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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秦汉帝国向周边的扩张

2017-04-25 许倬云 领导文萃

秦汉时代对外关系,应该可以分成两层:一个是抵御强大的北方游牧帝国——匈奴;另一个则是,秦汉中国如何与其他具有各自背景的族群相处。

1长城沿线族群的混合和重组

匈奴本来只是北方草原上许多游牧民族之一。秦汉统一中国,在相当于今天内蒙古的高纬度,游牧和农业两大帝国长久对峙。秦始皇将战国时代北边诸国的长城,整合为“万里长城”,秦代北方的国防得以稳固,但是采取守势,并没有积极进攻。    

匈奴和汉廷之间,或战或和,彼此学习,中国吸纳了许多草原作战的技术,胡汉之间,也有互市。汉室与匈奴单于常有和亲,以维持和平。前后汉与匈奴长期对抗,匈奴内部分裂,终于离散。西走的北匈奴,远离中国;留在草原的南匈奴和其他余部,逐渐汉化。在三国魏晋时代,汉化的匈奴后裔,居住在中国边境,乃是“五胡”中首先进入中国的竞争者。   

西北方面,匈奴强盛,大月氏西迁,贺兰山下,青藏高原山麓的草原就由西羌居住。这一藏缅语系的牧羊族群,终两汉之世没有建立国家,只是分成许多部落散居山坡和草原。东汉时代,羌人竟成主要的边患,汉、羌冲突不断。中国通西域的道路上,羌人和中国的河西四郡共存,逐渐转化为农牧兼顾的族群。东汉末季,汉戍军将领董卓和羌人合作,居然夺取汉廷政权,结束了东汉帝国。三国鼎立时,蜀汉的武力,也颇为依赖西羌的兵源和羌麦的供应。

同时,中国通西域,是为了断绝匈奴的“右臂”。经过张骞、班超等人在两汉前后的努力,开拓了中国与西域之间的通道。由河西走廊延伸到天山南北路的通道,称为“丝道”。经过丝道,中国取得了许多新的事物:“天马(伊犁马)”、葡萄、西瓜、胡椒等。而且中国长期因为外销丝帛,获得巨大的盈利。中国、西域和匈奴之间,失败的军队、掠夺的战俘、移动的人口,也使三个地区的人群都增加了前所未见的基因。不仅北方胡人(匈奴、东胡、丁零、羯等),还有居住在西域的塞人(西方称为斯基泰的中亚人种),均有与中国内地人种混合的记录。

2用“软实力”吸纳周边族群

对于东方、南方和西南,秦汉的扩张则是另一番面貌。前面曾经提过,从秦代开始,中国发展了涵盖全国的道路网。其中不少干道,是由政府开发的,例如,秦始皇的驰道,有一定的宽度、厚度,且经常维护。在主干线之外,有许多分岔,像树木枝杈一样,延伸到全国各处。秦代和汉初,设置郡县遍于全国;但是,许多郡县的治所,大都是在主干道上;政府的政令,并没有真正有效地深入到交通网络的末端。在东方,例如浙江、江西南部、安徽南部,都还有许多战国时代的原居民居住,他们的族属相当复杂。在南方,长江以南和四川盆地,沿海许多地区,政府不能直接控制。这些地方的居民,虽然在战国时代就经过楚国和秦国的统治,接受了相当成分的中原影响,还是具有很强的地方性。广大的西南,山地崎岖,族群甚多,来源更为复杂。楚国大将庄峤曾经以武力进入今日滇池地带,却没有建立有效的控制。以汉代整体的帝国而言,在原战国七雄疆域之外,只有点的控制。除此以外,汉廷统治的线状网络也还不够深入,大半个南方还有许多有待填补的空间。  

中国北方地区,已经有发达的农业、活泼的商业和先进的文化水平。用今天常用的词句:这些都是“软实力”,相对于南方和西南散居的族群而言,中原汉廷代表的涵化力,足够一步一步地将分散在湖沼、河流、山地的族群吸纳为中国的一部分。一般言之,在干道上的郡县治所,可能也是深入腹地的经济中心。商贩将中原出产的商品,包括铁器、纺织品、工艺品等等,贩卖到少数族群的地区。汉廷政权发展的形态,大致是沿着水路的河谷和陆路的山垭,再从大河河谷延伸到支流,溯流而上,进入更深的山地。如此一步一步,中国的行政权和经济、文化力,填补主道以外地区的空间,将这些地区,收入中国政令和文化的涵盖区域。

3南方漫长的融合过程

整个过程,需要漫长的时间。西汉时代,第一步的发展是在今日浙江、安徽、江西等处,例如会稽、豫章;第二步则是进入福建,设立几个据点,例如闽和侯官;第三步则是继续秦代在广东已经开始的扩张,将南越归入掌握。这些地区,笼统言之,都是广义的“百越”族群居住地。秦代的征服,大致只是名义上,建立了若干郡县治所,经历两汉长期的发展,方得有效地控制整个地区。

汉廷在东南部的扩张,没有花很大力气,因为这地方已经有相当多的北方居民,他们和原来的居民混合居住;原来居民在战国楚、吴、越的统治之下,也已经吸收相当程度的中原文化。汉代完成对这地方的全部控制,颇得早到移民的帮助。汉政府不仅以中原移民充实东南,而且将若干百越的族群往北迁移到人口较少的地区。强迫移民的手段,其实相当的残酷,浙江的瓯越,就有数十万人北迁。究竟有多少人到达目的地,历史没有记载。

秦始皇留在南越的部队,在汉兴之后,其将领(原籍赵国的)尉佗自立为南越王。汉廷容忍南越存在两代之久,然后才以大兵征服了南越。南越涵盖的地区,主要在珠江三角洲,延伸到交趾、今日越南的北部。从两湖到五岭之间,那片广大的湖泊、沼泽和山陵地区,在西汉时代也只有几条主要的南北通道而已。经过两汉的长期发展,这些政令所不至的山区,才逐渐融合于帝国的疆域之内。当时两湖的五溪蛮等少数民族,为了抵抗汉人的侵入,有过数百年的斗争。真正地将广大南方地区,吸纳成为中国的领土,还需要三国和南朝,汉人不断地移民。

今天的四川、贵州和云南,在汉代是西南夷地区。这些地区居民的族群成分非常复杂。以今天中国西南部的族群而言,包括了汉藏语系以外的南岛语系和南亚语系。秦汉时代,这些族群并没有组织为国家,最大的不过是一些部落群;虽然在中国典籍之中,他们的领袖也带着“王”的称号。他们对中国内地的知识,也非常隔阂,例如贵州的夜郎,还曾询问汉廷的使者,“汉与夜郎谁大?”汉代对于西南,本来也没有急切并入版图的打算,只是因为要打通西域,听说从西南中国到西域,有方便的快捷方式,才通过已经移入四川的居民,开始经略西南夷。

不过,终两汉之世,汉廷的郡县也只是稀疏分布。三国时代,诸葛亮南征后,才对西南地区建立了有效统治。三国竞争,蜀汉据有四川一地,人力、物力都不足以维持长期抗争的情势。诸葛亮不得不大举南征,将西南的资源和兵员,收为己用。在南征后,有不少西南族群的领袖(例如孟获),归顺蜀汉,担任高官。诸葛亮《后出师表》列举西南少数民族的军队,他们已是蜀汉武装力量中重要的部分。中国的大西南(包括四川、云、贵)物产丰富,不仅对蜀汉提供许多资源,在此以前和以后,来自西南的茶、盐、铜、铁和无数药材,于整个中国都有裨益。当然,汉人秉持强大的文化和经济力量,才能吸纳西南为中国的一部分。更值得注意者,从四川经过云贵,成为中国和今天中南半岛及印缅地区的通道,使中国对东南亚和印度洋边缘,开拓了新门户。

(摘自《领导文萃》2015年4月下)

稿件来源:《国家人文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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