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坊 | 剑桥十八世纪政治思想史：圣西门与启蒙政治思想的遗产
《剑桥十八世纪政治思想史》
·圣西门与启蒙政治思想的遗产·
拿破仑的专制在一夜之间就把共和派的律师们变成了他的最高权威的归顺者。而圣西门支持工业家，即由办企业的科学家、工程师和商人组成的阶级的事业，感叹他们在革命中没有扮演积极的角色；他们实际上属于主要的受害者之列，法国社会也因此受害。在组织和重建的时代，仲裁式统治将逐渐让位于完全预防式的管理，对人的统治将实际让位于对物的管理。
圣西门与启蒙政治思想的遗产
罗伯特·沃克勒
在思考启蒙政治思想遗产时，至少有两个明显的悖论需要注意。首先，18世纪晚期启蒙哲人对所谓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的信念使他们中许多人都设想了政治改革纲领，旨在避免一场大革命的动乱。他们中有些人预见到这种革命，但实际上没有人鼓吹它。他们认为，它作为一种治疗方法比疾病还坏。但是，当革命在启蒙运动的薄暮中降临法国时，无论鼓吹者还是批评者都很快意识到，它是按照启蒙哲人的学说设计的模子铸造出来的，是在他们对国家及其宪法和行政架构的各种想像中已经预示了的。卢梭作为政治思想家的声誉，自1789年以来尤其一直深深地受制于这类对他的影响的判断。正如斯塔尔夫人在19世纪初指出的：“他没有发现任何东西，但他点燃了一切”——激情、感觉，乃至恐怖（Staël 1800, II, 33）。
经过雅各宾专政和波拿巴主义专政之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1762）、《关于波兰政府的思考》（1772）等著作所表达的集体主义训导，逐渐从启蒙时代的各种学说中脱颖而出，被认定为极权主义民主的源头。现代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是在19世纪初由那些提倡者设计出来的，主要是为了矫正用卢梭语言表达的革命主张及其印象，即人民主权是确保所有公民的自由的唯一手段。经过从自由跌落到恐怖和专政，1789年的希望破灭了，就像1989年苏东共产主义垮台的预期一样，仿佛完全重演了人类从纯真到罪恶的原始堕落。当然，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就用类似的语言在更大的背景下将文明的历史描述成人类经过一天的漫长跋涉走进黑夜。但是，他的历史哲学与广泛流行的宣扬进步、人类脱离野蛮的启蒙观念背道而驰，因此在法国大革命后逐渐被人们认为不如他的政治哲学重要，而后者被多数评论者认定是一个虚假黎明的预言。《社会契约论》的原理被他的革命崇拜者奉为法兰西共和国的十诫，也应对法国的四分五裂负责。他所呼唤的古代公民自由和道德自由的理想被判定根本不能保障个人自由。个人自由所要求的不是他规定的公民的政治参与，而是保护个人不受国家侵犯。在发端之际，大部分现代自由主义实际上是以法国大革命为中介，对启蒙运动的共和主义、主要是对卢梭的共和主义的否定。
第二个关于法国大革命所生成的启蒙政治哲学的悖论是从第一个悖论派生出来的，缘于这样一个事实：1789年后各种模式的现代国家，因明显地滥用权力，似乎一直在败坏主张立法和宪政改革的启蒙纲领的声誉，不管启蒙哲人们的政治影响可能是多么间接。1795年前后的那些现代社会科学的开辟者当然也借鉴了18世纪另外一些思想家和思想传统，即不以政府原理为中心，甚至根本没有考虑政治改革议题的思想流派。如果说西哀耶斯认为孔狄亚克的感觉论是扭曲的，因为它把心智描述成被动的、没有目标方向，因此能够被一种积极的判断能力所摆布，那么，他所扶持的观念学派的所有成员——他们对社会科学这个术语的使用其实就有别于他——实际上都被孔狄亚克的感觉主义哲学，尤其是孔狄亚克在《体系论》和《感觉论》（1754）中关于统一的人性科学的纲要所吸引，因为后者摆脱了与17世纪的灵魂观念相联系的形而上学抽象。通过孔狄亚克，他们还深受洛克的认识论的影响；此外，他们赞同与孔狄亚克同时代的莫佩尔蒂、拉美特利和霍尔巴赫的观点：人性的道德属性完全可以用人的体质来解释；他们也赞同爱尔维修的观点：教育体系的中心任务乃是塑造人性。观念学派的生理学社会科学观借鉴了泰奥菲勒·德·博尔德和保罗·约瑟夫·巴尔泰兹，也许甚至间接借鉴了阿尔布雷希特·冯·哈勒，还特别借鉴了蒙彼利埃生理学学派这方面的特殊要素。蒙彼利埃生理学学派曾激发了狄德罗的有关著述，后来又主要通过马里·弗朗索瓦·比沙和让·比尔丹而引起圣西门的注意。
或许，观念学派首先是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的精神后裔，主要不是继承他的宪政主义和共和主义，而是继承了他对人的行为的深层结构解释的探讨，即从习惯、风俗甚至宗教的角度，通过反映了气候等外界因素对人体神经的影响的心理素质来解释法律。现在的社会科学史研究者不时受到格拉迪斯·布赖森、乔治·戴维、邓肯·福布斯及其后继者有关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创新研究的启发，常常会把这个学科的起源追溯到哈奇森、休谟、斯密、亚当·弗格森、约翰·米勒和杜格尔德·斯图尔特的著述（Bryson 1945; Davie 1961; Forbes 1975）。对现代社会科学的来源进行谱系研究时绝不能忽视这个大潮流。18世纪中后期，它在苏格兰的城市和大学洪波涌起，然后四处流溢，注入德意志、法国、美国以及其他地方的支流。但是，在发明这个术语和雅各宾恐怖统治这二者之后的概念革命中，现代社会科学的先驱们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一个法国源头（指孟德斯鸠）而获得苏格兰先驱的启发，正是这个人深刻地影响了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发展和轨迹。
从某种基本意义上看，福柯所谓人文科学滥觞于1795年前后的说法是错误的。因为他追溯到欧洲思想史上那个时期的认识转型，实际上有一个比他所说的认识型断裂更长的贯穿整个18世纪的孕育时期。就其唯物主义哲学而言，确实可以说，它穿越了启蒙运动，源于17世纪笛卡儿的科学本身的一些核心因素，最终则可溯源到德谟克利特，尤其是卢克莱修。但是，不管我们如何解释它的性质和谱系，人文科学在1795年前后的转型，或更准确地说是它们被发明出来，依然如福柯所描述的，其标志是将政治从对人性的科学考察中排除出去，将立法和政治行动领域从社会科学中排除出去，并转而将这些领域描述成抽象的、空想的、形而上学的，乃至在恐怖结束后将它们说成是危险的知识。在整个18世纪后半期，启蒙政治思想被设想成一门能够促进人类幸福的立法科学。没有什么比真正现代的社会科学的诞生（通过对旧社会实施摘除政治部分的剖腹手术）更能摧毁启蒙政治思想那个核心特征了。1795年前后兴起的那些新学科的提倡者远远不像他们的前辈那样热心于改造世界。他们力求通过解释其内在功能来维护这个世界。
丹东、马拉、罗伯斯庇尔
当“社会科学”这个说法在英国继法国之后开始流行时，尽管原因不同，尽管在这两个国家的拥护者都承认对神学教条怀有敌意，但它似乎在这两个国家都呼唤深沉的宗教信念和价值观，包括有关法团认同和集体信仰的神秘观念。这些东西完全不同于推崇政治理性的指导方针和非人格化的市场交换规则。法国的批评者借助法国大革命的经验来观察18世纪鼓吹进步的思想家，指责他们煽动暴力，英国的反对者则依据工业革命的经验指责他们一味提倡竞争。他们似乎要么破除了社会凝聚的盟约，要么抛弃了宗教信仰的团结纽带。在破除基督教的神秘性、进而颠覆那些被教士阶层和封建制度用以控制轻信教徒的种种迷信时，启蒙哲人及其“人类党”显然使社会失去了共同的灵魂。为了使社会能够自愈，他们解剖了政治实体，打开了其核心骨架，但没有探究其骨髓。浪漫主义可以说是一种反启蒙哲学，它正是作为这种反动觉醒的呼声在18世纪最后二三十年兴起。19世纪初法、英两国的现代社会科学同样是出于一种反抗情绪，针对的是启蒙时代那种对没有任何宗教包袱的世界的狂热追求，此外只是在某些例子中还针对一种爱国热情。社会主义同样将在19世纪开始表达宗教民粹主义和中世纪法团主义对那些关于一个纯真的世俗时代的预想和目标的反攻倒算。
革命后第一个伟大的社会科学体系是圣西门在19世纪初的几部著作中阐释的，是在《19世纪科学著述导论》（1807—1808）和《人类科学备忘录》（1813）中完成的，在很大程度上模仿了观念学派对一门新的社会科学进行规划的尝试。当圣西门自认为是启蒙运动的信徒，以启蒙的批判精神、对科学的提倡和《百科全书》来激励自己的革命热忱时，他也开始论证一门旨在将费利克斯·维克-达扎尔的解剖学、比沙的生理学、卡巴尼斯的心理学和孔多塞的哲学史综合起来的研究人性和社会的实证科学。这门“社会组织的科学”——他有时如此称呼它——引导他以一种新的方式来考察社会实体的内部构造和形态。他的视角不同于他所赞赏的那些启蒙哲人，甚至包括孟德斯鸠，尽管孟德斯鸠在18世纪的重要思想家中最接近他的社会科学观念。
圣西门相信，18世纪批判和革命的哲学历经成功与失败后，应该在19世纪被一种重建的科学或应用型组织哲学所取代。他以生理学为主要视角，因而重视社会共同体内部结构的粘合，而不是去寻求主导原则。这也有助于说明为什么这位社会主义的先驱与他之前的观念学派一样，有时会发现自己和对启蒙和革命持批判态度的保守派殊途同归，都抗议18世纪哲学的抽象概念和使之反受其害的政治暴行。这一视角也影响了圣西门的宗教观，使之与他所说的“百科全书派的反神学”迥然有别。孔多塞和其他18世纪启蒙哲人假设，中世纪标志着人类精神的发展中的一大退步。圣西门认为这种假设是荒谬的。相反，他声称，中世纪的世界既见证了阿拉伯人统治下的科学知识进步，也见证了社会组织的发展——甚至欧洲社会本身的建立——通过查理曼与罗马一起建立的教会纽带。启蒙时代的许多主要学说对神学教条和迷信怀有敌意，常常把宗教与野蛮蒙昧连在一起。随着启蒙时代的结束，这种敌意普遍地让位于带有神学气息的共同体观念以及对欧洲“黑暗时代”的同情之理解。
处决罗伯斯庇尔
当圣西门从生理学的角度来说明社会的内部组织时，也与道德与政治科学部的观念学派一样，不相信可以用立法和政治方法解决失序与狂乱的社会问题。与柏克和前一代其他法国大革命的反对者一样，他对律师和法学家在法国政府中的巨大影响感到遗憾，这在罗伯斯庇尔和救国委员会执政期间以及在拿破仑统治时期被证明是灾难性的。拿破仑的专制在一夜之间就把共和派的律师们变成了他的最高权威的归顺者。他支持工业家，即由办企业的科学家、工程师和商人组成的阶级的事业，感叹他们在革命中没有扮演积极的角色；他们实际上属于主要的受害者之列，法国社会也因此受害。在组织和重建的时代，仲裁式统治将逐渐让位于完全预防式的管理，对人的统治将实际让位于对物的管理。通过圣西门的大弟子奥古斯特·孔德的影响，这门新的实证社会科学——不久就以孔德发明的术语“社会学”而闻名——将成为研究现代性本身的显学，而政治经济学——这个18世纪晚期以来商业或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然神论注定要在后启蒙时代变成“阴郁的科学”——经过看不见的手，即操纵非人格化市场的权力的作用而变成膜拜现代性的新宗教（参见Gouhier 1933—1941；Wokler 1987b）。
社会体系这一观念在法国大革命进程中促成了关于社会科学这一学科的最早的学术表述。通过19世纪实证主义的阐释，这种观念进而指称既是被组织起来的又是有机的社会模式。无论在哪个意义上这些社会模式都是从内部形成错综复杂的结构，人民自身甚至政治家都无法调控，只有专业的社会工程师能够调控。一个握有适当的技术知识和精神权力的新知识阶层将会兴起，取代在启蒙时代已经声名扫地的掌握旧神学的教士阶层。此外，如果说备受珍重的“人权和公民权利革命宣言”将被供奉在欧洲第一个真正的民族国家的宪法中，那么接下来无论是自然权利还是公民权利都不会成为19世纪社会科学令人瞩目的中心指导原则。此后的社会科学家即便不是实证主义者，对人权的兴趣也没有其启蒙运动的前辈那么大。其中，许多社会主义者最终会追随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鼓吹废除国家或宣扬国家的消亡。
本文摘自《剑桥十八世纪政治思想史》（商务印书馆出版）。本章作者，罗伯特·沃克勒（Robert Wokler）耶鲁大学政治科学和人文中心特别项目高级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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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十八世纪政治思想史》由享誉学界的多位权威思想史家执笔，全面考察了欧洲启蒙运动时期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本书是多卷本剑桥政治思想史中的一部，这套丛书是政治思想史研究领域的重要文献。
书中内容记述了西方政治思想史上最激动人心、最启人心智的时代之一，各章节涵盖了18世纪政治思想中的所有重大主题，还提供了大量进一步阅读的指南，并附有正文中出现的主要人物的传略，比如卢梭、孟德斯鸠、康德、埃德蒙·柏克等。本书堪称权威之作，集学术性与可读性于一体，对本科生以上各个层次从事人文社科研究的学生和学者，都不无裨益。译文准确精彩，生动流畅，极具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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