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 | 王学典，《文史哲》杂志主编、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
原 载 | 《新京报》2015年1月24日
2015年1月9日20时49分，一颗富有智慧的大脑停止了运转！儒学研究的泰斗、中国古典学术的领军人物、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杰出代表、山东大学终身教授庞朴先生走了！在操办丧事之余，回首先生以古稀之年再次加盟山大以来的10年时光，禁不住潸然泪下。
先生逝世的消息传出之后，先生的一个老朋友发短信给我：“庞公晚年，多亏你把他请到山大，否则必是晚景凄凉。”关于先生晚景的这一假设虽然根据不足，但重返山大之后，先生晚年又放出一段光辉却是事实。把先生请回山大，确实动议于我。2002年4月，山大组建文史哲研究院，我出任首任院长。由于地处孔孟故乡，不少海内外来客希望就儒学进行专门交流。但当时，山大没有研究儒学的专门机构，以儒学为业的专家也少得可怜，且分布零散。本来，这种交流应该去哲学系，但当时山大哲学系与全国情况类似：西哲、马哲、中哲三大板块，近30年来，西哲急剧膨胀，马哲萎缩，中哲由于不断反传统，也没有发展起来。上世纪80年代，山大教授、孔子76代孙孔令仁先生建议山大成立孔子研究所，但当时校领导对此却相当警觉，结果，建议石沉大海，不了了之。为了满足交流的需要，组建专门儒学研究机构势在必行，而要使这个机构有影响力，就必须有一位旗帜性的人物。放眼海内外，就自然想到了先生。我与先生可以说有很深的渊源。先师葛懋春先生和庞先生堪称莫逆，早在20世纪60年代，他们即以鲁春龙为笔名发表系列文章，为学界所瞩目。1996年7月，先师病故，先生专门来济吊唁，参加遗体告别仪式。而我第一次拜见先生是在1983年9月的山东大学。当时他正积极推动“文化热”，影响如日中天。1989年，山大召开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会议，先生的演讲题目是《继承五四，超越五四》，当时我是全盘西化派，心想五四只需继承，何须超越？后来细想，才感觉到此老超越五四的深意。产生邀先生加盟山大的想法后，2004年春，我到北京皂君庙寓所拜访，说明来意后，先生答应可以考虑。我遂将此一想法向当时的展涛校长做了汇报，展校长爽快同意，并派当时分管文科的王琪珑副校长和我二次进京拜会，详谈加盟细节。考虑到先生所享有的崇高声望，展校长后又亲自造访。这样，我请先生重新加盟山大并创建儒学研究中心的愿望最终得以实现。后来，我把这一过程戏称为“三顾庞庐”。先生来山大后，积极推动儒学的研究、传承与传播，山大在古典学术、特别是在儒学领域的影响于是风生水起。2005年9月16日，儒学研究中心举行揭牌仪式，杜维明、陈来等海内外儒学名家毕集山大。不久，先生又创办当时中国古典学术交流的最高平台——“儒学全球论坛”，连续举办三届，不但海内外儒学研究名家悉数到场，而且连美国历史学会会长史景迁先生也赶来参加会议。先生过世，不但余英时、饶宗颐、李泽厚、杜维明、安乐哲、池田知久等先生发来唁电，还牵动众多国内外儒学界、哲学界和古典学术界，这些都彰显了先生在学界的影响力。“投我以桃，报之以李”。山大对先生晚年生活的照顾可以说无微不至，为此专门成立“庞朴办公室”，并委派协调能力极强的杜诗研究专家冯建国教授做“庞办”主任，专门负责先生的生活和起居。先生近三年来，大多数时间是在医院中度过的。而无论是在齐鲁医院还是在山东省中医院，先生都是“一号病人”，对他的治疗都是所在医院的院长在负责。
先生无论是在治学智慧上，还是治生智慧上都堪称一流。在学术上，他善于小中见大，爱用宋学眼光，汉学手段，写出别具一格的文章。其《说“无”》《相马之相》《解牛之解》，对中国文化精髓“一分为三”的发现和研究，为世人称道！在生活上，他同样富有足够的智慧。
先生有句名言，“要写好文章，必须喝鸡汤。”“文革”时期，他下放到曲阜，当时不但没有书可看，基本生活保障也成大问题。为此，先生一边仰望星空，看天上的星星，他花了两年时间，不但把漫天星空都搞清楚，还发现了湮没已久的上古火历。一边脚踏实地，养鸡养羊，搞生产自救。先生养鸡与众不同，他不是把鸡仅仅当成食物来源，更把它们当成学生进行训练。当时他住在三楼，鸡窝设在阳台，一大早，他训练鸡们从三楼阳台飞下觅食，到傍晚，他又训练它们顺着楼梯层层回到鸡窝，不长时间，鸡们就习惯成自然，早出晚归，在潜移默化中就严格遵守组织纪律了。先生除善于驯养动物外，还会做修手表与相机等“智者不为”的事，最为学界津津乐道的是在文史学界他最早使用电脑。葛兆光、李存山、姜广辉、雷颐诸先生在他们的唁电和回忆文章中都说，自己学会电脑是庞先生教的，先生竟以此技擅名京城学术圈，这绝对是他形下智慧的典型写照。“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在我所知道的范围内，先生只有一次考虑欠周：2010年5月，汤一介先生建议庞先生回北京治病，说依庞先生的资格和声望，可进医术较高的北京301医院。先生于是听从建议。山大为此在医院旁边租了房子，准备长期就近照顾。谁知不到一周，先生就坚决要求“打道回府”。个中原因在于，在济南，先生是“一号病人”，而在301医院，先生很可能是“末号病人”。在学术界，绝大多数人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专家，能称为学者的不多，能被视为智者或哲人的，更是凤毛麟角，而先生则是其中的代表。
先生晚年的生活，整体上相当愉快，只不过最近四五年，则饱受幻觉的困扰。在清醒的时候，先生一切正常，一旦发病，就会进入一个恐怖的世界：感觉家里每件家具上都装满窃听器，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要么感觉窗口上站有警察，要么感觉床上睡满了人。有一次，保姆半夜查床，发现床上没有了先生，开灯一看，先生竟然蜷缩在床边地板上，问他怎么回事，他说床上挤满了人，没空了。诸如此类。总之，是生活在恐惧中。2012年春，先生又犯病了，这次他总怀疑保姆小杨是敌人派来的卧底，极力想赶她离开。为此，小杨急得直抹泪。于是她找到庞办主任冯建国教授，冯教授问我怎么办？我到先生家，当着他的面，使劲拍着大门，让他确信，没有所谓的窃听器，但他仍不相信。最后，在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我对先生发了唯一一次火，我问他，敌人到处安装窃听器，派间谍来，但您手里到底握有什么重大机密让他们如此兴师动众呢？面对我的训问，他无言以对，才逐渐稳定下来，那次之后，先生安宁了很长一段时间。
每当看到先生被幻觉折磨得痛苦不堪的时候，我总会想到鲁迅的《狂人日记》，也总会把幻觉中的先生和“迫害狂”联系起来。先生出身小商人家庭，17岁时，为了糊口，跑去参加国民党招聘人才考试，当过一段时间的小职员。解放前夕，虽作为进步青年，拎着脑袋跑到解放区参加革命，但当国民党小职员的经历后来却一度成为他人生中洗不掉的污点。1959年拔白旗运动，他又作为“白专”典型，被办展览会，不但到处贴着他的漫画，把他画成猴子，而且还让自己去讲解，侮辱人到何种程度！1966年“文革”前夕，发生了所谓“三家村”事件，随后全国各地都开始批斗各地的“三家村”，山东大学以先师葛先生、庞先生为骨干的思想史讨论班则被当作山东省的“三家村”，饱受批判。人事不如意，他可以仰望星空，生活不如意，他可以咬牙坚持，但压抑在内心深处的巨大创伤，他却无法抹平，如《狂人日记》中的狂人，虽然平常表面平静，但隐藏在潜意识深处的被迫害的影子却永久性地留下来了。年轻时代巨大的控制力把这个影子压抑住了，进入老年，控制力衰退了，这个影子反过来控制了先生。我想，这可能就是先生幻觉的由来罢。先生是一个在时代浪潮中颠簸前行的学者。时代和生活虽然给予他很多创伤和无奈，他却以惊人毅力，以德报怨，回馈中国文化更多。作为现代中国一条文化路向的代表，他的离去无疑是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和文化界的重大损失。但他的离去，却不是这一路向的终点。特别是当他看到，自己早年的学术追求已经上升为国家文化战略选择的时候，先生在另一个世界肯定是不会再产生幻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