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政|村级民主监督乏力的主要原因
一、监督对象的反监督力强大
（一）村官权力过大，难以监督。别拿村官不当干部，他们掌握的权力可不小。
第一，村官是乡镇的“同盟军”。在实际的乡村治理中，乡镇政权常与村支两委结成同盟，形成利益共同体。一方面，乡镇政权为了乡镇工作在农村的顺利开展，需要培植“听话的人”；另一方面，村干部会主动向乡镇领导寻求支持和帮助，乡镇领导为了便于管理以及获取相应利益，自然要关照他们，给他们资金、项目、荣誉等等，村干部也主要是对上负责而疏于乡村治理。
第二，村官是权力的集中体。村官们可能既是决策者，又拥有执行权，还事实上把监督权揽在怀中。尤其是不少地方实行“一肩挑”，村支书集党、政、企大权于一身，党对村民自治的领导在现实中演变为村支书对农村公共权力的控制。
第三，村官是利益的支配者。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一些农村的土地、矿产等资源一夜之间身价倍增，村官权力的“含金量”急剧膨胀。同时，农村集体资产的处置，国家强农惠农资金和征地拆迁款的分配，农村五保户、低保户的认定，扶贫物资的发放等等，大事小事都由村官来定夺。权力如此集中，诱惑如此之大，加之一些村官本身道德品质差，党性不强，法律意识淡薄，因而挖空心思为己谋利。
（二）村官利益膨胀，逃避和抵制监督。村民的监督势必会削弱村官的权力，导致资源的重新分配，受损失的就是村官的利益了。因此，村官们必定会故意逃避甚至强烈抵制监督。村务公开是民主监督的前提，但村干部为了逃避监督，村务公开不主动、不及时，内容不全面、不真实，方式不规范，村务公开成了让人看不懂、摸不透的村“雾”公开。有的村干部根本就不把“家底”亮给村民看，甚至想方设法阻止村民了解财务收支，这样，集体资金便可由村干部任意挥霍侵占。
二、监督主体的监督力弱小
（一）村民的监督意识和能力不强。
首先，村民不愿监督。当前农村是一个“熟人社会”，从村官的选举到村官权力的监督，都受家族关系、熟人关系的影响，村民碍于人情面子，怕得罪人，不愿监督；农村也是一个“小农社会”，村民的小农意识导致其监督意识不强，他们常常在私底下议论对村干部的不满，但却不愿费时费钱费力去监督。加之利益的驱使、法律意识的淡薄，使得村民认为，村干部只要为村里拿回资金项目，从中贪点拿点也未尝不可。村民的监督意愿严重不足，使得村官在贪腐上有机可乘。
其次，村民不能监督。村民的文化水平、民主素质不高，监督渠道不足也不畅通，使得村民不能监督。特别是随着大量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农村留下的基本是“386170”部队，这些妇女、儿童、老人既无能力也无精力监督村干部，导致了监督真空的出现。
再次，村民不敢监督。监督有风险。“原子化”的村民缺乏自组织能力，仅靠个体的力量无法与村里的贪官、恶官抗衡，甚至还可能会遭到村干部的打击报复，村民敢怒不敢言，因而村干部在滥用权力上更是有恃无恐。
（二）村民会议的监督流于形式。村民会议是村里的决策和监督机构。但是，由于大多数村民常年在外务工经商，人员的组织非常困难，每年难得开一次。而会议的召集权还掌握在被监督者手中，村委会负责召集村民会议，对它而言，掌握着决策权的村民会议不仅使自己的权力被削弱，而且还要监督自己，所以会故意延迟或者拒绝召集，有的甚至要拖到换届选举前，三年一次， “黄花菜都凉了”，这一机构的监督也就流于形式了。
（三）村务监督组织形同虚设。目前，农村的监督组织主要是村务监督委员会。村监会本是独立于村两委以外的群众性自治组织，是一个常设的监督机构，也是监督村庄权力的主力军。但是，现实中村监会的监督并不得力。
一方面，村监会成员由于自身的素质能力不高，在其位不一定能谋其政，履职能力不强，监督效率不高；甚至化监督权为个人资源，进行权力寻租，在任期内“染病”。
另一方面，村监会与村支两委“同体化”，虽然在村监会成员的候选资格方面设置了回避制度，但只限制到村委会，并没有限制到村党组织，所以村监会主任及其成员由村党组织成员担任的不少，这就使得监督出现了“同体化”；而在村监会成员的选举中，村支两委直接或间接介入，排除异己用自己的人，或者在选举后威逼利诱，拉帮结派，把他们变成自己的人，村监会与其监督对象沆瀣一气、 “穿同一条裤子”的现象不少。“村三委”变为一体，不就成了“自己监督自己”了？
三、监督制度有缺陷
（一）制度相冲突。监督制度的设计存在悖论。比如说，村委会之所以高度集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授权使然，该法规定，“村民会议由村民委员会召集”，但是，它又规定，“村民会议审议村民委员会的年度工作报告，评议村民委员会成员的工作”，这就是说，村委会权力受村民会议的制约与监督，但由村委会来召集村民会议，就成了被监督者可以制约监督者了。另外，《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还规定，“村民代表会议由村民委员会成员和村民代表组成”，这使得村委会又拥有了决策权和监督权。制度安排有冲突，增加了监督难度。
（二）制度有真空。现行的村级民主监督制度仍然比较单薄，一些制度存在空缺，尤其是对村监会成员的惩戒制度、激励制度、监督制度的设计缺失。比方说，村监会成员“政治上没奔头，经济上没盼头”，几百块钱一月的工资难以养家糊口，监督动力严重不足。制度缺失，影响了监督效果。
（三）制度难落实。由于没有细化、可操作性不强，一些制度建立后并没有运转起来，成了墙上的一纸空文。比如说，《关于进一步加强村级民主监督工作的意见》中规定：“经济责任审计，由县级人民政府农业部门、财政部门或者乡级人民政府负责组织实施。”审计主体这么多，谁来牵头组织呢？这可是个烫手山芋。因而，很少对村官进行任前和离任经济责任审计。审计监督缺位，难以对村官产生震慑作用。另外，监督主体也没有按照法律和制度的要求来主张权利。由村监会主持的民主评议制度本是一个很有杀伤力的监督武器，但一些村民认为，民主评议无非就是“画个圈，打个钩，坐在一起聊聊天”，没必要较真去得罪人。民主评议走形式，大家“一团和气”，造成了更多的问题村官。制度落实难，使得监督成了空架子。
四、监督环境欠佳
村级民主监督是属于乡村治理的部分，而乡村治理是整个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因此，民主监督的运行受整个政治环境、文化环境的影响。目前，我们正处于人治向法治的过渡期，传统的人治文化氛围还比较浓厚，党风、政风、民风没有根本好转，政治体制改革仍需深化，在这样的环境下，村级民主监督依然举步维艰。监督党委政府都不容易，更何况要在缺乏民主土壤的农村推进民主监督。村民的民主意识、民主素质制约着民主监督的成长；总体的政治环境、文化环境又使其缺乏民主的养分，因而更是难以茁壮成长；而在不少农村，地方资本、黑恶势力、宗族势力还在阻碍、干扰甚至威胁民主监督，监督环境亟待改善。
（摘自《组工文萃》2016年第四期）
稿件来源：《攀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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