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如何让潘石屹给中国捐钱
潘石屹先后向哈佛、耶鲁捐赠巨资引发争议。为何选择耶鲁，潘石屹直言：“把钱捐助给这样的学校，我们非常放心”。有专家分析，内地高校对捐款使用不透明、挥霍浪费，导致不少企业家对捐资持观望态度。这样的原因没有普适性，如果陈嘉庚按照这样的标准搞慈善，中国将永远没有厦门大学。陈嘉庚也并非不清楚当时中国的腐败和不透明，但仍然于1937年无偿把厦门大学捐给南京国民政府。
如果我们不反对外国人向中国捐款，我们就没有理由反对潘石屹向美国大学捐款。与其质疑潘石屹的慈善动机，不如反思如何吸引潘石屹们更多地向中国捐款。
讨论这个话题有两个有意思的视角：一个很微观，为什么福建人特别爱做慈善？在2011年的“中国慈善排行榜”，福建获评“捐赠最慷慨”的省份。另一个很宏观，在一个没有现代信用体系的传统中国，到底是什么因素支持着修桥铺路的慈善行为从不间断？
信仰、善念可以解释普遍的慈善动机，却无法解释慈善的具体走向，信用、价值、情感是人们选择具体的慈善对象通常的诉求点，但这三者的解释力也有限，比如林文庆的故事。
厦门大学第二任校长林文庆，执掌厦大长达16年。1957年他在新加坡去世前，把所有财产分为五份，两份给后代，其余三份连同鼓浪屿一幢别墅赠给厦大。在当时的认知局限下，林文庆被贴上“污名化”的标签。其遗嘱因当时中国和新加坡尚未建交而无法马上执行，而厦大也是直到改革开放时期才知道有这么一份珍贵的遗嘱。一份不知何时能执行的遗嘱，一个出生于新加坡的福建人，一位被对方主流话语抛弃的捐赠者——信用依赖、情感回报、价值认同，都无法解释这样的慈善。都言赠者痴，谁解林文庆？
从福建籍华侨，到福建籍商人，如何解释他们一代又一代源源不断的慈善冲动？厦门大学郑振满教授是福建莆田人，他记得儿时母亲常常念叨的一句话：“如果你要做坏事，死的时候，你自己爬到山上去。”由此深切理解在这样的乡村文化秩序中，一个做坏事的人将会如何被孤立，一个做好事的人又会得到怎样的鼓励。一个好的系统，坏人不敢做坏事，而普通人更容易变成好人。所以，并不是福建人更有钱、更善良，而是生活在这样的文化系统，乐善好施的好人自然会层出不穷。
郑振满教授把这样的乡村文化称为“没有国家的生活”，它不是无政府，也不是反政府，而是在政府权力的边界外，形成低耗高效而有秩序的社会。当华侨漂流海外，带不走国家，带不走故乡，但可以带走文化，他们就在不同制度的各个国家复制这种社会。为什么华侨在海外还要盖祠堂修族谱？首先是情感寄托，但更深层的原因是据此可以建构一个令他们在现实中受用无穷的社会。
中国几千年来就在这样的系统里，不靠政府作为，也不靠所谓的慈善组织，悄然地进行着各种修桥铺路式的慈善。我们的祖先千百年来受益于这种自组织的社会。遗憾的是，20世纪初期，这样的传统开始打断。我们更依赖包办一切的政府，更相信金钱万能的市场。只有当一个人大病大灾时，才会发现捐款最多的（平均值）往往是自己的同事、同乡、同学，才能切身感受到在政府和慈善组织之外，还有一个“社会”可以如此具体地帮助自己。只不过这样的“社会”和过去发达的传统社会相比，功能已大幅度退化，而且面目全非。
今天，我们认识到一度被当作封建迷信、陈规陋习扫除出去的传统文化，其实有着巨大的活力与效力，又开始重新重视乡规民约。但如果只是把乡规民约当作一个个口号，而不是重构一个包括习俗、奖惩在内的社会系统，那么它的作用仍然是有限的。如果能在制度设计上，将传统社会与现代法治、市场经济对接，在国家与个人之间，重建一个更有活力、更有秩序并赋予现代文明的社会，则善莫大焉。果真如此，我们就会看到更多的潘石屹们像陈嘉庚、林文庆那样源源不断地向中国捐款。
（摘自《领导文萃》2015年3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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