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看原文
其他

杨向奎:只要知识分子群体保持清流的品格,民族就不会灭亡!

人物简介
杨向奎(1910-2000),河北丰润人,《文史哲》杂志首任主编,曾任山东大学教授、中文系主任、历史系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清史研究室主任,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史、经学研究工作,著述丰厚。

杨向奎先生

作  者 | 吕家乡,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原  载 |《斯文一脉》上卷,第280-285页
原  题 | 知识分子必须保持清流品格——杨向奎先生一席谈

扩展阅读杨向奎 | 解决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要先研究具体问题瞿林东 | 杨向奎先生访问记


时间:1988年6月3日上午地点:文史楼某办公室聆听谈话者:丁冠之、于中航、王兴业、王晓毅、吕家乡、吕慧鹃、朱玉湘、朱其凯、官美蝶、洛洋、赵珅、袁世硕、黄冕堂、葛懋春、傅友休、路遥......
我常常想念山东大学

游子都有乡愁,就是想念故乡。我离开山东大学以后,就像游子想念故乡一样,常常想念山东大学。我在山东大学那几年,正是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确是最值得怀念的岁月。这次回到山大,除了看望老同事,还很想见见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老学生。今天在座的大都是我的老学生,有的我能够叫出名字,有的叫不出来了,请自报姓名吧……有的一别几十年,这是第一次见面,的确面目全非了!这些年的风风雨雨,大家都经历过来了,一定都有不少收获。

有句老话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还想补充一句“人无近虑,必有远忧”。“近忧”和“远忧”往往都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不知你们有没有这个体会?不是还有两句话吗?“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在中国的历史环境里,“远忧”“近忧”往往和这“不测风云”有关。人生在世,要经得起风云变幻的考验,还有其他各种考验。我们山东大学历史系毕业的同学,在这方面有很好的榜样。例如杨幼震,已经去世了,听说他很有骨气。还有孙达人,现在已经是陕西省的副省长,仍能保持清廉本色,政声很好。我希望山东大学出来的同学,不论到哪里工作,都能够给集体带来新鲜空气,不要和污泥浊水同流合污。

我的著作都是绝对正确的

我求学的经历大家可能都知道,不再说了。1935年我在北大历史系毕业后留校任教,1936年到日本留学一年,是和李尔重(后来成为知名作家)一块去的。到那里没了钱,向我的导师顾颉刚先生求援,他介绍我的一篇稿子在《东方杂志》发表了,给了200元稿费,救了急。1937年抗战爆发,我们立即回国参加抗日。当然我的职业还是教书。我教过《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中国通史》《中国思想史》等等课程,有的是经过充分准备的,有的则是硬着头皮把任务接下来边学边教。在治学上,最初是跟随顾颉刚先生搞经学,搞春秋三传(《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上大学时就发表了一篇关于《左传》的论文,当时颇有影响。后来又写过一篇关于墨子的论文,也很受学界的重视。40年代我在东北大学评为教授,主要就是靠那篇文章。
我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但我从来不从教条出发,不搞牵强附会。50年代我在山大发表了关于周礼的文章,现在看来还是不错的。1964年,我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上下册,这是很有分量的重要著作。

《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封面图

我总认为自己的著作都是正确的,绝对正确的,不然我何必写呢?
1964年以后,我开始转而搞理论物理,为此自学微积分。

给林彪讲中国哲学史

1966年“文革”风暴开始,我就整天挨批斗,研究只好停止。那时连范文澜那样的老革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权威也挨斗了。尹×(历史学家,当时是中央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成员)平时就和范文澜有矛盾,领头斗他。

1970年春,我忽然接到组织上的通知,叫我去“一个地方”。我坐着接我的汽车到了北海的军委礼堂,从那里又送我到了毛家湾,见到了叶群、林彪,叫我给他们讲中国哲学史。起因是,毛主席在中央开会发言时,喜欢讲一些典故,他们听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包含什么意思,希望我能够发挥咨询作用。1966年春天我曾经给他们的孩子老虎(即林立果)做过家庭教师,当然也是组织上叫我去的。林彪、叶群给孩子选家庭教师有三个条件:一是党员,二是有学问,三是老成持重。组织上说我完全符合这些条件,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我作为党员,不能拒绝。那时老虎还小,显得很有礼貌。1970年再去,就轻易见不到他了。后来中央在庐山开会,林彪、叶群都去参加,就把我送到北戴河“疗养”。庐山会议后,又把我叫回去继续给他们讲课。头几个月不让我回家,1970年冬天起让我回家住了,但规定我每月必须给林家打两次电话(15日和30日各一次),请示任务。我一直认真执行了好几个月。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林彪折戟沉沙)我毫无所闻。1971年9月15日,我按时打去电话,没有人接。9月30日又按时打去电话,接电话的换了人。10月2日看《参考消息》,知道中国发生了“非常事变”。接着向李希凡(他在人民日报社)打听,知道是林彪出事了。不久听了传达文件。

林彪事件后,我成了审查对象。先是把我下放到河南,接着押回北京,在秦城监狱关了4年。这4年里,看书、看报甚至听广播都受到限制。我对自己的问题心里有数,给林彪、叶群讲课是组织上交给我的任务,我不能不接受,他们的任何阴谋我也没有参与,你不论怎样审查我也不怕。可就是不放我出去。直到打倒“四人帮”以后,我才出狱,出狱的情景相当滑稽。我所在的那一排监房要“清仓”,负责人来检查,问管理员:“清理完了吗?”管理员说:“还剩一个老东西。”“他有什么问题吗?”“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就让他滚!”就这样我“滚”出来了。

在监狱里研究相对论

在监狱里,我该怎样打发被审查监管的岁月呢?这是我不能不认真思虑的。刚才说“人无近虑,必有远忧”,就是那时候体会到的。因为时事、政治类的书刊不准看,我决定利用蹲监狱的时间学英语,又读了一些最新出版的物理书。我下功夫切实研究了相对论,觉得爱因斯坦的有些看法站不住脚,于是写了几篇有关相对论的论文,和爱因斯坦商榷,请军宣队转给北大或中国科学院。出狱以后,我自费出版了两本书,一本是《论时间、空间》,一本是《熵和引力》。请卢嘉锡看了,他是著名的物理化学家,当时是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他不赞同我的观点。1981年我被派赴美国访问研究一年,临行前请人翻译了一本带去,寄给美国的一个刊物。不久接到这家刊物编辑部的回信,说准备发表。可是我左等右等也不见发表,再去信催问,答复说:“我们是个小刊物,不敢发表您这样的大文章。”我要他们退稿,不退,说是还准备刊用。又是长时间没有下文。回国后再去催问,他们干脆不回信了,我至今也没有收到退稿。这家美国刊物真够滑头的。可能是因为爱因斯坦的名气太大,相对论早有定评,我又不是这方面的知名权威,想撼动相对论,事关重大,他们也吃不准孰是孰非,因此觉得发也不好,不发也不好。

知识分子必须保持清流品格

我现在正在写一本《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因为要占有许多实际材料,写起来很费劲,还特地跑到陕西、河南去察看古迹。同时在写一本《大一统与儒家思想》。等这两本书完成了,1990年后准备写一本哲学书,讲人生的。当然是理论著作,但我不愿意空谈理论,也打算适当结合实际,比如可能谈谈不正之风问题。对不正之风,你不能简单地硬碰,那样不能解决问题,要分析研究其中的道道。就知识分子来说,必须保持清流品格,不可迎合不正之风。只要知识分子群体能够保持清流品格,民族就不会亡。这里顺便说明一下,亡民族和亡国是两个概念,亡国不等于亡民族、亡天下。青年人要想在事业上有所成就,不仅要保持清流品格,还要勤奋刻苦。除了极少数例外,一般人都是普通才能,有点成就都是汗水的结晶。10年努力可有小成,20年努力可有一定成就。我年轻时每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我开始教书是教魏晋南北朝史,现趸现卖,为了备课,每天凌晨4点就起床。从那时养成了早起的习惯,至今还是这样。我蹲秦城监狱时已经60多岁,每天还坚持工作十来个小时。凭着监狱里的积累,1976年一出狱我就写了一篇数学论文,找到童第周,请他转给华罗庚看看,可是华罗庚正在患病住院,没好麻烦他。我生于1910年,到1990年就80岁了,精力不如以前了。我原来治学的习惯是同时搞三个课题,三头并进。80岁后,将后退一步,改为同时只搞两个课题。除了打算写一本谈人生的哲学书,还打算继续研究物理学,不过现在还不知道究竟要研究物理学领域的什么问题。因为爱因斯坦在相对论方面没解决的问题,我已经都解决了。研究量子力学吧,那需要很高的实验条件我不可能具备。

我可以开一门京剧研究课

我的业余爱好不少,最喜欢京剧,可以唱几句,但不会唱歌。我可以开一门京剧研究课,这不是瞎吹。几位著名的京剧名角里,我认为杨小楼是神品,余叔岩是逸品,梅兰芳只是能品。吴小如(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的看法不同,我跟他做过辩论。除了京剧,我还喜欢围棋,喜欢摔跤。我到日本参加学术会议,人家对我的介绍是这样的:第一是京剧评论家,第二是体育运动评论家,第三是物理学家,第四是历史学家。

我一生的学术贡献主要是什么?现在看来是在历史研究方面,也许若干年后,我对相对论的研究才会得到承认,那方面的贡献会大大超过我在历史研究上的成果。

我不过是个中等之才,活到老学到老写到老是我的最大愿望。

我并不狂妄自大,并不觉得自己是一朵花,一切都好,我知道自己有很多缺点和不足。总起来说,我不过是个中等之才,在外语上只是下等之才,有点成绩完全是靠努力苦干得来的。我的刻苦习惯是从小养成的。我幼年丧父,大家庭没有分家,伯父是家长,掌握财权。每到我要交学费的时候,母亲就带着我去央求伯父。我深知学费来之不易,因此学习非常刻苦用功。这习惯一直保持下来,以此为乐。《说文解字》我读过十遍,抄写过三遍。我的实际操作能力不行,记忆力也不行,于是避短扬长,搞点抽象的东西。我对自己的文风一直很不满意,总是老一套,四平八稳,想改,可是改不了。不久前《四川文学》约我写一篇关于李冰(古代水利家,都江堰的设计者)的散文,费了好大劲也没写成。

我提醒自己,年老了不能放下笔,因为一旦放下笔就再也提不起来了。

人是会改变的。1946年前后,我在东北大学(校址在四川三台)教书时,同事中的左派教授有赵纪彬、叶丁易(地下民盟盟员)、杨荣国(地下党员)。在“文革”中,尤其是在批儒评法时,杨荣国成了“四人帮”麾下红得发紫的红人,到处做报告。新中国成立前,山东大学的丁×教授骂共产党,他在1952年就去世了,如果多活几年,也许思想会变化。我在中国社科院的同事钱钟书年轻时非常狂妄,因此西南联大不聘请他,他到湖南的一个师范学院教书。别人讲课时他在门外听,听了故意高声哈哈大笑。年老时他的脾气就变好了,现在对人平易谦恭得很。

我再老下去会怎样变化呢?希望自已不要变坏,不要变得冥顽不灵。活到老、学到老、写到老,是我的最大愿望和乐趣。


往期精选

看完三星堆“新品”,来看看这些汉墓画像是怎么“嘲讽”秦始皇的?| 姜生


作为经世之学的古代官制撰述 | 黄桢


为什么中国人的“公德”与“私德”会产生反转?| 李向平  杨 洋


: . Video Mini Program Like ,轻点两下取消赞 Wow ,轻点两下取消在看

您可能也对以下帖子感兴趣

文章有问题?点此查看未经处理的缓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