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严歌苓：所有经历都是我的营养

2018-03-03 黄河文学 周国平

本文系周国平公众号主编、黄河文学月刊公众号主编郭红与当代享誉世界文坛的华人作家、电影《芳华》编剧严歌苓的对话实录。转载自黄河文学月刊 ID :hhwxbjb

采访手记（节选）

初次遇见严歌苓老师，我着实吃了一惊。她双腿纤长笔直，肤色白皙红润，是无可挑剔的美女。但是让我吃惊的不是她众所周知的美丽，而是她的敏捷。她无一丝造作，无论是动作，还是说话，都有一种远超于常人的麻利。她不仅能快速地抓住你说话的要点，也能同时进行好几个主题的对话，而且彼此之间呼应得很好。我知道，她是一个深植于生活之中的人。相较于其他作家的不食人间烟火，她却是接着充沛的地气。这样的写作者，对于空话与套话有着本能的过滤和直觉的拒绝。

——郭红

访谈节选

■ 严歌苓 ■ 郭红

邓丽君对当时的我们来说是一种颠覆

郭红：严老师好！听说您这次回来是要准备拍新的片子，是关于邓丽君的？

严歌苓：对，是关于邓丽君的。我看了一些资料，差不多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吧，我们正值青春，邓丽君的歌曲进入大陆，对当时唱红歌的我们是一个颠覆性的改变和认识。

郭红：那个时候，大街小巷都在传唱邓丽君的歌，大家的情感也有了另一个角度，发现原来歌曲可以表达情感更加忧伤更加丰富的那一面。

严歌苓：对，她的歌将私人的感情、美好的爱情通过很坦率和公开的方式来歌颂，人内心秘密的感觉唱出来，对我们来说是一种颠覆性的认识。

郭红：对大家来说，似乎是不可以谈的资产阶级那一部分取得了合法性，大家可以唱出来。

严歌苓：这就是从集体意识转向个人内心私密的一种感情，这是一种非常大的转变。

郭红：邓丽君确实对大家有着不一样的意义。如果您开始写关于她的电影，是从她的故事写起，还是从她带给我们的感动写起呢？

严歌苓：我想还是要从她的故事写起，也许会有当代人的介入，不过还没有想好。

郭红：我们都不曾有机会去现场听邓丽君唱歌，但现在有很多女孩子在唱她的歌，十分像，不知道您与这些人有没有接触？

严歌苓：我不是很喜欢流行歌曲的人，我比较喜欢古典的音乐，连音乐剧也很少看的，比较无知吧。但邓丽君对我们那一代人的震荡，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她和我们对于青春的怀旧、恋爱季节里的自我是紧密联系的，想到这一点，就感觉天下的恋爱是永恒的，是永存的。

郭红：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一提到邓丽君，就和青春记忆以及一种全新气息的感觉有关；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他们如果在电影中看到关于“文革”的信息，会感觉跟自己隔离了一层。您会不会把这种时代感抹去，让它与现在产生更多的联系？

严歌苓：我觉得邓丽君身上的很多东西都是永恒的，比如说励志，还有恋爱，她是一个一直相信爱，没有被爱眷顾却一直在追求爱的人。还有灰姑娘的情结，她有着很苦的出身，父亲是卖大饼的，是在军属大院长大的，那时候叫眷区，她是住在经常被洪水和台风侵犯的地区，为了家人能有更好的生活，很早就辍学挣钱了。所以我觉得她身上所体现的励志、对爱的追求的这种价值是永存的。实际上她是一个非常善良非常真诚的人，虽然现在说起善良或许含有一些贬义，但不可否认，善良是我们人类的正能量。

所有经历都是我的营养

郭红：虽然现在我们都觉得善良中包含着傻的成分，大家对善良也抱着一种质疑的态度，但在朋友圈里，这些声音说得久了，反而使整个朋友圈更加的充满正能量，似乎阅读品位也有所提高。现在新媒体在不断地发展，大家的阅读反而更加日常化。我们知道您身出书香门第，爷爷和父亲都是作家，这个书香气息对您的影响大吗？

严歌苓：当然有非常大的影响。我觉得我父亲是个全才，他画的画也很棒，曾被军事博物馆收藏。他在年轻时也设计过房子，后来又转到油画上，而他的童年教育是音乐，他的小提琴拉得很好，他的品位对我潜移默化的教育是非常大的。如果换了一个家庭，我想我也成不了今天的自己。此外，我父亲非常善良、大度，和人一般见识的时候非常少，总是能够超脱出来。这些都影响了我世界观的形成。而他的性格及修养又和他的家庭环境及读书习惯等有关系。我母亲对我的教育是非常严格的，比如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让我读《白求恩的故事》，对于那时的我，感觉真是枯燥死了。他们两个对我的教养是不同的，母亲对于我的勤奋和纪律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她从来没有打过我，但我非常怕她，她和我父亲好像一个是司令员，一个是政委，经常找我谈话。我觉得我在童年时是非常富足的，不管是从家里的书籍啊，还是父亲在音乐和绘画上对我的熏陶。

郭红：您喜欢古典音乐一定与父亲的影响分不开，那您的父亲会指导您阅读吗？

严歌苓：不会。他觉得我什么书都可以看，他给我的印象也是经常懒洋洋地躺在一个铺着狗毛垫的躺椅上看书的形象。他在“文革”劳教回来后，一直处在一种逍遥或者是消极的状态，总是在看书。他对我的影响不是言语上的，而是源自他日常的言传身教。他总对我说：“家里的书你随便看，我相信我的女儿有鉴别能力。”

郭红：很多作家在小时候就展露了写作的才能，而您是在十二岁就参军了，后来又走上了演艺道路。为什么没有从一开始就走上写作这条路呢？

严歌苓：我开始是没有想到自己走上写作的道路的，因为我从小就非常喜欢跳舞，这可能与我母亲的影响有关，她是一直走演艺道路的，唱歌也很好，唱过早期的《白毛女》等歌剧歌曲。这好像就是我的血脉相传。

郭红：后来没有想到是父亲的这一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严歌苓：对，后来发现，自己不是一个很适合表演的人，特别是那个时候表演是可以给你的生活带来很多“后果”的。而写作就不一样，首先我不知道自己会写，其次部队也不会把写作作为招用你的条件。

郭红：那您是很早就离开家开始了集体的生活。

严歌苓：刚开始还是很开心的，时间一久就会觉得没有家是很悲惨的。

郭红：我看您的书了解到那段时期是对您影响很多的，包括初恋，当时人们残酷的这种举动，这一段时期，您在内心深处或是谈论时，是否有所回避呢？

严歌苓：不能算回避吧，只能说很早地就让我认清看穿了一些事情。这些个经历都会变成我写作的一种营养，包括对于人性的复杂和丰富性的理解起到了很大的帮助。如果说人的一生注定要吃苦头的话，我是会选择早点吃苦的。它会让你早对人生作一些准备。我成为一个作家应该和早年的不顺利有很大的关系。记得我的一个朋友说过，你的童年没有很灰暗，但你的白天是很灿烂的。我当时回答说，白天的早晨会有朝霞。其实说出这种忧伤的话时我还很小。

郭红：我特别能够理解您初恋喜欢的那个男士做出的举动，但我仍然觉得那是一种人性恶的表现，他的这种举动其实也未必可以换到一些东西。

严歌苓：他可以换到安全。人有时候是很可怜的，他想要的无非也就是一点安全感，这些举动其实无关善恶，是一种中性的东西。但如果说一个人选择牺牲自己来保护别人就属于超自我的精神了。

郭红：感觉您非常的宽容大度。对于您生命中的灰暗的经历，是否已经都可以转化成生命和写作的营养了？

严歌苓：对于我来说，这些都是不值得记忆的东西，我早就忘掉了。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被记起，我认为它们都是老天爷给我的礼物。很早地经受失恋，经受痛苦，现在反思来看，都是生命对我的眷顾。

嘴巴失语使内心更加丰富

郭红：这些经历也让您更加超脱。对于您的另一段经历大家也都很感兴趣，就是您的留学经历。对于其他的作家来说，出国的经历往往会使他们作品的数量骤减，就好像原本的文化血脉被割断了，处在一种被放逐的状态。但对于您来说反而激发了您更强的创作力。您觉得留学经历和新的文化氛围对您的写作或是人生意味着什么，有什么影响？

严歌苓：对于有些人来说，他是不能够脱离一个大的环境的，他需要有人来捧着，有人和他聊；而我恰恰相反，我特别相信个人奋斗，作为一个作家，不管是处在任何环境下，他首先是一个个体，他有话有故事要讲。对于我来说，不会听到立即的喝彩声，但这不影响我的写作，就像一个话痨，不讲话就是很难受的一件事情，写作于我就是这样的，我的笔就是一个话痨，这也是我心灵的一个必需品，几乎可以说是生理的必需。出国对我来说是一种新的写作的矿藏，在出国前，我已经完成了三部长篇小说，在那个时候，我的军旅生活已经写得差不多了，我也正处在一个题材的危机阶段，而出国正好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了解到中国人移民的生活。在国外，大家有着相同的背景，他们会与他人聊起这种苦痛的经历，和不被人瞧得起的边缘的感觉。我这个人喜欢倾听，很少抱怨，这也是我得到很多故事和启迪的来源。当年的短篇小说之所以像井喷一样写出来，与这些有很大的关系。

郭红：陌生文化的冲击感，一些作家到了新的文化中就会失语，您在这方面很了不起。

严歌苓：因为嘴巴上失语，内心就会有大量的语言。刚到美国时，我的英语表达很不流畅，内心的感觉就会越发的丰富。所以很多东西就会内向化，在走内心。这也是人情感最为丰富和敏感的时候。

郭红：我觉得您对于新文化的接纳能力很强。

严歌苓：其实我到今天也没有接纳很多，更多的时候是处在一个比较的阶段，把他们的表达和我的表达在作比较。为什么我们会有比较文学啊，比较语言、比较政治，就是因为比较能够使你产生认识，就是所谓的“悟”吧，对本国的文化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在你的国家一些都发生得理所当然，而到了另外一个国家，你就会发现，这一切并非理所当然。特别是对中国文字的认识。

郭红：看过您的一篇关于打坐的文章，里面写到您打坐四个小时，会有一种通透的感觉，很多人就觉得您是不是信仰什么，因为在他们看来，打坐很难。您现在有信仰吗？

严歌苓：我信佛，但我不是信形式，而是信佛教给我的这种哲学。我不是一个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的信徒，佛教里所说的人人皆可成佛的说法我很赞同。我不太喜欢基督教里贵族式的思想，它与普通大众离得很远，我们都是有原罪的。还有，我也不相信来世。对于佛教，我更看重它带给我的人生智慧。一些信佛之人做出恶劣的事，让我很不理解，这种信仰也就失去了佛教本身的信仰价值。

郭红：佛教中崇尚空性，每个人都可以修来自己的人生。

严歌苓：这种说法我很赞同，我觉得这和我们文化中的独善其身很靠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