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没人知道他是广西最大的官——我的父亲张云逸
有人这样评价张云逸(1892-1974)：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十位大将中，张云逸是极具传奇色彩的：年龄大，授衔时已63岁；工资级别最高，是唯一拿着元帅级别工资的大将；资历最长，参加过同盟会，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已是国民革命军的少将参谋长。
张光东，张云逸之子，1946年出生于山东临沂，原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副院长。张光东对父亲的形象是慢慢建立起来的。张云逸去世后，“要筹拍父亲的文献片，我和几十个老同志交流了很多”。
△1949年6月，张云逸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
父亲和国民党打了一辈子的仗，也打了一辈子的交道。父亲在孙中山大元帅府做参谋时，蒋介石在里面也是参谋。父亲比蒋介石小一些，组建新四军的时候，国共谈判的时候，父亲和蒋介石谈，由于父亲是同盟会的元老，资历摆在这儿，所以谈得比较顺利。
毛泽东曾说过：共产党能对国民党将领说话的人不多，张云逸是其一。
1965年，曾为“国民政府代总统”的李宗仁回国，父亲专门去机场接机。李宗仁到北京南池子专程看望他，父亲还特意在服务处换了一套新家具招待李宗仁。当时我因为在学校上学，所以没有亲眼看见李宗仁。但听父亲的警卫员讲，李宗仁着便服来到我家，走进门，面对迎出的父亲，当时一个立正，深深地给父亲鞠了一躬。
父亲在北伐时曾任第四军二十五师参谋长，与国民党军许多将领有旧。1937年5月，党中央就派他从延安到香港，在华南进行抗日统一战线工作。
1937年6月12日，父亲与李宗仁、白崇禧举行第一次会谈。父亲在给“毛朱周”的电报中透露，李宗仁、白崇禧“抗日情绪还高”“抗日统一战线同意，并愿共同对外”“李对蒋还不满。我以抗日前途为要相劝，彼表同情”。
1937年6月16日，父亲在给“毛朱周”的电报中透露，与李宗仁进行了第二次谈话，李宗仁原则上已同意中共提出的巩固国内和平、实现民主和团结抗战等主张，并同意由父亲同桂方几个高级干部具体讨论如何巩固和平、实现民主和团结抗战的具体方案。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父亲与李宗仁商谈，李通电支持抗战，并请父亲留桂林磋商抗日事宜。其后，父亲经常来往于广东、广西、香港之间，督促李宗仁、白崇禧出兵抗日。
1938年2月至5月，李宗仁指挥徐海会战，其中3月至4月的台儿庄战役，取得歼灭日军2万余人的重大胜利。在台儿庄战役进行中，位于津浦铁路南段的张云逸部新四军和位于北段的八路军129师一部，不断袭击日军，从战略和战役上配合了李宗仁任总指挥的台儿庄作战。
1949年9月22日，中共中央决定父亲任华南分局第二书记，并担任中共广西省委书记兼省政府主席。此外，他还担任广西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等多项重要职务。
父亲进入广西后，立即着手建立军事管制委员会，先后成立了桂林、柳州、梧州、南宁等市的军管会，接着于12月9日正式成立广西军区，父亲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50年2月8日以父亲为主席的广西省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当时，父亲被称为“懂经济的军事家”。
当时的广西穷徒四壁，工业基础差不多等于零，连最基本的蜡烛、钉子都不能生产。于是，初到广西的父亲写信给陈毅，从上海把一批工业企业搬迁到广西，技术、设备、人员、管理整体“连根拔起”。父亲的思路是尽快把工业基础打起来，而不是白手起家、一步一步发展，他认为把企业整体搬迁过来后，配套的东西都会过来。于是，一大批上海人也这样在广西安家了。
每年春节，总有一批广西人到上海过年。这些人就是曾经从上海举家搬迁到广西、参与新中国广西建设的上海人。一名广西报纸的编辑曾对我说：就是你们家老头子把我们这一家子搬过来的。
比较一下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省区版图和现在的地图，很明显看到：新中国成立前的广西一块海都没有，就是一个内陆省区。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向叶帅（叶剑英）从广东要了一块海，也就是湛江海域北部湾区域，孙中山曾经计划要在此建设民主中国的一个深水港。
当时的广西从广东省要来了从北海到东兴的地带，作为广西的海岸线。
从如今的广西经济发展来看，北海、钦州成为中国特别是广西与东盟各国贸易往来的海路运输港口……父亲拿来的“出海口”为广西在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合作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然而，父亲要这个出海口的时候很多人反对，当时沿海要进行防御，那是前线，你要了海岸线就增加了防务任务，意味着增加工作难度，带来负担。父亲力排众议，坚决要为广西在中国西南地区有个唯一出海口。
△张云逸（左一）参观连队荣誉室。
1955年父亲被授予大将军衔，他几次向中央军委提出：“自己年龄大了，身体不好，不能一如既往地工作了，这大将的军衔还是授给别人吧。”毛泽东称赞说：“数十年如一日奋斗不息，是模范的共产党员。”“老成持重，威望颇高。”
在党内多次的斗争中，父亲凡事有自己的思考，并且总是坚持实事求是。父亲对很多问题都有自己的看法，但是就是没说。虽然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但在政治上不幼稚。
解放战争时期，汪东兴带一个排阻击了国民党一个团的兵力，打了一天一夜。毛泽东问他用的什么招数？汪东兴说是游击战，红军大学的时候张云逸给讲的。毛泽东感叹道：“那个时候我正在‘下放’，上面强调的是正规战，竟然还有人在讲我的游击战术呀！”
1931年，临时党中央搬到苏区，父亲是副参谋长。当时李德等人反对毛泽东的游击战术，以“正统”身份否定游击战。当时，父亲在红军大学讲课，讲的内容正是游击战。
1936年年末，父亲到延安。当时父亲去红大听课，每次去收获都很大，毛泽东的课每课必听，但是博古的联共（布）党史，父亲没去听。
1966年“文革”开始时，父亲已经74岁，不再担负党政军的重要工作，因此他侥幸得以保全。尽管如此，他还是对“文革”很不理解，在“打倒刘、邓”的高潮中，父亲处境也非常困难，但他绝不违背自己的良心，不怕被扣帽子，坚持原则，毫不让步。在大字报铺天盖地的时候，他依然能保持内心的平静。
由于父亲曾经做过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掌握着不少党内的检举信和揭发信，“造反派”曾向他索要，但被父亲拒绝了。
1970年庐山会议，林彪建议要设国家主席，会议第二天，陈伯达在华北组会议上宣讲由他编选、经林彪审定的“天才论”的材料，试图让华北组通过决议：坚决要求设国家主席。父亲也参加了这个会议，当时他一直没有发言。有人和父亲说，你发言吧，再不发言就晚了，最后父亲也没发言。当时，每天都有会议简报。第二天毛主席发言说，发言的都做检讨，人家都去写检讨去了。父亲不是风一来，就去跟风的人。
1980年代，当时担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的余秋里来家看望我母亲，那次我在场，余秋里很动情地跟母亲说，他“文革”的时候住院，敢来看他的人很少，但父亲专门到病房去找他聊天。父亲就是这样一种人，不会说你不得势了我就不理你了。
对待普通老百姓，父亲告诫身边工作人员要亲近待人，不能给人以距离感。父亲要求不管什么人来找他都要热情接待。有次客人来访，警卫员隔着门问话，父亲知道了对他说，“你以后不要隔着门说话，隔着门不礼貌。你请他进来，坐着说”。
我现在去山东，去父亲以前到过的地方，还有老乡记得他，说我父亲个头不高，但军装穿得整整齐齐，警卫离得远远的，交流起来方便。老一代和人民的鱼水关系是战争年代形成的，感情是真挚而深厚的，所以他们很容易谈得来。他们确实是真心实意愿意跟群众接触。
去广西后，父亲住在南宁市桃源路3号，他常穿布衣外出，进入小市场与市民聊天，或者去农户家与农民谈心，没人知道他是广西最大的官。有一天，父亲去柳州，路上看见两个农民在山上打柴，于是就下车拍了拍他们的肩膀与他们谈了起来。这个时候，广西还有国民党撤退时留下的大量特务和土匪。警卫见到他们手持砍刀，都很紧张，但是父亲仍然谈笑自如。还有一次，父亲去百色路上见山林起火，就让司机停车，他与当地群众一道上山灭火。火灭了后，才开车继续前进。
（摘自《领导文萃》2016年10月上）
稿件来源：《文史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