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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所 | 陈晓律：英国如何从精英统治过渡到大众民主

2017-03-03 陈晓律 碎金书坊

十八世纪英国的大众政治

相比19世纪的政治斗争场面，18世纪则显得过于平淡。然而，18世纪的英国似乎更为关键，因为它在一种不温不火的状态中，解决了一个很多国家都容易忽略的问题，即社会从革命向平稳的和平发展过渡的权力再分配问题，以及大众如何被和平地纳入新体制的问题。

英国如何从精英政治过渡到大众民主

陈晓律

狄金森先生是英国史学界著名的学者，主攻方向是18世纪的英国史，这本《十八世纪英国的大众政治》，其学术价值自不待言，我在这里没有唼去重复学界已经一再重复的美誉，只是想谈谈自己的一些体会。

20世纪以来，世界的政治潮流中，民主无疑是一个令人瞩目的主旋律。它在西方各国和一些个别地区，都取得了不错的进展。一然而，人们也发现，并非所有的国家，引进民主制度后，都能产生预期的愿景。更多的时候，是这种制度造成了社会的混乱和无政府状态，并使所在的国家动荡不已。这不仅在东南亚的一些国家、非洲的很多地区和国家是如此，就是在近来的中东地区，极端组织的出现与空降而来的民主体制也有相当密切的关系。最早对这种现象进行解释的是大名鼎鼎的塞缪尔 · 亨廷顿，他在《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对此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即在不成熟的社会经济环境中，民主未必是社会发展的第一选择，建立政治秩序才是最为优先的实务。但他20年后在另一本专著《第三波》中，却又似乎忘记了他以前的解释，开始站在另一个角度来考察世界范围内的民主化浪潮，为世界历史进入了民主运动的第三波而振臂高呼。然而，当这些地区大范围推广民主之后，所产生的乱局居然与他半个世纪之前的分析如此雷同，却不能不令人深思了。于是，所有对民主怀有强烈诉求的人们，都被迫再次考虑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为何民主在各国结出的果实总是不一致？为何在全球经济发展的浪潮中，在经济方面很有作为的一些发展中国家，政治状况与亨廷顿半个世纪前所说的依然没有根本的差别？与此同时，人们对那些长期保持稳定，享受民主带来社会发展红利的国家在艳羡的同时，也产生了这样的疑问，为何一些国家能够产生优质的民主，而另一些国家则只能造成“民主式的"混乱？

这就使更多希望厘清自己思路的人们将目光重新转向了那些已经成功构建了民主运行架构的国家，尤其是英美两国。而其中，由于 “美国例外论"的影响，很少有人真正把美国作为自己效仿的蓝本，反倒是英国这样的一个岛国，从近代初期一路走来，其政治发展进程有太多令人玩味之处。尽管直到今天，英国还有王室，但英国政治或社会都很难产生极端主义的思潮，这一点甚至比美国还好，因此，英国在这样一种局势中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也就不觉为奇了。

客观地看，英国能吸引人们关注的主要特点是其政治发展的平稳性和延续性。从17世纪的内战在光荣革命画上句号后，英国在几百年的时期内基本上没有发生暴力革命的剧烈冲突，政治发展也是缓慢但却稳步地向前推进，最终在20世纪初让所有的英国公民都拥有了选举权。不过在一般的史书中，学者们关注的时段有一些差别，大多数学者的重点集中在19世纪的英国政治变革，主要是三次议会改革，因为这几次改革一步一步地扩大了选举权，最终使英国成为了真正的民主国家，相比19世纪各种波澜壮阔的政治斗争场面，18世纪则显得过于平淡，难以让人留下深刻印象。

H.T.狄金森

狄金森（H.T.Dickinson），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英国历史学会主席。狄金森教授长期从事英国史研究，他在十八世纪英国历史、英国宪政史、英国政治思想史等领域成果斐然。代表作有《十八世纪英国的大众政治》、《财产与自由：十八世纪不列颠的政治意识形态》等。

然而，在阅读了狄金森教授的大作后，我觉得18世纪似乎更为关键。因为它在一种不温不火的状态中，解决了一个很多国家都容易忽略的问题，即社会从革命向平稳的和平发展过渡的权力再分配问题，以及大众如何被和平地纳入新的体制的问题。

18世纪的英国，在解决这一“转型"问题时有很多可圈可点之处，不仅保证了光荣革命的成果得以开花结果，而且还为19世纪的大众民主政治的进展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首先应该肯定的是，光荣革命之后的英国依然是一个精英统治的国家，议会与国王对权力的争夺最终以议会的胜利而告终，但这并不意味着英国民众也就此直接获得了参政的权利，这依然是一个精英统治的时代。当然，精英统治的时代并非可有可无的阶段，英国的统治精英，对英国能够从革命的状态转向平稳的大众政治参与时代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英国在光荣革命后拥有选举权的人不到人口的5％，应该说与真正的民主相去甚远。不过，也正是因为这人数不多的政治“贵族"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创造出了一系列现代的政治游戏规则：权力的分散与制衡、内阁制、首相制、政党政治、合法反对党、言论自由、出版与结社的自由等等，使英国的民主从理念到现实逐步地充实起来并在民众中形成了一整套民主的程序与惯例。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一种与公开制度相对应的政治文化，其重要性绝不低于实际的民主制度。于是，在18世纪提供的厚实的基础之上，英国在19世纪扩大选举权的过程中，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的派别，都有某种民主的“共识"，议会制度的改革尽管有争议和斗争却几乎没有什么反复，社会十分平稳地过渡到了现代的大众民主形式。而法国由于这一过程的相对短促或几乎没有，结果是一次又一次的激进势力以革命的名义将民主的幼苗扼杀，魏玛德国则更为糟糕，由于未能让这些民主的“软件"与硬件配套成龙《最后是让希特勒以民主的形式彻底地断送了民主的政体。

由此可见，18世纪这样的一个历史时期，对英国社会的平稳发展是何等的重要。在这样的认知基础上，再来理解亨廷顿的名言“现代性带来稳定，是现代化引起动乱"，就会发觉，不仅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如此，就是现有的发达国家，在相同的阶段也基本如此。而英国在这一阶段能够没有引发大规模的动乱，应该是一个值得学者们反复探索的现象。

正因如此“ 狄金森这本书的研究就尤为珍贵了。正如他自己所说，在他的学术生涯中，历史学家们已就18世纪英国政治提出了几种不同的解释，而每种解释又为我们理解这一课题添加了一些重要的内容。与此同时，这些解释为我们对于统治精英和非精英的政治文化提供了更好的理解，而最重要的是关于这两者的关系。尽管如此，我们对于精英政治和大众政治彼此对话的方式、影响和互动的认识还不够充分。而他的这本书就是对18世纪英国大众政治文化中最重要的一些方面的研究，但它又是一次展示政治文化如何与政治精英相联系的尝试。

《光明驱散黑暗》，詹姆斯·吉尔雷，1795年。左上角的金色太阳上写有“大众、国王、贵族”，而中间的希伯来语词汇意为智慧。英国首相小皮特站在战车上驱散阻挡英国前进的黑暗势力。

亨廷顿曾转述托克维尔的话说：“在统治人类社会的法则中，有一条最明确清晰的法则：如果人们想保持其文明或希望变得文明的话，他们必须提高并改善处理相互关系的艺术，而这种提高和改善的速度必须和提高地位平等的速度相同。"（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4页）这句话对理解18世纪英国的大众政治能够平稳发展是十分贴切的，那就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英国社会各阶层之间学会并提高了处理相互关系的艺术。

在这一各个阶层在变动的社会条件下学习处理相互关系的历史过程中，英国的精英阶层无疑起着主导的作用。英国的好处是精英阶层与其他社会阶层的构成和边界具有一定的交织和重叠。狄金森指出， “要想进入贵族统治阶层并非易事，但是这些人并没有形成一个明显的封建或军事的社会阶级，而且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与其他拥有财产的人过从甚密，关系复杂：金融家为他们提供贷款和抵押；富民是他们的佃户和邻居；专业人员为他们提供有价值的服务；商人和工场主满足他们对于丰富产品的需求。当他们想要开发封地上的矿产资源，他们通常会寻求一些拥有相同商业利益的盟友。他们自己都非常确信他们生活在—个商业社会，而这一点为他们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好处和利益。18世纪的政府严重依赖于由金融利益产生的贷款，议会针对商业社会创造出的各种商品和服务的消费税的征收日益增加。英国进行的战争基本上就是为了殖民地和商业利益。议会通过的立法中一大部分都是写财产权、商业贸易和促进商贸经济、发展城市社会相关。尽管对自己的地产充满了热爱，这些拥有大量地产的精英们通常还是在伦敦从事大部分政治活动，然后在温泉和当地集镇上消磨一些闲暇时光。"（原书导言第6页）

当然，尽管有着这种较为广泛的联系，人们并不能否认贵族精英在英国社会中的统治地位。这些贵族精英阶层也十分了解他们天生拥有的统治社会下层的权力，而穷人是不能被给予统治权的信任的。他们确信民主本来就是不稳定的，所以会不可避免的退化到无政府的状态。为了维持秩序并保护财产，他们认同国家需要一个绝对不可抗拒的专制权威。另一方面，他们坚持认为应当把这种权威置于“王在议会"的形式下，而不是在单一君主的掌握中。在他们看来，不能指望有资产的人们（尽管他们获得了财富）把他们的财产交由一个专制的君主摆布，只能把它们置于一个由有财产的富人组成的温和议会的最终控制之下。他们仍然相信更多的自由就是所有人享有对他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的权利。他们并不承认所有人都有积极主动参政的权利，但他们确实相信所有人都应享有一定的公民自由，这包括行动自由的权利，良知自由的权利，表述自由的权利，个体和私有财产的权利，以及享有他们的企业和劳动成果的权利。他们自己尽力限制王权，废除特权法庭，建立独立的司法组织，让法律视所有国民平等，并结束了残酷专断的关押制度。良知和信仰的自由，在18世纪逐渐扩展到了所有对国家不构成威胁的人身上，即便有的人因为不属于国教徒而不能成为完全的公民。所有国民都被允许为纠正不公向国王和议会请愿，同时出版自由日益被普遍地当作是对英国式自由最有力的保障之一，（原书导言第6一7页》

换言之，英国的政治精英知道自己的权利边界，了解权利与责任之间的关系，也承认一般民众所享有的自由权利。应该说，相互尊重对方的权利，哪怕是不平等的权利，都是一种社会进步。这一点对英国能够在18世纪不温不火地由革命转入和平建设阶段至关重要，也是社会上层与社会其他阶层能够有效协调相互关系的至关重要的政治前提。

《投票》，威廉·荷加斯，1754年

此外，在这一和平变动的过程中，宗教的因素也不可忽略。英国革命的起因就与宗教有关，因之它在西方学界也被称为“清教革命" 所以如何处理宗教纷争也是英国社会是否能够平稳发展的另一个需要重视的问题。狄金森指出，解决得好，宗教也可能被用于维持权威和对权力者的服从和归顺，而宗教少数派别可能被圣公会否定其完整的公民权。另一方面、汉诺威朝的政府渴望避免宗教冲突，没有显示出任何想要介入普通人精神世界的愿望。以欧洲大陆的标准看，英国的宗教自由程度很高。理论上宗教法庭保留了相当大的权力，但事实证明，它们越来越难以行使这些权力。英国国教会可能还享有各种各样的特权，但1717年后，宗教集会停止扮演任何主动角色，《赔偿法令》和偶尔顺从的举动削弱了通过《公职宣誓法》加诸异教徒的限制，除非在极端的政治危机下，否则即便是针对天主教的法律也很少实施。理论上，英国国教会是统治集团有力的支柱，但它经常觉察到自己处于危险之中。18世纪早期，对来自异教威胁的恐惧逐渐升级。在18 世纪二三十年代它又因为各种异教的成长而陷入恐慌，包括阿里乌斯教，自然神论，共济会，甚至还有无神论。18世纪中期，英国国教的教士为卫理公会殉道宗的复兴而担忧，而在18世纪晚期他们又要担心理性宗派的活动。他们也看到越来越多的城市穷人不来他们的教堂了。尽管是英国国教，英格兰教会内部一直都是分裂的，从来都未曾拥有所有英格兰国民的忠诚。用宗教术语来说，18世纪的英国已经是一个多元论的社会了。（原书导言第7页）而社会的多元，对社会的各个集团学习如何处理相互的关系显然是有益的。

一个社会如何从精英政治向大众民主体制过渡，在世界各国都是一个难题。而随着社会的发展，民众要求政治参与的热情只会越来越高。将大众政治民主参与的现代化动荡转化为稳定的社会政治进步，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一个实践的问题而非单纯的理论问题。就此而言，狄金森这本书的价值是无可替代的——因为他描述的是一个过程，一个18世纪英国的大众政治是如何平稳发展的历史过程，一个不同社会阶层为自身利益的诉求而相互角力的过程，一个以合法的形式为自己争取权益的政治文化逐步形成的过程，也正是这样一种丰富多彩的历史过程，为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进展奠定了实践的基础和社会的基础：有地产的精英阶层与其他有产人士的关系；他们对法律规则的接受、议会的更加广泛作用和所有国民享有的公民自由；接受宗教宽容，即便不够强硬，却也是态度诚恳的；经济中商业部门的重要性；一般秩序的普及；还有城镇和其欣欣向荣的城市文化的发展。所有这些英国社会的特点都营造了一个有活力的政治文化，让许多非贵族的精英参与其中，有意识地左右着对大众整体产生影响的、·并塑造许多人所处政治环境的决策。

《拉票》，威廉·荷加斯，1754年

其实，狄金森教授的大作最重要的价值就是十分生动地再现了 18世纪英国的大众政治发展的历史过程，而这一过程的丰富多彩、波澜壮阔，是人们没有仔细阅读之前很难想象的。可以说，如果细细地咀嚼其中的很多处理社会矛盾和政治冲突的过程，人们会从历史中感悟到很多其他种类的专著中难以把握的人类闪光的智慧。

……本书最后一章揭示了众多英国普通国民的政治态度和政治活动。他们都希望在现有的政治体制受到威胁时保卫它。然而，他们的政治观念不受上层社会所左右，他们不会只因为精英统治阶层的唆使或命令就行动，而是时刻准备着为维护他们坚信会为他们和整个国家带来多重利益和福祉的社会政治体系而独立行动。换言之，英国大众并非，愚民"，任何一个试图让他们成为“愚民" 的团体，都会使自己成为“愚民。能产生这样的民众，与英国的社会发展程度是相关的。这样的一种社会发展程度，要实现需要很多条件，不过，我自己认为最重要的一条，应该是维基·兰德尔和罗宾·西奥博尔德的解释，那就是摆脱了 “把政治看成是人类社会分配稀缺资源的一种方式"的观念后才有可能。而摆脱这种观念，既需要启蒙，也需要一个相对宽松的社会经济基础。因此，18世纪英国大众政治能够平稳发展，与英国社会相对丰裕的财富增长显然有密切的关系。同时，英国财富的增长并非是单一阶级的增长，而是惠及到大部分的社会阶层。尽管每一个阶级或阶层的发财机遇并不相同，但社会的大环境基本上是有利于个人发展的，这样，政治就与人们争取基本的生存资源没有太多的直接联系。尽管出身和继承的地位仍然是很重要的资本，财富则可以通过野心、能力、决心、残忍和运气获得。然后财富可以变成财产和教育，也可以用来作为自我展示和竞争社会殊荣的手段（原书第95页）。换言之，发展的机遇是存在的，社会的多元化生存是可能的，英国大众没有第三世界国家那种常见的暴戾之气，与这种政治资源不直接与自己的生存资源挂钩，有很大的关系。在此形势下，无论是谁，都有提出自己诉求的权利，也都得有话好好说。结果是，尽管也有不时出现的骚乱或群体性事件，但相互的对话、沟通和妥协，依然是18世纪英国大众政治发展最显著的特色。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要说，英国精英阶层的明智之举，对于英国大众政治的平稳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他们至少没有做一件蠢事，那就是把民众往暴民的方向挤压，而是合理引导，顺势而为，最终使英国度过了一个有若干变数存在的社会与政治转型的阶段。

这是译者的一点体会，但愿有助于读者理解本书的价值。

本书的翻译工作分工如下：李阳（第一章）；宋涛（第二章、第八章）；钱澄（第三章）；黄丽媛（第四章、第五章）；任有权（第六章、第七章）；陈晓律负责全书的校对并统稿。此外，盛仁杰、叶璐、何念和王萍也做了大量校对工作，其中王萍花费的精力最多。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陈晓律

2014年8月于南京

本文为《十八世纪英国的大众政治》（商务印书馆出版）译者序。作者陈晓律，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英国史专家。

《十八世纪英国的大众政治》

作者者：［英］H.T.狄金森

译者：陈晓律、宋涛等译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本书是狄金森先生的代表之作，主要考察了十八世纪英国的民众政治文化。作者认为，十八世纪英国社会的特点营造了一个有活力的政治文化，让许多非贵族的精英参与其中，有意识地左右着对大众整体产生影响、并塑造政治环境的决策。然而，本书的研究并非是要挑战那种强调有限的贵族精英主宰法庭和议会，并对主要政府机构和国家重要决策施加过分影响力的观点，而是为了解释为什么贵族统治可以如此持久、有效并被广泛认可。

《1660—1832年的英国社会》

作者者：［英］J.C.D.克拉克

译者：姜德福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本书一出版就被认为开辟了英国历史学研究的新时期。作者克拉克在这部著作中，首次把1660—1832年定义为“漫长的18世纪”，并全面阐述了他对于漫长的18世纪的英国社会的看法，1660—1832年间英国社会具有突出的一致性和完整性，英国正是在这一时期通过君主、贵族、教会的密切配合使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形成。

英国史前沿译丛

H.T.狄金森钱乘旦刘北成主编

已出：

《十八世纪英国的大众政治》H.T.狄金森著，陈晓律、宋涛等译

《1660—1832年的英国社会》 J.C.D.克拉克，著姜德福译·

将出：

《英国人：一个国家的形成，1707—1837年》琳达·科利著，周玉鹏、刘耀辉译

《英格兰景观的形成》 W.G.霍斯金斯著，梅雪芹、刘梦霏译

《创造现代世界：英国启蒙运动钩沉》罗伊·波特著，李源、张恒杰、李上译

《人间烟火：英国近代早期的经济生活，1470—1750》基思·赖特森著，刘旭译

《权利的支柱》约翰·布鲁尔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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