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的先知”弗洛姆一生中的爱情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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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姆是20世纪极为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家，社会心理学家, 社会哲学家。他之所以广为人知应该是因为那本畅销书：“爱的艺术”。很多人可能都听说过这本书，但是却不见得听说过弗洛姆。这本书到底有多畅销？自从1956年它出版以来，它在全球范围内被翻译到50种语言，卖出2500万本以上！准确地说，这是一本在西方50、60年代开始畅销的书，当它在中国翻译出版，已经是80年代了。
为什么“爱的艺术”如此畅销？因为它预示着一个新的时代风范的来临！哈佛大学的教授劳伦斯写了一本弗洛姆的传记，称其为“爱的先知”。本文就是要谈谈这位“先知”，从他的私生活入手。
我想，尽管许多人有听过“爱的艺术”这本书，但是真正读过，并且读懂的人恐怕不是多数，我在某个网络平台上曾经推荐过这本书，很多人读了之后对我说反馈说很不好懂。
在讲这位先知之前，我先简要谈谈这本书。
卡伦·霍妮同样是杰出的精神分析学家，她的中译著《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同样在80年代就翻译入中国。她是里奇曼之后弗洛姆的情人，他们之间的关系从友情到恋情，持续了约12年之久。
如果说里奇曼是弗洛姆的精神分析的引路人，那么当霍妮和弗洛姆成为好朋友的时候，弗洛姆已经开始在发展自己的精神分析思想了。
卡伦·霍妮大弗洛姆15岁，他们相识在德国柏林的精神分析研究所。这时，柏林的精神分析研究所充满了一股自由探索创造的精神，其中一些鼎鼎大名的人物如亚历山大、赖希对弗洛伊德正统的理论和方法都有许多扬弃的地方：亚历山大发明了分析师和被分析者交互分析的方法（结果当然失败了），赖希更是独树一帜，后来成为所谓身体取向的心理治疗的开山鼻祖。
在这样的氛围下，霍妮和弗洛姆发现他们思想有共通之处，有点志同道合的知己的味道。在上个世纪20年代，弗洛伊德作为精神分析的掌门人的权威如日中天，要和弗洛伊德思想不保持一致可需要不小的勇气，霍妮和弗洛姆发现他们在反对弗洛伊德的点上完全一致。
这些根本点包括：他们都不同意弗洛伊德认为的性趋力乃人之核心动力，他们相信文化也是根本的塑造力量；霍妮猛批弗洛伊德关于女人羡慕男性是因为男人有阴茎而女人没有的观点，她认为这种羡慕乃是女性在男权社会缺乏自信，羡慕的是男性的力量和自由；弗洛姆则分析男人对女人有种隐隐的嫉妒不安，是因为女性具有创造和维持生命的力量，弗洛姆对母权社会颇有研究，他认为弗洛伊德思想反映的并非是人类的普遍状况，更多只是他所在的父权社会的体现……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更像是战友。后来，霍妮被邀请到美国的芝加哥精神分析研究所成为副主管，立足稳定后，她又邀请弗洛姆到芝加哥精分所做讲师。他们的情感在那之后突飞猛进。据说，也是在那之后，他们才有了性关系，这时候，弗洛姆34岁，离31岁和里奇曼分居已经过去了3年。
在美国，通过霍妮，弗洛姆认识了另外一些精神分析的巨匠，如沙利文（关系精神分析的开创者），开始形成一个新弗洛伊德学派的圈子，这成为弗洛姆的新家园。这个圈子是当年一个响当当的独立知识分子的圈子，他们其中还包括了如著名人类学家米德这样的人物，号称“文化人格学派”。霍妮时常在她自己的公寓邀请圈子的朋友们聚会，在这样的时候，弗洛姆时常会唱几首犹太哈西德教派的歌曲助兴，朋友们称他声音“美丽和充满灵性”。
从里奇曼到霍妮，也就是从24岁到34岁，在这十年间，是弗洛姆建立自己的事业，思想的动荡期，弗洛姆先是在当年名噪一时的民间左翼法兰克福研究所做研究员，逐渐建立起自己的专业地位，但是又因为经济等原因和法兰克福研究所分道扬镳；他自己还经历了肺结核之痛，纳粹势力的折磨，最终移民到了美国。
弗洛姆越来越开始成为他自己，尽管他与霍妮年龄相距甚大，但是霍妮感到弗洛姆身上竟有几分理想化的父亲形象，她称弗洛姆像她的“魔幻帮手”。而弗洛姆则欣赏霍妮的直爽，说她仿佛有股内在能量熊熊燃烧。
但是，在弗洛姆与霍妮漫长的关系中，弗洛姆从来没有想过娶她。这或者意味深长。在他们的关系中，后来还出了一点问题，貌似“权力斗争”的影子：当霍妮从纽约精神分析协会辞职后，创建了自己的组织：“精神分析进步学会”。开始的时候，弗洛姆在其中有督导学生的权利，但是后来，她剥夺了他这个权利，让他只去上一门教精神分析技术的研讨课，她的理由是弗洛姆没有医生的资格，让他在这样的职位上，会影响组织和纽约医学院之间的关系。
但是，据弗洛姆的粉丝说，这只是一个借口，它只是表明了，“精神分析进步协会”只能容纳一个领导人……
弗洛姆的这两段情感都是和大她十几岁的女性结合的，并且在这两段关系中，她们都给了他无论精神上还是事业上很大的支持，这或许体现了弗洛姆原生家庭经历中理想化需要缺失所带来的痕迹。但是正是在这样一种关系中，或许他的内心时常会感到一种束缚和不自主之感，因此，他拒绝了里奇曼生孩子的期望，拒绝了霍妮婚姻的期望……
如果我们要将弗洛姆的情感生活历史划分阶段的话，大龄里奇曼和霍妮或者可以说是他的第一阶段，或者可叫依赖阶段。
05
一段风花雪月和一段艰难困苦
弗洛姆的第三段情感是和小他9岁的黑人舞蹈家邓翰之间发生的。我把它看作弗洛姆情感发展的第二阶段的开始。这时，弗洛姆和霍妮的关系已经恶化。
与之前的里奇曼和霍妮这样的知识精英不同，邓翰属于另类。她可算是个演艺明星，但这个明星不普通，当时的媒体称她为掀起了一场30年代的美国舞蹈的革命。
面对邓翰的光彩夺目的容颜，舞姿和活力，弗洛姆很难抗拒，一见钟情，发展了一段持续3年的恋情。
邓翰是一个混血黑人，父亲是美国黑人，母亲是加拿大的法国人。小时候她就能歌善舞，但是从来没有想过要去做舞蹈演员，她在大学时，跟着她的哥哥学了人类学。这也给她后来的事业发展道路添加了一种特殊的风格：她在西印度群岛做人类学田野调查时，发现了加勒比人的舞蹈与非洲人的舞蹈有异曲同工之妙，于是，当她开始她的舞蹈生涯时，便把这些风格融入现代舞中，开创了一种新型的舞蹈剧：招魂舞。她的一部作品“热带地区和热辣爵士，从海地到哈莱姆区”在纽约演了10周，风靡全国。
邓翰创造了黑人舞蹈剧团，出版了不少书籍，晚年还成为民权活动家。
邓翰之于弗洛姆，是打开了另外一个世界，她让他第一次接触到艺术家和表演者，拓展了他对艺术的了解和审美感，而她黑人的境遇也使弗洛姆意识到了黑人的种族压抑议题，唤起了他深深的保护欲：他帮助她在纽约的演出，帮助她离开原来居住的哈莱姆区，住到新的房子里，因为他知道：“我明白对她来说，被迫住在哈莱姆区，象征着她努力挣扎离开芝加哥那种狭隘氛围的失败，所以我想把她搬出来。”
弗洛姆在他的理论中有个重要概念叫“生产性人格”，是他人格分类学中一种最健康的人格倾向，它指的是一个人具有一种自发的创造性和对生活的洋溢热情，这个概念的提出最早的灵感或者与邓翰有关。邓翰在他身上唤起了对自发性、创造力、美丽、自由奔放的深切感觉。
邓翰后来（1941年）嫁给了她的一个合作伙伴，剧场设计师约翰，他们共同持续着黑人舞团的事业直到约翰过世。而弗洛姆和邓翰分手后，就像弗洛姆一生中的大多数恋人一样，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友情：邓翰一直关注着弗洛姆的作品，她对弗洛姆说：“我发现你对我的生活具有越来越重大的影响”；而当她将自己一本关于海地舞蹈的书的样章寄给弗洛姆阅读时，弗洛姆回信道：“你的文章给我带来了几个小时深度和完全的幸福感，我在里面看到了我喜欢的和钦佩的所有东西，这里面有勇气，富有智慧的勇气，这里面有一种深沉的人类之爱。”
1945年，与邓翰大约在结束关系后4年，弗洛姆赢来了他第二次婚姻。这一年，他45岁。
这一回，是和他同龄的，皆出生于1900年的德国同胞格兰德。如果后来没有格兰德的死亡，或者他们会白头到老。
格兰德是一个摄影师，积极地反纳粹活动家。她在弗洛姆之前有两次婚姻，带着一个21岁的孩子。
不幸的是，格兰德或许患有双相情感障碍、后创伤综合症以及被迫害期间带来的种种身体疾病。
1940年，在法国，由于反纳粹，她被短暂关入德国人的监狱。出狱后，她试图逃亡往美国，但是她没有出境许可，于是她和她的儿子尝试了从法国和西班牙边境越境，打算从那里再逃往美国。当时同行的还有法兰克福研究所另外一名极为著名的思想家本杰明。
他们试图徒步穿越荆棘遍布的边境。途中，遭遇飞机炮火的猛烈扫射，这让格兰德的身上留下了无数金属碎片。最终，他们还是被边境卫兵抓住了，卫兵要把他们交给政府。这时，本杰明由于害怕他的犹太人身份，当场自杀。本杰明之死倒是带来了转机，士兵伤心，于是就允许她离境。
弗洛姆在德国时就与格兰德相识，深深被她吸引。在纽约他们才正式开始恋爱关系。他给了她无数的爱，并且像亲生父亲一样对待她的儿子约瑟夫。他为她办理美国公民签证，为她的儿子支付上大学的费用……这令经历了两段失败婚姻和逃离欧洲痛苦经验的格兰德倍感幸福，她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我现在开心极了，不再思念欧洲。埃里希对待约瑟夫的态度实在好极了，既像个父亲，也像个朋友。他对待困难的一种安宁的态度让我比以前更爱他了！”
然而，格兰德身体和情绪的状况却一直时好时坏，她的关节炎时常发作，抑郁情绪也不断入侵她。有一阵子她的状态极度糟糕，弗洛姆在给格兰德的亲戚的信中写道：
“格兰德病得很厉害，有时非常痛，她经常整晚不能睡觉；一年中有四分之三时间她不能起床做任何事情，连写信也不行。我也没法写作了，除了一些必要的看病人，专业工作之外，我一直忙的都是照顾她的疾病。”
因为格兰德的疾病，他们搬到了墨西哥居住，因为那里的天气和温泉可以缓解她的病痛。但是，呆了两年之后，格兰德的疾病还是没有恢复。1952年6月，格兰德在厨房自杀身亡。
格兰德的去世令弗洛姆陷入绝望，他感到无论他给予多少努力和爱，依旧没有挽救她。我们不知道作为心理治疗师的弗洛姆是如何帮助他的妻子的，我们只知道他付出了无数的时间和心神，妻子的自杀去世或者让弗洛姆又一次深深体会到人性的悲剧的一面，这与他性格中阳光的一面交错出现在他复杂全面的心理学思想中。
弗洛姆这一阶段的爱情故事充满了给予和责任，然而命运无常，他的第二段婚姻悲剧地结束了。
06
“爱的艺术”
“爱的艺术”出版于1956年，很少人知道写作此书的时候，弗洛姆已经56岁了。而他最后一次婚姻是在1953年底，也就是他53岁的时候。他这本书的写作是他向最后一任妻子安妮斯求爱时开始，两年之后完成了。
这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但是这或许凝聚了弗洛姆大半生的内在成长和专业实践。
直到这次婚姻，或者我们方能看到这个“爱的先知”拥有了一次从世俗标准看来较为美满的婚姻，这场婚姻持续了28年，直到弗洛姆去世。没有这次婚姻给弗洛姆带来的快乐、稳定、幸福和理解，或许这本书不会诞生，抑或不会是这样一种自信的风格。
安妮斯小弗洛姆两岁，长得高大美丽。比较起来，她不同于任何一位弗洛姆的前任，或者比较有趣的一个比较是和霍妮，霍妮长得也很高大，但是安妮斯与她的性格却截然不同。她尽管很聪明，却没有任何野心，不知道什么叫“内卷”（竞争），弗洛姆向别人介绍安妮斯时，戏虐地称她为“世界上最懒的人”。她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但是她在印度居住的那段时间，产生了对东方灵性传统的浓厚兴趣，她喜欢冥想，占星，据说打太极拳远近闻名；她对国际政治，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社会组织形态这些议题非常感兴趣。
安妮斯身上散发着一种女性的魅力，看起来更偏于感性，但是有趣的是，弗洛姆在他的科学的讨论中，总把对方看作平等的伴侣，让她读自己的手稿，听她的评论。
老年的弗洛姆在他这段情感中表现得像个浪漫无比的年轻人，据目击者说，78岁的弗洛姆和76岁的安妮斯搭乘电梯上楼，两人会长时间相互凝视，而后亲吻，旁若无人。
在弗洛姆的资料档案中保留了好几百张就像如下一样的他写给妻子的小纸条：
“我美丽的爱，我如此爱你，爱得有股痛感，但是这痛感如此甜蜜，如此奇妙，我希望你在睡梦中能感觉到它。现在是10点，我去办公室了，你在早上吃早茶时可以给我打电话。我中午最晚两点回家，下午四点有个讲座。完全属于你的E (E为埃里希的第一个字母)。”
1958年，安妮斯患乳腺癌，需要切除双乳，弗洛姆对此完全支持毫无犹豫，他这时无法想象没有安妮斯的生活，他私下和他的堂妹说，如果安妮斯癌症复发，他想和她共赴黄泉。
这些丰富的经验浓缩成“爱的艺术”中那些字字珠玑的抽象表达：
“当两个人能够体验到他生命存在的中心的时候，当他们可以从这个位置相交的时候，爱才成为可能。它并非一个一劳永逸的休息的地方，而是不断面对挑战着的，运动着的，成长着的，工作着的；无论是和谐还是冲突，无论是喜悦还是悲伤，这些都是次要的，根本的是他们是从这个存在的本质体验自己的生命，他们通过和自己的本质在一起而体验相互在一起，而非通过逃避自己而在一起。”
弗洛姆这里关于生命存在中心的说法，或者可以看成今天那些倡导男女之间的爱情是一种灵性修行说法的前身。
1980年，弗洛姆去世于瑞士，3年之后，安妮斯也随之去世。
总结
“爱的先知”弗洛姆一生中经历过许多段恋情，三段婚姻，也许从许多国人的眼光看来，这不那么像一个标准的理想爱人，理想婚姻的模样，当然我也相信另外许多人则会持不同的观点。
以八卦的方式写弗洛姆的故事，是因为我觉得今日国人正在经历着婚姻情感生活上的具有历史意义上的转变时期：我们已经看到结婚离婚比到了几乎2:1的新低；在年轻一代人身上，晚婚、反婚、不婚已经逐渐被接受为常态，被逼相亲则是一个被不断吐槽的事；我们还将会越来越多看到许多人一生中不止结一次婚，可能两次，三次------这是现代社会的必然，弗洛姆那一代欧洲知识分子很早就经历了那样一个时代；与此同时，对爱情的怀疑、迷茫也在弥漫开来，有人说爱情就是奢侈品；有人则反回旧婚姻观，认为爱情的不存在，认为婚姻就应该是经济合作社生育共同体；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办，所以只有回避......
爱情真的不存在吗？它仅仅是荷尔蒙的转瞬即逝，不能长久吗？
我想，这篇短文，以弗洛姆一生中生动复杂并非神话般完美的一系列爱情故事，或者能够帮助我们理解爱情的复杂性。最为重要的是，弗洛姆一生的爱情故事充分反映了“真爱”不是一个仅仅需要寻找将会从天而降的名词般的静态固体物，它是loving, 一个不断生长壮大的进行过程。正如弗洛姆理论以及他的生活所昭示的那样，它是一种生生不息的潜能，生活中的挫败可能打击它，但是是否被绝望压倒取决于个体的人格。
弗洛姆以他的生命实践活出了loving：对于人生痛苦绝望疏离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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