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政|破解治庸的困局
随着全面从严治党、从严管理干部的推进，特别是严厉反腐、狠抓作风，一些干部虽然不敢顶风作案了，但也不干事了，遇事推诿、办事拖拉，回避矛盾、敷衍应付，成了“为官不为”的庸官。2015年7月，中央印发《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试行）》，针对干部能上不能下问题，特别是对虽无大过及违法乱纪，但在其位不谋其政、能力素质不胜任的干部进行组织调整，作出了明确规范，是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从严管理干部，推动形成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用人导向的重要举措和制度保证。
尽管贪污腐败在历史上从未根除，但人们也总能找出不少皇帝肃贪、名臣治贪的事迹，而对于治庸，却似乎始终是雷声大雨点小。纵观历史，甚至还能发现不少庸碌一生、唯诺一世的高官老臣最后却极尽哀荣，在波谲云诡的政治斗争中求得善终，比起那些慷慨激昂、宁折不弯、头破血流的清官能吏，不知幸运到哪里去了。
治庸，历来是吏治的难题。
古人曾说：“不要百姓半文钱，原非异事；但问一官二千石，所造何功？”作为一名合格的官员，廉政无疑是最基本的前提和底线，但同时也要勤政、善政。就是说，不但要做一名廉吏，还要做一名能吏；不但要重视个人操守，还要追求事功造福，绝不能以为只要不贪不取，便做庸官亦无妨。庸官之害，某种意义上不亚于贪官，正如明代思想家、政治家吕坤在《呻吟语》中所言： “无功而食，雀鼠是已；肆害而食，虎狼是已。”清代一名长期在基层任职的官员谢金銮更以切身经历和感悟指出：“居官不要钱，不过于贪赃一律可告无罪而已，其实算不得好官。做官须替百姓办事，方为称职。”庸官的实质，是视官职为儿戏，贻误百姓，拖累一方，其害同样甚矣！
如果说能吏的标准在人们心中还不尽相同，庸官的形象却可以说比较一致了。大致说来，有以下几个突出特征：
一是遇事先躲一边，坚决不开口、不表态、不惹是非。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是庸官奉行的第一要义。北宋仁宗嘉祐年间的孙抃就是这样一个典型。孙抃为人“性淳厚，无他材”，“多病，志昏”，但官运倒是亨通，从进士高第起，一路向上直至官居参知政事（副相）。不过，从他在参知政事任上的表现就可以看出其为官之道了：“及在政府，百司白事，但对立拱默，未尝开一言。”尽管如此，他的官运似乎还未到头。当时枢密使张昇告老退休，按照惯例，当由孙抃递补接任，这下可算是把朝中大臣吓坏了，都担心孙抃“必不能胜任”，最后还是殿中侍御史韩缜大胆上书，并得到宰相韩琦等人的支持，才禀奏仁宗，给孙抃另找了一个虚职安顿。宋神宗时期的宰相王珪同样深谙此道，其为相16年，随时俯仰，无所建树，上殿奏事只说“取圣旨”，神宗问其意见只说“领圣旨”，退朝交办事项还只说“已得圣旨也”，被人笑称为“三旨相公”。
二是在其位不谋其政，遇到问题能推就推，推不了就和稀泥。矛盾来了绕道走，出了问题躲着行，一团和气，从不得罪人，是庸官处世的人生哲学。东汉胡广为官30余年，历仕安、顺、冲、质、桓、灵六朝， 官至太傅。胡广为人练达，明习旧制，通晓朝章，然而一生奉行中庸， “温柔谨悫，常逊言恭色以取媚于时，无忠直之风，天下以此薄之”， 时人称之“万事不理问伯始（胡广字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显然嘲讽多于肯定。武则天时期的苏味道更是将此宗旨发挥到了极致。苏味道任相期间，“依阿取容”，曾向人坦白：“处事不宜明白，但模棱持两端可矣。”简直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了，也因此被人讥称为“苏模棱”。
三是身无长技、腹无良谋，平常工作尚且左支右绌、手忙脚乱，重大问题面前更是焦头烂额、束手无策。庸官往往胸无点墨、事无主见， 主观上固然不敢负责，客观上却也无力担当。唐玄宗开元年间，卢怀慎与姚崇同为宰相，事无大小皆推给姚崇，被人称为“伴食宰相”。姚崇有一次因事请假十余日，结果“政事委积”，卢怀慎“不能决”，惶恐之下只得入宫向唐玄宗请罪，唐玄宗倒是宽容坦诚，对他说：“我以天下事委姚崇，你主要是坐镇雅俗，给天下人做个道德榜样就行了。”后来姚崇复朝，“须臾裁决俱尽”，才算是给卢怀慎解了围。
以上列举了历史上著名的庸官典型，但应当说，这些人之所以能够身居高位，自然不会全无是处。如卢怀慎虽被称为“伴食宰相”，但为人“清谨俭素，不营资产”，“所居不蔽风雨”，甚至妻子儿女都“不免饥寒”，难怪会被唐玄宗树为道德楷模。这也说明，国之重臣，不可不慎，但凡有点滴缺失，都会被人看在眼里、记在史上。
事实上，使百姓产生强烈不满的，更多的还是遍布官场、大大小小的庸吏。如果说高官重臣由于位尊权重，众目睽睽之下还不敢肆意妄为，这些人则因为无人关注，而更加肆无忌惮，该干的事不干，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对民间疾苦视而不见，对百姓呼声听而不闻，某种程度上，他们正是对吏治造成普遍性伤害的最大祸因。
居官不为，也是另一种腐败，那么，导致庸官现象的原因又有哪些呢？
首先，是选拔的论资排辈。顾炎武在《日知录·停年格》中，详细论述了论资排辈的历史沿革及成为正式制度的来龙去脉。古往今来， 不论是庙堂当政者，还是江湖忧时者，无不对论资排辈导致的庸官现象痛心疾首，将吏治沉沦的很大成因归咎于此。晚清风雨飘摇之际， 23岁的龚自珍写下《明良论》，痛感于当时“用人论资格”的弊害：“贤智者终不得越，而愚不肖者亦得以驯而到。”他形象地描绘出庸官的典型心态：在资历浅的人看来，我老实守着这份俸禄，遵守官场规矩， 只要能活得久长，终究有希望熬到尚书、侍郎，何必在资格未到之时抢出风头，弄不好还把现在官职都丢了；而那些资历深的则会想，我当年老实守着这份俸禄，遵守官场规矩，总算熬到了今天这个地步，何必再去抢出风头，以致把现在的位子都弄丢了，把以前积累的辛苦岁月都白费了！龚自珍警告，长此而往，莫说是办事者不足，连建言献策的都将“更绝无人”。有鉴于此，他奋笔疾呼：“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其次，是考核的流于形式。考核与选拔密切相关，既然选拔只重论资排辈，那么考核也必然失去意义。应当说，中国古代对于官员考核在制度设计上不可谓不严密，但这一定程度上却只是制度史而未必是真实史。就像今天不少人抱怨干部考核的种种弊端，但后世如果只看纸面文件，恐怕也会惊叹于各项规章制度的完备周详。以唐代为例， 唐代对于官员考核有“四善二十七最”法，各种排列组合，令人眼花缭乱。但实际又如何呢？开元年间，宰相卢承庆任吏部考功员外郎时，主管官员考核，有一次，一名官员在督运漕粮时遭风失米，卢承庆据此判之“监运损粮，考中下”，其人容色自若，无言而退。卢承庆不禁欣赏起他的气度了，于是改判“非力所及，考中中”，那人听后“既无喜容，亦无愧词”。卢承庆更加惊奇了，再次改判“宠辱不惊，考中上”。—— 考核之随意性，可见一斑，而卢承庆在当时还是以善于识人著称。事实上，古代官员因为考课优异而优先擢升的极少，所以才会有孙中山先生的断言：“中国向来铨选，最重资格。”
此外，监督问责制度的缺失或虚设，职能定位的不清与混乱，以及冗官泛滥、人浮于事，特别是官场生态的恶化，老实听话成为普遍风气，使得官员唯唯诺诺，凡事不敢越雷池半步，只求当好太平官，等等等等，都是造成庸官的重要原因。这也说明，治庸是一项系统工程，与整个官僚体制密切联系，之所以成为历史难题，可谓其来有自矣。
庸官自古有之，而在今天，由于为官不为现象的出现，这一问题更加突出。在治贪的同时，治庸也应成为吏治整顿的重要内容。那么，汲取历史教训，今天如何有效治庸，破解“为官不为”这一难题呢？
一是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建立科学的选人用人机制，使为官有为者有动力，为官不为者有压力，真正实现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二是改进干部考核评价体系。突出实绩考核，丰富考核方式，扩大群众参与，使“为”与“庸”都能显现出来、比较出来。特别是将考核与任用挂钩，真正实现干多干少不一样、干好干坏不一样。三是强化干部监督问责。如果说治贪的难点还在于有法令却得不到实行，治庸则主要受困于制度的空白。例如，干部能上不能下之所以是老大难问题，根本原因就在于对不适宜担任现职干部的情形认定、判断标准以及调整的程序、方式不明确，导致无从下手，难寻依据。《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试行）》的出台实施，正是对这一问题的重要探索。
此外，从干部自身来讲，除了主观上的不为与客观上的不能，也有一些是因为政策不明、界限不清导致生怕犯错、畏手畏脚，对此不能简单以“为官不为”来指责，而要创造条件让干部能为、敢为，不断完善激励保障机制，使“有为”成为干部的自觉追求、主动要求。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才与用是相对的，一个干部在某个岗位上不胜任，并不代表这个干部就能力不行，更不等于在别的岗位上也必然不称职。正如三国时期刘劭在《人物志》中所指出的，“材能既殊，任政亦异”，譬如操作实务的与出谋划策的，出任司法的与掌管工程的， 领兵带将的与出使外交的，所需才能都有所不同，自不能一把尺子量到底。历史上这样的事例屡见不鲜，例如西汉时期黄霸任颍川太守期间，治为天下第一，征召至中央担任宰相后却屡屡出错，“名望损于治郡”。崇祯末年大儒刘宗周著书立说自是一流，但论起治国来却是迂阔不堪，令人哭笑不得。也因此，在加大治庸力度的同时，对干部量才适用、用当其才无疑更是盘活人才的长远之计！
（摘自《组工文萃》2016年第一期）
稿件来源：《月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