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政|核不扩散机制还有多大约束力
朝鲜在2003年退出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客观地说，这一条约对朝鲜没有法理上的约束力。但不同于伊朗，朝鲜是新世纪唯一走向实质拥核的国家，对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打击不言而喻。更严重的后果恐怕在于，朝鲜此举会否引发多米诺效应，刺激日本、韩国寻求核武，导致东北亚成为拥核国密度最高的区域？这是个复杂的问题，与之相关的首要问题是，目前的国际核不扩散机制，还有多大约束力？
历史与现实
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具毁灭性的武器，核武器的诞生就孕育着扩散的可能性。1953年8月，苏联成功爆炸氢弹，把苏美核军备竞赛推向了新的高度。这一年12月，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提出“和平利用核能”的倡议。从本质上说，这个倡议折射了美国对核扩散的担忧，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雏形也源于此。
美国“和平利用核能”倡议的基本逻辑是，包括拥核国在内的核技术先进国家，通过向潜在的拥核国提供和平利用核能的援助，“换取”这些国家放弃发展核武器。195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对南非、以色列、印度、巴基斯坦、日本、韩国等国，提供过核技术援助和人员培训。与此同时，英国、法国、挪威对以色列，英国、加拿大对印度，以及苏联对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也都提供了类似援助。
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让美苏两个核大国意识到了核战争、核扩散的风险，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由此开始酝酿。1968年7月1日，美国、苏联、英国等59个国家签署NPT，1970年3月正式生效。截至2015年，NPT缔约国有190个。
但认为核不扩散机制毫无约束力，也不符合事实。根据解密的冷战资料，西德、瑞典、阿根廷、巴西、澳大利亚、韩国、日本等多国，都曾不同程度地发展或尝试过核武计划，只不过最终放弃了。如今“不扩散”已成为一种国际政治正确，无论是否加入NPT，这种约束都客观存在。
尽管以色列方面批评这份协议，称“对伊经济制裁本应取得更好协议，内容包括拆毁伊核设施”，特朗普近日在联大也称“如果《伊朗核框架协议》只是为伊朗最终发展核武器计划作掩护，我们就不能遵守它”，但显然，伊朗留在NPT框架内并接受国际监督，客观上迟滞了其核武研发进程。
不扩散困境
“原子能的和平与战争用途，是一对连体婴”，曾获得诺贝尔奖的瑞典物理学家汉尼斯·阿尔文这句话，道出了核不扩散的现实困境。
这个困境的表现之一是，以和平利用核能为目的的核技术合作，客观上扮演了核扩散的角色。美国得克萨斯农工大学核战略学者马修·福尔曼，通过研究1945年至2000年国家间核合作协议发现，接受核技术援助的国家，与没有接受援助的国家相比，获得核武器的可能性高360%。
核不扩散困境更为突出的表现在于，NPT在执行过程中与国际政治现实的不匹配。该条约核心内容有三点：拥核国不向非核国转让、援助核武器及核武技术；非核国不寻求核武器但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拥核国承诺削减并最终消除核武器。在具体执行层面，IAEA承担起了监督前两条的功能，但对于第三条即“拥核国削减并最终放弃核武器”，既没有明确的时间表，也没有具体的执行机构。
冷战结束后的历届国际《不扩散核武条约》审议大会上，拥核国遭受批评的主要原因，就在于该条约内置的“正义与公平”问题。美国布朗大学国际关系学者妮娜·坦嫩瓦尔德曾撰文指出，核不扩散机制正义与公平问题的核心在于，它把“过渡性”的机制变成了“维持现状”机制。也就是说，非核国家认为NPT已经变成了管理符合拥核国利益的现状维持机制。印度提出加入NPT的前提，就是要求制定消除核武器的明确时间表。
某种程度上说，拥核国与非核国都承认NPT的过渡性特征，是该条约的“合法性”来源之一。但现实却在给NPT制造合法性困境。美国前总统奥巴马2009年的布拉格演讲，高调宣称美国将致力于打造“无核世界”，但他在执政后期却制定了投资万亿美元，升级美国核武库的庞大计划。今年年底特朗普政府即将公布的核态势评估报告，几乎可以肯定会突显核威慑的作用。另一核大国俄罗斯，在常规威慑力江河日下之际，不可避免将更加倚重核威慑。
在核扩散问题上的双重标准，是NPT合法性遭到侵蚀的另一原因。2006年，美国布什政府与印度签署民用核能合作协议。印度不是NPT缔约国，作为缔约国的美国与其签署该协议，明显违反该协议的原则。坦嫩瓦尔德的文章分析称，这个协议破坏了“扩散有害”的核心原则，传递出“有些扩散可接受”的信息。通
过界定“好”与“坏”的扩散者，美国也在弱化处理朝核、伊核问题的道义基础。
在可预见的未来，NPT的“公平与正义”问题将继续存在。但在坦嫩瓦尔德看来，对核不扩散机制的抱怨，并不能成为寻求核武器的理由，毕竟还有更多的国家虽然抱怨，但并没有表现出任何发展核武器的意愿。而从另一方面来说，NPT“过渡性”的共识也应得到强化，比如通过创造一种预期，即拥核国的特权有终结的一天，来强化NPT的合法性。对于大多数非核国家来说，核不扩散的进展，应该取决于核裁军的进展。
谁是下一个？
历史与现实表明，核不扩散机制没有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世界也没有遭遇核扩散的多米诺效应。换句话说，一国为何寻求发展核武器，以及能否成功突破核门槛，背后的原因是多维的。
有学者从安全威胁角度，解释印度和巴基斯坦寻求核武器的原因。但1960、1970年代阿根廷与巴西曾出现军备竞赛，最终两国却主动放弃发展核武。有学者认为，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催生“核克制”，以此解释阿根廷、巴西案例，但这一解释又不适合民主的以色列。
尽管如此，对于核扩散问题，目前发展最成熟，同时也最具解释力的还是安全威胁理论。毕竟国家寻求核武器的初始动机，无一例外都是应对安全威胁，最终放弃发展核武器，要么是外部安全威胁缓解，要么是获得了外部安全保障。
前述马修·福尔曼的研究显示，在获得核技术援助的国家中，如果面临持续性的军事冲突，那么最终突破核门槛的几率将增加750%。美国曾对巴基斯坦提供过核技术援助，也曾力阻其发展核武，但伊斯兰堡还是造出了核武器，就是因为其面临与印度的持续军事摩擦。
以此来看，预判下一个发展核武器动机最强的国家，安全威胁是关键的分析切入点。耶鲁大学学者努诺·蒙泰罗与亚历山大·德布斯，在《核扩散的战略逻辑》中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即那些面临“弱同盟、强威胁”的国家最可能突破核门槛。他们以巴基斯坦为例解释，美国与巴基斯坦的“宽松同盟”，为巴发展核武提供了免遭印度预防性打击的可能性，同时又没有确保巴基斯坦安全无虞。
如果上述理论成立，那么目前韩国寻求核武器的可能性应该不大。因为虽然韩国面临朝鲜这个“强威胁”，但韩美“强同盟”能起到实质性的对冲作用，从而弱化韩国自身核武装的动机。日本的情况则存在微妙的不同。与韩国相比，日本的安全利益范围更广，其战略考虑中除了朝鲜威胁，还有中国威胁。由此推断，当日本感觉到日美同盟的保护伞，没有大到能“覆盖”其所有的安全利益时，核武装的动机就会增大。
美国南加州大学核武战略学者雅克·海曼斯，在其著作《核武扩散心理：身份、情感与外交》中，通过分析历史案例得出结论：一国寻求或放弃发展核武，主要取决于领导人的个人角色，其中“国家身份认知”发挥了关键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安倍晋三首相积极推动修宪、重塑日本的国家身份，是不是在为未来日本核武装埋伏笔？虽然目前日本民意不支持核武装，但与政治领导人的政治意志相比，民意的可变性要大得多。
（摘自《领导文萃》2017年12月上）
稿件来源：《南风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