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政|可为·可不为·不可为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这次换届，一批“新官”将走上各级领导岗位，上任伊始都自然会思考“干什么”“怎么干”，谋划自己的“三把火”。然而，这“火”该烧什么、怎么烧，哪些事情可为或可不为或不可为，无论是“新官”还是“旧官”，都应该想清楚、弄明白。
管理学上有个著名的三圈理论，它构建了“价值”“能力”和“支持”三要素分析框架，三要素分别代表三个圈，三圈全部重叠的那部分，属于既有价值又有能力，并且能得到各方面支持的事，这样的事可为；只有两圈重叠的那部分，则可不为，或可以暂时不为；而三圈根本不交叉重叠的那部分，则属于不可为的事。三圈理论给了我们颇多启示。
可为之事当全力去做，这是一种责任和担当。在千头万绪、纷繁复杂的事情当中，哪些事是可为之事？不少干部未必搞得很清楚，而有些干部虽然搞清楚了却不愿、不敢和不善作为。现实中，有的热衷于做一些显山露水、“贴金露脸”的事，对老百姓呼声高、诉求大的民生实事提不起劲、来不了神，甚至对老百姓急着等米下锅的事，竟然“你急他不急”，好比大象屁股推不动；有的计较于自身的利益得失，对那些利长远、动筋骨的改革创新，缺乏动力、不感兴趣，“一等二看三通过”，甚至或明或暗地“软抵制”；有的满足于喊口号、提理念，对那些“深水静流”悄无声息诸如环保、生态建设等事情不冷不热等等。干部、干部，干事为第一要务；干部、干部，干事才有进步。要干事，就得全力去干那些既有意义，又有能力，并且得到最广大干部群众支持拥护的事。没有意义的事不必做，没能力办到的事无法做，得不到最广泛支持的事做不成，只有这三个要素都具备了才真正可为，并且要既坐诊又号脉、既出工又出力，在有为中有位。
可不为之事当量力去做，这是一种清醒和自觉。孟子有句名言：“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范晔在《后汉书》中说：“然则有所不为，亦将有所必为者矣。”世上之事，当有所为有所不为，而不为或一时不为并非不能为，实乃一时的条件不成熟、不具备，倘若硬着头皮勉强为之，则必定事与愿违或事倍功半。这些年，一些地方接连不断出现被群众叫停的PX项目，从一个侧面说明可不为的一些道理。有的人总是片面地认为只要“有价值”又“有能力”就可以脑袋一拍干起来，不管也不顾群众的意愿，还美其名曰：看准了就干。有的虽然老百姓有需要，客观上也有必要，但自身条件不够，能力有限，却迷信“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硬搞“霸王上弓”，盲目蛮干、硬干，结果造就了不少“僵尸项目”“烂尾工程”等等。做事情，不能只凭一腔热血，或只顾一厢情愿，有时候，有些事情条件不具备、不成熟和不到位时，不妨暂且缓一缓，不可操之过急，有时“慢下来”也不失为一种良策。要“跳起来摘桃子”，既要尽力而为，又要量力而行，特别是要关注最广大老百姓的哭与笑，这是可为与可不为的“指挥棒”。
不可为之事当坚决不做，这是一种意志和定力。作为党的干部，不可为的事很多，从大的来说，违背党的主张、触犯群众利益、违反党纪国法等底线的言行都是毫不含糊决不可以为的事，这里的不可为主要是就做事而言。没价值去做、无能力去办、群众又不支持去干，这“三者”都不沾边的事自然不可为。然而，这简单明摆的道理，在有些人眼里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或者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有的信奉“干部出数字，数字出干部”，于是一味在GDP等数字上做文章、“玩游戏”；有的好大喜功，迷恋“面子工程”“马路经济”，于是热热闹闹搞“造城运动”；有的热衷打造个人威望、树个人形象，于是今天提个这口号，明天换那个口号，搞张书记种树、李书记砍树，还炮制眼花缭乱的新名词、新概念等等。这些事情既没任何意义和价值，又让老百姓反感和厌恶，可谓有百害而无一利。对于不可为之事，重要的是有正确的价值观、名利观和政绩观，学会算大账而不是一味算小账、看长远而不是一味看眼前、装着群众而不是一味装着自我，这样，心里头才会亮堂，才不会不可为而为之。
为官从政，对自己要做的事情，要心里有谱、脑里有弦，想清楚、弄明白，哪些事可为，哪些事可不为，哪些事不可为。可为之事全力做、可不为之事量力做、不可为之事决不做，这是当下难能可贵的一种清醒和自觉。
（摘自《组工文萃》2016年第十二期）
稿件来源：《学习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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