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防止下一次大流行病，我们应该着眼于合法野生动物贸易的潜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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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驼是中东呼吸系统综合症（MERS）爆发的始源（这种疾病始于2012年），图为2015年在开罗西北市场等待销售的骆驼。野生动物的合法贸易与人畜共患疾病的传播一样，也与非法贸易一样严重，这是来自专家的警告。

背景

来自中国的2万只牛蛙的蛙腿被烹制和食用；来自圣基茨和尼维斯的40只绿猴用于生物医学研究；来自越南的三百只蛤和来自巴西亚马逊的三十只黄貂鱼被用于家庭观赏鱼养殖。

这种杂乱无章的分类只是来源于对美国鱼类和野生动物服务局（U.S. Fish and Wildlife Service）检查员配备的41个入境口岸中任何一天的合法国际野生动物贸易状况的简要了解。从2004年到2010年，当我担任野生动物检查员时，我经常在新泽西州的纽瓦克港（Newark）看到这类货物，包括装满洗发水瓶、黄瓜和新鲜切碎的玫瑰的板条箱。

一份五年贸易报告显示，2019年，美国在机场、海港和陆路过境点进口了43亿美元的合法野生动物产品。每年大约有2亿只活体动物进口到美国：1.75亿鱼类被供给给水族馆；还有2500万只动物，其中包括一系列哺乳动物、两栖动物、鸟类、昆虫、爬行动物、蜘蛛等。不仅如此，每年拦截数千种非法交易的野生动物。仅在2019年，机构就开展了10000多次非法野生动物贸易调查。

搭合法进口野生动物便车进入国境的疾病，在很大程度上仍未被发现

随着野生生物的多样性增加，各种病原体也进入了国境。我在鱼类和野生动物服务局工作了10年，最初担任野生动物检查员，最近担任规范和管理国际野生动物贸易的政策专家，这让我了解到，尽管已经实施了许多管制措施来打击非法贸易，搭合法进口的野生动物的便车进入国境的疾病在很大程度上仍未被发现。

进口任何活的动物都会带来疾病的风险，包括原生野生动物，牲畜和人。从理论上讲，新型冠状病毒在中国的爆发是从蝙蝠传播到人类，然后在武汉的一个海鲜市场上，通过中间宿主传播。这引起了人们对野生动物人畜共患疾病的关注。实际上，根据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的估计，人类已知疾病中有60％起源于动物。

有关COVID-19大部分的公开讨论都集中在非法野生生物贸易在传播病原体方面的潜在危险。但是，作为野生动物贸易专家和保护生物学家，我研究了进口青蛙之间的疾病传播方式，因此我了解到，我们同样需要批判性地考虑大规模合法贸易所带来的风险和脆弱性。

除少数个例外，美国几乎没有专门针对进入国境的野生动物进行疾病监测的法律，因此，绝大多数进口的野生动物未经检查。鱼类和野生动物服务局的检查员是第一个着眼于进口动物运输的检查员，他们负责执行各种旨在防止非法和不可持续贸易的国家和国际法律、法规和条约。但是他们的职责范围不限于监视动物或人类健康，他们与疾病有关的唯一责任是执行限制某些鱼类和蝾螈类物种贸易的规则，这些鱼类和蝾螈类有可能将破坏性的疾病传播给其他同类动物。

实际上，没有任何联邦机构负责对进口野生动物进行疾病的全面筛查和监测。

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发言人茉莉·里德（Jasmine Reed）在一封电邮里写道：美国农业部（USDA）仅会干预对农业很重要的家禽或牲畜存在的疾病风险，这就使每年数百万合法进入美国的动物没有受到检查，而他们身上有可能存在可以扩散到人类或其他动物上的疾病。

CDC强调要保持警惕。里德说：“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与其他联邦机构紧密合作，以确保对涉及公共卫生的动物和动物产品进行监管”。

“我相信，我们的主管部门会利用现有资源竭尽所能，”一家NPO机构EcoHealth Alliance（该组织致力于人类与野生生物健康之间的联系）的政策顾问Catherine Machalaba说，“但是当我们谈论敞开‘威胁潜在威胁我们健康和安全的潜在疾病’的门槛时，我不认为我们已经具备了很好的测评标准。”

每年大约有200万只美国牛蛙是从国外的工厂农场进口到美国，以供食用。合法进口的青蛙被发现携带高破坏性的苏黎世真菌，从而使北美所有的两栖动物处于危险之中。

这个问题不仅仅存在在美国，大多数国家/地区都没有政府机构可以全面检查野生动物进口的病原体。Machalaba说：“缺乏专门的机构来防止野生动物贸易中的疾病传播，这是世界范围内的一个长期短板”，“在运送某种货物时，会召集多个代理商，这会造成有限的人员缺乏协调，进一步这必然会导致管理疏漏。然而因为多家代理商的同时存在，大家会产生一种错误的安全感，觉得对方会做到某事。”

疾病爆发在合法贸易中

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野生生物生物安全研究员李·斯凯拉特（LeeSkerratt）说，最近有许多影响人的人畜共患病爆发是由合法进口贸易引起的。

例如，2003年，美国从加纳进口800只啮齿类动物作为宠物，美国六个州的人们感染了病猴痘病毒。在那批货物中，非洲巨型袋鼠，绳索松鼠和宿舍携带这种病毒。它传播给了被关在同一笼子中的草原土拨鼠，然后他们被出售给公众，从而开始了这种疾病的爆发。幸运的是，尽管人际传播是存在的，但未发现任何病例。

进口受感染动物三个月后，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禁止将所有非洲啮齿动物进口到美国，这赋予了鱼类和野生动物服务处扣押那些违反禁令的货物的合法权力，他们可以扣押货物并向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出警报，最后会要求对动物进行隔离、出口或安乐死。

两栖类动物

Malachaba说，尽管这次疫情导致了对非洲啮齿动物的进口禁令，但政府仍未进行任何风险评估，以考虑其他地方的啮齿动物是否也可能携带需要监管的疾病。

Malachaba说：“进入美国的野生生物来自许多新兴疾病的'热点'，既对人类健康造成潜在的关注，也通过我们的食物系统和生态系统对其他部门构成威胁。”

关于缺点的警告

官员们早就知道美国监管体系中的差距。2005年，美国国家科学院发布了一份报告，发现进口野生动物“在预防和快速发现突发疾病方面存在巨大差距”。

五年后，负责审核政府支出和运营情况的美国政府问责局发布了有关活体动物进口和疾病的报告。研究发现，鱼类和野生动物服务局“通常不限制可能造成疾病风险的进口野生动物的入境。”此外，该报告还说，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没有充分利用其能力来阻止可能引起人畜共患疾病的活动物的进口。

2010年报告建议CDC，鱼类和野生动物服务局以及USDA制定并实施一项协调战略，以防止进口可能携带疾病的动物。但2015年的后续评估发现，这些机构未采取任何行动，或者说，根本没有实现这一目标的经济或人力资源。

预防和控制人畜共患疾病的能力需要了解所输入病原体的多样性和丰富性。Skerratt说，但是如果没有监视和监视进口的野生动物，我们就不会获得这些信息。他说：“这对于野生动物贸易是一个问题，因为我们所知甚少，特别是对于可能影响其他野生动物的疾病。”

CDC还承认自己缺乏在这方面的研究。里德说：“在添加任何新法规之前，我们需要通过风险评估和基础研究获得更多数据” 但是Catch-22规定：要是一个机构从野生动物进口中系统地收集病原体数据，就需要政府的法律授权。但是，政府只有在拥有病原体数据来指导其决策后，才可能这样做。

两栖类大灾变

从动物传播给人类的病原体并不是引起关注的唯一原因。两栖类壶菌真菌，一种水生真菌病原体（Batrachochytriumdendrobatidis），是已知的第一种同时感染数百种物种并使许多物种灭绝的疾病。它之所以如此危险，是因为它几乎可以在任何两栖动物之间跳跃（两栖类超过8,000种）。它已经传播到世界各地的偏远保护区。从我的博士研究发现，美国进口工厂化养殖的牛蛙（每年将近250万只，比其他任何两栖动物都多），将大量受该病原体感染的动物引入了美国。

通过合法的野生动物贸易引入美国的致命两栖类壶菌真菌已经扩散到整个北美的本地青蛙物种，甚至在加利福尼亚国王峡谷国家公园等保护区也是如此。美国继续允许进口已知携带该病的物种。

科学家指出，合法的洲际贸易在推动壶菌大流行中起着重要作用，尽管有生物学和经济上的损失，但贸易仍在继续。例如，在国内，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花费了数百万美元，通过人工繁殖和再引入努力，防止本土物种因此病原体灭绝，例如濒临灭绝的怀俄明州蟾蜍。但是，美国同时继续允许合法进口传播病原体的两栖动物，让它们继续威胁着那些本土物种。

人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影响两栖动物的大规模流行那样。即使是悲剧，例如1300年代中期的“黑死病”和1918年的流感大流行，也只破坏了一种哺乳动物：人类。相比之下，新出现的野生动物疾病，尤其是壶菌真菌，在其感染和杀死的动物宿主的多样性和数量上的挑剔程度要低得多。想象一下，如果下一次大流行会感染世界上5,000种哺乳动物（包括人类）中的数百种，并导致许多物种灭绝，那将会是什么样的情况。

风险最小化的最佳方法

各种各样的动物都参与了国际野生动物贸易，其中许多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进口海鲜作为晚餐；房屋和乐器用木材；宠物鸟、青蛙和观赏鱼类；人参等药用植物；化妆品精油，例如摩洛哥坚果和乳香；甚至还有许多用于家庭装饰的兰花和仙人掌。这就是为什么似乎不太可能终止野生动物合法贸易的原因，并且为什么要从源头控制疾病是最大程度地降低公共卫生风险的最佳方法。

田纳西大学野生生物健康中心副主任马修·格雷说，减少病原体传播的关键是“清洁贸易”计划（“cleantrade” program），该计划中私营企业和政府官员共同实施更安全的策略。

格雷说，清洁贸易可能涉及在运输之前或在边境进行测试，以便动物健康证书可随同野生生物一起出现，这类似于牲畜所需的证书。他说：“如果清洁贸易在经济上不具有持续性，政府可以像农业一样提供政府补贴。”

非营利组织“环境责任公共雇员”高级顾问彼得·詹金斯（Peter Jenkins）说，在美国制定一项计划，以监控进口野生动物的病原体并进行风险评估，应该并不难。“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模型，这是美国的牲畜贸易。”美国农业部的动物卫生局实施了一套全面的兽医服务和贸易控制体系，以减少进口可能危害动物的病原体（包括牛，羊，家禽等）的风险。

詹金斯估计，这样的计划可以以合理的成本实施，只有200万美元和六名全职政府雇员，这个数字是2015年詹金斯在游说以扩大鱼类和野生动物服务局的“有害野生生物”计划时与国会工作人员得出的。“我们不是在谈论凯迪拉克计划。我们只需要人们进行研究，做出基于风险的预测，然后对这些预测进行操作以降低风险。”

但这些都还没有发生。

随着COVID-19着眼于长期存在的缺陷，现在是时候让鱼类和野生动物服务局，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美国农业部，工业界和学术界的精英们齐心协力，考虑在下一次动物起源大流行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之前，可以采取哪些步骤弥补这个漏洞。

作者介绍：乔纳森·科比（Jonathan Kolby）是前美国鱼类和野生动物服务局的执法人员和政策专家，主要研究《濒危野生动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他的研究重点在于生物安全和野生生物病原体通过国际贸易的传播。他是国家地理探险家，并帮助建立了洪都拉斯两栖动物救援和保护中心，致力于抗击由壶菌引起的两栖动物灭绝危机。

本文翻译自：《To prevent the next pandemic, it’s the legal wildlife trade we should worry about》

翻译：非格

编辑：马文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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