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生活就是这样 | 新作快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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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作品普遍关注现实的困境，打量现代人的日常经验，对习焉不察庸常的人性进行温和的回望。生命中有甜蜜有辛酸，更多的是日复一日的琐屑和麻木，我们身在其中，被世俗生活推着往前走，好在生命还有温情，还有期待……
”
傅泽刚《简单生活》：
伦理的亦或文明的困境
郭艳 | 文
《简单生活》是一篇非常有现实关怀的小说，这种现实关怀不再是对于苦难和苦难者的摹写，也不是城市漂泊者的故事，而是对于现代人日常经验的重新打量，是对习焉不察庸常人性的温和回望。小说延续灰色小知识分子叙事，赋予中国现代普通婚姻独特的文化伦理思考。
小说真实地描述了男主人公徘徊在两个女人或者说两种文明样态中的心路历程。那种对于前现代简单、盲目生活的缅怀，无疑是在钢筋混凝土的世界中做了一个黄粱梦，梦醒了，生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变得更加复杂。小说其实反映了当下从农业文明的价值情感和伦理秩序进入都市文明的很多中国人的困惑与苦闷，有着这种苦闷的人无疑是这个时代的零余者形象：无力改变现实，被世俗生活推着向前走，然而却对现实有着一己的认知和判断，对人性保有一丝善意的旁观。
小说《简单生活》呈现出了对于中国人现代婚姻情感与文化伦理困境的触摸与打量。正所谓“时间盲目，世人愚蠢”，复杂也罢，简单也罢，但愿人类在时间之流中寻找到真正安稳良善的生活。
傅泽刚中篇小说《简单生活》，《北京文学》2017年第4期
张学东《父亲的婚事》：
老年关怀中的两难困境
王春林 | 文
张学东的中篇小说《父亲的婚事》是深入思考老年人婚姻问题的一篇现实力作。小说中一位年事已高的父亲，准备再一次结婚，如此婚事，必然引起子女的高度关注。
父亲的婚事遭到了子女们近乎一致的反对，一是怀疑小苏心术不正，贪图父亲的退休金与房子；二是出于对母亲的殷切怀念，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小苏的存在。围绕父亲是否应该再婚的问题，子女们陷入选择的困境。
外出旅游途中，父亲与小苏的消费理念显示出极大差异，最后两人也只能无可奈何地分道扬镳了。在与父亲分手后，小苏先后两次上门闹事，哭哭啼啼，寻死觅活，口口声声要父亲赔偿一笔青春损失费，充分说明了人性和社会的双重复杂性。至此，小说的思想内涵得到了相对完满的艺术呈现。说到底，所谓“老年关怀中的两难困境”，一是指子女们近乎于本能的反对姿态，二是指一不小心极有可能会遭遇如同小苏这样反目为仇后的纠缠与勒索。
张学东中篇小说《父亲的婚事》，《人民文学》2017年第5期
朱强《有无帖》:从形遇到神遇
苍耳 | 文
朱强的散文《有无帖》从一次琐碎而无奈的“相亲”起笔。几乎同时，“我”正受命为一部王阳明的纪录片写脚本，可以视为与古代哲人在当下的“偶遇”。两种完全不可类比的“相遇”，看似南辕北辙，却因空间的重叠而获得奇异的关联：五百年前王阳明也曾在此驻留过，栖居过。
现实中的“相亲”很快便枯萎如昨日黄花，埋藏在遗忘之深渊的相遇却“意外”重现——20多年前“我”与朱伯伯和黄老师的“相遇”。它看似被雪激活，其实不止于此。与二位长者相遇，带来的更多是文化的因缘和际遇。文化或艺术上的“相遇”已非一般的“形遇”，而是“神遇”或者“魂遇”了，如同那场雪悄无声息地渗融到个体精神成长的年轮，反倒隐而不显了。
人与世界相遇的方式更多的是物象和心的遇合，是物我皆“心有灵犀”，是彼此的“肝胆相照”。结尾部分作者写到祖父的死，再次回到当下的日常现场。“悲凉中，我又想到了人世的无常，想到了生命中诸多的不期而遇，想到人在时空中的小，也想到了人和人在时光里重叠的短。”经历这世间的种种相遇和相离后，再来领会王阳明的心学，便有了自己沦肌浃骨的体悟。这世间一切事物之有无、之幻灭，莫不与“心”有关，莫不与从“形遇”到“神遇”有关。
朱强《有无帖》，《人民文学》2017年第7期
许晨《一个男人的海洋》:
一个男人的“翅膀”
李春雷 | 文
许晨的报告文学《一个男人的海洋》抒写的是现实中国故事，读罢心潮澎湃，感慨万端。主人公郭川是一位有着显赫教育背景的青岛“理工男”，在人生得意、事业有成之际，他却毅然辞职，与帆船为伍，成为职业选手。就这样，“一个人、一条船、一片海、一道未知的难题。挑战海洋、挑战自我”。2016年10月25日15时30分，正在单人驾驶帆船穿越太平洋的郭川，在航行至夏威夷西约900公里海域时，与岸上团队通话之后失去联系……许晨及时抓住这一重大新闻素材，深入采访，用心创作了报告文学《一个男人的海洋》，呈现“一个男人”在“海洋”中的“飞翔”。
许晨在注重所报告事件的新闻性、真实性、思想性的同时，精心修练艺术品质，写实而文学地报告了郭川光辉而充满挑战的人生经历。新闻是即时的、表面的，追求事实的时效性。而报告文学则是深层的、长效的，追求事实的震撼性。新闻报道结束的地方，便是报告文学开始的地方。《一个男人的海洋》为一个新闻事件纪事、纪实、纪史，包含了作家许晨对社会人生的思考和认知。更重要的是，挖掘和讴歌了航海家郭川的精神风貌。就像中国画，尽管国画表面是一种线条、笔墨艺术，但其背后却是一种文化和精神。
许晨报告文学《一个男人的海洋》，《北京文学》2017年第4期
范小青《你的位子在哪里》:
“假作真时假亦真”
杨国庆 | 文
范小青的《你的位子在哪里》（《中国作家》2017年第4期）通过“我”替局长开会一事，敏锐而又尖锐地讽刺和抨击了某些机关和部门弄虚作假的现象，有力而又犀利地针砭了不正之风的要害。
小说中“我”的遭遇让人啼笑皆非。上级通知局长明天开会，可因为他陪上级领导在外调研不能赶回，主任让“我”参加。在会场，“我”坐在写有局长姓名牌子的位子上，一些参会者都认为“我”是局长。几天后，在街上，一个参会者喊“我”孙局长，妻子听了对我格外温柔，以为“我”要提副局长了。“我”很不安，也想弄清他的真实身份，就到其单位去调查和解释。结果找遍所有科室并去了局长室也没见到他，而陪“我”的竟是主任的替代者。年底又通知开会，局长又出差了，“我”再去替会。谁知局长返回赶到会场，但工作人员见我坐在局长的位子上，就将真正的局长请了出去。
这又应了那《红楼梦》中所云，“假作真时真亦假”，令人哭笑不得。小说从寻常处发现不寻常，从小事情看出大问题，从事件的表象上分析其深层危害，显示出作家不凡而独特的“眼力”。
同时，作家将这个“小事”生动形象又淋漓尽致地书写出来，奇特而又精彩地表现了不拘一格的“笔力”，入木三分地鞭挞了移花接木、欺上瞒下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歪风。读来令人捧腹又令人深思，达到了艺术性和思想性的和谐统一，展示了作家高超的小说表现艺术。
范小青《你的位子在哪里》，《中国作家》2017年第4期
赵兰振《草灵》:用真情向悲凉宣战
薛喜君 | 文
赵兰振的中篇小说《草灵》深邃得像一口井，清凉的井水反射出的不仅是生活，还有平凡生命的疼痛。《草灵》里的谷米和芋头无所不吃，但也只有到了秋天，才能吃到肉：蟋蟀、蝈蝈、蚱蜢、甚至蝉。依照以往的阅读经验，会以为作家在写饥饿，可他把饥饿隐藏起来。作家有悲悯情怀，文笔内敛沉稳，字字珠玑。在他的笔下，天宛若一块大幕布，冷风不仅把楝树上的叶子吹落了，还把生命的寒凝也吹得裸露出来，而生命却浑然不觉，并且活得有滋有味。就像谷米和芋头躲在沟底吃焐羊肉，当街大快朵颐吞咽烧饼夹油条，落进他们肚子里的美味宛若花香，而读者却因为嗅到悲苦而涕泪交零——这就是赵兰振的独到之处，精湛的叙述不露痕迹，从始至终都牵着人的魂魄。
文本中并没有多少草的影子，可是全篇都充斥着草的味道。草在他的笔下显灵了，草用葳蕤的绿意掩映着雪花，遮盖着冬季的寒冷。灵气的草不但参与了活着的疼痛，也如浓绿的一汪大水，凸显了谷米和芋头和两只羊生命的轻薄，亦或是生命的悲凉。
赵兰振用真情向悲凉宣战，他把悲凉生命中的温暖尽情地跃然纸上。这种温暖宛若一炉熊熊燃烧的大火，烧灼了人心，也是对当下不断膨胀欲望的一种鞭挞。他不紧不慢地用文字丈量了生命的长度和厚度，用不断的破碎缝合了生命的悲怆，用坚守向生命致敬，哪怕是弱小的生命。他以草灵之魂，真实地描绘了生命的存在和风雨柔美的世事。
当大雪趁着暮色粉饰了世界，大大小小的物体清一色的惨白，像是蓑衣麻服的静默人群，像是一场经幡飘扬的盛大葬礼，心就咚的一声跃起来，就像太阳砰的一声落下去时一样。这种悲怆的震颤，不是眼泪所能表达的。
赵兰振中篇小说《草灵》，《人民文学》2017年第5期
刘建东《丹麦奶糖》:一部“梦想”消亡史
赵振杰 | 文
小说采用时间的跳宕闪回、空间的并置衬比等艺术处理手段，通过三个中年知识分子20年来的人生经历和生存感悟建构了一个等边三角形式的叙事结构，各不相同的人生观、价值观在这个封闭的时空结构中彼此碰撞又相互融合，由此不仅折射出“60后”这一代人的“理想主义”消亡轨迹，同时也呈现出每个现代人内心深处混沌、模糊的心灵图景。作者在创作中有意识地将现实主义叙事风格和西方现代派表现技法融于一体，从而使读者既能从现实中感受到一种神秘与荒诞，又能从荒诞中体会出一种真实与残酷。
“60后”既是“迷失的一代”，又是“忧郁的一代”，一方面他们已人到中年，以为自己拥有了广阔的天地，其实只是生活在缝隙之中。另一方面，他们又在随波逐流、与时俱进的努力中，感到莫名其妙的惶惑与空虚，因为他们永远无法铲除根植于思想意识深处的那些价值观、那些梦想。
小说结尾写道：“也许，生活就是这样，当多达六盒的甜蜜堆积如小山时，谁还想去思考那些干扰我们正常生活的烦恼呢。”这不禁令人联想到刘震云在小说《一地鸡毛》中的一段叙述：“其实世界上事情也很简单，只要弄明白一个道理，按道理办事，生活就像流水，一天天过下去，也满舒服。”某种意义上讲，刘建东的《丹麦奶糖》实现了对刘震云《一地鸡毛》的跨时代续写。20年的岁月流转，改变的只是他们的年龄和身份，不变的是那些萦绕内心的困惑——你还有梦想吗？什么才是真正的梦想？梦想应该长什么模样？
刘建东中篇小说《丹麦奶糖》，《人民文学》2017年第1期
曹寇《母亲》:“真相”的虚妄与脆弱
刘凤阳 | 文
在中篇小说《母亲》（《红岩》2017年第2期）中，婚姻和家庭、亲情与爱情构成了一幅历历在目的图景，纷乱、真实而细致，于冷峻戏谑之外，因“真相”的无从捉摸而几近令人悲戚。
“我”10年前就已分手的前女友的母亲刘女士从济南出差到南京，希望和“我”见见面。“我”在为难中答应下来。刘女士的来访引起了妻子、母亲和“我”本人的狐疑和不安。妻子的态度是滴水不漏的含蓄，然而“僵硬”；母亲虽极其反对，却赶来洗菜做饭，视“来客”为大事。结果，一顿饭下来，除了刘女士“用密集的语言填满整个饭桌”之外，什么也没有发生，她表现得像一位多年不见的亲友，令众人的揣测都落了空。日常中，“我”和妻子常常陷于“吃力”的交流、母亲和岳母为争夺“祖母权”的龃龉，都是为了活得“得体”、顺遂而做出的种种努力，“我”终于体味到，此中“人之常情，堪称活在世上的证据”，时有“叫人动容”之处，“没有什么不对”。惟一的疑问是：前女友为什么要断然分手？多年前“我”和前女友同居时，刘女士曾来一起过了一个春节，给“我”带来过“一些难以启齿的困惑”，“我”甚至对她有过一次“仅此而已，但仅此足够”的、“掺杂了不伦情欲”的窥视。真相是否与此有关？这个令“我”脊背发硬的问题，在刘女士那里却完全不是问题，她的答案如此轻飘、薄脆而抽象——“因为她不爱你”。
曹寇中篇小说《母亲》,《红岩》2017年第2期
秦岭《吼水》：重现农民的君子情怀
周宝东 | 文
当下的农村底层叙事中，很少有作家在乡村的颠簸中深情回眸农耕文明在农民骨子里的闪耀。《吼水》如一股清风，它借农民、水、马三者的关系，关注农民苦难背后的人性温度，让我们看到了农民践行“民以食为天”、“食以水为先”过程中质朴、厚重、温婉的君子意识。
信义与承诺，是君子之道。毫无疑问，隐喻、象征意味浓郁的《吼水》是中国农民对水、对命运的一种悲怆呼唤。农民的君子情怀，就这样深深嵌入由人、水、马构成的故事脉络之中。董球对媳妇委身他人没有丝毫的抱怨，而包养妻子的老板既有当下暴发户的情感欲念，同时也承担着作为男人的全部责任；全村人在与水争夺生存权的艰苦抗争中，对董球的一连串遭遇报以同情，董球则因缺了一只耳朵无颜再见家乡父老；已卖给新主人的马试图重返尖山与董球共患难，董球却强行把马送还新主人，而新主人宁可遭受损失，也试图让马物归原主；妻子并未在老板那里养尊处优，而是领着儿女回到董球身边。这一连串看似有悖伦常的现实逻辑，惟妙惟肖地反映了当代农民极度复杂、纠结的内心世界。
《吼水》中，作者独辟蹊径地探照到了农民的另一种内心，体现出一股“载道”的文学品格，同时反思现实、认识生活、吸收西部民间传统文化。当然，对农民君子情怀的重现，仅仅是小说价值指向的一个侧面而非全部，可这个侧面却是弥足珍贵的，它更像对当下农村叙事的一次警示，它似乎在提醒我们，怎样以文学的名义认识真正的中国农民。
秦岭短篇小说《吼水》，《当代》2017年第2期
张翎《心想事成》：变幻不定和苦辣辛酸
杨国庆 | 文
张翎的《心想事成》(《天涯》2017年第2期)反其意而用之，“我”为了搪塞上司要自己加班的要求，随便编了很不吉利的事哄骗她，谁知很快就接二连三的发生了一连串意想不到的悲剧。小说运用巧合的艺术手法，将事件发展推波助澜，深刻地写出了年轻人在都市打拼的艰难与无奈。
文似看山不喜平。小说开篇写到，母亲在给“我”寄的生日贺卡上错将“心想事成”的“成”写为“程”，引起同事们哄笑。接着，上司王总给“我”来电，布置写文案。而“我”想今晚约男友一块吃火锅——生日快到了，他说要给“我”一个生日惊喜。在火锅店，王总又来电话，叫“我”连夜加班写出文案来。“我”当即给她发信息，说爷爷去世，正赶回老家。谁知，第二天妈从温州来电话，说有个叫王清忆的人一大早托人给爷爷送花圈。她就是王总啊！几天后，妈妈又来电话，说爷爷去世了——“我”信口胡说的事竟然一语成谶。“我”只好又编了个男友住院的谎言请假奔丧。返回时，“我”给男友打电话，可无人接听。第二天，“我”得知他真的是住院开刀了，于是赶忙去看他，可他却说“我不在意他”。再次去医院，看到他的前女友在。很快，他给“我”发短信，说他在南四环买了一套二手房，是送给“我”的生日惊喜，但他并不喜欢“我”……
巧合的手法在全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简练而又精练地不断将故事推向高潮。因“我”说谎，上司给爷爷送花圈，爷爷真的去世；“我”又胡说男友住院请假；而他真的做手术，我没及时去看他而失去生日惊喜。可谓幸福的事情总相似，不幸的遭遇各有各的不幸。这是一个企业白领工作和情感生活的悲楚写照，映照出都市生活的变幻不定和苦辣辛酸。然而“我”还要打拼下去，小说最后仍透出憧憬明天的亮色。
张翎《心想事成》,《天涯》2017年第2期
以上内容摘自《文艺报》，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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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樊金凤
图片 |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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