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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文学”对中国文学批评史有哪些重要意义? | 陈洪

摘  要
《名媛诗话》对于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意义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史料、文献的价值。它裒辑、保存了一批出于女性之手的文学批评著述,其中不乏精金美玉。二是集中了沈善宝本人的文学批评观点,对于研究她的文学活动,以及由她辐射而成的女作家群体的文学创作,都是重要的切入角度。三是这些内容反映出的文学思想,是那个时代文学思想的重要侧面,也是研究女性文学、性别观念的重要视角。这些皆可补足目前批评史研究、书写之缺失。


作 者 | 陈洪,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原 载 |《文史哲》2021年第3期,第138-150页

原 题 | 中国文学批评史领域的新“矿源”——《名媛诗话》的文献及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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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清一代,女性文学之繁盛远迈历朝。近年来已有不少学者给予了高度关注,从不同角度对沈善宝及《名媛诗话》进行了研究。不过,从文学批评史的角度揭示、衡估这部旷世奇书,迄今似乎还罕有着鞭者。

中国文学批评史是很成熟的学科,内涵也十分丰富。不过,总体来看,对于女性在这个领域的贡献,目前的认识与研究还有所不足。仅以《名媛诗话》而言,其中出于女性作家之手的文学批评文字——既有沈善宝本人的,也包括了清代前中期一批女诗人的,不仅数量可观,其水平也颇有出乎意料者。

大体而论,《名媛诗话》对于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意义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史料、文献的价值。它裒辑、保存了一批出于女性之手的文学批评著述,其中不乏精金美玉。二是集中了沈善宝本人的文学批评观点,对于研究她的文学活动,以及由她辐射而成的女作家群体的文学创作,都是重要的切入角度。三是这些内容反映出的文学思想,是那个时代文学思想的重要侧面,也是研究女性文学、性别观念的重要视角。




《名媛诗话》保存的女性文学批评史料中,关于《诗经》的评论蔚为大观。
如陈炜卿著有《听松楼遗稿》,内载《授经偶笔》,其中涉及《诗经》评论的有两大段文字。其一为论《葩诗·采苹》。《采苹》为《召南》中的一篇。这首诗“有齐季女”一句,可以说是全诗的点睛之语,而注者岐说纷纭。依《诗集传》说,《采苹》的意旨在于歌颂祭祀活动中的年轻少妇。而《毛传》则认为《采苹》描述的是少女出嫁前的礼仪。但是,同为《毛传》,又有“此言能循法度者,今既嫁为大夫妻,能循其为女之时所学所观之事,以为法度”的说法,似乎“有齐季女”是少女成长时所受的教育。于是,就有“难毛者”指出“《传》以教成之祭与礼女为一,是毛氏之误,故非之也。”《毛诗集解》则别出心裁,同意“季女”就是少妇,就是在丈夫家主持某种祭祀,而强调其年轻则是为了突出其恭敬的态度。有趣的是,此书又转了个弯,提出这里的“季”——年轻,可能只是一种修辞性的假设,借以突出恭敬的态度何等重要。
在这样纷繁而莫衷一是的阐释背景下,陈炜卿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她以《礼记·内则》的女子教育来做依据,即十岁的少女应该“观于祭祀纳酒浆笾豆菹醢礼,相助奠。”从而摒弃了“尸之”者为“少妇”“主妇”,以及“出嫁礼仪”诸说。以《内则》阐释诗意,并不自她始。但是,陈炜卿选择之后,从两个不同角度来论证加强自己的见解。一是直接引述了《内则》的“观于”“相助”一段,点出其年龄段——“十岁”,来证明“季女”的含义。其思路已隐隐有“互文”的端倪。而另一方面,她又以自己的家庭生活为例:“每令节忌辰,虽蔬肉不丰,而堂必洁静,荐必躬亲……女子随于母侧,使观于祭祀。”把个人的生活经验与经典文本相互参证,一则加强了阐释的说服力,二则借以推行“诗教”的主张。这样把个人家庭生活经验与文本阐释结合起来的思路,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女性独特的思维逻辑。
陈炜卿评论《诗经》,还就一批题材接近的作品进行比较。《邶风·燕燕》是《诗经》中的名作,一般认为是中国诗歌史上最早的送别之作,最早的有主名的女性诗作。其主旨为卫庄公失政,造成了国内的动乱。其妾媵戴妫被迫回归故国,君夫人庄姜远送于野而有此作。这首诗历来评价很高,或称道其深情,或赞美其含蓄。陈炜卿同样予以高度评价,但其角度、其方法却与众不同。她是从庄姜的人物形象着眼,又是通过与其他篇什的比较来立论的。她逐首分析了《樛木》《螽斯》《小星》《江汜》中女主人公的形象,指出各自在道德境界上的欠缺。以此作为分析庄姜形象的背景,认为《燕燕》中的庄姜“贤而能”形象几乎达到了完美。她以诗中的具体描写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庄公无道,且对不起庄姜,同时也对不起戴妫,而戴妫还是劝庄姜要有“先君之思”;庄姜不以为忤,反而夸赞戴妫温惠、淑慎。另外,她俩又是妻妾的关系,彼此之间做到“恩义相信”,这在作品里、生活中都是极其难能的,所以要给予庄姜“未之有也”的极高评价。
从家庭人际关系的角度分析、评价诗歌中的人物形象,这也带有鲜明的女性色彩。而把题材接近的一组作品放到一起,进行比较,来强化自己评价作品的观点,这种方法也是值得注意的。
毋庸讳言,陈炜卿的《诗经》评论,受传统经学影响,主要还是囿于教化、道德的视角。不过,她并不是剿袭旧说,而是有自己的分析、判断,且能够多方论证,言之成理,诚如沈善宝所言:“著作议论恢宏,立言忠厚”“历来闺媛通经者甚尠,矧能阐发经旨,洋洋洒洒数万言,婉解曲喻,援古诫今,嘉惠后学不少,洵为一代女宗。”可惜这“数万言”已不可见,否则或许可以给我们更多的惊喜。
《名媛诗话》中关乎《诗经》的评论,还有汪雅安的一首长诗。其诗主旨并非文学批评,而是与曹大家《女诫》同类的闺训。但是,她在道德训诫中涉及文学,而且是以文学批评始,以文学批评终,形成了较为明显的特色。她主张“女亦贵自立”,而自立的根本是德才兼备,“德厚才正”。然后她以《诗经》作为立论的依据。“我诵三百篇,多出妇人笔”——强调这一重要经典的作者大半为女性,这既为“女贵自立”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又为女子的文学活动找出了相当充分的理由。在接下来的论述中,她以《柏舟》作为教化“女节”的教材,以《采苹》作为教化家庭和谐的教材,以《瞻卬》作为杜绝家庭是非的教材。可贵的是从女性自强、自立的角度,来援用《诗经》,把诗教的思想具体化;但终究未脱经学窠臼。
汪雅安很重视女子的文化修养,主张“蒙养自少时”。虽然她不可避免地要讲“纲常”,要肯定“三从”,但是她又同时提出女子应该旁通经史,应该“万卷盈胸臆”。这当然是很高的要求了,也是事实上对“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突破。而从这首长诗本身看,汪雅安对于理学,对于《周易》,都达到“熟读”而能自由运用的水平。
在提高文化修养的基础上,汪雅安提倡女性的文学活动。她认为学养是文学写作的前提;女性文学要秉承“思无邪”的宗旨,要抒发真实性情;而这种情感应以“温柔敦厚”为标准,艺术风格则以“朴素雅正”为尚,从而反对雕饰文辞。她对女性的文学活动的见解,基本未越礼教的藩篱。但是,她在礼教的旗号下,堂堂正正提出女子的文学活动是“无邪”的,是“女亦贵自立”的组成部分,这已经十分难能可贵的了。
汪雅安论《诗经》还有一段理论色彩更为浓厚的材料,这段谈话包含了两部分:一部分是转述方静云的观点,重点是以《诗经》为据,维护女性作诗的权利;另一部分由此生发,阐释“三百篇之旨”。她把传统诗教的“思无邪”说发挥、改造,强调诗作要有“真性情”,要有“味”,而不能囿于闺阁之中“吟风弄月,摛藻求工”。与前面的长诗相互参证,对于诗经学与文学批评史,都有特殊的价值。
沈善宝评价汪雅安道:“学力宏深,词旨简远,且能阐发经史微奥。集中多知人论世、经济之言。洵为一代女宗。”“一代女宗”的评价与陈炜卿完全相同,全书中仅此二例。这一方面是因为二人都是辈分既高学识又博,也有二人有力地提倡女性文学,影响力较强的缘故。
《名媛诗话》中言及《诗经》的还有周季华的《天启宫词百首》的自注。词后附有诗人援《终风》来说明诗境的注释:“张后既疏宸眷,绝不露怨望之色,惟以文史自娱。或淸坐絮絮,独语而已。可见《终风》之感,千古同情。”《终风》为《诗经·邶风》中的一篇,意旨历来有三说:一说是庄姜伤感于卫庄公对自己的冷落、侮辱,但还保有对丈夫的思念;一说是庄姜愤慨于庶子州吁的横暴无理;一说是无主名的女子对横暴丈夫的控诉。周季华采取的是第一种解释。但她的重点不是解释这首诗,而是把庄公云云当作既定的事实,然后以它来为咏张后的诗作注。也就是说,她把自己的“宫词”与《终风》以“千古同情”一语联结到了一起,并与张后的现实处境、表现互相印证。这种对经典的理解,也是显露出互文方法的端倪。
《名媛诗话》中还收有关于楚辞的评论。卷一周明瑛评《离骚》一段,见解既高,文辞又美,涉及《离骚》的审美特性、价值评判,并有关于具有普适意义的文学创作心理的描述。“乱辞”,通常指篇末的“乱曰”。但周氏这里则取广义,“乱”为“辞”的修饰语,如同《公孙龙子》的“悖言乱辞”,《中说》的“陈事者乱而无绪”。她的意思是说:《离骚》的文辞看起来逻辑线索有些混乱,但这种混乱恰好是表达忧愤情绪的最佳方式,使得寄托的情感、呈露的心态越发幽深。而如此的诗歌话语境界,并不是作者出于理性的刻意营造,而是意到笔随的非理性创作状态的产物——“亦不能自明”。对于读者而言,不应简单地以“奥郁高深”敬而远之,而应该从“无绪”中体会诗人的深远的精神世界。这段文字虽稍显简略,却对于楚辞学与古代诗学都是非常可贵的材料。
《名媛诗话》所载录的文学批评文字涉及的对象甚广,如还有对明诗的评论。清中后期的诗坛名家陈文述的儿媳汪小韫,自身少年即有诗名,博学强记,颖悟非常,著有《自然好学斋诗钞》行世。同时,又对文学批评有浓厚的兴趣,“因人论明诗多沿归愚旧说,尊李梦阳、王凤洲,而薄青邱。小韫非之。竭数年心力,选明诗初、二两集,参以断语,多知人论世之识。集出,海内诗家莫不折服。”
其中一些内容赖《名媛诗话》而得传。
清代诗坛有两个热门话题:一个是宗唐亦或宗宋,一个是对明诗的评价。后者缘起于钱谦益的《列朝诗集》,特别是他的《列朝诗集小传》。而后或是或非,议者纷纭。到了沈德潜,编选《明诗别裁》,推崇前后七子,并借此彰显自己的“格调”诗学思想。其书因沈德潜的文坛领袖地位产生了广泛影响,而推尊“七子”——特别是李梦阳、王世贞,则成为了流行的观点。从沈善宝的介绍可以知道,汪小韫不同意沈德潜的看法,并编了明诗的选本,似乎是调低了七子的评价,提升了高启等以才情见长者的地位。据说,这部集子使“海内诗家莫不折服”。由于集子已散佚,《名媛诗话》收录的若干内容就更可珍贵。汪小韫评价的角度聚焦于“激扬忠孝,表章贞烈”,从例举的“三十家”中顾炎武、陈子龙、陆世仪、夏完淳、陈元孝看,都是气节卓著的人物;方孝孺更是这方面的表率。所录汪小韫的题诗,虽然各自只有一联,但可概见其风格神韵,如“燕赵悲歌骑瘦马”,既活画出顾炎武奔走各地图谋恢复的形象,也抓住了顾诗慷慨悲歌的特质。而“松经雷雨”“梅历冰霜”则是笔端饱含了仰慕感情,“孤臣”“啼鹃”“国殇”等集束意象的使用也是相当大胆的。
《名媛诗话》的女性文学批评还进入了弹词的领域。《名媛诗话》编辑的嘉道之际,正是弹词创作走向繁盛的阶段。本文前面述及的梁德绳,就是著名弹词《再生缘》的续作者。《诗话》还收录有弹词《凤双飞》的作者,女诗人程蕙英,对她的弹词创作予了以很高的评价:“才气横溢”而“妙手空空”,可谓很恰切的叙事文学评论,强调的是高超的虚构故事能力。《名媛诗话》收录了程蕙英的几首作品。第一首自述弹词创作的心理、体会:一是借题表现,具有自觉而强烈的“以他人酒杯浇自家块垒”倾向;二是希望通过作品寻求知音、同调,而不迎合俗众;三是明确作品的虚构性质,是白日梦;四是自承创作中追求情节的“惊天动地”,情感的“敢言怒骂”。虽因诗体的限制,四个方面未能展开,但立论大胆、透辟,思路明晰、开阔,实为不可多得的叙事文学批评之作。后面三首,若证以“家贫,为女塾师”的境遇,则自我指涉的意味甚明。世路之艰险,维生之困顿,“好文章,空自夸”之半得意半无奈,对知音、良友之渴求,尽溢于言表。恰可作为《自题》的注脚。
《名媛诗话》中关于李清照、朱淑真的评论也很有意思:李清照是否改嫁,是文学史、文学批评史的一桩公案。从文献材料的角度看,肯定改嫁的理由要充分些;从情理、感情角度说,否定改嫁也不无道理。这桩公案的歧见主要在事实的辨证上。朱淑真则是另一种情况。婚姻不幸,自谋出路,事实基本清楚;争议的是如何评价。两个同时代的杰出女诗人,在批评史上都被婚姻问题困扰,迄今莫衷一是。史琴仙评论的特殊之处在于:1、女诗人以诗歌形式来评论另外两位女诗人;2、评论的出发点是自己的情感体验:李清照夫妻情深,且为知音,“金石心坚那得移”!李清照明明是“人比黄花更消瘦”,沉浸在丧夫之痛中,怎么可能改嫁呢?3、朱淑真“采凤随鸦”,有所反抗是正常的,其词作不应该被贬低。4、“怪煞庐陵好词笔,误人传诵到如今。”更是以欧阳修被指责为冤案,表现出对礼教过度干预文学的不满。
其立论虽然未曾尽脱礼教桎梏(不能公然主张女权),但立场鲜明地为女诗人张目,而且是在与“旧说”辩论中发声,很是难能。而这段材料显示出两位女诗人在文学批评中的互动,同时表现出编者——沈善宝看待女性诗人的立场、态度,也算是一段批评史上的佳话。
前文提到的汪小韫,是一位学殖深厚的才女,在史学方面尤为突出。沈善宝对此极口称赞:“小韫议论古人,具有特识”,“史学既深,……(其)诗取材宏富”,“议论英伟,可破拘墟之见”。汪小韫颇多咏史之作,同时也对“诗史”类作品发表了看法。清初的三十年间,“诗史”写作成一时风气,而吴梅村是其代表。而汪小韫的作品中以女性命运做视角为其重要特色,如《圆圆曲》《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思陵长公主挽诗》等。汪小韫此诗明确自己对于吴梅村的承传。而诗中夹注,来凸显“史”的价值,是清初“诗史”写作的一种范式。汪小韫采用这一范式,也表明了对“诗史”观念的肯定。

《名媛诗话》中,具有文学批评史意义的材料还有对于回文诗的评论、涉及《红楼梦》的评论,此外,还收录有陈文述一大段文字,记录以女性乩仙口气作序,点评乩坛中的诗作,可谓极为特殊的文学批评。




《名媛诗话》在收录其他女性诗人有关文学批评的文字外,还有沈善宝本人的文学批评内容。有一段妙论可以视为她诗歌思想的总纲,事实上也是她编纂《名媛诗话》的指导原则。她以花喻诗,主张诗歌风格的多样性——“何必泥定一格也”。在这个前提下,她提出“但具一致,皆足赏心”,也就是说好的作品并非面面俱到,而是在某一方面有特色,有长项,就能够受到读者的欢迎、喜爱。相反,徒具形式,没有内在生命的诗,是不能赢得读者的。她认为,无论哪种风格,“赏心”之作一定是有“神韵”的,是“鲜”活的。这个“鲜”活的概念,是沈善宝援引了郭六芳的论诗诗。以诗的形式品评诗歌,前有杜甫,后有元好问。而郭六芳这三首立论精到,形象而警醒,较之老杜、遗山,实不遑多让。其中带有独创性的观点有:“獭祭”、诗“鬼”之类偏至之才,因其超越平庸而获得了生命力,而产生了审美特质——“有波澜处十分清”。还有,各种风格、审美类型,有优长就有缺欠,所以不能求全责备。而领略酸咸之外的“鲜味”,需要批评者自身水平的提高。这些见解虽然出于郭诗,但经沈善宝援引,且声言“实获我心”,故也不妨看作是沈善宝诗歌思想的组成部分。

沈善宝这种重“鲜味”,重神韵的诗歌思想,一个更核心的概念就是“性灵”。
沈善宝正面评论了性灵与肌理之争,以“风人”“学人”对举,乃延续沧浪的“别材别趣”之说,而又有所发展。她指出,当行本色的诗人之诗由于重视情感表现,所以能“得弦外之音”,而学问家作诗囿于理性,所以缺少“天然之韵”。这一论断可谓中其肯綮。《名媛诗话》中直接以“性灵”评论作家作品颇多。沈善宝所主张的“性灵”,针对的是“堆砌斧凿”,是“描摹”,提倡的是直抒胸臆。这与上文的“风人”“学人”对举,一脉相承。也是她反复强调的“诗本天籁,情真景真,皆为佳作”,“全以神行,绝不拘拘绳墨”。
她虽然主张“直写”性灵,但是又看到这是需要一定的外部条件的。评论方芷斋之作时,她指出,“性灵”自然流露而为诗,是需要一定的条件保障的。当生存条件困顿、杂乱,心境自然受到干扰,欲写“性灵”亦不可得。这与东坡的“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颇为相通。而她又以自身的经历相印证,揭示了女诗人特有的创作甘苦,便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性灵”诗论。关于这一点,她在下文又再次加以强调:“(仁和杭清之)‘境遇坎坷’‘孤苦无依’,(方芷斋)序其遗稿刊之,且称其‘生平备历劳苦拮据,诗笔酸辛,境使然耳。’”两次提到“境使然耳”,中间蕴含了作者多少思考与感慨!
有趣的是,沈善宝借她人之口评价自己作品,核心标准就是“性灵”:提及之“陈慕青”眼界甚高,在“甚众”的闺秀诗集中,只看得上三个人的作品。而沈善宝得以厕身其中,自是十分得意。“嗜好有不可解”云云,正是得意之余的谦辞。她所引述的陈慕青两首诗,前者“茫茫大地总无俦”是极高的评价,后者“篇篇风雅耐哦吟,缘浅缘深契性灵”则是带有理论性的论断:成就的取得源于契于“性灵”的创作路径。这种夫子自道式的评论,足见“性灵”在沈善宝诗歌思想体系中的位置。但是,沈善宝又不是拘守于袁枚“性灵说”一派之内,她既对“性灵”诗论有所补充、发展,同时在使用这个诗学概念时又比较通达。众所周知,“性灵”旗手袁枚对标榜“神韵”的王士祯多有微词,称其“一代正宗才力薄”。但沈善宝并无畛域之见,在她看来,神韵与性灵不无相通之处,所以,在《名媛诗话》中,以“神韵”来品评作品也不在少数,可见沈善宝论诗的不泥于一家,同时也说明,到了嘉道之际,文坛对于此前的派别主张已经不是太在意了。
沈善宝论诗,还有一个个性鲜明的地方,就是力主巾帼不让须眉。对于胸襟阔大的作品,往往分外青目。如卷四收归安叶氏作品,称其“卓荦不群”,“非寻常浅觉者可比”,作品如“金欲园林化紫烟,铜驼荆棘总凄然。自从七尺珊瑚碎,引动秋风莼菜船。”“书画船多压上流,三山烽火使人愁。长星劝汝一杯酒,已有真人起荻洲。”等等,评价为“不特诗笔超超,胸襟亦复不凡。”
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她选录的诗中,有很多“英雄”的字样。一般而言,这在女性诗作中应属罕见,而在《名媛诗话》中屡见不鲜。对尤寄湘的《读武侯传》沈善宝的评语为:“一气呵成,格韵苍老。”以“格韵苍老”评价女性诗作,其审美取向大异俗流。类似的还有评奉天铁岭许氏的《马上歌》曰:“侠气豪情溢于楮墨。”评海宁陈静闲的《寄鹃红二绝》曰:“味此诗,鹃红为人亦颇恢奇也。”对“狂”“奇”“剑术”兴味盎然,礼赞有加,也显得别具只眼。

如此等等,几至不胜枚举。究其原因,除却自负“英雄”,借彼显此的心理之外,还与她对女性文学的见解有关。她虽主张诗作的题材、风格应该多样化,但在多样的同时还是有所轩轾的。对于这些超越闺阁眼界,不甘雌伏的作品,她都予以很高的评价:“纵横排奡”“笔致老炼”“格韵苍老”“全以神行”,这样的批评用语,以往很少见到用于女性诗作。显然,这与品评对象的境界密切相关。通观《名媛诗话》全书,凡诗作题材超出了闺阁生活,而关注到社会民瘼、兴衰治乱者,编者都不惜赞誉之词。这可以看做沈善宝文学批评的一个显著特点。




关于《名媛诗话》的编纂缘起,沈善宝轻描淡写地把这一历时五六年的呕心沥血之作说成是“抑郁无聊”时的消闲所为。其实,这乃是她一贯的文字风格:以低调“文”豪情。她对于这一成果的真实态度,真实评价,在另一段文字中巧妙而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沈善宝借陈静宜之口评价自己,包括人生、诗作与这部《名媛诗话》,而重点落到《名媛诗话》的价值,以及其中表现出的诗歌思想。这一手法,倒有几分《庄子》中的“重言”意味。
陈静宜题《名媛诗话》的《念奴娇》从女娲补天开始讲女性的贡献,以《诗经》为据讲女性吟咏的传统,都是在最高的层级上确立女性的价值,争取女性的权利。“灵气常钟”,近于《红楼梦》的“女尊男卑”感觉。在这个大前提之下,词作进一步评价沈善宝为“才调无双”“贤名第一”“吟坛宗主”,称道《名媛诗话》的编纂是“慧业超千古”。这样的评价可谓登峰造极了。沈善宝虽然以“过情”谦虚了一下,但得意情态还是溢于言表的。尤其是《念奴娇》结尾处的两句:“军开娘子,请看何等旗鼓!”盛赞《诗话》一出,诗坛上女作家就以堂堂之阵与男性“旗鼓”相当了。可以说,这正是沈善宝在《名媛诗话》全篇中努力表达的思想——也包括对女性文学批评的自信。
《题鸿雪楼诗稿四章》则是对沈善宝本人的诗作的品评。其二以成连东海移情比喻沈作的境界,称赞“觥觥大集”的“超绝胸襟清绝调”,正搔到作者的痒处。从前面的评介看,沈善宝在《名媛诗话》中表达的、流露的文学思想,最核心的就是女诗人应该开拓胸襟,超越闺阁,作品应该大气,从而达到与男作家并驾齐驱的境地。陈静宜的一词四诗,所评诗人、诗作,以及所编诗话,可说是对沈善宝文学活动、文学思想全面而生动的描述,所以才赢得了沈的青睐。
《名媛诗话》收有高景芳的古体诗《输租行》,以及马韫雪的《大梁霪雨吟》、黄克巽的《弃儿行》,对此有一大段长达650余字的评论,以同类题旨——古体而写“时事”并为一条,牵连以出,这在全书中属于特殊体例是编者在这方面的文学主张的集中表现。其中包括了三方面的主张:一是女作家在选择体裁方面也应多样化,因题材而异。三是标举“畅论时事恍如目睹”的写实笔法,可与其褒扬学杜,称许“真朴”“苍老”笔法之论相互发明,表现出对女性诗作力度、厚度的期待。
站到今天的学术立场,来看《名媛诗话》在文学批评方面的特点,一是集中保存了一批女性的文评著述,其中有些相当珍贵,可补中国文学批评史之缺;二是站在女性的立场上评文衡艺,观点与方法都有异于恒流者。
沈善宝秉持知人论世的文评传统,在引诗评文之前总是先介绍作者的家世、经历。如前所述,对于那些胸襟阔达、识见不凡者,总是不吝辞费褒扬一番。如介绍曹孺人:“为人明大体,性正直,遇事有断才,最知兵法。偶论及,皆与古人暗合。《孙子十三篇》,能一一得其甚解。”介绍如亭夫人:“能骑射,识见过人,诗致清峭。”“典丽矞皇,如闻黄钟大吕之音”。
身为女性,对于男权社会中才女的命运有着深切的感受,于是往往把诗人的命运与她们的创作联系起来,从而形成了沈善宝文学批评的又一特色。强调诗歌的境界往往与命运相关,可以看作是“性格即命运”命题的延伸。而在男权社会中,才女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所以有时诗作只能是无奈的悲歌。沈善宝尽管性格有豪迈的一面,对此却只能表示无奈的感慨:“余尝云使汉武不能爱才,长门赋虽工,何能感悟?窦连波不知翰墨,回文锦虽巧,亦复何益!二君之作,盖有深意焉。”“亦复何益”,表现出她在“雄迈”的同时,冷静的另一面。
可贵的是,沈善宝由此产生使命感:她关于女性文学社会环境的讨论,涉及到女作家在教育、生存条件、交友条件,以及作品传播诸多方面的困境,深感女性进入诗坛之艰难。而由此不辞辛劳,力图以一己之力释此“深憾”,实令人肃然起敬。
《名媛诗话》的知人论世还有一个明显的特色,就是非常重视女诗人的艺术才能。如沈蕙孙“善洞箫,制有箫谱。”林亚清“工文章,善书画,尤长墨竹。……诗笔苍老,不媿大家。”柴如光“工丹靑,《图绘宝鉴》称其‘花卉翎毛,无不超妙’……诸子问诗法,口占云:‘四杰新吟开正始,高岑诸子各称能。英华敛尽归真朴,太白还应让少陵。’”邱荷香“评画云:‘要把诗家比画家,岂容俗手强涂鸦。别开生面如抽茧,便学时眉不障纱。意在笔先胸有竹,韵流纸上眼无花。从知此事须书卷,妙诀尤难出齿牙。’”她不但记述各自才艺,而且具体到艺术特色,并对兼通文艺的加意表彰。而所收《环青阁集》中的《赠女史唐墨兰并序》中的绘画评论尤为难得。这首长诗明显带有老杜《丹青引》的影响痕迹,只是女作家笔下更加细腻婉转。诗中细细讲述了女画家的鬻画生涯,这一情节上承《儒林外史》,下启《金粉世家》,为其“补足”了生活基础。而融艺评入诗论,也可见沈善宝文艺相通的批评观念。
对于《名媛诗话》,沈善宝的真实想法已借陈静宜的诗词表达出来——“慧业超千古”。从女性文学的角度看,从对文学史书写补偏救弊的角度看,这一评论并非夸张。而就其文学批评史的价值论,这种补救的意义更为明显一些。
《名媛诗话》是在大量女作家进入诗坛,而由于文化的惰性,她们的心血大部分旋生旋灭,她们的智慧转瞬湮灭的情况下,沈善宝“及时”出手,把几成绝响的材料广为搜集,善加编纂。由于她交游既广,见识又高,所及对象多为一时俊彦,如顾太清等。所以这一部书所保存的女诗人生平情况与作品,特别是他处难以见到的女性文学批评之作,几乎可以独自撑起一片天空。
沈善宝欲以此书为女作家张目——“军开娘子”“何等旗鼓”,而局限于时代,这一雄心当时未能完全实现。但精金美玉终有显露光彩之时。《名媛诗话》所保存的女性批评文献,所揭示的女性文学批评的特色,以及编者本人全面而深刻的文学思想,都是女性文学研究与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珍贵材料。可以说,这两个学术领域皆由此而得丰满,沈善宝的初心也将在新的语境中得以实现。
责任编辑 / 刘  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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