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我没有学问，我什么都没有的
读书是他们的日常生活
采访手记
|by郭 红
我曾有幸作过《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和杨绛先生的新作《走到人生边上》的责任编辑。大约七年间里，与杨绛先生时有接触。2003年1月28日，在商务印书馆出版《钱锺书手稿集》前夕，我到杨绛先生家里去看她。杨绛先生到门口来迎我，她身穿灰色毛衣，外罩一件藏蓝色呢背心，一头银发整整齐齐地梳在脑后。精神看来还不错。我问她还好？她说还可以，都是老样子。只是耳朵似乎更背了，听电话的时候比较费力，对她说话也得适当大声些了。
杨绛先生当时年逾九旬，仍笔耕不辍。在把钱锺书先生数量惊人的手稿整理出来交付出版后，还写完了一本散文《我们仨》，记录和回忆与钱先生及女儿钱瑗一起生活时的情形。那本书写得沉蕴含蓄，异常精彩。老人家虽年事已高，仍神清气朗，思路清晰。
自1934年与钱先生共同生活以来，杨绛见证了钱先生全部的读书生活。他们一起去牛津留学，一起在欧洲游历，共同经历了六十四年的风风雨雨。她对钱先生的了解，既有生活伴侣才有的细致，也有文学家的客观与准确。她曾写道：“我认为《管锥编》《谈艺录》的作者是个好学深思的锺书，《槐聚诗存》的作者是个‘忧世伤生’的锺书，《围城》的作者呢，就是个‘痴气’旺盛的锺书。”
1998年钱先生去世以后，她井井有条地将钱先生遗留的书稿和手稿整理好，并陆续交付出版。她曾笑称自己现在还是“钱办主任”，是他们家留下来“打扫战场”的。多亏有了杨绛先生这样的“主任”，钱先生身后仍不断有作品出版，使世人得以了解一个文化巨擘丰富的精神成果。
有一次，我去取资料，看见临窗的桌前摊满了钱先生的残破的手稿，旁边还摆放着剪刀和胶水，而杨绛先生的眼睛又异样的红肿。杨绛先生说她正在拼对钱先生的手稿呢。别的老人在尽享天伦之乐的时候，她却在一连多日，每天数小时，仔细辨认那些因年久而模糊的蝇头小楷，并把它们准确地粘贴起来。不久，我就拿到了整整齐齐的一迭“散页”。我想，杨绛先生图名？钱先生和她早已名满天下；图利？她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却把已得的和将来的全部稿费都捐给了清华大学，设立了一个专门资助贫困学生的“好读书”基金会。我想，这只能是一个学者，一个真正爱书的人，一个了解并尊重钱锺书先生真正的价值的人，也是一位深情的妻子的唯一选择。
访 谈
郭 红：杨绛先生，您还记不记得钱先生是从什么时候养成记读书笔记的习惯的？他多年来一直坚持，不曾中断过吗？
杨 绛：他小时候就爱读书，他是有书都要读。他一直喜欢“胡说乱道”，作文字游戏。做笔记他一直做的，一直看书一直做的。
他做笔记的习惯是在牛津大学图书馆（Bodleian——他译为饱蠹楼）读书时养成的。因为“饱蠹楼”的图书向例不外借。到那里去读书，只准携带笔记本和铅笔，书上不准留下任何痕迹，只能边读边记。锺书读书做笔记成了习惯。但养成这习惯，也因为我们多年来没个安顿的居处，没地方藏书。他爱买书，新书的来源也很多，不过多数的书是从各图书馆借的。锺书深谙“书非借不能读也”的道理，有书就赶紧读，读完总做笔记。无数的书在我家流进流出，存留的只是笔记，所以我家没有大量藏书。
郭 红：钱先生在国内的时候，哪一段时间笔记做得最多？还有抗战的时候，“文革”的时候，也都坚持做笔记吗？
杨 绛：做笔记他一直做的，一直看书一直做的。一面看书一面做，看完一本书做一本。外文中文都是天天看的。这些不是每一天都看的。有客人的话，也是（只要）有工夫就看。终归是要看的，每天都要看书的。不然哪来那么多（笔记）呢？
郭 红：他的外文笔记量最大，有二百一十一个本子共计四万多页。钱先生读这么多外文资料，是不是有什么计划？他的外语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杨 绛：他最好的是英文，第二是法文，第三是德文，然后是意大利文。西班牙文是跟我学的。他要找西班牙的什么资料，我就找原文给他。因为西班牙文跟意大利文很接近，他慢慢地就懂了。他有一个规矩，差不多是中文、英文每一天都看的。一、三、五看法文、德文、意大利文。这些不是每一天都看的。锺书在国内和国外大学攻读的都是外国文学，在大学教书也教外国文学，“院系调整”后，他也是属于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组的。但他多年被派去做别的工作，以后又借调中国古典文学组，始终未能回外文组工作。他原先打算用英文写一部论外国文学的著作，也始终未能如愿。那些外文笔记，对他来说，该是“没用了”。
郭 红：为什么请莫宜佳教授(Professor Dr.Monika Motsch)整理外文笔记？她的整理有什么原则？
杨 绛：莫宜佳是德国的汉学家，也是《围城》的德语本的译者。她会很多种语言。1999年，莫宜佳博士来北京，我就请她帮我编排。她看到目录和片断内容，“馋”得她2000年的暑假借机会又到北京来，帮我编排了全部外文笔记。只可惜因为时间匆忙，她没来得及把笔记按年月的顺序排列，只能随手从纸箱里拿一本编一本，因此留下了不少遗憾。比方说最早的两本是1936年的，却被编在了第118和119条。她整理的原则就是没有原则。
郭 红：手稿里的文字密密麻麻重重叠叠，眼神不好的，会看不清；学问不够的，又看不懂。尤其是其中有些残页，头尾都不见了，但是您却把它们整理并粘贴出来，令人叹服不已。整理的过程是不是很艰苦？
杨 绛：真是很艰苦！他摆得一摊一摊的，他的乱虽然乱，但他自己知道什么东西在哪儿，一拿就有。等到我去弄，我就不知道了。抽屉里是一堆，有的搁在封套里是一堆，有的乱的是一堆。有可能乱的那一堆是要扔的，我就分不出来了。剪下来的那个，我想他是要的，要不然他干吗剪下来呢？ “三反”运动之前，我们有小朋友在大学里说，学生要检查老先生日记的。他的日记跟笔记混在一起的。他就把日记剪掉，留下的是笔记。他留下的，一沓一沓乱七八糟放在那儿，他大概也没有再看。
郭 红：后来那些东西是您给拼在一起的。
杨 绛：对，有的东西拼得对上了，有的对不上。比方说，这个纸的条条是一样的，大概是一起的；每读什么有个头，我找它的尾巴。有的尾巴找头，有的头找尾巴。这样接起来，真是费了不少时间。
郭 红：在准备出版的整个过程中，不时地有人来问我，《钱锺书手稿集》对普通人有用吗？我说这是一种象征呀，寻求智慧的道路上的一种努力，很有价值的。不知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杨 绛：我说它首先是一种资料性的。他看的时候并不是说我现在要钻研《楚辞》这个题目，他下次看见的时候，发现这可以归为这个题目，就又把它们放到一处。所以它们才会重重叠叠，归类到一个地方。研究有关题目的人到这里去查，这是一个宝库。所有的资料都汇集在一处。莫宜佳说，手稿里面集中了许多钱先生的灵感和智慧。他为什么把许多这样的资料聚集在一起，他在想什么呢？这里面暗含着各种各样的思路和思考，研究相关问题的人，从里面一定可以得到许多的灵感和帮助。它们并不是散漫的资料。
郭 红：以前搞运动的时候，白天开会，他就晚上熬夜读书做笔记吗？
杨 绛：“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就看马恩列斯的原著。那不是可以看吗？看了他也做笔记。《管锥编》就是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写出来的。
郭 红：去干校的时候，他还有书看吗？
杨 绛：那时候他照样有书看的。那时候我们女儿每个月都给他寄。其中凡有好的，有关于文学的、学术性的，他都看。看完了就做笔记。看完每一本就做笔记。
郭 红：有没有中断过？
杨 绛：没有。除非生病。生病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他不能走路。走路跌跌歪歪，歪来倒去的。他也写笔记呀。那时他写的笔记都飞出来了。有一本，在扫描的时候都知道，都飞到格子外头来了。
郭 红：我看见了，那时的字写得要拙些，笨笨的儿童体的样子。
郭 红：除了看书之外，钱先生每天别的都不做？家务做吗？他每天的生活是怎样的？
杨 绛：他小时候等于没有慈母，爸爸顶严，伯父顶疼他，等于是慈母，也不娇他，就是惯他。有许多东西他都不会，打蝴蝶结也不会，穿鞋左脚右脚也分不清。拿筷子也不会。
郭 红：他的生活能力这么差？后来跟您在一起生活以后是不是就变得很能干了？
杨 绛：很差。他一直不能干的。可是他有时候也很能干的，比方说他能做早饭。可是划洋火，一直等到1974年才第一次划着了一根。
郭 红：原来他都划不着？不会？
杨 绛：他不敢。他又不抽烟，他不会划的。《我们仨》里面我都记了。一段历史全记下来了。家务他做的。每天早饭都是他的事。我们两个人一起生活的时候，比如我们刚刚到英国，住在人家，包一天的饭菜，（那时候）他不管。后来我们搬了一个房子，他就做早饭。我们住到这个房子来以后，假如家里没有阿姨，早饭都是他做。烧水都是他烧，一家人喝的水，用的水，都归他烧。假如说邮差来送信，在底下叫一声，他耳朵特灵，就跑下去拿报，所以邮差跟他关系很好。邮差说，“我叫住在底下的人，嗓子都叫破了没人理，楼上倒叫一声就下来”，就是他。他的脚步特别勤快，我都追不上他。他家务都做的，也没有一天不看书的。
有一个本子，我知道是哪一年的笔记。那一年我着急了，走了后门，带他到大医院去看病，去照脑子。因为他不好走路了，舌头也大了。哮喘大发作，缺氧抢救。抢救以后，过些时候，他不哮喘了，可是走路东倒西歪。我们住的房子很小，他东倒西歪，都有墙扶着的。房子三家住在一起，在北师大。同住的一个老太太告诉我说，奶奶，爷爷走路东倒西歪的，叫我注意。我看他确实是这样的。北师大医院离我们住的地方很近，我扶他去，他走路都靠在我身上的。我偷偷问大夫，大夫说应该去检查一下，别是脑子里长什么东西。我着急了，带他进城去检查。两个大医院，都托了人，检查的结果都一样，都是大脑皮层缺氧，硬化了。这个也没法治，（只能）看一年以后怎么样了。这一年里，他先是说话大舌头了，后来舌头先好了，手呢写字都写得飞出来了，写到格子外头的。拿给大夫看，大夫说写得蛮好的。大夫考他比如1+1等于几，他心算也蛮好的。结论是脑子没有坏，只是大脑皮层受损。那个时候他也做笔记，就是走路跌跌歪歪的。
郭 红：那是哪一年有这些症状的？
杨 绛：1973年。
郭 红：那时候钱先生其实才六十多岁，大脑就缺氧了？
杨 绛：抢救！……抢救。这话说来就长了。我们到北师大，住在钱瑗的宿舍里，那个宿舍是朝北的，没人住。缝缝里的风非常冷，他就着凉了。钱瑗系里有一个同事是华侨，住的房子比较好，住在小红楼里，那是教职员的宿舍。那个同事说，我不搬，这个宿舍就先让钱先生去住。我们就住在小红楼里。小红楼离北师大的校医院很近，现在我也不知道是不是都拆了。那段时间，他哮喘病的时候，我叫他“呼啸山庄”。我也不懂，也没经验。我们的医疗关系，“反右”以前把我们抬得很高，都在北京医院。本来协和、北京医院，两个医院可以看病。后来“反右”以后，一步一步往下退，先把我们退到同仁，然后把我们退到街道上的小医院，小医院也不管用，有病就给点儿药吃，他的哮喘就发得很厉害。北师大的大夫，有个中医大夫很好，另外一个大夫是儿科的，给的药分量总是太轻，所以他就病得越来越重，后来呼吸声就接不住了。
郭 红：哮喘严重可能会窒息的。
杨 绛：快窒息了。然后有个挺要好的邻居说：“爷爷这样得抢救哇。”那时正是“批林批孔”的时候，钱瑗一天三个单元，晚上回来。她回来后就说赶紧去抢救吧。抢救得去北医三院，但是学校里的汽车不为家属服务。钱瑗人缘好，有个司机送我们到北医三院，我们在那儿，输氧大概是要三个多小时到四个小时，抢救过来正好半夜里十二点钟。那个司机说，钱老师什么时候要车我就什么时候来。半夜十二点钟打电话他就来了。我们的医疗关系不在这儿，就没地方住，也没地方躺，他就躺在暖气片上的一个木板上，我们没地方坐就团团转。后来司机把我们接回家。这个关过去了。医院里很照顾，护士到我们家里来给他打针，过了几天差不多好了，又发现他走路不好，这才检查出是大脑皮层缺氧。
郭 红：他是不是长期脑力工作过度，运动又不够？
杨 绛：这个没法治。但脑子本身没坏。他做了脑电图，两边是一样的，证明脑子里没长东西。出了这事之后，我们才找所里提出要一个房间。当时每个单位的房子都很紧张，我们不能老是占着小红楼不走的。所以，后来我们搬回来，搬进了所里的一间很小的办公室。
郭 红：那个地方现在还在吗？
杨 绛：那个地方现在铲平了，没了。以前是在一进门的那个楼的六楼。
郭 红：房间大概有多大？
杨 绛：比这间（约二十平米）小。我们搁两张床，两张书桌，四边是借来的图书馆的铁架子。年轻人把我们干事的木箱都横七竖八地搭起来。我们叫人陪我们回家去，整理了五麻袋的笔记。他那时候一面看书一面开始写《管锥编》。
郭 红：《管锥编》是在诊断出了大脑皮层缺氧以后开始写的？
杨 绛：我们从干校回来以后他就开始做了。我们流亡的时候，他不能再做下去了。书还是看的。
郭 红：他出院以后应该养一养的，却还是每天读书，又开始工作了？
杨 绛：书他是每天都看的。他能走路了，就在屋里躺着，躺着看书。我们搬到那儿去住以后，看书更方便了。我们住在七号楼最西头一间很冷的屋子里。要书却特别方便。要文学所的书，他要多少，管书的人就给搬来了。所以，《管锥编》主要是在那儿写的。他开了一个头是在家里开的，我们逃难到北师大以后，那个时候不能写，只能看看带的笔记本什么的。我们一直在那里住到1977年，就搬到这里来了。
郭 红：那时候钱先生是不是已经是副院长了？
杨 绛：不是。我们在那个办公室里住了三年。钱锺书写他的《管锥编》，我翻我的《唐吉诃德》，都是这个时候。
郭 红：“文革”开始搞运动的时候，您的《唐吉诃德》译稿是第一稿吗？
杨 绛：第一稿给红卫兵搜走了，后来发还了，发还以后我们就下干校了。下放回来以后开始做了。等到我们后来流亡，家里不能待了，我就带本西班牙的教科书读读。他们图书馆也有书，都能看。反正钱锺书天天都有书读的。
郭 红：外国文学所的外文资料是不是比较丰富？
杨 绛：外文所我的同事们，我们若说要借什么书，他们都给借。钱锺书在外文所的时候，虽然别人说我们的思想是靠不住的，可是钱锺书买书是没错的。所以他是图书资料委员。
郭 红：钱先生做笔记一直没有中断过？他几度出院入院，最后笔记截止到哪一年？是在哪一次入院后？
杨 绛：他的笔记一直到住进医院才停止。1993年，他住过一回医院，出来以后他选的诗，就是《槐聚诗存》。1993年的春天住到医院里去，动了一个大手术，在4月1号以前出来的，好了。他觉得身体完全好了，我又病了，因为我在医院里住了两个月护理他。（笑）还不让别人护理呢。
郭 红：全靠您一个人护理？您那时候也有八十多岁了。
杨 绛：八十二岁吧。回来以后我就跌跌歪歪的，走路都扶着墙，风一吹都倒的。他呢，又慢慢地硬朗起来了。我说他，你把诗选定了吧。1994年的春天他把诗都选好了。1994年7月底发烧，那个时候他觉得自己的身体好。当时还比较高兴，因为选定了诗，做完了一件事情。7月底他发高烧，我跟女儿把他送进医院，说他是肺炎，同时发现还有膀胱癌。然后就动手术，开始还很好，但1993年的大手术，他摘掉了一个肾。1994年手术后剩下的那个肾又罢工了，也不能用。后来就做透析。透析一般是越做越多，他却是越做越少，后来他好了。那个发脾气的肾又好了。透析前做了一个人工肾。经过这一切后，他的身体很虚弱，以后就老去住（院）。开始还能起来，后来就没有力量起来了。1998年的年底他就去了。进了医院起，他就停止（写读书笔记）了。第一次大手术他回家之后，还在那儿记笔记。
郭 红：对于钱先生来说，这是他的日常生活。
杨 绛：没错，就是他的日常生活。他书一定要看了，看了以后一定要做笔记的。
郭 红：到最后并不是说他要写什么才读书，而是读书是他的生活和享受。
杨 绛：读书是他的休息。看完一本就做笔记。有时候还补进去，后来读的还往前面补。
郭 红：您一直都觉得钱锺书比您重要。
杨 绛：当然了。我也没有学问，我什么都没有的。
郭 红：可是您从年青的时候，一直也读书，做研究。从那时候您是不是觉得钱先生有才华，有可塑性……
杨 绛：那个时候我可没有想过我不重要他重要。没有。
郭 红：慢慢地才这么想的？
杨 绛：我看着他有那么多东西，舍不得扔掉嘛！
郭 红：原来有些说法，以讹传讹，说是有人让钱先生给写几本关于同性恋的参考书，钱先生就随手列出长长的书单。那意思是不是说钱先生阅读面特宽，无论多么生僻的主题，相关的典籍马上就能列出来的意思？
杨 绛：没有这件事。这是说的吴祖缃，他压根没问过钱锺书这个问题。
郭 红：这种说法钱先生知道吗？
杨 绛：这是一封信里的，钱先生看见过，看了以后他很生气。他每一条都打了叉，大概十几条，从第一条开始就打叉。关于淫书，清华不叫淫书，只叫禁书。清华没有几本禁书。钱锺书是这样批的：曹禺跟我是同系，他要问我，为什么不直接来问我，却要经过吴祖缃来问我呢？吴是中文系的。
郭 红：都是杜撰。您觉得钱先生应该怎么样定位？是学者、翻译家、作家？
杨 绛：我觉得他既是学者也是作家，是双重的。他还是诗人。他爱诗，非常爱诗。他不是那种豪放的，但他自诩自己顶多是个名家。不过他自己最喜欢读诗。中文的、外文的，他都最喜欢。
郭 红：您要是用一个词概括一下他，是用诗人吗？
杨 绛：不对，他是一个学者，但是爱诗。他写那些品味别人作品的东西，写得很好。他主要是一个学者。
郭 红：他写了散文小说，读者们都特别喜欢。您觉得他就天赋而言，是更偏重于学者还是文学家、诗人这一边呢？
杨 绛：嗯……我很难说。人家很看不起学人写小说学人写诗。他主要是个学人，也写小说也写诗。
郭 红：他偶然地试试笔，就留下了一本经典。
杨 绛：他是刻意学的，都是自己学的。他不是一个大诗人，他比较注意形式，用字，还有声律很讲究。
郭 红：前不久上海做过一个调查问卷，青年学生最爱读的书，第一本就是《围城》。
杨 绛：还是《围城》！他从小就喜欢写小说的。我从来没有向别人提过这事，他的第一篇小说给我看，不是小说，是散文，叫《竹马》。
郭 红：就是那个“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
杨 绛：对，后来这篇没有了，让他给扔掉了。他写得挺好玩儿的。散文小说他都能写的，他是能创作的，是学人学者写小说。这样说就好像写小说的人不要有学问似的，呵呵。
在杨绛先生的名作《干校六记》里，有这样的一段对话：
默存经过菜园，我指着窝棚说：“给咱们这样一个棚，咱们就住下，行吗？”
默存认真想了一下说：“没有书。”
真的，什么物质享受，全都罢得；没有书却不好过日子。他箱子里只有字典、笔记本、碑帖等等。
我问：“你悔不悔当初留下不走？”
他说：“时光倒流，我还是照老样。”
[原刊于《黄河文学》2011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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