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台谏”之鉴
台谏是台官与谏官的合称。台官的主要职责为纠弹官邪，是监督官吏的官员，包括御史大夫、御史中丞、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谏官的主要职责为侍从规谏，是讽谏皇帝的官员，包括谏议大夫、拾遗、补阙、司谏、正言。宋朝台谏合一事权相混，谏官也拥有对百官的监察权。但在专制制度之下，台谏之生杀大权本身就掌握在大权独揽的君主或权臣之手，因而难有互相制约，易有互相倾轧；少有权力监督，多有排斥异己，台谏照样也可为大权独揽者“揽”而用之。程松在宋宁宗时曾为台谏，不妨解剖一下这只“麻雀”，看看宋朝的此类“台谏”，对相权的监察与制约能有什么作为？
程松为台谏，凭借的是一个“谄”字。韩侂胄曾为一件小事把他的“爱姬”赶出门来，程松听说此事，立马“以百千市之”，将她小心伺候谨慎供奉。没过多久，韩侂胄想起这位“爱姬”把她召了回去，听“姬具言松谨待之意”，“大喜”之余便给程松升官晋爵，先为“干办行在诸军审计司、守太府寺丞”，没过多少时日，又“迁监察御史，擢右正言、谏议大夫”，这三个官职都在台谏之列。
程松出任台谏之后，“满岁未迁，殊怏怏，乃市一妾献之，名曰松寿。侂胄曰：‘奈何与大谏同名？’曰：‘欲使贱名常达钧听。’侂胄怜之，遂除同知枢密院事。”台谏之职责原在监察官吏，尤其是监察宰辅是否擅权滥权，程松却为升官晋爵而以女色行贿（色贿），可谓煞费苦心。韩侂胄说“奈何与大谏同名”，特别点出“大谏”二字，既是对这种监察权的讥讽，也是对这位台谏的蔑视。亏得程松还能以“欲使贱名常达钧听”相答，真是寡廉鲜耻。
要说程松当了台谏之后尸位素餐无所作为，倒也并不尽然。但他监察的绝不是大权独揽的韩侂胄，而是有碍于韩侂胄大权独揽之人。吕祖俭、吕祖泰兄弟俩同列于“伪学逆党”，吕祖俭被迫害致死后，吕祖泰不顾身家性命，上书“乞诛”韩侂胄。程松原与吕祖泰有交往，他怕连累自己，又急于讨好韩侂胄，于是“独奏”：“祖泰有当诛之罪，且其上书必有教之者。今纵不杀，犹当杖黥，窜之远方。”吕祖泰就因程松之奏而被杖一百，发配钦州牢城收管。另一位叫林采的监察御史接着程松“其上书必有教之者”的话头说，“伪习之成，造端于周必大，宜加绌削”，于是周必大被当作吕祖泰的“教之者”贬为少保。由此可见，宋朝的台谏监察什么人，如何监察，也有其利害考虑与权势选择。靠谄事权贵，贿赂权贵升迁的，不可能忠于职守。
或许有人会说，这只是个案，只是特例。其实不然。韩侂胄时，“宰执、侍从，台谏、藩阃，皆其门庭之人”；史弥远“专任俭壬（即巧言谄媚、行为卑鄙的人），以居台谏，一时君子贬之殆尽”；贾似道“务以权术驾驭”而使“言路断绝”。追溯到南宋初年以至北宋秦桧、蔡京、吕夷简之流为相之时，都有此类“台谏”。台谏的升迁与进退，尽在大权独揽的宰辅之手，只要当事人心有旁骛，就只有争相为宰辅效力的奴气，哪里还有监督宰辅的底气？因此才有类似的“台谏”不断出现。有人为宋朝辩“诬”，言宋朝有“中国式的分权与制衡”：以相权制衡皇权，以台谏制衡相权。这位论者认为，“宋代是历代最重台谏的一个王朝，甚至‘以立国之纪纲’寄予台谏”，与其他王朝相比，“宋代台谏的权力更大，独立性也更强”。看来，有宋一代，仅以“台谏”一项，便可与“专制”二字毫不相干了。然在朝廷之上，台谏还能站着言事的唐朝尚且不能摆脱这种宿命，台谏已须跪着言事的宋朝又何能例外，“宋代台谏的权力更大，独立性也更强”又从何说起？
当然，宋朝也有很不错的台谏。例如，北宋时的蔡襄、余靖、王素被史官并称为“昭陵贤御史”，蔡襄与余靖，在范仲淹的“越职言事”案中，不惜冒犯权贵，仗义执言，王素还敢于直言谏“色”，让宋仁宗忍痛割“爱”，“立命遣二女出”。南宋时的洪咨夔始终不为权势所屈，因为上书言事，得罪权相史弥远而“被劾落职，居家七年”，此后秉性不改，依然当言则言。
在某种程度上说，如今的纪检监察干部，也与古代的台谏尤其是台官有相似之处，他们也是考察干部的干部，监督官员的官员。“打铁先要自身硬”，程松是一个很好的反面教材，可为“台谏”之鉴。
（摘自《组工文萃》2015年第十二期）
稿件来源：《杂文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