓、绳子、枪、法律、帮派、瓶子、刀、宗教、斩首、火刑将他制裁……这个孩子将会面临电击、药品,还有实验室里的条件反射治疗……他将失去家庭、公民权利、工作,以及所有可能想到的自由。当他意识到自己渴望将赤裸的身体置于另一个男孩赤裸的身体之上之后,所有这一切都将会在一到两年间发生。


这是大卫长大后面临的处境,也是同性恋群体,乃至所有性少数群体所面临的处境。如果不做出改变,有一天这个孩子,有一天这个孩子的孩子都会面临这些不公。




我腹中之火


大卫·沃纳洛维奇的电影作品《我腹中之火》(A Fire in My Belly,1987)中也使用了“封口”的画面,这似乎预示着这件作品的命运:2011年,《我腹中之火》在华盛顿史密森尼国家肖像美术馆的“捉迷藏:美国肖像中的差异与欲望”展览(10月30日开幕)中展出。在美术馆网站上,这个展览被说成是“现代美国肖像画形成过程中第一个集中讨论性别差异的重要展览。”



然而开幕几天后,美术馆就将《我腹中之火》从展览中撤出,并就该作品的内容作出道歉。因为作品中有蚂蚁从基督受难像上爬过的画面,天主教联盟(Catholic League)与众议院的一些成员认为这件作品冒犯了基督教徒。



此次撤展引起了社会各界的热烈讨论,大卫作品中关于生死、苦难、人性和信仰的探讨竟然被简单曲解为对宗教的亵渎,这引起了艺术界的强烈不满。许多美术馆举行临时展映活动,许多大学和艺术机构也召开以反对审查及支持表达自由为题的研讨会。



在艾滋病肆虐的80年代,大卫·沃纳洛维奇为了自由而呐喊,30年过去了,偏见似乎有所改变,但似乎也从未消失。中国饱受西方诟病的审查制度看来在以自由著称的美国也并不罕见,但艺术界对不自由做出的反应还是令人欣慰的。



2018年7月13日,惠特尼美术馆即将为大卫·沃纳洛维奇举办回顾展:“历史使我彻夜难眠”(David Wojnarowicz: History Keeps Me Awake at Night),不知此次展览又会与社会擦出怎样的火花,美国的朋友们可以看看哦。


David Wojnarowicz,History Keeps Me Awake at Night ,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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