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委员说 | “双减”“双一流”、心理健康……这些“教育高频词”与你有关

全国两会上

代表委员们热议教育

一起来听听他们口中的高频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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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心理健康教育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蚌埠市第一实验学校教育集团总校校长崔建梅建议，国家层面统一组织编写心理健康教育教材，教材从小学中高年级起步，至高中毕业，统一序列。内容可以包括心理健康课程、心理健康专题教育、心理辅导等内容，让心理健康教育有章可循。

全国人大代表、扬州大学党委书记焦新安同样在调查中发现，目前大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缺乏系统的课程体系和完整的教材体系，各学段互相脱节。对此，他建议优化顶层设计，确立一体化心理育人理念，推进教育教学、实践活动、咨询服务、预防干预“四位一体”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格局，横向拓展、纵向贯通，不断强化大中小学资源整合、衔接。

全国政协委员、洛阳理工学院副院长马珺则关注到心理健康教育教师队伍这块“短板”。“2020年，一项针对全国3142所小学及941所初中学校的调查显示，我国仅有19.16%的城市学校及2.64%的农村学校设有专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马珺建议，加强精神科等急需紧缺人才的培养，优化精神卫生领域职业教育专业设置与课程建设。同时，构建以专家协会为支撑、专业人士为骨干、志愿服务团队为补充的社会心理服务队伍。

“农村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是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短板。”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周口市东新区许湾乡希望小学校长李灵呼吁：“要在农村中小学配备相应比例的心理健康教师，积极开展心理健康教师的组织培训工作。”

科学研判，保护青少年隐私

教育部明确将抑郁症筛查纳入学生健康体检内容，对测评结果异常的学生给予重点关注。这是推动落实青少年抑郁症防治的一项重要举措。

全国政协委员、东南大学教授吴智深建议，遵循人性化、预防性、教育性等原则，在全国建立统一的中小学生心理危机预警和干预机制。在预防上，要普及心理健康常识，加强心理健康教育队伍建设；在预警上，学校需要设立“心理预警监测中心”，最好每学期进行一次学生心理测评；在干预上，需要掌握学生的危机情境及其反应，制订符合学生身心状况的干预方案，并由具有专业心理咨询资格的心理辅导教师根据情况采取不同的措施。

家校社协同织起防护网

“对国内19所涉农高校32个学院的调研发现，80%以上中、重度大学生心理问题的根源都在原生家庭。”全国人大代表、山西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副院长马瑞燕说。

“受限于教育水平，绝大部分农村中小学生父母缺乏对心理健康问题的认识，也就无法理解和应对孩子们出现的各种心理问题。”李灵说。

今年全国“两会”，马瑞燕专门提交了“关于加强青少年儿童心理健康问题家庭预防”的建议。她建议，为所有育龄家长开设家长课堂，普及抑郁症、不同年龄段儿童成长规律和心理特征相关知识；编撰出版少年儿童心理学科普类书籍，制作少年儿童典型心理问题表现的科普读本和视频，提高家长对孩子心理健康问题的关注度和识别能力；借助主流媒体宣传、普及心理、精神疾病等相关知识；开通免费公益心理健康咨询热线、设立社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等。

民盟中央建议，整合各方资源，提升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处置能力。对于实践中的难点，民盟中央给出具体建议：加大统筹力度，成立市、区、街道三级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建设领导小组；大力培养精神科医师、心理治疗师，补齐人才短板；建立心理咨询求助便捷平台；加强闭环协作，建立学校、社区、医院等协调联动信息共享机制等。

优化科研环境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当前的‘双一流’建设，瞄准科技前沿和关键领域的跨学科研究还不够深入，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等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有待深化，对新学科前沿、新科技领域和新创新形态的催生效应还未有效发挥出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校长王焰新表示，“双一流”建设高校要坚持“四个面向”，聚焦重大现实问题，服务国家重大需求，全面提升大学服务国家战略的科技能力。

“‘双一流’建设在基础学科领域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需加快步伐。”全国人大代表、天津大学原党委书记李家俊表示，应当充分认识基础学科在“双一流”建设中的基石地位，加强国家战略急需领域的基础学科前瞻布局。

如何优化高校科研环境，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当下亟待解决的问题。

“要从考核评价层面打破藩篱，统筹考虑改进科研创新主体评估考核体系，在坚持质量、绩效、贡献为核心的评价导向同时，在顶层设计上统一科技成果的评价体系，使科技成果评价的互通互认有政策支撑。”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程建平说。

补齐高层次人才短板

打造充满活力的人才梯队

“人才特别是高端人才，是学校发展的战略资源，是‘双一流’建设的重要支撑。我们当前的短板和未来发展的希望依然是人才，特别是高端人才和青年人才是学校未来发展的潜力所在、希望所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杜玉波说。

“战略科学家、学科领军人才缺乏，科技人才梯队建设存在断层，科学评价机制亟待改进的问题依然突出。”王焰新表示，目前，我国学术成果和影响力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的杰出人才在高校十分短缺，相应地，能够牵头或参与国际重大项目的一流人才仍然短缺，协同解决“卡脖子”技术难题的一流人才仍然短缺。

在全国人大代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校长吴普特看来，不同领域、不同区域、不同类别的“双一流”建设高校在人才队伍建设上存在的短板各有不同，整体水平与世界一流大学相比还存在着不足；人才区域分布不均衡，高层次人才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和东部沿海地区，西部高校集聚人才、稳定人才的压力依然很大。

压缩“平原”，多建“高峰”

提升核心竞争力

淡化身份色彩、扩大建设自主权是新一轮“双一流”建设的重大变化，目的是引导高校将重点放在“自身建设”上、引导社会将关注点放在高校和学科的“特色、贡献和影响力”上。

“学科不在多、不在全，而在特、在强，关键要建设好与本校办学定位和办学特色相匹配的学科专业群，压缩‘平原’，多建‘高峰’。”王焰新认为，“双一流”大学要坚持走特色化、创新型发展道路，优化资源配置方式，提升学校办学核心竞争力。

“高校‘双一流’建设在资源配置中必须坚持‘扶优、扶强、扶特、扶新’，突出建设重点，着力破解发展中的瓶颈问题。”吴普特说，一要支持建设一流学科率先发展，以一流学科建设引领带动学科整体建设水平提升；二要强化学科生态建设，提升基础学科建设水平，大力培育新兴交叉学科；三要打造高水平师资队伍，突出社会急需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同时，建设高校也要充分发挥专项经费的引导作用，扩大社会合作，积极争取地方、企业和社会的协同持续投入。

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教授童金南看来，我国是大国，资源丰富但容易分散，不易形成合力，因此需要国家统一规划、分工布局。

“通过‘双一流’的遴选和建设，不仅国家摸清了家底，也让各高校明确了方向，建议以此为基础，充分发挥各高校的优势和特色，通过各种激励措施分头向世界一流目标迈进。”童金南说。

适应变化，把焦虑转化为动力

“双减”后，在图书馆、博物馆、公园等公共场所，孩子们的身影明显多了，亲子之间的陪伴与交流更多了。这是全国人大代表、重庆谢家湾学校校长刘希娅感受到的变化。

《全国“双减”成效调查报告》显示，家长对教育期望值较高，91.2%的家长希望孩子将来能取得本科或本科以上的学历，32.6%的家长为让孩子上好学校常常感到很焦虑。

为何部分家长的教育焦虑、分数忧愁依然难消？

在全国政协委员、浙江省教育厅一级巡视员韩平看来，一方面，由于升学竞争机制的“指挥棒”影响，部分家长担心减负会让孩子掉队、落于人后，认为课后作业的减少会影响孩子的学习巩固，甚至降低主动学习的意愿；另一方面，隐形变异学科培训因收费高、信息隐蔽，使社会认为有钱家庭的孩子仍然享有“补课权”，进一步引发家长焦虑。

对此，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倪闽景指出：“家长需要更新教育观念。”他表示，家长以为把孩子送到培训机构学习是对子女教育的重视，要比“躺平”好得多。但是，“重视孩子教育的最好方式恰恰是更多的陪伴、倾听和支持”。

“双减”后，全国政协委员、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第一中学副校长贺颖春发现，部分家长对培养孩子的目标比较明确，对孩子健康成长的关键因素和所需的核心能力也比较了解，在拥有良好亲子关系的同时，还能促进孩子的全面发展。但同时她也观察到，一些家长的焦虑存在一定的盲目性，陷入不断为孩子加码增负的困境。

“家长需要更积极地应对，思考如何把焦虑转化为和孩子一起向上改变的动力。”贺颖春说。

教育教学有自身规律，孩子也不是机器。倪闽景指出，PISA（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试结果表明，校外补课与学生成绩相关性并不大。

“如果家长观念不转变，学校减少作业量，家长就自己布置作业给孩子。校外培训机构严格监管了，家长就转向家教和团课。这样一来，‘双减’工作不仅大打折扣，甚至还会带来更无序的校外补课。”倪闽景提醒道。

更新观念，减负不减家长责任

随着“双减”政策的实施，学生闲暇时间增多，与家长接触时间变长，家庭教育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在不少代表委员看来，家长教育理念和教育行为的改变是决定“双减”政策能否落地的关键因素。

“家长应该明确减负不代表减轻家长的责任。作为孩子成长的第一责任人，家长要发挥好家庭教育的积极影响，营造健康向上的家庭氛围。”崔建梅认为，“双减”后，家长应该充分利用多出来的亲子时间，加强体育锻炼和劳动教育等，培养孩子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习惯品行，促进孩子全面发展。

在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李剑萍看来，家长要着眼于孩子的终身发展，要让今天的学习为孩子一生的发展奠基，而不是一味地让孩子早学、多学、快学。“很多家长的注意力往往放在孩子的短板上，对如何发现并发挥孩子的特长关注度不够。”李剑萍建议家长把孩子的全面发展与特长发展结合起来，给予孩子更宽广的舞台。

并非所有家长都拥有科学的教育观，家长同样需要“教育”。

今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明确规定，家庭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国家和社会为家庭教育提供指导、支持和服务。

“这说明家庭教育已经不是‘家事’，父母们必须‘依法带娃’。”崔建梅建议，社会和学校要加大家庭教育促进法的宣传普及力度，各省区市要结合本地实际情况进一步出台实施细则，落实各部门职责，此外，学校还可以依托法治副校长开展普法工作，让家长明确身为监护人的职责。

学生的健康成长是学校、家庭乃至社会共同作用的结果。学校因其在教育领域的专业性和其联系千家万户的特殊性，在家庭教育指导方面具有独特优势。

“从目前‘双减’实施情况来看，在一些地区，家庭、学校协同程度不高，还没有形成应有的合力。”韩平认为，学校要通过家长课堂、家长会、家访等多种形式加强对家长的家庭教育指导，让家长掌握科学的家庭教育理念和方法，并要对孩子的成长有合理期待，为孩子规划适合的成才道路。

倪闽景注意到，现实中，教师进行家庭教育指导，基本上是经验型传授，缺乏科学性和专业性。他建议，将教师的家教指导力作为教师专项能力列入教师入职基本能力培养和评价体系中，“还可在有条件的大学开设家庭教育专业或学科，进一步提高家庭教育的学科建设”。

在推动家庭教育工作中，政府和社会也应承担重要责任。全国人大代表，东北育才教育集团党委书记、校长高琛建议，进一步完善家庭教育公共服务供给体系，开设公益性网上家长学校和网络课程，提供更具便捷性、互动性的指导服务。同时，将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和相关经费列入政府购买服务目录和财政预算，为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顺利开展提供经费保障。

制度变革，破除家长教育焦虑

多名代表委员表示，需要聚焦家长的焦虑根源，破解深层次问题，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有什么样的评价“指挥棒”，就有什么样的教育导向。韩平认为，要按照《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的要求，加快改革进程，“特别要加快高校招生方式改革和高中招生方式改革的进程，推进综合素质评价在中高考的应用，改变招生中分分计较的现象，在全社会形成新的教育观和成才观”。

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花园小学校长曹永鸣注意到，目前，一些地方的考试命题还存在机械、重复的倾向。她表示，要推动命题朝着国家和社会对未来人才需要的方向改进，“这样才能减少家长看重死记硬背、反复刷题的行为，更好地释放学生自主学习的潜能”。

“如果不把中高考‘指挥棒’跟‘双减’落实途径协调起来，部分家长的困惑和焦虑仍难以消除。”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政协副主席、南京师范大学教授朱晓进认为，“双减”是一种手段和途径，并不是目的本身。为此，他建议，要切实落实教育评价改革，推进义务教育综合素质评价标准落地，同步深化高考、中考改革，确保命题方向与“双减”精神相吻合，让考与学更匹配。

让孩子上“好学校”，是每个家长心中的期盼。刘希娅发现，部分地区在落实属地招生政策上打了折扣，一些学校为了“掐尖”改变正常的教学进度，超前超纲教学，这也是引发家长焦虑的重要原因之一。她建议加大问责机制和监督机制，严格执行属地招生政策。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张志勇认为，要大力缩小校际教育资源配置差距，尽快改变老百姓心目中把“好学校”视为稀缺资源的局面，办好家门口的每所学校。

张志勇建议，一方面，通过加大优秀校长教师交流轮岗力度，深化优质高中招生指标均衡配置到域内普通初中等方法，分好“蛋糕”，创造优质教育资源配置新格局；另一方面，要做好“蛋糕”，通过制订基本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清单，提高区域内底部学校的办学条件和办学水平等，尽快使每所学校都能成为人民群众身边的“好学校”。

非学科类校外培训监管需精准施策

“双减”政策实施以来，校外培训治理工作取得了明显进展，学科类培训大幅压减，野蛮生长现象得到有效遏制。然而，非学科类培训市场却逐渐升温，受到很多家长的青睐，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一课难求的现象。

“不可否认，非学科类校外培训作为校内教育的有益补充，缓解了校内非学科类教育师资、场地、经费不足与家长、学生多样化需求之间的矛盾，为青少年全面发展、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以及相关产业发展、专业人员就业作出了贡献。”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办教育协会会长刘林说。

目前，学科类培训已经建立起较为完备的监管体系，非学科类培训监管能否借鉴？

“大多数非学科类校外培训与校内教育差异性大，互补性强，且不属于刚需，因此不应简单照搬照抄学科类校外培训治理的目标与办法。”刘林认为，非学科类培训监管不能搞“一刀切”，应根据各学科门类的不同特点，实行分类管理、精准施策。与中考、高考关系密切的门类，可以参照学科类培训进行管理；对于其他门类的非学科类校外培训，应当遵循发展规律和实际需求，以多样化手段引导其健康发展。

治理非学科类培训机构，首先要明确主管部门。全国人大代表、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周洪宇发现，目前全国已经有21个省份明确了非学科类培训机构的相应主管部门，但仍有多个省份没有明确主管部门，大部分省份未出台非学科类培训机构的分类标准和审批流程。

韩平则建议，尽快出台校外培训机构管理条例，从法律层面赋予业务主管部门行政审批权限，明确“培训许可证”的审批类型和形式，进一步厘清业务主管部门和登记管理部门的管理职责。同时，在审批需求迫切、立法过程较长的情况下，建议由国务院授权给各省级人民政府，解决当前非学科类培训机构审批权的堵点问题，推动校外培训分类管理全面实施。

在非学科类培训机构的监管问题上，周洪宇认为，要加强资金监管和价格监管。培训机构应缴纳预收费风险保证金，最低额度应该不低于培训机构收取的所有学员单个收费周期的费用总额。有关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要加强价格管理，遏制非学科类培训市场营销急速升温、价格过快上涨，减轻家庭经济负担。

“非学科类校外培训要保障公益普惠属性。通过为他们提供参与学校课后服务机会等措施，支持其向公益性、非营利性机构转变，促进中小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刘林说。

应尽快启动修改义务教育法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马志武在调研中注意到，“双减”政策推进中也遇到不少问题，比如有的地方政府在执行过程中，由于理念偏差或利益关联等，导致执行尺度不统一、推进不平衡；还有的教培机构虽然表面拥护，但也有暂避风头，过段时间卷土重来的打算。

对此，马志武建议，应考虑尽快启动修改义务教育法，将有关减轻校内作业负担、规范校外培训的内容纳入义务教育法的规定，为推进依法治教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推进‘双减’政策纳入法治轨道，把中央决策部署的基本要求和关键环节上升为法律的具体条文和明确规定，从而为‘双减’工作确立稳定、公开、规范的制度机制和行为规范，并使这种制度机制和行为规范得到统一适用和一体遵循，能够有效发挥法律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马志武说。

推进考试改革，转变教学观念

不少代表、委员也把关注点放在了“双减”后学校的教学质量上。

“推进‘双减’工作的实质是回归学校的育人本位、回归学生的全面发展。”全国政协委员、江西师范大学校长梅国平在调研中发现，当前有些教师的教育教学观念还比较落后，认为“育人”就是“育分”，甚至担心完全按照“双减”要求去做会影响学生的分数。

对此，梅国平建议，要引导学校大力推进教育教学改革，创新探索个性化和多元教育。在学生作业方面，要鼓励分层、弹性和个性化作业，鼓励教师布置跨学科综合性作业，培养学生创新思维。

全国政协委员、南通大学校长施卫东则认为，转变学校和教师的教学观念，推进考试改革是关键。只有深化中高考改革，全面打破“唯分是从”“以分取人”“分分计较”的困局，探索中考引入素质学科过程性评价，才能从根本上缓解社会各界的教育焦虑，降低中小学生及家长在升学考试方面“提优补差”的需求。

全国政协委员、辽宁省政协副主席姜军对此表示认同。在他看来，“双减”落实的关键是要提升校内教学保障能力，强化教育主阵地的育人质量。而提高育人质量的内涵，就是要摒弃一直存在的以分数为单一评价标准的教育质量观，真正以教育方针为指向，以德为先，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姜军建议，要积极推进中高考及与之对应的招生录取改革，改进考试方式，减掉那些单纯靠“刷题”就能取得高分的题目，增加体现学生思考能力、实践能力的题目。

借社会力量强化课后服务

去年秋季开学后，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章义和便开始走访上海市各大中小学校，了解课后服务开展情况。他发现，部分学校加强了课外资源建设，为学生提供有意义的课后服务，但更多学校则面临课后服务形式单一、内容单调等问题。

究其原因，章义和认为，这既与长期以来校内课后服务不受重视有关，也与学校资源不足、优质社会资源的利用渠道狭窄有关。因此，他认为寻觅多元有效的服务资源以加强课后服务的资源建设和质量保障，是提升学校课后服务水平的关键所在。建议可组织遴选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参与校内课后服务的建设工作，并制定资质标准、评估退出机制等。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周洪宇也表达了类似观点。他建议可以借助社会力量，积极探索与少年宫、博物馆、科技馆、周边专业场馆等合作，让多种“课后服务”模式并存。很多培训机构丰富的教学资源，如艺术类、素质类等内容也可以纳入校内的课后服务。

在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胡卫看来，要想真正提高课后服务质量，还需要制定指导框架和实施指南，鼓励探索多元课后服务模式。他建议，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可依托专业研究机构，深入调研所在区域及学校课后服务需求，研制地方层面有关校内课后服务标准的总体框架，并综合考虑区域、校际和年级差异等因素，分类制定实施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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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中国教育报 责任编辑 | 顾俊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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