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没那么丧的海景工位）

我如今这份工作的职位是高级研究助理。加上了“高级”两个字，并没有让我的气质变得高级起来，我看上去还是很——当然也不能说很低级——很那个。

相反，倒是坐我身后的新同事L看上去气质很高级，他长得瘦高，非常像《与莎莫的500天》里的囧瑟夫，每天梳着背头穿衬衫窄腿裤尖头皮鞋上班，相当英国。L去年港大本科政治学毕业，现在和我一样，做同一个老板的研究助理，因为比我小3岁多，所以没有高级两个字。

但我觉得他比我高级多了。我这周状态不好，每天听到他在旁边打字如飞，敲着键盘写论文，要雄心勃勃地去The China Quarterly（就是刚刚删了300多篇涉中国论文的那本权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申请藤校PhD，就顿时觉得“妈的，怎么我混成这样”。那种中年危机感实在是太重了。

有一天晚上，我和前任聊了会儿天聊到L。我说，“我遇见了一个新同事，和你一样学政治学的，老让我想起你，你们都是特骄傲的人，你们身上都有一种……很高级的气质。”

我根本不用听就知道她要说啥，那种骨子里的轻度厌世、对人类失去兴趣的性冷淡感，果然不出所料，她说“我每天都觉得自己垃圾，哪里来的高级感可言。”

她状态看上去也不是很好，跟我最近挺类似的，知道问题在哪儿，但是没有去解决的行动力，丧丧的，轻度抑郁，思虑很重，中年危机感频频袭来。

但我还是觉得奇怪，我20出头的时候，哪里来的这种中年危机啊，这个时代怎么了？我好歹也快30了，有中年危机很正常。但是一个20岁的人，怎么也这样。

这问题我看着还挺普遍的，不独她一个。前段时间香港书展人特别多，我有一个小讲座，一个武汉大学来港大上暑期课程的大二女生没挤进去，发了个朋友圈，说“想看个邹思聪好难”。朋友把那个朋友圈截图给我，由于心地善良，于是我有一天晚上请她吃了荷兰糖水。吃糖水时我一问，98年的。妈的，震惊之余，我问了下现在大学里学人文学科、社会科学的氛围是怎么样，从她描述的来看，和我们那时候确实已经很不一样了。

我之前就一直在琢磨这件事儿，现在内地高校最近这些年都会请哪些人来做讲座，哪些人到来会万人空巷，大概是各种创业家、成功企业家吧。我们这一代人读大学时，09年到13年，差不多是上一届政府的第二任任期，闾丘露薇、王克勤、许知远、熊培云、梁文道、刘瑜这些人经常在全国各高校演讲，许多NGO也经常在大学里做培训、校园招募……现在这些人，要来开个小范围讲座都不可能。

大学生很容易被这样的理念感召，而不是钱，所以企业家在那些年没那么受欢迎，谈钱多Low啊对吧。这一代大学生就是在这种很理想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而一旦2013年这代人开始工作，转折之快，跌落之快，可以说是非常让人震惊了。自己从事的行业role model要么闭嘴了，要么站街了，而NGO、NPO的日子也都不好过了。

也不能说这一代人是被这些人欺骗了，因为谁能够想到会变成这样。正如 My Little Airport 的阿P唱的：

“Ivy我知你本身不是这种人，我们都一样低薪兼出卖灵魂。我知近年毕业是很不幸（hen），读书时你应该无谂要过呢种人生”。

所以这么想起来，现在这些20岁出头的年轻人，也开始提前有中年危机感实在是很正常的事情。尤其她那种爱学术又争强好胜的人，看到国内高校教师薪水这么低，那真是一件很没尊严的事情。所以她才想去申请Law School，做自己没那么喜欢的事情。

我本来以为L不会有中年危机感，但没想到专注如他，居然也丧。

这周我的工作状态相当不好，看着我的新同事L打字如飞，可以说对自己厌烦极了。有一天我和他一块吃晚饭，聊到我最近很丧，没想到他说，“我昨晚也失眠了。”

这些天我逐渐知道，他是音乐世家，爷爷爸爸都是大学音乐教授，到他这儿，跑来学了政治学。我们聊天说笑时，他说他爷爷当年可以上天津音乐学院、去南开大学学外语，去北大学中文，或者去当空军飞行员，但是他爷爷就是选了自己最爱的音乐。

“我在家就对我爷爷说，你当年要是随便选个其他的，我们家都会比现在好过多了，”L跟我半开玩笑半认真讲。

我当时满脑子都是约翰·亚当斯给他太太的信里说的话：

“我必须研究政治和战争，因此我的孩子们能够学习数学和哲学。我的孩子们应该学习数学、哲学、地理、博物、造船、航海、商业和农业，使得他们的孩子们可以学习绘画、诗歌、音乐、建筑、雕塑、织物和瓷器。”

L家刚好和约翰·亚当斯的选择反过来了，于是我附和道，“对啊！文青就是只想着爽自己！”

和他一起喝酒吐槽时，我才知道，他去年非常骄傲地给家里人写长信，“大学四年，我做了三年研究助理，在LSE交换那一年，我都在做研究助理，在权威期刊发过多篇论文，在剑桥做过学术报告……我实在是想象不到，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任何一个本科生能够像我这么强。”

“但是八所藤校，全拒。”他说，“我要是读一个州立大学，我以后教职也找不到。”

他说的倒是真的，我以前在媒体时的几个作者，都是哥大博士、剑桥博士、斯坦福博士，现在在海外，教职难找得不得了，tenure更别想了，回国又太憋屈，薪水不如普通站街的也就算了，学术还那么不自由。

一开始听着他抱怨的时候，我还以为他在安慰我，后来发现这个每天专注无比、打字如飞的同事，好像不是在安慰我，是真的在丧，“昨天老板跟我说，你是不是看上去太聪明了，又说没有把握送我去八所中的任何一所，我昨晚一直失眠。我都在想，今年申请不成功就去工作得了。”

“去站街吗？”我问，他说，“对，就是去站街！”

有一天下午，我们从政治学聊到文学，聊到最后我给他推荐了博尔赫斯的《阿莱夫》、《沙之书》、《小径分叉的花园》和《恶棍列传》，他也给我推荐了两本书——有一瞬间我有种感觉，他身上读书人的那种好胜心，连互相推荐书的时候都像是在过招。这个年轻人真是骄傲得很。

之后他开始讲对我的印象，“加你微信后，我去翻了你的朋友圈。这周我给我家人打电话说，我到26岁的时候，无论如何也达不到我这个同事这种程度……在读书这件事上我一直很自信，我为这个牺牲了很多，我没很多朋友，又不怎么去旅游，我专门从事这个，非常自负，结果一看你朋友圈，跟你聊天……发现你除了读书很多，生活也挺丰富，好像性格也很好……”

我听得很爽的同时，觉得心虚极了。

考虑到我这周思虑严重到经常无法动弹，不得不非常难受地告诉他真相，“我两三年前差不多也和你现在一样，每天都勤恳专注，飞速进步，到现在也才不到一千天吧，怎么变成现在这副鬼样子了。”

丧这种东西是真的可以传染的，我们俩聊完那天晚上，我照例失眠，他居然又失眠了。第二天是周五，他对我诉苦，“我被你传染了……昨晚12点躺下，两点钟爬起来，一直看从图书馆借来的博尔赫斯……”

到周五的时候，我被老板拉去谈了会心，帮我做了些心理建设。我稍微好了点，然后下午工作效率开始提高，晚上快下班的时候，我突然觉得不那么丧了。他从抽屉里拿出一瓶Whisky，然后我俩就着热红茶喝了会儿，一下子热气腾腾，满桌都是威士忌味，呛得很。

后来他继续留在办公室加班，我实在觉得周五不应该工作，于是离开了。到深夜的时候我正在弹《嘿，抬头》，打开手机看见L发了个朋友圈：

“一瓶威士忌，老板的一句表扬，在办公室哭成了一个傻逼。”

我刚好也在家里喝了酒，回了句，“哭啥，有哥陪你。”第二天早上起来，发现这条朋友圈已经不见了。

这时候我就突然想起来之前在微博上写的那段话：

这些年我逐渐看清天高地厚，靠的是在独行路上，遇见的那些了不起的朋友。这些人共享的特征是“都痛苦地活着”，我们直面对方的不幸，从而审视自己。在彼此变得好受一些的同时，却又不经意间看见更惊人的事实：就人类整体的不幸而言，我们身上的一切痛苦，都毫无意义。

（完）

一个读书圈子的硬广告，长按识别二维码可加入：

更多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