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从公司治理看王朝政治
如果我们将“家天下”时代的郡县制帝国想象成公司，那么它显然是一个巨型的家族企业。皇室是这个家族产业的唯一股东，皇帝为董事长，宰相则是皇帝聘请的CEO，率领一个由官僚组成的职业经理人团队替皇上打理天下。这样的权力框架，在秦汉时已经成形。
汉武帝是一个对独裁权力具有特别嗜好的皇帝，他当然不打算跟其他人分享统治汉家天下的权力，更不打算当一名垂拱而治的“甩手掌柜”。汉初，皇室与政府的分化，是国家治理结构成熟化的标志。但这个分权的治理结构并不牢固，如果皇帝不甘心垂拱而治，则很容易出现所谓的君权与相权之争，换句话说，就是产权所有人与经理层之间发生或明或暗的权力争斗。雄才大略的刘彻在当上汉帝国总公司的“董事长”之后，决心收回被子公司与CEO分走的权力，加强公司总部与董事长本人的权势。武帝创设“内朝”，任用尚书、中书、侍中、中常侍等皇帝身边的亲信、近臣（即皇室“身边人”），组成一个非正式的顾问与决策班子，架空外朝宰相之权。自此帝国中央便有了内朝、外朝之分。
在法理上，外朝是帝国正式的管理队团，行使的是法定权力；内朝只是皇帝的私人班子，并无治理国家的职权，但因为内朝诸人受到皇帝宠信，得以预闻政事，因而获得了一种有实无名的、非正式的权力，我称之为“隐权力”。
汉武帝是个魅力型领袖，驭下有术，在他治下，“身边人”尚不至带来严重的问题。时过境迁，原来完全依附于皇权的“身边人”，也会变得位高权重，不但不受人主控制，甚至威胁到皇权的安全。最终葬送西汉政权的大司马王莽，恰恰也是外戚。这便是“身边人控制”的恶果。
有汉一代，“身边人”的问题越来越大。东汉中期之后，由于皇帝多是幼年登基，免不了出现母后柄权的情况，于是太后的“身边人”——外戚常常以“录尚书事”之衔入主尚书台，把持朝政。小皇帝成年之后，要夺回权柄，手法还是模仿乃祖，另行扶植宠信的“身边人”，只不过这时的“身边人”换成了宦官。而宦官得势之后，又复擅权乱政。最后，东汉产业被门阀世族瓜分、颠覆，中国进入近四百年之久的战乱周期，直至李渊建立大唐政权，才迎来一个较长时段的承平之世。
汉代出现的产权所有人与经理层之间的权力争斗，在唐代依然存在。为了避免CEO团队坐大、摆脱控制，李唐王朝的“董事长”所想到的招数还是起用“身边人”。首先受到李氏皇帝青睐的“身边人”是翰林学士。
翰林学士本来是由皇室供养的伎艺人员，以供皇帝随时“召入禁中驱使”，就如企业的老板出钱养了一班闲人，有事时让他们提提建议，无事时则叫来下下棋。唐玄宗即位后又置立学士院，专掌内廷命令，标志着唐代“身边人控制”的制度化。显然，皇帝是要以近臣（身边人）来削弱外臣（CEO团队）的职权。
安史之乱后，皇帝因猜疑武将而宠信宦官，宦官不仅掌握内廷机要，而且侵入外朝系统，担任政府要职。皇帝的本意是要扶植一个“身边人”班底来牵制CEO团队，防止权柄下移，但是“身边人控制”就如一道不可逆的程序，一经启动即无法制止，到后来，宦官权势越来越大，以至于“迫胁天子，下视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不但CEO团队的权力被架空，不少翰林学士也成了宦官的鹰犬，就连皇帝的生杀废立，都操在宦官手中。唐代的皇帝不是想以“身边人”钳制CEO队团、从而达到大权集于董事长一身的目的吗？但是他们低估了“身边人”领悟权术的智力。皇帝以为“身边人”更容易控制，但结果反被“身边人”操控于股掌之中。
纵观汉唐二代出现的“身边人控制”及其恶果，我们可以获得一个启示：治理一个庞大的组织，制度重于人事。跟建立在成熟治理结构、制度化运作的CEO团队相比，完全依赖于人事的“身边人”更容易失控，更不可靠。
（摘自《领导文萃》2014年3月下）
稿件来源：《国家人文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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