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年轻人更需要过“精神浪漫”的生活
近日，新经典文化推出了周国平老师全部的尼采译著，共计五本：《悲剧的诞生》《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教育何为？》《我的哲学之师叔本华》和《偶像的黄昏或怎样用锤子从事哲学思考》。此外，另有两种专著《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和《尼采与形而上学》也即将上市。
这套周国平的尼采译著并不算是“横空出世”，也就是在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之交，《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和周国平的名字被写在一起，成了震撼当时那辈年轻人的读物，也造就了继“三毛热”、“琼瑶热”、“萨特热”、“弗洛伊德热”之后的“尼采热”。
时间过去了，除去“年轻人为什么不读书了”这类老生常谈的话题之外，我们是否能从这三十年大众选择的流行中发现时代的密码？
周国平：这里面《悲剧的诞生》可能翻译得更早一些，收在1986年出版的《尼采美学文选》里面。当时我的想法是因为尼采大部分作品没有中译本，大家都读不到，太可惜了。我原来计划的是一个人把尼采生前发表的著作都翻译出来，就从没有中译本的开始。但是后来我放弃了这个计划，因为我不想光做尼采的粉丝，我还要做周国平。当时翻译这些东西，我倒并不是说它们对中国有多大的用处，要帮助中国解决什么问题。我没有这样非常宏大的想法。一开始就是自己喜欢，我就自己喜欢，我自己喜欢的事情我就去做。
1986年，除去出版了我翻译的尼采之外，我还出了一本自己写的书《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这本书反响非常大，反应非常好。这也给了我信心。我觉得大家是喜欢读尼采的。
周国平：在我这本书出版之前，中国这几十年里面，对于尼采是不介绍的。第一，人们想了解尼采，是没书可看的。尼采的译本在中国只有民国时期有，解放前30年代的时候徐梵澄翻译了四本，但没有再版。人们对尼采一无所知。第二点，对尼采人们道听途说，只有教科书里的只言片语，谈到尼采时是全盘否定。对尼采的概括就是两条，一条就是反动的唯心主义的唯意志论，还有一条就是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先驱。
到我写《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的时候，学术界开始有两三篇的文章，在讨论尼采了。其中有一篇是我的博士生导师汝信写的，但这篇文章讨论尼采的思想起源，比较学术。那个时候还没有一篇非常明确肯定尼采的文章。那么我的这本书，首先有一定分量，它是一本书，不是一篇文章，然后这本书的立场就是满怀热情地肯定尼采。所以就形成了很大的反差，我想这就会让大家重新发现，尼采是这样的啊。
周国平：是当时的青年和大学生。《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在当时的大学里面的确是很轰动，有一个香港的刊物评选改革开放以后对青年影响最大的书，就把这本书放在首位，我后来才知道的。我到大学去做讲座，反响很热烈。每次我到单位都会带回很多的读者的来信，大部分是年轻人。他们说太喜欢这样的尼采了。
周国平：我觉得最关键的就是，思想的自由和个性的解放最打动当时的年轻人。在过去，中国的传统教育里，这种自由思想和个性都是受到压抑的。那么，从这本书中他们感觉一种解放。艺术家也很喜欢这本书，那个时候是你们现在想象不到的氛围——我就用“精神浪漫”去形容当时那个氛围：人人都喜欢艺术，都喜欢思想，摄影展、画展层出不穷，高潮就是89年春节，中国美术馆举办了一次中国现代画展，全是一批新的画家，非常轰动。当时大家都很陶醉在高层次的精神生活里面。所以对尼采的喜欢，其实是“精神浪漫”氛围的一种表现。
周国平：这个世界……用我这个序言里面的话，就是“精神浪漫”已经被“物质浪漫”代替了。人们更关注的是物质上的品牌物质上的时尚，而这些“物质浪漫”好像成了这个时代的主流了。对于思考，对于哲学，对于艺术，或许还有一些小众会喜欢，但是不是社会性的氛围了。
周国平：我想，不管时代怎么样，人类的生活应该往更有格调的方向发展。单纯的物质，其实是不能真正满足人的需要的。人是万物之灵，是要有精神生活的。其实很多人富起来以后就发现这个问题了——空虚。所以他们要开始去听各种各样的讲座。
周国平：我觉得，我并没有讽刺这种现象。这是人的需求，人总是有精神需求的。如果总是在物质层面生活，没有一种精神追求的话，自己也会觉得不对头，也会觉得这种生活是很低级、很平庸、很无聊的。所以从这一点来说，任何时代都是需要精神养料的。那么，尤其我们这个时代，应该给年轻人提供这样的精神养料。让他们通过看尼采和大师们的作品知道，还有另一种生活——更高层次的生活，那种生活是更有价值的，更让人得到精神上的一些满足的。
周国平：现在有一个情况变了，就是当年对尼采的全盘否定，今天的年轻人不知道。他们不是那个年代的人，所以他们没有这种反差，就不会引起他们的惊奇。但是尼采关于这个人应该怎么生活，这种高级的文化，精神的追求，我想还是会打动年轻人的。年轻人或许会觉得，尼采说这个东西，我原来不知道，有这么好的东西！这就是他的价值。
记者：可是，今天有这么多游戏娱乐和物质浪漫的东西，供年轻人躺在沙发上获得舒适，走在商场里获得满足，就我的判断来说，今天让大家翻开这些书，是真的变难了，也许翻开周国平都变得很难了。
周国平：我并不期望今天出版这些书，会发生80年代那种情景——大家非常兴奋，如获至宝。但是我相信，会有一些人，这些人也许是占少数，他以前没看到，现在看到了。然后，从这里面发生很大的兴趣和共鸣。至于有没有人翻开周国平，我可以告诉你，周国平的书还是销得挺好的。人家做了一个专门的调查，然后跟我说，你的书是处于上升的，就是卖得越来越好。他们说，在我这一代的作家里面，这种情况是罕见的。
周国平：看尼采的是不是变少了，很难说。不能一时的轰动，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实际上，你说80年代的时候，造成一时轰动的关于尼采的书，但同时也是周国平写的；但是现在，周国平的书也不会造成一时的轰动了，我出版的新书也不会造成一时的轰动。仅仅是说我的书在长销，有人在看，一代一代的年轻人他们都在看，这就够了。还要求什么？
周国平：首先说，德国的教育有极大的优点。其实从整个欧洲的范围来说，进行教育的改革，德国是领先的。
尼采是1844年生人，他活动的年代基本上是18世纪的后期。而德国教育，从18世纪初期，在威廉洪堡的领导下，开始了全面的教育改革。教育改革的主要的措施是三条。
第一条：普及义务教育。强制性地普及九年制的教育，然后在各地建立公共图书馆，开放给所有人来借书，这个目标就是要提高全民的文化素质。
第二条：在九年制义务教育之后德国实行双轨制——他们将高级中学分成两种，一种是“实科学校”（Realschule）， 也就是职业学校。职业学校专门培养职业人才，职业学校毕业以后，可以去升高级职业学校。所以德国的工匠很厉害，德国制造很厉害是因为他们职业教育抓得很扎实的。“实科学校”之外就是文理学校（Gymnasium），培养文化精英预备人才，他们毕业了以后，可以上综合型的大学，在人文的方向和科学的方向上深造。所以一边是职业教育，一边是精英教育，两头都抓得很紧。所以德国培养了大量的工匠，也培养了大量的高级文化人才。
第三条，德国建立了研究型的大学，首先设立了博士学位，而且办了很多的学术杂志，所以就产生了一批文化精英。你看德国其实教育是很有成效，给培养精英提供土壤，所以涌现了许多文化的伟大人物，从19世纪到20世纪，200年里面，诞生的天才最多。哲学不用说了，从康德、黑格尔、费希特、尼采、马克思，到现在的海德格尔；音乐就更不用说了，贝多芬啊，莫札特、巴赫这一批人都是世界之最。数学高斯，物理学爱因斯坦……实际上到20世纪初期的时候，这个势头一直是这样的。在纳粹上台之前，德国人得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是世界之最，超过了美国和英国的总数，在纳粹上台以后，德国的精英人才纷纷逃到了美国，也就把文化中心带到了美国，美国才成了中心。
周国平：尼采这的本书是写在1874年左右，但在他生前没有发表。尼采很敏锐,对德国教育的情况他非常了解。因为他从小就在这个教育体系内，然后上大学， 24岁大学毕业，马上就当大学教授了。他是破格提拔的，当然他不是在德国，也是在德语地区，在瑞士的巴塞尔大学当古典语文学的教授。
我想说明的是，当时德国的教育已经是很有成效了，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尼采他认为德国教育是有问题的。就在他那个时代，出现了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当时双轨制开始动摇了。原本“实科学校”的学生毕业后，一般不能升到综合性大学，只能升到高级职业学院，但在那个时候，这种壁垒被打破了——也就是一些“实科学校”的学生可以进入综合性大学；另外，培养文科精英的文理学校开始扩招，综合性大学扩张，大量的学生涌进来。尼采认为这是对文化的威胁。所以他提出来，对教育趋向的两种观察：第一他认为教育的规模在扩大，第二，他认为真正的教育含量缩小了。
周国平：他认为当时已经出现这个苗头，那这样下去，德国教育就完蛋了。他当时是这样感受的。我们很难说尼采这个想法对不对，因为随着这种时代的发展，大学教育的普及越来越成为一个趋势。但尼采对当时大学教育的普及是反对的。他认为大学就应该培养精英；而其他的人才，可以在职业学校和高级职业学校里培养。而他所看到的情况，本来培养精英的学校，素质并不太好的学生都涌进来了，教师队伍也扩大了，而素质也降低了，教育本身并没做好准备。这就让整个教育的质量下降了，所以德国的文化精英人才，数量越来越少了。
在尼采看来，教育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要培养文化精英。我们今天看来，大学教育的普及，可能是一个无法阻挡的趋势。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尼采的担忧也是值得注意的，不管怎么样，大学教育里面，必须有一块是培养文化精英的，而且并不是谁都能当博士生。
周国平：尼采观察并预言的这个趋势，现在在全世界成了一个正常现象了。在中国也是一样的，实际上我看到的情况，大学毕业的大量的博士生、硕士生，他们的水平都下降了，包括本科生水平都下降了，同时，现在中国的职业教育已经是萎缩了很长时间了。结果就是在教育的两头——职业教育和精英教育，都很弱。毕业出来以后，既不是精英，又不是职业人才，不是工匠，高不成低不就，就很难办了，所以我想，他这个批判对于中国的现实来说，实际上也有借鉴的意义。
记者：今天大众读者更关心大学精英教育，可能很少会想到“双轨制”，除了具体做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研究的学者，大家很少把目光放到职业学校上。您如何评价德国教育体制之下的“双轨制”呢？
周国平：首先我觉得，双轨制是好东西，一方面培养职业人才，非常熟练的、能够胜任工作的职业人才；另一方面培养精英的人才。当然大量的中间状态是存在的，这是不可避免的。这也没关系，但是两头不能缺。其实，中国从大学扩招以后，各种学校都升级合并，职业学校这块是在萎缩的，很多人就不愿意上了。我想职业学校还应该加强，然后给他们好的待遇，为什么很多人不愿意上，原因就是没有好的待遇。
周国平：所以这里面还是一个待遇的问题，就是社会怎么看。待遇不光是薪酬，今天职业学校毕业的学生往往受到歧视，然而就业的时候，其实很多企业需要这样的职业人才，所以在这一方面，不仅不能唯学历论，而且还应该承认同等学历，比如高等的职业学校毕业之后，跟大学学历是同等对待的，不应该有差别。但现在，职业学校学生受到歧视，所以大家都不愿意上，另一方面又很难把真正的精英人才选上来。
周国平：就是有研究能力的。对某一个领域，他有强烈的兴趣和研究的能力。这种能力，表现在他的作品里面。我是很强调要看作品的。譬如说，你要上博士生的话，那不是考几个知识性的东西就行了，你一定要拿出有份量的论文来你才能考取。而今天，很多人往往博士毕业了以后，写的论文都不像样。
周国平：其实韦伯的批判和尼采的批判是一致的，这种科学分工的过细，造成了人才的片面发展。
周国平：对。这些人恰恰就是尼采说的，他们不是精英人才，而是一种畸形的学者。尼采对学者有很多讽刺，他认为，在一个狭窄的领域，无论是怎么深造，如果都没有获得一种普遍的人文精神，没有自己真实生活的体验，就是一种畸形的人。他是特别反对培养这样的人。从这一点上看，尼采和韦伯是一致的。
周国平：他提出了三条。一个是哲学，要有哲学的素养。另外一条是艺术，要有艺术的体验；还有一条是古希腊的经典。
周国平：我知道你的意思就是说，他这个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
周国平：我同意不可能实现的，学术分工的细分化，这是不可阻挡的趋势。所以真正的精英人才，现在只能被边缘化了。他们或者是自生自灭，谁都不知道，或者就脱颖而出。我相信就是，真正的大才是从这些被边缘化的人里面出来的，有少数幸存者，他们成了我们的文化英雄。任何年代，文化精英能够脱颖而出都是不容易的。但是有些时代更难，就像我们的时代。但是能够诞生一个，就是一个，就不一样。
周国平：尼采提出哲学家应该在自己身上克服时代。我想，这一条对每一个热爱精神事物的人来说都是适用的。他所说的“在自己身上克服这个时代”是什么意思呢？你真正是有一个精神高度的话，就要和时代拉开一个距离。
尼采有个很贴切的比喻说法，他说每个人都是时代之子，是时代的产物。哲学家也是这样，时代是哲学家的母亲。但是你再深入地去看的话，你会发现，时代仅仅是哲学家的养母，哲学家是超越时代的。他用了“养母”这个词，说哲学家是时代的养子。
哲学家的亲生母亲是谁？尼采没有说。我给他说出来，就是天地精神——那种永恒的东西应该是哲学家的母亲。一个哲学家你要知道，自己是被寄养在这个时代的。这就很清楚了——实际上你和这个时代是两码事。你要站在永恒的立场上，去观察这个时代，去批判这个时代，要克服这个时代在你身上造成的烙印。你要立足于永恒的精神价值去改变这个时代，给这个时代指出方向。我想我们每一个人你有精神高度的话，你都应该这样来看时代。不要随着时代的潮流走。对时代的潮流你要有一个审视的目光，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周国平：这个不能证明我跟时代更近了。这是时代对我的宽容，对我的善意。我这个人，其实对于外界的要求，都是很冷淡的，我不是说我做什么事情是外界的环境要求我做什么，我是不这样来安排我的生活的，我还是听从我自己的本性——我最喜欢的是什么，做什么事情我是快乐的，觉得是有意义的。我和时代的关系，可能是这样的。我可能不像尼采那么尖锐地批判时代。但尼采对时代的批判，其实也是和我们现在一些持不同政见者对时代的批判是不一样的。他不是政治的层面，是哲学的层面来批判的。那这方面，我是很认同的，我也会做这样的工作。包括对现在的教育，提出我自己的异议。但是，我不是那种针锋相对、短兵相接的政治斗士，这个不适合我的性格，我也不喜欢这样做，我不是这样的人。你说我清高也好，你说不负责任也好，其实都不是。别人愿意这么说，我也都不在乎。我相信，我这样的工作，它对这个时代会有意义的，但这个意义可能是间接的。
周国平：其实有很多学术界的朋友，包括一些前辈，他们都希望我好好地做尼采，做翻译，做研究，把尼采作为我一辈子的工作，他们觉得这样对社会的贡献更大。我承认如果这样做的话，也确实是挺有功劳的。但是我想，我还是不愿意。简单地说，我还是愿意我是我自己，而不仅仅是尼采的一个翻译者，尼采的介绍者，研究者，我不愿意是这样。我还愿意是我自己，那作为我自己来说，那我当然还是要写我自己的作品。我觉得这个东西，对于我来说是更重要的部分。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你不能都做。
周国平：大众根本不知道他。
周国平：精英和大众的距离——有些是时代的骄子，是被时代认可的，生前就是非常荣耀的，比如说歌德，比如说黑格尔。但是尼采不一样，尼采写的作品，基本上就是只有少数人读，根本卖不出去。发行量极小，也许一本书也就是那么一二十本，所以知道他的人很少，包括当时的精英知道他的人也很少，他的名声就是在得精神病前夕，开始有一点小名气。然后基本上就是在他死后，或者是他疯狂的时候，就是19世纪的末期，最后这些年，开始有人谈论他了，开始有人研究他了。
周国平：这是一个不好的状态。跟大众有距离，不希望大家凑热闹，哲学家应该是这样的。但是哲学家他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作为一个写作者，当然是希望这个世界上有一些理解他的人。那么是通过书的这种销售和反响来体现出来的。他没有得到这种理解
周国平：可以这么说吗？学术明星？其实我觉得，人们对你的接受，其实分很多不同的情况，最后综合出一个结果。很多人其实就是误解，你主要的东西，他没有读过，更没有深入去思考；但是，可能你的片言只语，流传的一些语录打动了他，他需要这些心灵鸡汤，他觉得这喝起来很舒服，他就喜欢你了。但是，他真正对你理解了没有，这个很难说。会有一些人比较深刻地理解你，但是这个肯定是少数。所以我就说，一个学者成为一个学术明星，在很大的程度上，还是一种善意的误解吧。
本文刊于2019年05月20日北京青年报本推送为未删节版，采访记者：张知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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