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乾隆好文的另一个结果
乾隆性好文学，自谓“平生结集最于诗”。因为他本人就是行家里手，而又掌握着至高无上的权力，怀着偏私狭窄的心理，多以疑虑猜测同时代的文人和作品，他的高文化素养和学术造诣，恰成为摧残文化学术的武器，制造了大量文字狱。据统计，乾隆时期文字狱130多起，超过了顺治、康熙和雍正时期的文字狱的总和。其捕风捉影之荒唐，株连之广泛，处理之严酷，也超过了乃祖和乃父。
有清一朝，许多文字狱大案，多是由告密造成的，其源头得从顺治末年至康熙二年的庄氏《明史辑略》案说起。
明末天启年间，曾任宰相的浙江乌程人朱国桢退休后，写成一部《明史》。清兵入关时，朱家道衰落，遂以千金把书稿卖给当地富室庄廷鑨，庄得书稿后请一些文人加以润色并补上原稿所缺的崇祯年间事，最后改名《明史辑略》作为自己的著作。不久，庄去世，其父庄允城又请一些文人作序，庄廷鑨的朋友、富商朱佐明资助刻印成书。此书是明人所作，书中又多次提及明末与满人在辽东的战争，用的都是明朝人的观点和语言。
庄氏在修改时没有对此删改或删改未尽。清兵入关后，这些用语自然被认为是“叛逆”语言。告发此书的是一个名叫吴之荣的无赖。此人原是一个大贪官，曾以敲诈手段得赃款数十万金，被人告发，判以重刑，遇新皇帝康熙即位大赦获释。但他贼心不改，到处窥伺发财机会。他发现《明史辑略》一书有油水可捞，就向庄、朱两家富家敲诈，不遂，就告官，几经周折，酿成清初大狱。庄、朱两家及姻党亲友、男女老少全部锒铛入狱，与此相关的写字、刻板、校对、印刷、装订、书商、购书者、藏书者和读者俱不能免，被捕者达2020多人，被杀者200多人（一说70多人），其中18人被凌迟处死，上任不及半个月的归安训导王兆勋和新任湖州太守的谭希闵俱以“放纵看守”等罪名处绞。没官为奴或流徙者无数。
在此案中，吴之荣被认为是立了大功，又被重新起用，官至右都御史，而且分得庄、朱两家财产的一半。吴之荣用数百人的头颅和鲜血染红了自己的顶子，升官又发财，遂使后世无赖之徒心生羡慕，纷起效尤。
乾隆多次谕令各省巡抚大员和各级官吏搜查禁书，对于积极的就给予奖励和升官，对于不积极或认为处理不力的就予以申斥治罪。
各省巡抚及各级官员战战兢兢，到处搜查“禁书”，弄得各州县乡里骚然；官吏们在处理案犯时也就无限上纲，宁枉毋纵，宁严毋宽。而何谓“悖逆”，何谓“违碍”，又没有个标准，更无法可依，官员们处理时就可随意解释，弄得对手家破人亡。
在这种森严文网中，势必产生一批文化鹰犬。他们为了向主子邀功请赏，为了自己飞黄腾达，到处窥探捕捉对象，浙江巡抚觉罗永德就是一个典型。他在乾隆三十三年向皇帝密报：“为盘获行踪乖僻、诗句牢骚可疑之犯……臣谆饬各属，无论穷乡僻壤，庵堂歇店，细加盘诘。”官府尚如此密访，无耻文人更为虎作伥，出入店铺、学馆，甚至到私人书房中用偷、骗等卑鄙手段获得密告材料。社会风气由是大坏。
文字狱之为害，不只使当时无数无辜者人头滚滚落地，血肉横飞，无数妇孺被世世为奴，或被流放蛮荒之地世世服苦役，而且对后世数百年俱有深远的影响，成为使我国长期落后积弱的重要因素。
清代人李祖陶在《迈堂文略》中指出：“今人之文，一涉笔唯恐触碍于天下国家……人情望风觇景，畏避太甚。见鳝而以为蛇，遇鼠而以为虎。削刚正之气，长柔媚之风。此于世道之心，实有关系。”这是符合实际的。
直到鸦片战争前后，中国到处仍然是“茶房酒肆之中，亦大书‘免谈时事’四字，俨有诗书偶语之禁”。龚自珍的诗句“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可谓一字一泪。
官员们不敢过问国家存亡和百姓的死活，不敢言改革和创新，只能终日揣摩上意，歌功颂德，唯唯诺诺，俯首帖耳当奴才。
龚自珍在去世前曾大声呼唤“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其实，“江山代有才人出”，人才总是有的，只是在当时专制制度压抑下，即使有人才也不能被重用，不能发挥其才干。得意的只是善于揣摩圣意、吹牛拍马、出卖国权的庸才、奴才。天下以一人之是非为是非，舆论是一律了，人们变得听话了，但也变得卑琐萎靡了。
中国的积弱贫穷，固然有其深层次的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的原因，但是清王朝长期实行的文化专制的恐怖政策却难辞其咎。
（摘自《领导文萃》2014年3月上）
稿件来源：《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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