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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智与情感间并不是简单的对立关系，理性与情感之间的复杂关系本身就需要我们用理性去思考和认识。
情感的昏智与认知
文 | 徐贲
罗素说，小灾难来自固执，大灾难来自狂热，固执或者狂热都是情绪，而人们一般都把理性视为制约情绪的力量。倡导理性并不是为理性而理性，而是因为理性能帮助人类尽可能避免因固执、狂热或其他激情而造成的大大小小的灾难。当然，灾难也可能是由“理性”所造成的，但是，在这些“理性”后面起作用的其实同样是骄傲、自大、狂妄、控制欲和权力欲（其实是一种贪婪）这类的激情或欲望，理性不过给这些激情和欲望提供了方便的正当性而已。
我们普通人为什么需要用理性来认识和节制自己的情绪、激情和欲望呢？除了不要凭一时的激动贸然行事，做出以后会后悔的事情之外，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理性思考可以让我们避免因情绪冲动而轻信人言，最后上当受骗，被人操控和利用。理性的关键在于它是人的判断力所需，而没有独立判断力的人是没有自主性的，因此，理性是人的自主性的重要保障。为了防止轻信和上当受骗，我们遇到事情要多动脑筋，首先就不能感情冲动，也不能意气用事，这样才能保持冷静的头脑。这样的想法包含着“理智”与“情感”的对立，理智有利于思考，而情感则不然，甚至还会成为思考的障碍。从常识经验来看，这样的想法是可以得到验证的。但是，理智与情感间并不是简单的对立关系，理性与情感之间的复杂关系本身就需要我们用理性去思考和认识。我们可以从什么是情绪开始这样的思考。“情绪”是对一系列主观认知经验的通称，是由感觉、思想和行为综合产生的心理和生理状态。美国心理学家威廉·马斯顿指出，任何一种基本情绪都不仅仅是感觉、心态或情感，而是驱动行为的能量，将一种情绪与另一种情绪加以区别的唯一方法就是观察什么情境导致人的什么行为。情绪可以分为与生俱来的“基本情绪”（常见的有喜悦、愤怒、悲伤、恐惧、厌恶、惊奇）和后天学习到的“复杂情绪”（爱欲、嫉妒、惭愧、羞耻、自豪、怨恨、窘迫、内疚、害羞、骄傲、自暴自弃）。心理学家们对有哪些是基本情绪，或对基本情绪可能如何复合成哪些复杂情绪有不同的看法。例如，有一种看法认为，八种基本情绪按这样的顺序排成一个圈子：恐惧、惊奇、悲伤、厌恶、愤怒、期待、喜悦、接受。每一种基本情绪与相邻的两种都能产生一种复杂情绪，恐惧与接受产生顺从；恐惧与惊奇产生惊恐；惊奇与悲伤产生失望；悲伤与厌恶产生内疚；厌恶与愤怒产生鄙视；愤怒与期待产生敌对；期待与喜悦产生乐观；喜悦与接受产生爱。可以设想，在基本情绪之间，复杂情绪之间，基本情绪和复杂情绪之间，还可能产生更加复杂的情绪。基本情绪和原始人类生存息息相关，复杂情绪则必须在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生活经验中学习得到。由道德因素产生的情绪都是复杂情绪。因此，复杂情绪又称“较高的认知情绪”，“认知情绪”是指具有社会人类特征的情绪，尤其是其中包含的道德认知，如羞愧、罪感、悔意、妒忌、报复心理等。情绪在不断重复和积累的情况下会形成心境（mood，又称心情）。英国行为科学家、生物学家、社会科学家丹尼尔·内特尔在《幸福》一书中指出，“有害情绪——恐惧、忧虑、悲伤、愤怒、羞耻——是一个人不幸福最主要的原因”。在某个严重的人道灾难过去之后，许多遭受摧残，甚至家破人亡的人们，他们的伤痛并不会因此成为过去。他们会留下创伤记忆，常常会做噩梦，被自己无法控制的梦魇所折磨；他们会为失去亲人而久久悲伤，为自己被迫对亲人或好友所做的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感到羞耻；他们会对政治和社会生活充满恐惧，时时提防别人，唯恐被人出卖和背叛。这样的精神伤害并不会因为加害者说一声“对不起”而就此消失。这不是情绪的波动，而是遭受创伤的心境。
Happiness: The Science behind your smile
Daniel Nettl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心境通常比情绪或一时的心情要持久，在背后影响情绪的消长。例如，一个心境好的人不容易动怒，一个心境不好的人对挫折和失败会特别敏感。情绪经常是由于一时的刺激而生，而心境则经常是一种心态。例如快乐是情绪，幸福是心境；振奋是情绪，乐观是心境；沮丧是情绪，悲观是心境；悲伤是情绪，厌世是心境。一个人可以一时悲伤，但仍然觉得自己有幸福的人生，这是情绪与心境的不同。
我们的日常语言并没有足够准确的词汇让我们把可能的情绪与相关的心境区分开来。例如，愤怒一般是指遇事火冒三丈，路怒就是典型的表现。这是一种情绪，经常是非理性的。但是，愤怒也可以是一种心境或心情，人们说“愤怒出诗人”，并不是说诗人特别容易发怒，而是说诗人对人世间的不公不义特别敏感，特别有正义感，所以反应也特别强烈。20世纪50年代英国“愤怒的年轻人”一代作家，他们的作品表达对社会的愤怒和不满，作品的主人公也多为孤独、失落、焦虑的形象，这样的作品有许多对社会现状的批判，因此也可以说，“心怀不满”是他们的心境，与“心满意足”或“感受幸福”正好是两种对立的心境。“愤怒的青年”代表作家约翰·韦恩的《打死父亲》
译林出版社2012年3月版
“愤怒的青年”代表作家金斯利·艾米斯的《幸运的吉姆》译林出版社2014年3月版
认知情绪比基本情绪更受到道德思考和社会批评的关注，因为认知情绪是在人际或人群中产生影响和发挥作用的，因此更具有明显的社会功能。人们对社会中不公不义之事的“愤怒”（愤慨）就是一个例子。这与基本感情的一般性愤怒是不同的。但是，基本情绪和认知情绪之间也是有联系，可以转化的。也就是说，基本情绪是可能被社会功能吸收或同化的。例如，人对身体的排泄物有一种本能的厌恶，那是基本情绪。但是，人对于不可信任的人或行为也会产生厌恶感，这就是社会性的认知情绪了。恐惧的情绪也是一样。例如，一个人在野地里意外遭遇一条大蛇，会因为害怕而自然地退缩，这是基本情绪。但是，纳粹德国的犹太人被盖世太保半夜临门，同样会害怕的灵魂出窍，这就是认知情绪。在这种情况下，害怕就被特定的社会情绪吸收了。因此。躲避毒蛇和躲避秘密警察都成为人的生存本能。长期以来，情绪只是被笼统地视为人的七情六欲，在宗教里，负面的情绪更是被当成了“罪孽”。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进化心理学和神经科学大大增加了人们对情绪的认识，随之而来的一个重要问题是，那些在人类进化过程中形成的情绪基因对人类祖先的生存也许有用，对现代社会中的人类仍然还有用吗？对此，可能有两种看法，一种是情绪无用论（或有害论），一种是情绪有用论（或有益论）。从古希腊时代起，许多思想家就把情绪视为智力行为的障碍，或者至少是一种多余。这就是情绪无用论。人们很容易从经验生活取得情绪无用或有害的证据。情绪激动或过于情绪化会妨碍人的清晰思考，不利于智力行为。例如，俗话说，好汉不吃眼前亏，指的是，不要逞一时之勇，或因为愤怒或赌气就失去对敌我力量对比的理性考量。领导批评你，哪怕是错的，也不要生气，或者至少要做出虚心接受的样子，绝不反驳回嘴顶撞他，更不能因为受不了而拂袖而去。只有这样才能保住你的饭碗，或者避免他给你穿小鞋。感情冲动于事无补，只会坏事，小不忍则乱大谋，这是人们必备的生活智慧。情绪有用论并不否认情绪激动会削弱人的智力思考，但认为情绪对人并不只是有害、无用或多余的。它认为，对智力判断而言，最好是理性和情感的互相配合，而不是独尊理性。并不是越排除情感，智力就越强，完全排除情感会使智力变弱，而不是变强。基于心理进化和脑神经研究的发展成果，情绪有用论正在改变越来越多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先前对情绪的负面看法。无论是无用论还是有用论，关注点都不在情绪本身，而在于情绪对理智行为的影响，无用论认为情绪的影响是有害的，而有用论则认为，至少在某些情况下，情绪的影响不仅无害，而且还可能有益。理智行为虽然值得称赞，但并不是任何事情都需要借助或都能得益于理智行为。爱情和婚姻就是一个例子，太理智的爱情和婚姻会变成精致的利益交易，掺杂太多的功利和算计，变成一种冷冰冰的利己主义。罪孽感、羞耻感、荣誉心、友情或亲朋好友之间的信任也都是有益情绪的例子。从进化心理学来看，情绪无所谓道德上的好坏，情绪是人类出于生存本能，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形成的。但是，哲学家和道德学家认为，有的情绪特别具有道德内涵或关乎人的道德判断，因此可称为“道德情感”。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讨论的就是这样的情感。翻译成“道德情操”并不准确，情操是道德修养的意思，是由思想信念形成的不轻易改变的情感与操守，是理性的产物，而不是人的天性中所固有的。情操是一种由文明所创造的美德，康德的道德哲学所讨论的就是这样一种美德，是人的自我要求，而不是自然要求。原作名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与康德所说的美德不同，道德情感（如同情、怜悯、亲人之爱）是在人类进化过程中形成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是天生的。许多思想家都指出，情绪对人的道德行为（美德）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美德是与行为联系在一起的，而道德行为则需要在情绪上恪守中庸之道，避免走极端，例如，勇敢和怯懦、谦虚和骄傲是两个极端的情绪，懦怯固然不好，但过分勇敢也不好，过分勇敢其实就是鲁莽。骄傲和谦虚一旦走向极端，就会成为傲慢和卑微，都是有害的情绪。亚当·斯密用另一种方式来联系情绪和道德。他认为，人的某些情绪或情感（如同情、同理心、怜悯、仁爱）专门就是为了让人有道德行为的。现代心理进化学似乎证实了亚当·斯密的这一想法，它从人类进化的角度提出，人类有这些情绪的基因，因为这样的基因有利于人类的群体生存和延续。例如，艾略特·索博和大卫·威尔逊在《为他人：无私行为的进化和心理》一书里就要证明，人类在进化中发展出利己的基因，但也发展出利他的基因。当然，也有许多思想家并不同意这样的看法，他们认为人是只受自私本能驱使的动物，这种观点在16、17世纪的思想家那里有非常经典的表述。例如，霍布斯认为，人天生就是自私的，自私是人唯一的自然人性，法国道德学家弗朗索瓦·德·拉罗什富科和英国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家、讽刺作家曼德维尔也都是这么认为。康德似乎也持类似的看法，他认为人的天然情绪有时能引导人的正确行为，但这种缘起于情绪的行为并不是真正的德行。例如，恐惧可以让人服从道德法则，有道德的行为，但这并不是真正的道德行为。按照康德的看法，真正的道德行为只能是在完全不为情绪左右时，自我选择的行为，纯粹是出于对法律的尊重而自愿服从法律。从亚当·斯密的角度来看，不为道德情感所驱动的行为就算是道德的，也是冷冰冰的无血无肉的行为，只有道德情感才能使人的道德行为具备充沛的人性。有的情绪似乎对当事人只有害处，没有好处。好人斗不过流氓，因为好人有羞耻心和罪感，所以不能阴毒下三滥，不择手段，而流氓正好相反。美国心理学家罗伯特·弗兰克试图从进化心理学来证明，像罪感这样的“道德情绪”看上去对当事人无用甚至有害，其实是有用和有益的。这样的解释基本上是一种猜测，而不是实据证明。在现代社会里，在好人要吃亏的现实面前，证明道德情绪一定有利于自我利益其实是缺乏经验说服力的。人们看到更多的是“马善遭人骑，人善遭人欺”的现实。这里的“欺”可以是欺负，也可以是欺骗，欺骗就是一种欺负，欺骗一个人几乎总是为了变着法地损害他的利益。除了极其特殊的例外，“遭人欺”是不符合一个人的正当利益的。一个人要知道并守护他的正当利益，首先就需要有自主性，不要被别人想怎么影响就怎么影响。清晰、逻辑、理性的思考体现一个人的自主性，也帮助提升自主性，唯有如此才能有效地防止别人利用你的轻信来欺骗你，损害你的正当利益。一个人的情绪或情感很容易被别人利用，坏人经常利用好人的情感来欺骗、损害和伤害他，做出恶劣的事情。例如，同情是一种亚当·斯密倡导的道德感情，但亚当·斯密也看到，同情有可能被利用来达到不道德的目的。对此我们应该都不陌生，例如，为人们痛恨的“碰瓷”（讹诈好心的救助者）就是利用别人同情心的恶劣行径。苏珊·弗华德在《情感讹诈：当你的生活中有人用害怕、义务和罪感来操纵你的时候》里讨论了我们许多人都有过的，被亲近者或朋友熟人利用的经验体会。她称之为“情感讹诈”。这一般发生在亲密的人际关系中——家人、夫妻、情侣，当然还有亲人化了的伙伴、帮派、同志、战友等。
它通过这类话语来起作用：“如果你真爱我，那你就……”“我这都是为了你好……”“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你这么做，对得起……吗？”说这些话的人都是想利用亲近的感情，如爱、忠诚、尊重、信任等，来达到影响和操控对方的目的，说话者可能是我们的父母、恋人、师长、领导，利用我们的情感向我们索取他们想要的东西，那就是我们的顺从和服从。
Emotional Blackmail:
When the People in Your Life Use Fear, Obligation, and Guilt to Manipulate You
Susan Forward, Donna Frazier
HarperCollins
Emotional Blackmail 国内译本名为《情感勒索》古人就已经了解，情绪会削弱理智的思考能力，“利令智昏”是我们熟悉的说法，说的是人在贪欲情绪的控制下会丧失理智，不能做出清醒正确的判断。唐代赵蕤所撰的《反经》（又名《长短经》）共有十卷，并依《周易》之例，分为六十四篇。其中一篇即以“昏智”为题，专门讨论情感的“昏智”作用。纪晓岚编撰的《四库全书·〈长短经〉提要》说：“此书辨析事势，其言盖出于纵横家，故以‘长短’为名。”这是一本讲谋略的著作，有的人甚至将其和《资治通鉴》相提并论。认为《资治通鉴》是从正面谈谋略问题，而《反经》是从反面来谈谋略。赵蕤用历史上的一些实例来说明，可以利用人的情绪和欲望，达到令他“昏智”的目的，并以此为破坏手段，打败对手。赵蕤在《昏智》篇首开宗明义地说道，精神是智慧的源泉，精神清爽智慧就会明朗。智慧是心志的标志，智慧公正就表明心志正直。现在却有精神清爽、智慧明朗而偏偏不明白成败道理的人，这不是因为他愚蠢，而是因为音乐、美色、财物、利益、发怒或偏爱把他的智慧弄得昏暗不明了。赵蕤把人的欲望、利益、情绪放在一起，同列为智昏的主要原因。他举的都是帝王的例子，帝王不缺金钱财富，所以在这些致昏因素中，女色首当其冲，是人性的最大弱点。其中有这样一个例子，过去孔子曾代理鲁国的国相，齐景公听到这件事后很害怕，说：“孔子当政，鲁国必然成为霸主。鲁国一成霸主，我国与它最近，必然被它先吞并掉了。”犁且说：“除去孔子就像吹动一根羽毛那么容易。你何不用重金聘请孔子来齐国，送美女和乐舞给鲁哀公。鲁哀公喜欢美女和乐舞，必然荒于国事，荒于国事孔子必定劝谏，哀公不听劝谏，孔子必然离开鲁国。”于是便选齐国中的八十多名美女，给她们穿上漂亮的锦绣衣服，并教会她们康乐之舞，然后送给鲁哀公。哀公接受齐国的女乐之后果然荒于国事，三天没有听政。孔子说：“有了那些妇人在那里唱歌，我可以离开鲁国了。”于是便前往卫国。这就是被音乐和美色弄昏了智慧的例证。情感令人智昏，错误不在情感，而在情感致使的行为。情感是自然的人之常情，无所谓对错，行为有错是因为行为有悖正确判断，错误的判断导致错误的行为。情感之过在于不加审查的情感妨碍了应有的正确判断。曾经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讲授哲学和心理学的华尔特·皮特金在他的《人类愚蠢历史简论》一书中说，人类所有的情绪都同时包含着睿智与愚蠢，都指导人的行为，“情绪是行动的模式，……如果把情绪与行动分离，那就永远不可能把握情感的作用”。任何一种基本情绪都不仅仅是感觉或心态，而是涌动的能量，导致某种行动。任何一种平常的情绪，在特定的情景下，都可能是对某个事件或外界环境的反应，包含着明显或微妙的政治意义。今天，我们讨论情绪的昏智作用，是因为有的组织总是在利用民众的某些情绪让他们成为没有抵抗意识和能力的人。兰德尔·彼特沃克的《弯曲的脊梁》一书里就有不少这样的例子。利用民众的“希望”情绪就是其中之一。在纳粹统治时期，希特勒代表着德国美好未来的希望，在许多德国人的情绪中，反对希特勒，就是“在反对一个美好未来的梦想”。希特勒所代表的梦想使得“一个人在怀着对即将到来之事的希望时，可以接受当下的缺陷”。就算对现实中的某些事情有所不满，“一个时常做出的看法是：‘要是元首知道就好了。’”。于是，“希望”这种人的基本情绪便产生了支持希特勒的政治作用。《弯曲的脊梁》，[美]兰德尔·彼特沃克 著，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版
民众的“愤怒”是另一个具有政治作用的情绪例子。前东德《青年世界》的编辑汉斯·戴尔特·舒特说：“……就正如与一件外套的关系一样，一个人把第一颗纽扣就扣错了，然而却只注意到最后一颗纽扣。不过，外套还是保暖的。”另一个作家将许多东德知识分子对他们国家的看法与父母对一个残疾孩子的看法相比较：“当局外人提及这一问题时，哪怕意识到缺陷，仍表现出一种不顾一切的、自我折磨式的爱，满怀着改善的希望，满怀着防卫性的愤怒。”这种“防卫性的愤怒”在许多民族主义者那里是很常见的，他们未必满意自己国家内的现状，但是，一旦有来自外部的批评，他们又会马上挺身而出，积极卫护他们并不满意的现状。人都有基本情绪，但并不总是处于情绪激动的状态下，人平时并不总是受到恐惧、妒忌、愤怒、厌恶等情绪的影响或支配。同样，大多数的认知性情绪也是短暂的，人并不随时随地都有爱恋、羞愧、骄傲、罪感、妒忌这样的情感。人在不受情绪影响的时候情绪是中立的。这时候，人一般能够理性地思考，形成清晰的判断。这时候，人也可以相对容易地分辨好的或不好的说理，区分什么是可靠的道理和强辩的歪理。但是，一个人智能再高，在受到强烈的情绪或心情影响时，他的清晰思考能力也会减弱，甚至完全消失。人有两种不同的思考方式，一种是缓慢的，结论比较准确；另一种是快速的，结果经常不确定，似是而非。第一种是依靠逻辑和分析，第二种则是凭借情绪和直觉。这两种思考结果的判断价值和可靠性是不同的。思考的问题越复杂，越重要，这两种思考方式的区别也就越明显。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并不是所有问题都具有同等的复杂性和重要性。对于许多并不复杂又不太重要的事情，快速而大概的思考方式也是需要的。因此，快和慢这两种思考方式可以说是各有各的用途，都是人在处理不同性质的事务时所需要的，适用于不同的情况。于是便有了一个更高层次的判断问题：什么是大事，什么是小事，什么事情重要，什么事情不重要，如何对它们有所区别，这本身就是判断的结果。葡萄牙裔美国神经科学家，南加州大学神经科学、心理学和哲学教授安东尼奥·达马西奥讲述过这样一件事情，他有一个脑部受伤的病人，有一次跟他约下次见面的时间。这位病人在整整两页纸上罗列了应该和不应该在哪一天见面的理由，但还是无法做出决定。达马西奥提议说，随便找一天就可以了。这位病人说，那太好了。就像写在那两页纸上的理由什么都没有发生似的。这位病人的大脑有伤残，缺乏对大事小事的判断能力，理性思考用错了地方。但是，头脑健全的人也会缺乏对事情大小的判断。例如，有一篇题为《中国传统文化对蟋蟀身体和战斗力关系的认识》的“学术论文”，把昆虫争夺交配机会的本能行为上升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度，这样的“理性思考”比大脑伤残者的思考更令人啼笑皆非。这样的学术论文看上去有政治正确的理性，但却是一个智昏的产物。当然，情绪心理学关心的是情绪引发的智昏，而不是政治正确引发的智昏，因为只有前一个才具有普遍意义。英国心理学家迪伦·埃文斯在《情绪：情感的科学》一书里指出，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认识情绪对理性认知能力的负面影响：一、注意力；二、记忆；三、逻辑推理能力，其中包括判断和说理是否可靠的评估。在情绪的影响下，一个人的注意力会发生变化。注意力会变得很狭窄，出现高度的选择性，无暇周密全面地思考。这时候，记忆也会有选择性，选择性地回忆或压抑记忆。钱锺书在为杨绛《干校六记》写的序言中提到了这个问题：“杨绛写完《干校六记》，把稿子给我看了一遍。我觉得她漏写了一篇，篇名不妨暂定为《运动记愧》。”钱锺书说，“现在事过境迁，也可以说水落石出。在这次运动里，如同在历次运动里，少不了有三类人。假如要写回忆的话，当时在运动里受冤枉、挨批斗的同志们也许会来一篇《记屈》或《记愤》”。与“屈”和“愤”相比，许多人的“愧”是被压抑着的，在“羞耻”“后悔”“惭愧”这样的情绪或心情影响下，他们对“愧”做选择性的遗忘。但是，“也有一种人，他们明知道这是一团乱蓬蓬的葛藤帐，但依然充当旗手、鼓手、打手，去大判‘葫芦案’。按道理说这类人最应当‘记愧’。不过，他们很可能既不记忆在心，也无愧作于心。他们的忘记也许正由于他们感到惭愧，也许更由于他们不觉惭愧”。情绪对注意力和记忆的影响相对比较明显，相比之下，情绪对逻辑推理的影响则比较难以察觉，情况也更为复杂。人的轻信与受骗就与逻辑推理和判断有关。别人试图影响你，如果不是拿刀子架在你脖子上，就一定会用话来说服你，可以说是在对你说理。这时候，你就需要判断他说的在理不在理。你需要有逻辑推理能力来检验对方说的理是不是可靠，在每一个步骤做出你的理性判断。如果你听信了不可靠或是说不通的理，你就会上当受骗，被他人所操控。人们的心情能影响他们的判断，例如，同是对一个陌生人，心情好的人比心情差的人容易有好的印象。“识人”（相信谁，信任谁）是一种判断。俗话说“日久见人心”，观察他的一贯行为就知道他值不值得信任，对一个政府也是一样，一贯说谎就不值得信任，这样的判断不应受到个人是否喜欢或是否爱过的影响。“喜欢”和“爱”都是强烈情绪或情感，都可能不当影响人的冷静思考和判断。但是，也应该看到，我们在做判断的时候并不总是有时间或条件做仔细的思考。有时候需要做出相对快速的决定，这就得依靠直觉。这种直接的感觉有时准确，有时不准确。我们有时候不得不凭直觉决定是否信任一个人，但这是有风险的。遇人不淑或识人不善不仅可能是一个错误，而且可能是一个灾难。同样，人们对一个政府或领导人的直觉判断也可能是一个致命的错误。英国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朱莉娅·博伊德的《第三帝国的游客：法西斯的崛起：1919-1945》里有这样一件真实的往事。有一位名叫克罗斯费尔德的英国军官作为一战老兵代表访问德国，有机会见到了希特勒。他这样讲述自己的印象：“希特勒是一位与众不同的人。他鼓励德国人用心专注、全心奉献，无人能望其项背。我们很荣幸地跟他在一起一个半小时，大多数的时候都是讨论一战时的战争经验和不同战线的情况。……他的简洁、真诚、对国家的狂热忠诚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感觉到他是真正在为避免另一场世界大战操劳。”而事实正好相反，希特勒发动了另一场世界大战。
Travellers in the Third Reich:
The Rise of Fascism Through the Eyes of Everyday People
Julia Boyd
Elliott & Thompson Limited
2018
心理学研究发现，人在做即刻判断时，心情是一个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因素，这使得他的判断很难做到客观，更不要说是完全客观了。克罗斯费尔德受邀请被接见时的好心情就是这种情况。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戈登·霍华德·鲍尔在《社会判断与心情的一致性》一文中介绍了不少这方面的研究。
人的心情影响他的判断和决定，这样的事情几乎每天都发生在我们的生活里，大多数人也都对此有所体会。所以，员工对老板有什么要求，会在老板心情好的时候向他提出，要是老板心情不好，轻则自讨没趣，重则适得其反。老板对员工的评价是一种“社会性判断”，员工可以利用老板的心情来影响他的判断。
任何社会性的人际关系交往都会涉及社会性判断，说理关系中也是这样。我们在不受情绪支配的情况下，一般能判断“有道理”和“没道理”的区别，我们会把不可靠的，甚至带有歪曲或欺骗目的的道理称为“歪理”。歪理有不同的“歪”法，在这里无法一一列举（可参见徐贲《明亮的对话》）。我们一般所说的歪理是不可靠、有问题，但却硬要别人相信的说辞，我们称之为宣传洗脑或强词夺理。人们经常只是从理性认知或逻辑上来分析歪理，这是不够的。在逻辑思考能力之外，削弱我们识别歪理能力的还有两个因素，一个是可供思考的时间，另一个是情绪或心情的影响。没有思考的时间就来不及细想，无暇细思也就容易在判断中出错。心情是另一个影响判断质量的因素，对歪理的判断也是这样。许多轻信和上当受骗正是在对情绪影响没有知觉或缺乏防备的情况下发生的。在情绪冷静，思考时间又充裕的情况下，有逻辑思考能力的人一般能够有效识别歪理，拒绝被它说服。但是，心理学研究发现，即使一个人有逻辑思考的能力，他在心情太好的时候也还是会因拙于判断而轻信。在这种情况下，他会相信不可靠和不合理的说辞，也不容易被可靠的说理说服。人们常说的“被胜利冲昏头脑”就是这样一种情况。一个人胜利了，得意忘形，心情特别好，无论这种成功有多少是运气成分，无论这种成功中是否还隐藏着危机和不堪，无论有多少人提出质疑，就是陶醉在好心情里。于是，就算他有时间，也懒得细想，别人说他几句好话，听着顺耳就信以为真，于是做决定时就会连连昏招。人在受情绪或心情影响的时候，判断经常会走捷径，因此思考的时候不是运用逻辑分析来寻找事实证据，而只是单凭某些外部因素来决定自己的想法。说话人的身份或权威就是一个具有影响力的外在因素，普通人很容易相信领袖、要人、专家学者、名人或成功人士的话，因为他们很容易引起“敬佩”“崇拜”的情绪。现场的气氛也是一个具有影响力的因素，这个气氛可以是悲愤的，也可以是激昂的，只要把气氛营造起来，就能有效操控在场人接收信息的情绪或心情。人在受情绪或心情影响的时候，尤其是在极短或不充分的时间内会匆忙地把情绪转化为认知或判断，是最容易轻信和受骗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人最容易因为“捷径思维”而发生认知偏误。作者：徐贲，本文转载自公众号：随笔1979（ID：suibi1979），已获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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