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汉武帝的御人之术
汉武帝深谙海纳百川、广招人才的道理，为了招揽人才，他甚至下求贤令，“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没有曾祖父刘邦识人、用人、控制人的特殊天赋，刘彻更注重制度建设，通过制度来选拔人才、任用人才、控制人才。制度显然比天赋更可靠。
最初是贤良对策制度。汉武帝首先提出治理天下的一些难点，给全国人命题作文，上书言政，通过对治国之道的论述来发现有真才实学的人才。
建元元年十月，汉武帝下诏，要全国举荐“直言敢谏之士”百人，并一一召见，亲自策问“古今治乱之由，长治久安之道”。董仲舒、公孙弘、严助、朱买臣、主父偃等都是通过这种渠道得以施展他们的才华，而汉武帝文治的主要成就也是靠这些人才得以实现的。
汉武帝另一个创举就是荐举制。他鼓励大家向朝廷推荐人才，经过试用，如果发现某人推荐的人是真正的德才兼备，则推荐人和被推荐人同受奖赏；如果某人推荐的人犯了过错，则推荐人与被推荐人同受处罚。
对于贵族子弟中一些才能非凡、见识高远的人，汉武帝往往把他们带在身边，亲自培养，然后再外放出去。因而，这些人更能将武帝的意图传达和落实出去。像当时征讨匈奴的著名武将卫青、霍去病以及开辟丝绸之路的张骞等，都是经过他的亲自训练，然后再派到广袤的世界里去建功立业。
武帝一朝，人才荟萃，面对如此之多的能人，刘彻要怎么去驾驭他们呢？其实，在人才管理上，汉武帝最善于平衡术，在提拔人才和冷落人才之间达到平衡。
窦婴，是汉文帝皇后窦氏堂兄之子，窦太后侄，吴、楚七国之乱时，被景帝任为大将军，守荥阳，监齐、赵兵。七国破，封魏其侯。田蚡则是汉景帝皇后王娡同母异父弟，汉武帝的舅舅。由于他天资聪明，很有口才，尤其王娡后来成了汉景帝刘启的皇后并生下太子刘彻后，由此飞黄腾达。建元二年（前140年），刘彻登基后，田蚡被封为武安侯。
窦婴和田蚡代表着两代外戚，为了平衡其间利益，汉武帝就将他俩同时任命，窦婴做丞相，田蚡做太尉。丞相跟太尉，在西汉初年，都属于三公之一的重要官职。这样，窦婴所代表的窦氏集团与田蚡所代表的王太后集团之间就达到了制衡，同时在决策中，也能达到相互制约。
在军队中，更是如此。卫青“奇袭高阙”、“二出定襄”，大破匈奴于漠北，成为威名华夏的常胜将军，被封为长平侯、大将军。然而，汉武帝并没有将所有军事权力集于卫青一身，而是迅速提拔了霍去病这样的年轻将领，并于元狩四年设置大司马位，由霍去病与卫青共同担当。这样，就达成了权力的分割与制衡。
不拘一格降人才汉武帝用人，不为传统观念所束缚，而是任人惟贤、不拘一格、不问出身。汉朝人的家族、门第观念非常重，若依据这种习惯思维，桑弘羊（商人）、卫青（奴隶）、卜式（牧民）、金日磾（俘虏）都是不可能得到重用的。但是，汉武帝都提拔并发挥了他们的能力。
同时，汉武帝也能做到知人善任、量材使用。如司马相如只是以擅长辞赋写作而得到武帝宠信，东方朔喜欢幽默嘲讽，武帝只让他进谏，却始终没让他们处理国家政务。不像后来的有些皇帝，让亲信宦官或宠臣处理一切军机大事。这样，就避免了权臣擅权现象。
在军事人才的选拔方面，汉武帝也将注意力集中在影响被考察者今后军功战绩的关键能力和关键素质上，不论籍贯、门第、出身、职业、年龄以及与朝廷的私人关系，都会得到选拔重用。由于卫青、霍去病等卓越军事人才的相继涌现，汉王朝逐步形成了蔚为壮观的一流军事人才团队，在与匈奴的反复斗争中屡屡获胜并最终完全制服了对手。
除此之外，丞相公孙弘、御史大夫倪宽，以及严助、朱买臣等人都是从贫苦平民中选拔上来的，御史大夫张汤、杜周和廷尉赵禹则是从小吏中选拔出来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汉武帝任用的一些将军是越人、匈奴人。而金日磾这样一位匈奴的俘虏、在宫中养马的奴隶，竟然与霍光、上官桀一起被选拔为托孤的重臣。这些情况说明汉武帝选拔人才是不受出身与民族差别限制的。
然而，这不是说汉武帝用人没有标准，标准还是有的，就是惟才是举。正因如此，汉武帝一朝，人才济济。班固就惊叹地说：“汉之得人，于此为盛！”
（摘自《领导文萃》2013年7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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